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中的碎思

历史碎影中的碎思 ——阅读赵柏田《历史碎影》 发表时间：2010-07-15 19:06 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样的雨天，这样的雨水氤染中的江南，这样的梅子黄时雨的江南，阅读一本有关江南文人的书，也许是最合适的。那种忧郁沉沉地压过来，象天空中散不去的阴霾。 雨水从天空而来，每一滴，每一缕，都带着清凉的意象和独特的晶莹，然后汇入那浑浊的河流，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滴雨，曾经在天空中久久徘徊，最后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前进的步伐；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异质文明的撞击中，寻找着融合的道路，而每一个人，在大时代的潮流中，在由旧而新的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被裹挟、被异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在改变着世界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着人自身，惶惑与向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变革与保守之间的种种冲突，让每一个不自觉地深入其中的人，尤其是文人，由于其天性中的敏感和忧患意识，因此而感受的矛盾、分裂、挤压、含混与痛楚则尤甚。 生命，就如一件轻薄和珍贵的彩瓷，轻易就碎了，碎了却又不会轻易地腐朽，这些碎片被不断流动的水卷入不同的河床。作者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碎片打捞上来，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虽然并没有罕见的史料和新颖的观点，但文字的风格却很喜欢，那是浸濡着江南水汽和人文传统的叙述，当历史的碎影被清秀的文字慢慢地还原出来，我们似乎可以谛听到这些逐渐远去的背影曾经有过的呼吸、呐喊、歌吟和泪光！“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在阅读中，我关注的是这些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书中的十一位文人，多数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追随中共的左翼文化人士。 左翼作家应修人（1900年-1933年），因逃避上海虹口捕房巡捕而失足坠楼死亡。另两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柔石（1902年-1931年）和殷夫（1909年-1931年）于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就义，中学时代读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印象深刻。作为革命文学家的巴人，即王任叔（1901年-1972年），晚景凄凉，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中遭批斗，隔离审查，1970年被遣返家乡，精神分裂，近乎疯狂，于1972年7月25日病逝。 第二类是曾经追随国民党政权的两位代表人物。 陈布雷（1890年-1948年），陈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这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8岁。（又：陈布雷的小女陈琏早年追随共产党，以致牵连到父亲，“文革”中又惨遭迫害跳楼自杀。）翁文灏，1889年-1971年，作为地质学家的翁文灏，不幸在抗战胜利之后步入政坛，1932年，翁文灏为国民政府所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后又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经台湾赴香港，后去欧洲讲学。1951年回国，为新中国成历后第一个从海外回大陆的国民党高级人士。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翁回大陆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异类”不断地谢罪、反省、检讨、斗争，洗心革面，戴罪立功，1970年4月，翁的长子翁心源（新中国第一位输油管道专家）被迫害致死，受此刺激，翁旧病复发，在1971年农历辛亥年正月的爆竹声中去世。 第三类是曾经的风流才子，邵洵美与穆时英。邵洵美（1906年-1968年），1928年与胡适、徐志摩等筹划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新政权成立后，一直过着极其压抑的生活，1968年，在文革的风暴中死去。“这位当年上海道台的大孙子、曾继承了上千万家产的诗人和翻译家、出版家，入殓的时候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买得起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双新鞋，送他‘上路’。” 穆时英（1912年-1940年），二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主要代表。上海沦陷后，主编汪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比较而言，蒋梦麟、沈从文、苏青三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蒋梦麟1964年病逝于台湾；沈从文和苏青终于熬过了十年“文革”，晚年虽多坎坷，还是看到了些希望的。 从这几则个案来看，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考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中，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形式，无论居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最终的结局都不容乐观，李国文先生有一本《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说这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的一条重要而幽深的坑道。不妨抄录作者的这一段文字结尾： “中国文人之涉入政治，开始大抵是抱着‘修齐治平’的念想，但文人弄政，就像两家女子入于流氓之手，少有善终。行走权力场毕竟不是做文章，不是拿绣花针，不需要温良恭俭让，它要求你有狮虎的威猛，狐狸的狡猾，还要有狼的忍耐心。真正的政治人物都是懂得在百折千回、起起落落中谋求权力最大化的。而文人生来不是政治动物，不会弄权，过于天真，易于轻信，更因为他们的神经太过于敏感和脆弱，因而在权力与人性的漩涡中时时会感到被撕裂的痛苦。在历史长剧中，他们有时会演出某种角色，那也是亦步亦趋，战战兢兢的，全不由得自己作主，更遑论去控制剧情的走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