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与日本“海上丝绸之路”遗迹调查

一、导言

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宁波，扼南北航线之要冲，早在汉晋时代，就已经与海外发生联系。唐代，宁波与日本之间出现了固定的海上航线；宋元时期，宁波与日本贸易往来活跃；明代，宁波更是官方指定的对日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货物与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宁波，而越窑瓷器、茶叶、典籍和艺术宗教等则通过宁波港输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宁波的发展与繁荣依然与海洋息息相关，“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址、遗存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2001年，宁波召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了《宁波共识》，呼吁“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城市联合进行“海丝申遗”，通过每年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推动公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了解与认同。2003 年，由专家、新闻记者和市民代表一行10人联合组成的宁波“海外寻珍团”，对日本、韩国16 座城市的43 处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史迹进行了专题考察寻访。2016 年，国家文物局日前正式确定，由泉州市牵头，联合广州、宁波、南京等城市，全力推进中国海丝联合申遗，按照2018 年项目组织申报。

本文以历史上宁波与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为基础，综合回顾宁波与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探究“海上丝绸之路”对促进古代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主要港口遗址的沿革

（一）明州庆元港

明州庆元港海运码头旧址位于现在近宁波市区三江口，为宋元时期宁波沟通海外的枢纽。南宋庆元元年（1195 年）至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宁波被称为“庆元府”，直至元朝覆灭，虽几易其名，但“庆元”之名再无更改。自晚唐以来，日本列岛就已成为宁波港对外贸易的主要区域，入宋以后，宁波与日本博多成为宋日贸易的中心。11-13 世纪间，日本博多首先出现了称作“唐坊”的“大唐街”。[1]到了元代，中日之间贸易和人员往来依然通过庆元港进行，日本入元僧也多选择庆元港作为来元登陆地和归国始发港。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沉船上有个铜制秤砣刻着“庆元路”字样。据考古发掘研究，新安沉船是元代中期从中国的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的国际贸易商船，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的新安外方海域。沉船的发现，对了解元代的海外贸易情况以及航线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这些海外贸易基地，正是庆元港海运码头。

（二）四明驿

四明驿现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居士林月湖畔，是古代日本遣使进入明州的必经之处，也是日本贸易船只赴京进贡的启程站和其返国补充水源的基地。

1174年，四明郡守在月湖畔建了一座涵虚馆，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宁波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官方迎宾驿站。到了元代，月湖作为宁波核心，政府在此建了水马站，也同样是一个驿。后来历经岁月演变，到明朝时“水马站”改为了“四明驿”。明代官方实行海禁，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带着自己的物产来到中国，明朝廷收贡品，然后以“国赐”的形式回报给外商。各国贡期3 到5 年不等。对日本则规定是10 年一贡。并且明朝政府在宁波设置浙江市舶司，用于专门管理和日本之间的进贡贸易。这种贸易必须是受到官方许可的，来朝贡的船舶必须持有政府事先所颁的“勘合”，才被允许上岸，因此又称为“勘合贸易”。

以1453 年的一次贸易为例，日本船队来进贡，先要到宁波市舶司通报使臣姓名、贡物、驾船人数、起程日期等。接着宁波市舶司再派船去查看，是哪一代国王（即将军）差遣，持哪一年勘合，有无国书，船来几只等等，验明一切手续后才准许驶入宁波港。宁波沿海居民也会吹号、打鼓，举行仪式，表示欢迎。日本使臣从四明驿上船，沿钱塘江去杭州，再北上，大概40 天-50 天才能抵达北京。同时，也有不少进贡物品，会就地留在宁波贸易。

在历史上还发生过“宁波争贡”事件。那时正是日本政治势力变动之时，两拨人马都到了宁波，从而引发冲突，在宁波沿途杀害了不少百姓，继而演变成为严重的外交事件。

另外，在两国不断的沟通中，宁波也出了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比如朱之瑜(1600～1680 年)，余姚人，号舜水，明末著名学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1659 年后定居日本，先后在长崎、江户(东京)讲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被日本学术界奉为一代宗师。

（三）鼓楼永丰库遗址

永丰库遗址位于宁波市鼓楼东侧。在被历史湮没了700 年之后，元代永丰库被意外发现，并入选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6月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1.5 米的永丰库遗址位于宋元地层。在宋元年间，这里是一座大仓库。宋代，这里叫“常平仓”，是政府粮仓。到元代，常平仓变成了永丰库，只不过这座仓库的功能不再是储存粮食，而是成为了堆放罚没物品的仓库以及负责税收的场所。稻谷、房契、市舶等都是永丰库的主要业务对象。宁波是一个港口，也是当时海运的交通枢纽城市，这一特点在永丰库遗址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里出土了大量定窑、磁州窑、钧窑、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近十个窑烧制的瓷器或碎片，这些窑遍布中原和华东地区。一个遗址上出土这么多地方烧制的瓷器，十分少见。

（四）市舶司遗址

现位于江厦公园内。市舶司由市舶务（库）及来安亭两部分组成。市舶库为市舶司的具体业务办公衙署与贮藏舶货的地方，来安亭为检票和抽买舶货的场所。一切外来舶货只有在来安亭经过检验和办理有关手续后，才可以进入市舶务门，然后再运至市舶务内的市舶库贮藏。早在唐代，明州港的船舶生意就十分活跃了。五代时期，宁波已经设有近代海关的雏形———博易务。北宋时期，这里不但建起了一批石砌的海运码头，而且根据宋朝对外贸易的需要，在明州设置了专门管理海舶的市舶司等一整套机构，在灵桥城门北又设置了市舶务城门，称来安门，里面是市舶司(务)机关并设有市舶仓库。据考古发掘，其占地面积在12000平方米以上。

《四明谈助》记载：“滨江庙左，今称大道头，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帆椅矗竖，樯端各立风鸟，青江相间，有时夜燃樯灯。每遇阁广船初到或初开，邻舟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可以说，来安亭、市舶务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入舶货的历史见证。

（五）天封塔

现在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郡庙东南侧大沙泥街194号天封公园内。天封塔的建造原因，跟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它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港城重要标志。

唐代以来，明州港崛起并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外国使节、留学生与商旅由明州港入口岸，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直达京都。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讲到法国人在《中国出口贸易实地考察》中描述道：“中国最美的宁波城……具有大量的历史古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为敕封塔（即天封塔）……在塔壁上发现了法国三帆阿尔克梅纳号上多名海员题画的名字，该船曾于前一年访问过宁波。”天封塔是历史的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

三、港口遗址在中日交流史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宁波，旧称为“明州”。在古代，以宁波为枢纽的海上航线，辐射至整个东亚海域。“海上丝绸之路”尽管它的开始和基础是为贸易服务，但它很快超过货物在空间移动和交换。[2]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港港口遗址的考察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古代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

（一）越窑青瓷

宁波与绍兴地区，是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越窑是中国瓷种中的祖师，它所生产的制品，在国内早已运销大江南北。在国外作为陶瓷文化进行传播与交融的发展时期是在唐代，鼎盛时期则是在五代到北宋早期。唐代越窑制瓷业中心产地是在明州的上林湖，烧制地点多集中在唐时上林湖一带，地属慈溪县。窑群密布于上林湖、杜湖、白洋湖及四周邻县。到了五代、北宋，不仅上林湖地方窑群继续烧造，而且明州州治东面的东钱湖周围又建立起规模宏大的一批作坊，大量烧制贸易陶瓷以供市场之需。明州唐时有州官兼管市舶，五代置“博易务”，到了宋代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市舶司机构。在外销商品中，瓷器是主要的一项。陶瓷随着商品的交易开始输入日本。日本西部230余处遗迹中出土了唐至北宋越窑制品，有190余处出自于上林湖和东钱湖窑厂的青瓷制品。最早的时代为中唐晚期。龟井明德先生在《关于九州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中写到：“福冈县出土唐代玉璧底碗、花口碗、唾盂、双系罐、执壶等；知歌、鹿儿岛、熊本、佐贺等县均出土了玉璧底碗、矮圈足碗等器物；在鸿胪馆遗址就有2500多个点片越瓷。”。[3]这些与宁波唐代海运码头处出土器物相同。此外，日本立明寺等处也都发现唐代越窑瓷器，在京都筑前市门府等地方，都有唐代越窑出土。五代北宋时期典型的器物有福冈出土线刻花卉腹部开光的执壶、牡丹纹碗、盘等；药师寺出有北宋开宝六年上林湖青瓷制品。

唐贞元十年（794 年），日本桓武天皇时期，贵族们十分欣赏中国青瓷，在《日本后记》中就有唐元和十年（815 年）正月造瓷器学生结业的记载。说明仿造中国越窑瓷器，在奈良、平安时代已经相当普遍。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日本道元禅师来到大宋明州天童寺留学，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尊天童寺为祖庙。道元的随从加藤四郎学习了象山窑及福建窑的制瓷技术，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建窑烧造黑釉器，人称“濑户烧”，并尊为“陶祖”。宋代的“濑户烧”仍为黑釉陶器，日本真正成功烧制瓷器是在明代。这说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的制瓷技术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到15 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真正的瓷器。

（二）、佛教交流

宋代宁波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不但接纳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的商旅，而且还是高丽、日本商旅、学问僧来华的主要口岸。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日本影响巨大，而宁波作为中国天台宗佛教文化的输出港口，以明州阿育王寺、天童寺等为基地，兴起了学习中国佛教的热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太白山麓的天童寺和宝幢镇的阿育王寺均创建于晋朝，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的历史。早在唐天宝二年,日僧荣叡与普照,来华邀请鉴真大师赴日。在第三次渡海时，至舟山海面触礁遇险,得救后,荣叡与普照随鉴真大师驻阿育王寺。在第五次渡海失败后,荣叡死于途中,鉴真北上,普照独居阿育王寺。至天宝十二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普照始离阿育王寺，与之同行。普照虽非专程来阿育王寺朝拜舍利，但居住久长,与阿育王寺结下不解之缘。回国后，普照扩大了阿育王寺在日本佛教界的影响。据《天童寺志》记载，天童寺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可谓长久深远。历代来寺参修日僧有32 人之多，而历代赴日弘法寺僧也有11 人，仅由宁波天童一寺，中日佛教交流之兴盛可见一斑。来天童寺求法的日僧基本都集中在宋元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宋代的荣西与道元。公元1168年4 月荣西乘商船由博多出发抵达明州，赴阿育王寺、天童寺和天台山万年寺等参拜，并于同年归国，这次来华之行使荣西感受到了中国禅宗的繁荣。1187年，荣西第二次入宋，在天童寺跟随天台山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学习禅法近4 年，对天童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191 年，荣西返回日本并正式创立了临济宗。荣西的弟子明全和道元在师父逝世后，也来到天童寺学习，明全不幸在天童寺圆寂，道元学成回国后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至今曹洞宗仍将宁波天童寺视为祖庭。在众多来华日僧中，还有一位有名的画家———雪舟禅师。雪舟禅师在日本西海岸的山口港边的寺庵中足足等待了四年的西渡机会，终于在明成化三年（1467 年）9 月，东北风起时，随第二批遣明使团的五艘大船，经七昼夜风波于宁波三江口来远亭登陆。雪舟禅师在宁波滞留了约一年，到处留下足迹。宁波官府对于雪舟禅师及其他随行予以特殊关照，让他们住进了嘉宾馆，并委派了徐琏为陪贡和翻译。这一年，他不但在宁波府鄞县与当时的文人雅士、官员等结下亲交，朝拜了当地禅门历代祖师的祖庭天童禅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等。更是在太白山天童寺得到“天童寺禅班第一座”（禅堂首座）的名誉，这是天童寺第七十二代住持无传嗣禅师赠予雪舟禅师的称号。雪舟来往于天童寺与宁波府时，都是利用的水路。在宁波府逗留时，大多投宿于境清寺与天宁寺。另外，雪舟也在阿育王寺留下手迹。1992 年，阿育王寺重建五十三公尺高、八面七层的东塔，正是参照了雪舟当时画的“阿育王山图”。

雪舟禅师也画下了宁波府附近的山水风光，如《镇海口图》《四季山水图》《宁波府图》等。接到北京的敕命后，从浙东运河入京，又画下了绍兴府、杭州西湖、太湖、苏州、镇海等，后来又画成了十余米长卷《唐山胜景图》。在北京，他于下榻的会同馆中又结识宁波籍画师詹仲和。入秋返回宁波时，因季风已过，只能翌年二月，西南风起时，才离开滋养他禅学和画艺的宁波。

（三）、中日茶文化

追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茶传入日本大致可以分为三次。第一次是日本的平安时代，由遣唐使把中国唐代的煮茶法带回日本；第二次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僧侣把宋代的点茶法传到日本；第三次即为当代。中国茶第一次传入日本是在平安时代，是由第18次遣唐僧人最澄、空海以及永忠等高僧带回日本的。日本最澄于公元804 年（唐德宗贞元20年）来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教，翌年归国时，携归若干茶籽试种于近江（滋贺县）坂本的日吉神社。806 年，日本空海（弘法大师）也携回不少茶籽，分种各地，不过是试种性质，主要供药用。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公元815）巡游至滋贺的梵择寺，寺僧南茶，天皇饮后大悦，赐以御冠。但当时，茶并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反而一度在日本的历史中消失了。由于最澄是从宁波启程回日本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9 世纪初，宁波就是中国茶第一次传入日本的窗口。中国茶第二次传入日本是在镰仓时代初期，由日本禅宗祖师荣西完成的。南宋时荣西禅师曾两次来到中国，到过浙江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对佛学造诣很深，被宋孝宗赠与“千光法师”称号。1191 年荣西把茶籽带回日本，亲自种植于肥前脊振山（位于现在福冈县和佐贺县的交界处）。之后不久在日本的上流社会开始了饮茶活动。荣西还著有《吃茶养身记》上下两卷，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在1214 年，镰仓幕府三代将军源实朝常常为酒后宿醉而烦恼，一次阅读了《吃茶养生记》之后，试着在酒后喝茶，发觉神清气爽。《吃茶养生记》被日本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被尊为“日本茶祖”。[4]

荣西引进中国茶，在日本饮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平安初期中国茶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范围主要是朝廷内部和贵族之家，虽然在寺院内也有僧侣饮茶，但是饮茶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反之，是荣西把茶叶与禅宗一起传入日本，并试着在日本各地栽种茶树，使饮茶之风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

日本饮茶活动的大众化也可以说是通过宁波这个窗口来到日本的。中国临济宗第三十二世传人，日本黄檗宗创始人，隐元大师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为日本茶道带去了“喝茶”这一形式。隐元和宁波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他23 岁起曾在宁波普陀山修行了5 到6 年，当时寺庙里保持着煮茶喝茶的习惯。可见，宁波作为日本茶文化的源头，起着重要的窗口作用。宁波，这座平静安详的城市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在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架起了一座与日本交流沟通的桥梁。

四、结束语

如前所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遗址包括：庆元港码头、四明驿、永丰库遗址、市舶司遗址、天封塔遗址。然而，宁波古代“丝路”遗址不仅如此，还有保国寺、上林湖、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在古代中日交往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些场所。

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在中日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自唐代以来，宁波在与日本交往中留下许多文化遗产，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古代文化遗迹，是当今人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李广志“. 海上丝绸之路”上兴起的大唐街[N].宁波日报,2017年 3 月 5 日（第 A07版）.

[2]施存龙.跨越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文选[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P18-P32.

[3]林士民.跨越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文选[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P41-P47.

[4]棚桥篁峰、彭璟、郭燕. 农业考古[J].2012（2）:271-281.

作者 郝名 马诗华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