萨尔曼·拉什迪：回忆卡尔维诺

回忆卡尔维诺

[英]萨尔曼·拉什迪

流畅 译

1981年，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在英国出版，我记得反响多少有些寥落。在英国很少有人听说过伊塔洛·卡尔维诺，尽管这本书在他的一系列杰作中是相对较晚的一部。我记得我给《伦敦书评》打电话说：“你们准备评论《寒冬夜行人》吗？”他们说：“这是什么书？”我说：“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写的。”他们说：“那是谁？”我感到非常惊讶，就问我能否写一篇长文，不单单评论《寒冬夜行人》，同时还要向《伦敦书评》的读者介绍这位他们知之甚少的作家及其作品。

于是，我写了那篇文章。接着，有人将它送到了卡尔维诺手里。不久之后，我在英国短短一个月内变得非常吃香，因为我有一部作品得了奖。世界各地的人都打电话给我，让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在此期间，我接到了大卫·高斯尔德的电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经营着位于伦敦汉默尔斯密斯的河畔剧院，他告诉我说，卡尔维诺同意举办一次朗诵会（英国罕有的事情），并且希望让我给他做介绍。接着他开始跟我说他知道我非常忙，当然，我的日程表一定排得满满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会很感激我……那个时候我一直试图打断他，说我同意接受。这可费了我好长的时间。

这是我初次见到卡尔维诺的情景：我前往河畔剧院去作音响测试，在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处在令人惶恐的位置上，我是唯一需要为晚会写点新东西，并且在卡尔维诺出场时宣读的人。我开始冒汗。我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向我致意，接着说：“你写了什么东西吗？”我说：“是的。”他说：“给我看看吧。”我心想这可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但还是把那些小卡片递给了他。我在嘀咕，“如果他不喜欢的话，我该怎么办啊，见鬼！”幸运的是，我在开头提到了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使他停了下来。“阿普列乌斯，”他说，“非常好。”

他将卡片交还给我，于是我便可以去作我的介绍。我想，卡尔维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在英国受喜爱的程度。我从未见过一个剧院如此人山人海。有的人挤得都吊在了椽子上，这可不是夸张的说法。还有人带来了卡尔维诺写的每一本书，书角都卷起来了。这极好地证明了他们的钦佩与喜爱，我想他肯定非常感动。我就很感动，即便这不是我的作品。

一年之后，在1982年的10月份，伊塔洛和他的妻子齐姬塔作为荣誉嘉宾，受邀出席了布克奖的晚宴。我同样受到了邀请，如同往届的世界小姐，这样说是因为我是在前一年得的奖。他们通常都不喜欢邀请作家出席布克奖晚宴——他们尽可能少地邀请。出席的作家仅有短名单上的六位，以及前一年的获奖者。布克奖的人员忘了介绍伊塔洛就在那里，所以没人知道他在场。他们花了大把钱用飞机把他从意大利接过来，用附带私人司机的专车接送，却懒得说他在房间里。

那一年还有另外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是一本叫作《辛德勒的方舟》的书得了布克奖，它是作为虚构作品出版的，尽管作者托马斯·肯尼里在引言谈到他试图避免任何虚构的成分。随后它就作为虚构作品获得了布克奖——一桩完全是卡尔维诺式的事业。结果，《辛德勒的方舟》，作为非虚构作品在美国出版，冠以布克奖获奖小说的头衔，更名为《辛德勒的名单》，当然，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文本。另外一件发生在1982年的事情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端，你可以称之为“福克兰群岛战争”或者“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这得取决于你从哪里来。因为齐姬塔来自阿根廷，我们知道她是怎么称呼它的。我记得在我们全部坐下来吃饭之前，她走到我身旁，非常不高兴。她说：“我得怎么做？他们让我坐在一个英国海军将领旁边。”这是那天晚上另一个微妙的例子。我对齐姬塔说，“好吧，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你必须非常粗鲁。”她说，“好啊。”那天晚上我从我的桌子这边频频探视着齐姬塔和海军将领就坐的位置。那个海军将领非常冷淡拘谨，一言不发，而齐姬塔则出奇地活跃和健谈。

我还有一段关于伊塔洛的记忆：他到伦敦的意大利学院来办一件事，随后我们一起吃晚餐。非常碰巧，那天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记得问过伊塔洛，谁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龄，他是否听说了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是的，”他说，“这是一桩丑闻。”我说，“好吧，伊塔洛，你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卡尔维诺说：“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他还可以等等。”于是，他接着说，在给博尔赫斯之前将诺贝尔奖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在给父亲之前先给了儿子。

卡尔维诺的作品向我展示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对现实主义小说存在误解。也就是说，大多数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人在谈到现实主义时，都觉得它有一大套规矩。仿佛必须遵从自然主义的惯例，而且只要你在写作中遵守这些规矩，你写的东西就叫现实主义。但我觉得，那些惯例和你所使用的工具，其实跟你的作品是否属于现实主义没有多大关系，而这就是卡尔维诺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从形而上到幻想到具体到滑稽，这一切通通都是现实主义。它们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还有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它们的目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个观点卡尔维诺已经证明过了，但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忽略了。对我来说，一部描写英国上层阶级通奸的自然主义小说就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你知道，就像是幻想的，而且无疑也像是逃避现实的空想。而卡尔维诺的作品——奇特，美妙，活泼——似乎永远没有失去辨别真伪的眼力。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伟大的一课。

所有的作家都在修筑道路从他们所居住的世界通往想象的世界，而我认为卡尔维诺比其他任何人都对那条道路更感兴趣：它是如何修筑的？它的砖块是什么？你是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的？通过何种旅程，一个人可以抵达爱丽丝的奇境、阿尔法村和奥兹国？它们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有什么联系，还有，你究竟是如何修筑这条道路的？

我认为这就是在他的视野中一直令人惊叹的事业，为了对此加以说明，我想讲一个齐姬塔告诉我的关于卡尔维诺临终时的奇特故事。我讲述它，不是为了说一些悲伤的事情，而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具有不可思议的美，这个故事也许只能发生在卡尔维诺身上。它和卡尔维诺的遗言有关。他在接近最后的时刻，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说出了这句话：“Vanni di Marsalia，fenomenologo……”意思是：Vanni di Marsalia，现象学家。在这句话的停顿中，齐姬塔听到了“逗号”。现在问题来了，谁是Vanni di Marsalia？为什么伊塔洛会想到他？在意大利历史上很难找叫这个名字的人，但最后，在收录了卡尔维诺早期创作的一份旧文件中（当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激进派作家，为皮德蒙特版的《团结报》写的作品），齐姬塔终于发现他臆造的一个叫Marxalia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乌托邦。在某种情况下，Marxalia中的“x”变成了“s”，于是Marxalia就变成了Marsalia。卡尔维诺在他临终的时刻，竟然回到了他早期的创作中，回到他开始，并且以一个逗号结束的世界中，这个奇特的想法对我来说似乎非常美丽，非常卡尔维诺。它衡量出了他的伟大想象力，其清晰的条理一直持续到了没有了清晰条理的临终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