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佩霞：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超越官僚体制之外的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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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超越官僚体制之外的网络系统

伊沛霞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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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二重君臣关系，有助于他们攫取政治权势。作为常规样式的二重君臣关系，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而在察举和举荐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时，这种关系则显得弥足重要。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提供了更多方式以攫取或行使权力，他们建立了联系大多数上层阶级人物的网络基础。这些网络在2世纪至关重要。通过在专制主义官僚制度之外进行活动，该网络帮助门生故吏获得和行使基本的政治权力。

*文章节选自《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伊沛霞 等著 范兆飞 编译 三联书店2018-10）.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打虎亭汉墓出土 《宴饮百戏图》

东汉的二重君主关系

文 | 伊沛霞（Patricia Ebrey）

译 |范兆飞

2世纪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这些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关系，形成于士子每次拜师授业于经师、接受长官征辟为僚佐，或被选拔任命为官吏。门生故吏应忠诚于举主长官，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举主长官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并在门生故吏不能表现其恭敬和支援时，可解除庇护关系。尽管大多数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以地域为纽带，但身居庙堂的高官时常从全国各地网罗门生。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关系，亦可超越双方关系，拓展至隶属于同一举主的门生故吏，以及举主长官与其举主长官所共同建立的重层网络。这种网络的组织方式独立于常规的政府体制之外。永元元年（89）以降，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就首次利用这种网络。一百四十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举主长官和门生故吏之网络，他们深信其门生故吏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这也刺激地方官僚着手攻击其政敌的门生故吏。2世纪70—80年代党锢之祸后，由于许多被朝廷免黜官爵的人物相继加入，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网络依然强劲有力。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对于上层阶级的人物而言，卷入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网络的私人主从关系业已失去吸引力，个人之间的联系逐渐变成以共同的身份和亲属群体为基石。

关于早期中华帝国的历史书写，多数学者从帝王、辅政大臣或者少数高级官僚派生出来的政治力量和政策决定权展开讨论。史书列传描述官僚之形象，通常是服从上级或权衡统治者及其王朝的利益。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幅图景中的瑕疵显而易见。许多重要的决定经常出自位置较低的官僚之手，甚至未经朝堂议论而由地方官吏拍板定案。具备决策权的官僚，通常受到相关集团影响力量的制约。诸多明显的决策或许根本不是决定，而是对某些反对帝制权威的群体的妥协让步。帝国官僚通常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现状和捍卫特权。现代学者认识到这类政治程序的必然性，而不是将所有权力统归皇权，一般强调由现任官、致仕官、候补官、近亲属以及门第相当的人所组成的统治阶层（ruling class）的重要性。统治阶层的权力既没有被视作完全官僚的（源于官僚权力），亦非完全经济的（通过控制佃户、债户以及雇工），而是其整体社会地位的结果。然而，囿于史料缺乏，学人尚未对统治阶层力量的性质进行缜密分析。整体而言，统治阶层以何种方式统治社会？其成员采取何种步骤扩大或保护其利益？其成员又于何时在何种基础上达成一致？在我们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关于统治阶层力量的讨论必然是隐晦不明的。

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考察上层阶级（upper class）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上层阶级的人物不仅以宗族、婚姻和地域为基础相互联系，而且终其一生，其关系网络可能日渐拓展至其师长、门生、同僚、长官和掾吏，还包括分享文化价值和兴趣，以及共同占据独尊地位或特权的同道中人。其中一部分关系吸纳地位相当的人，而其他关系则分流为上级长官和下级幕僚；一部分关系与生俱来，而其余则出于自愿抉择的变化程度。在面临特定的问题或目标时，人们通常依赖其中一种关系而非其他。不仅如此，历史条件一旦变化，作为整体的统治阶层和其中特色鲜明的亚集团（subgroups），都将重新自我定位。在某个时期，他们可能更多地依赖亲属关系（kinshipties），而在另一时期，其关系将由行政工作所构建，诸如此类。这些变化构成中华帝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曾在先行的研究中考察北朝唐代以亲属和共同身份为基础的纽带对于贵族家庭的重要意义。笔者在此以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为切入点，描述某些特定的非亲属联系。兹将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界定为基本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并基于共识建立起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并不狭隘地限定为任何一种特殊的功能，但涵括在多种形式下的声援和支持。笔者对上层阶级的人物与徒附部曲或乡里人群的联系不予置评，尽管他们也可称作庇护与荫附的关系，但情形殊异。根据时间顺序，笔者聚焦于2世纪，其时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最受重视，并屡屡充当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一　门生故吏

2世纪时，朝廷高官和地方州郡县的长官身死之后，其门生或故吏往往为之立碑颂德，并在碑阴题名。三十余份这样的碑阴题名得以保存。《泰山都尉孔宙碑》载其卒于延熹七年（164），碑阴题名镌刻着二十五名来自十个郡的门生，四名来自孔宙担任旧职都昌长时的故吏，以及十名来自八个郡的弟子。《太尉刘宽碑》载其卒于中平二年（185），碑阴题名刻有三百余名门生，其中九十六人时任官职，包括三十五名诸县令长，十七名郡太守以及两名州刺史。另一块独立的《太尉刘宽碑》碑阴题其故吏之名，自高官廷尉以下五十余人。《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题僚佐名七十二人，包括十四种不同的掾吏和十一种不同的曹史。

汉人徐幹（171—218）描述了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在社会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在汉末政治社会生活中影响甚巨的情况，《中论》云：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师无以教训，弟子亦不受业。

正如绝大多数社会制度一样，这种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之发展，契合东汉现实社会关系的新需要。“门生”一词，原系儒学宗师授业弟子。东汉一朝，硕儒名宿动辄聚徒数百人，有时多达数千人。这种师生关系既为私谊，亦含有等级高下之别。东汉社会文化生活以孝为本，推崇事亲至孝，事亲之恭敬备至，便可移孝作忠，推尊师道。门生亦为师长服丧送葬。他们像子女孝敬双亲一样，效忠师长；他们在座师蒙罪抑冤之际，申理诉状，或集会声援。如东汉初叶，大司徒欧阳歙的祖先累世为博士教授，因在担任旧职汝南太守时犯下臧罪，而被捕下狱。欧阳歙入狱后，其门生千余人守阙求哀，甚至有自行髡剔者。其中十七岁的平原礼震，上书求代其死，宣称欧阳歙若被处决，其学术将永为废绝。

故吏意为旧吏，或常指旧时属吏。汉代刺史、太守和县令均可自行辟除掾吏，常置百人或更多。中央五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和太傅）大员亦辟召属吏。无论地方长官抑或朝廷大员的掾属，都需对其举主怀有报恩之心，亦应像对待直接上级一般忠于故主。如门生一样，故吏亦需对府主持丧送葬。实际上，应劭（约于180—187年）将故吏的前任上级称为“旧君”（former ruler）；争辩儒家经典所论的“君臣之义”是否适用于郡吏与太守之间。地方或朝廷长官辟除之人，即便从未就职，也自视为故吏。这些不同方式产生的联系不是有限的，而是持久的；即便每次集会转移至其他地方继续举行，故吏也会前往表示对举主的支持，或发哀吊丧。事实上有些人虽然拒绝官僚辟召，但亦为其故吏。

举主与故吏之关系，理所当然地被更为重要的官僚和掾属之关系所塑造。《钟皓传》征引了一条钟皓担任司徒掾期间（约2世纪60年代）的轶闻，阐明了这种角色关系中所涵括的礼节及相互责任：

皓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泞，导从恶其相洒，去公车绝远。公椎轼言：“司徒今日为独行耳！”还府向阁，铃下不扶，令揖掾属，公奋手不顾。时举府掾属皆投劾出，皓为西曹掾，即开府门分布晓语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隶举绳墨，以公失宰相之礼，又不胜任，诸君终身何所任邪？”掾属以故皆止。

显而易见，司徒亦需对其掾属谦恭有礼。另外，汉代墓室壁画中气势壮观的车马出行图展示，僚属亦有责任陪侍长官左右。一名掾吏以此种方式事于长官数年之后，他亦可能升迁为长官，但对其故主依然恭敬备至。

马王堆汉墓出土《车马仪仗图》

来源：雅昌艺术网

二　举主长官对门生故吏之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都在精心选择对方，并衡量可能产生此种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利益权重。对于长官或座师而言，招纳门生故吏可显示其隆隆盛名和莫大的吸引力，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举主长官若卷入纠纷事端或党派斗争，门生故吏的效忠则是一种潜在的支持力量。反过来，对于门生故吏而言，一个优异的举主长官首先为之增加了跻身更高一层社会政治圈的机会。一个年轻的士子生活在地方州郡，接受过一些儒学教育，但没有重要的家族关系；而欲仰仗举主长官的支持，盖有数条可行之策。若他天资聪睿，在京师或地方的硕儒名师门下问学数年，并因高才妙识获取令名，就有望在京城得到三公之辟除。若他志在四方，却才疏意广，就有可能以门生的身份依托权贵公卿，他们之间并无授业之实。若他既无踔绝之能，又无宏图大志，就会在地方太守或刺史府中担任掾属。若他想通过察举“孝廉”的方式在官僚机构谋取职位，最佳途径就是投于太守门下，因为太守拥有荐举孝廉之权。

当年轻的有志之士或高才俊杰精心择主之时，绝大多数的二重君臣关系，借由举主长官的选举而产生，而非出自门生故吏的选择。故吏之辟举，部分源于制度，部分出于人为。其时举足轻重、得以进入《后汉书》列传的人物终其一生，经常在某个时候拒绝地方太守或中央高官的征辟。长官欲招纳最理想的属吏，似乎要提升说服能力。然而，大多数地方长官轻而易举地发现地方精英的子弟亦乐于托附门下。而且，地方长官经常大幅袭用前任长官的僚佐。

招纳门生蕴含的体制因素则少得多。经师招纳门生由于没有数额限制，故其门生数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随时招收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才。光和四年（181）《童子逢盛碑》，是一个官僚门下来自两个邻郡的四名“家门生”，为其夭折的十二岁孙子逢盛所立。《冀州刺史王纯碑》载其卒于延熹四年（161），碑阴题有一百九十三名门生，其中九十名来自其管辖境内的七个郡，其他门人则来自冀州以外的十八个郡。《太尉刘宽碑》碑阴所列三百余名门生，几乎遍及北部中国的所有州郡。

虽然高级官僚可以从帝国各地招纳门生，但是地域纽带依然是巩固和强化大多数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的基础。在2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党争以及汉末的军阀战争中，出自相互毗邻的汝南、南阳和颍川三郡的人物占据主导地位。一种解释是这些地区的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网络尤为发达。这些地区的贤才俊士，拥有不同寻常的机会可以依附名公重臣，因此较之其他地区的人士而言，更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太学是另一个吸引座主与门生的场域。郭泰在太学的追随者来自全国各地。窦武从未讲授太学，却散财于太学诸生，以求拥护。

有趣的是，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有时能够累世传承。时人伍琼描述袁绍云，袁氏树恩四世，因此，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杨统出身于煊赫的弘农杨氏，其官位仅至沛相，却拥有一百九十余名门生。杨统卒后三年，这些门生仍然与杨氏家族保持联系，因为他们于该年为杨统赫赫有名、辞世四十年的祖先杨震之祢庙立碑，以示纪念。其中十四人和杨统叔父杨秉门生一起，为杨统从兄杨著伐石立碑。尽管杨统的这些门生没有将其忠诚转移至杨秉或其子杨赐，但是，这个显赫家族的成员依然称之为“沛君门生”，他们没有放弃与杨氏家族的关系。

汉代太学

三　服丧之责

东汉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间的礼仪方面引发讨论最多者，莫过于门生故吏对举主长官的服丧义务以及尽可能地处理葬礼诸事。门生故吏自行解释服丧义务的外延，与记录在案的丧事处理，差异甚大。汉安二年（143），北海相景君的五十一名故吏为其立碑，其后注释部分又云，服丧三年者八十七人。熹平二年（173）的石碑记载，京官司隶校尉鲁峻的三百二十余名门生前往今山东地区参加其丧礼。熹平元年（172）的《博陵太守孔彪碑》记载，孔彪在博陵太守之后，继而担任下邳相、河东太守，但该碑完全由其任职博陵期间的十三名故吏所立，其中六人进入正规的官僚机构，或许这十三人亦前往孔彪故里参加葬礼。

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讨论了几件门生故吏对举主长官使用持丧礼节错误乖谬的事例。应劭引用了庸碌无为的周乘之例。汝南太守李张把周乘作为六“孝廉”（filial and incorrupt）之一，准备向朝廷举荐。然而，不幸函封未发，李张发病故去，其夫人于柩侧帐帷发现六孝廉名单，说道：“李氏蒙国厚恩，据重任，咨嘉休懿，相授岁贡，上欲报称圣朝，下欲流惠氓隶；今李氏获保首领以天年终，而诸君各怀进退，未肯发引。妾幸有三孤，足统丧纪。”周乘于是顾谓左右云：“诸君欲行，周乘当止者，莫逮郎君，尽其哀恻。”周乘与其中一名“孝廉”郑伯坚即日辞行，其他四名孝廉留随轜柩，行丧制服。周乘之后的仕途蹉跎无为。应劭对这件轶事评议如下：

谨按，《孝经》：“资于事父以事君。”“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春秋》《国语》：“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礼》：“斩衰，公士大夫众臣为其君。”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不与宾于王，爵诸临城社，民神之主也，义当服懃，关其祀纪。夫人虽有恳切之教，盖子不以从令为孝，而乘嚣然要勒同侪，去丧即宠，谓能有功异也，明试无效，亦旋告退，安在其显君父德美之有。

如其所论，应劭认为僚佐应为长官服最重的丧服斩衰，因为儒家经典记载众臣为其君服斩衰。应劭顺理成章地认为，太守即为郡吏之“君”（ruler）。东汉周乘式的人物大概鲜有所闻。与之相比，应劭更加频繁地批评时人对其上级持丧服葬行为的逾制和狂热。他相继引用了一些事例，如大将军掾宣度像子女一般，对其师张文明服丧制杖；又如徐孺子跋山涉水参加司徒黄琼的葬礼，而孺子曾经拒绝黄琼之辟举；又如吴匡放弃行政职责，为黄琼发丧制服，吴匡虽为黄琼频频援举，但从未就任。应劭关于泰山士大夫举止的描述，可以洞察这种服丧逾制的社会动态。封子衡担任泰山太守数十日，转迁他职。子衡四从子曼慈复为泰山郡守。其时子衡葬母，泰山郡数百名士大夫，是封子衡或曼慈担任郡守时的掾吏，皆为其母服第二等的丧服：齐衰絰带。其中，羊嗣祖已经从中央官河南尹卸任在家，封子衡任郡守时嗣祖亦不在泰山，没有持丧制服。而另外一位致仕的中央官侍御史胡毋季皮，向羊嗣祖询问是否应为子衡母服丧。羊嗣祖认为胡毋季皮既然没有担任子衡掾属，因此无须制服。但是，胡毋季皮却认为其他士人皆服丧，不可与众相异，最终其吊服为裁缟冠帻袍单衣，级别稍低。这条轶闻明确显示，如果太守自己故去，毫无疑问，所有的故吏都应该持丧制服，当地的其他士大夫也会想方设法参加其葬礼活动。

我们为何如此重视门生故吏对于举主长官的持丧服葬？“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可能解释为，葬礼提供了一种融合地方和国家精英的方式。高官显宦葬礼的吊祭者，包括其历任州郡时各地精英的代表人物，也包括其担任中央官时来自海内各地的属吏。这些吊祭者在此集会场合拥有机会了解其他士人的关注焦点及价值理念，从而缩小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象征主义”（symbolic）的解释可能提出异议。持丧制服显然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活动，折射出相互联系和担负责任的程度。不唯如此，该时期以孝为本。吊祭服丧为阐释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场合，即他们之间，如父子或君臣关系一样坚固有力、浑然天成和益于社会。正如为之持丧的子孙愈多，则其作为家长的形象愈成功一样，服丧的门生故吏愈多，则其被社会推崇的程度就愈高。数百名抑或数千名门生故吏的吊祭集会，亦可视作一种政治行为，本质上却蕴藉深远；门生故吏凭借无可指责的理由聚集起来参加上级的葬礼，彰显他们之间同气相求，以及对举主长官事业（若有一些的话）的支持和拥护。

沂南汉墓画像石 葬礼吊唁的场面

四　门生故吏的身份

石刻碑阴的繁冗题名显示，门生故吏身份之获得足以吸引纷至沓来的士子。徐幹描述， 时人甚至奉货行贿举主长官，以自固结。即便不可能所有的门生故吏（特别是门生）都能跻身官僚机构，获取职位，但他们可以借此分享举主长官的政治权力。较之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当时的人们更愿意担任权贵要员之僚属，而非特立独行。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发现门生故吏地位卑微低贱。正如徐幹所悲叹的那样，门生之于富贵之家，“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

关于东汉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系统，一个引人关注的方面是，这种关系完全忽视在中国官僚身份素来被认为是主要的社会差异。根据定义，所有的故吏至少都是卑官或者胥吏，但是一个特殊人物的故吏范围，高至极品大员，下至猥官细吏。即便不是绝大多数，也有诸多门生既非官僚，亦无担任官职之契机。然而，王朝史书经常将他们合称为“门生故吏”。石碑题名中的故吏和门生，通常根据官职等级高低确定先后次第，但至少在一例碑阴题名中，门生被置于故吏之前。

举主长官尽管没有根据门生故吏的社会出身或政治前途，划定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他们能够决定上门参谒、胸怀壮志的年轻人是收纳为门生还是宾客。这种决定更可能取决于阶层高低。门生必须接受教育，具备从事经师、文吏或官僚等职业的发展潜力。门生和宾客有时被要求从事相同的服役，但其界限分明。门生的身份是暂时的，只要举主长官发现其地位或条件发生变化，门生随时可以离开；而宾客就形同佃户或部曲（dependents），人身依附关系较为长久。再者，门生需对其前任举主持丧服葬，没有迹象显示佃户或部曲亦如此。举主身陷政治困境之际，门生亦负有连带责任。初平三年（192），董卓被讨灭，其政敌讨论、敦劝赦免董卓部曲，因为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对于门生而言，似乎总是推断他们心甘情愿地作为政治选择，支持举主并休戚与共。

汉墓画像石拓片

五　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网络及政治权力

如上所述，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二重君臣关系，有助于他们攫取政治权势。作为常规样式的二重君臣关系，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而在察举和举荐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时，这种关系则显得弥足重要。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关系提供了更多方式以攫取或行使权力，他们建立了联系大多数上层阶级人物的网络基础。这些网络在2世纪至关重要。通过在专制主义官僚制度之外进行活动，该网络帮助门生故吏获得和行使基本的政治权力。高官显贵与不遵守体制内指挥系统的较低一级官僚之间，负有相互的义务。这个有利条件被永元元年（89）以降轮番执政的外戚家族所利用。外戚通过控制其任命的数百名官吏，巩固其政治权力。纵使部分外戚权臣竭力辟举名士英贤，但依照故吏之传统，政府对这些被辟举的名士犹存猜忌之心；一旦外戚家族倒台，即刻免黜他们的官职。

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的网络延伸至外戚家族之外，折射出2世纪40年代梁氏家族权力之稳固。彼时彼刻，上层阶级的许多成员逐渐认识到，政治决策不再依循他们的意志，政府不再为他们谋取利益。上层阶级试图寻求途径以使政府强烈地感受其影响力，遂着手强化隶属自己的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并建立超越官僚体制之外的网络系统。据说，名宦胡广之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陈蕃即列其中，其后与胡广并为三司，但每逢朝会，辄称疾避之。领袖官员亦经常教授讲学，部分原因或许是为了延揽门生。例如，活动家李膺以公事免官，还居乡里，教授弟子常千人。交结太学诸生亦有裨益，他们动辄举幡抗议，诉言枉状。尤为重要者，该种网络在可行的范围内企图操纵官僚机构。2世纪50年代，梁冀诬陷李固广选私属，以补令史。延熹九年（166），陈蕃和窦武共定计策，谋诛阉宦，首要步骤就是辟用天下名士充任要职，如以李膺为长乐少府，杜密为太仆，刘祐为河南尹。

随着抗议运动的如火如荼，地方上的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基于对这种私人关系有效性的信赖，地方官僚敢于公开进攻外戚和阉寺的门生故吏，纠罚奸佞之徒。纵令谋划失策，身陷囹圄，他们也坚信门生故吏将前来援救。李固被外戚权臣梁冀诬陷下狱后，其故吏百计千谋予以全力救济；当李固被诛杀后，部分门生冒险乞收其尸，襚敛归葬。如果一个官员逃脱抓捕，像建宁元年（168）如鸟兽散的许多党人一样，其门生故吏甚至仍为帝国官僚，却违反诏令，破家相容。如果他伏死舍命，其门生故吏则护持遗孤。党人运动失败后，宦官免黜数百名担任官职的党人。然而，他们随后发现不得不将诏令范围扩大至党人的门生故吏，其在位者悉数免官禁锢。

党人运动的失败，丝毫没有终结对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及其网络的信任。实际上，2世纪70—80年代的立碑颂德，是这种关系依然存在的鲜明见证。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独立于官僚体制之外的组织形式，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网络是免官削爵者的理想圣境。而且，在阉寺擅权被终结和独立的皇权力量崩溃以后，这种网络亦证明是凝聚敌对组织及军队的有效途径。野心勃勃的军阀，诸如郑太、孔融和袁绍等，都尽可能利用其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网络的一切资源。比较有趣的论断是，2世纪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网络之发展，将使上层阶级更加团结一致，形成群体自觉的认同意识。一方面，这些网络将上层阶级中来自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些网络超政府的属性有助于重新定义“士”的概念。“士”以前被自相矛盾地认为是有教养、婞直正派并履行政治责任的精英。从延熹九年（166）至中平元年（184），党人罹遭迫害，遂产生由禁锢免官的士人所组成的目标明确、坚强有力和关心政事的强大团体。然而，在中央政府所受的凌辱没有降低他们在故里的影响程度；通过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网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保持联络。在这种情境下，上层阶级的人们可能逐渐意识到其阶层地位独立于政府之外。

打虎亭汉墓出土 《车马出行图》

六　汉代以后二重君臣关系重要性的消失

举主与门生故吏的二重君臣关系从未消失，但是其相对的重要性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逐渐消失，直到唐末才再度恢复。如上所述，上层阶级人物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及其政治理想的变动，被证明是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关系扩张的渊薮。同样地，其关系之削弱，亦源自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2世纪90年代的战争，迫使许多人致力于保全家族、宗人和乡里，必然会为并非迫在眉睫的目标减少其可能付出的精力。徐幹之见解，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历史环境，他批评人们托身追随于举主长官，部分原因是借此可以离其父兄，去其邑里。换言之，举主长官与门生故吏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途径，能够更有效地达成目标；他们是形成反朝廷力量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在护佑地方安全方面，这种关系尚不如以宗族或地域为基础的纽带更为实用。

然而，是否利用这种二重君臣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他们之间关系的共鸣和认同，产生于儒家教育之熏陶。因此，这种关系之发展壮大需要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整个2世纪都推崇孝道。3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却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开始转向为同一阶层。这种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复杂的，但是转变的因素之一可能正是延康元年（220）九品中正制的采用。从此以后，出身高门者，无需举主长官和门生故吏之援助，只要获得中正高品，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他们很快发现只要和封闭排外、门第相当的人们保持联系即可获益最多。自居社会顶端的人们不再像对待领主一样，面对他们的座师或长官，也不再为之持丧服葬，至于依附他人、甘为门生故吏的人们则逐渐被视作私人扈从，与宾客或部曲视同一律。在这种变幻多端的社会环境下，无论他们意欲何为，上层阶级的成员都不再将二重君臣关系视作自我组织的基石了。

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

伊沛霞 葛涤风 陈美丽 霍姆格伦 杜希德 姜士彬著

范兆飞 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ISBN:9787108063380 定价: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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