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从来不是唐太宗的宠妃 按制出家为尼没有例外

一直以来，由于徐惠是唯二被列入后妃传的唐太宗后妃，往往被人夸张成是唐太宗在长孙皇后死后最喜欢的女人，甚至还有粉丝捏造出了徐惠在唐太宗死后没有出家的谣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徐惠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以及唐太宗与徐惠之间的感情是否如后人宣传得那般深厚。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因为才名远扬而被召进唐太宗的后宫，被册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不久便升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级官，由从六品下的将作监丞被升为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继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晋为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这便是她在贞观一朝的最高封号了。

不过充容虽然位列九嫔，但仅为九嫔中的倒数第二级，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级，也就说仍只算是个下嫔。想想贞观八年的时候，唐太宗听闻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便要聘为充华（即充媛），而郑氏的出身与资历比起徐惠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容貌出众便能一举成为九嫔之一，反观徐惠在后宫十二年，凭借自己的满腹才华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嫔之位，也无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亲密到何种程度，从李治与晋阳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窥一二。

众所周知，李治与晋阳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特别是李治，直到被立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让他搬出自己的寝殿住到东宫去。所以即便是贞观十八年刘洎上疏，恳求让太子搬回东宫居住，唐太宗也不过是令其与岑文本马周等人“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却绝口不谈让李治搬离自己寝宫的事。一直到贞观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这才让李治每隔半个月到东宫一次。

若是徐惠到了能够常伴君王侧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会如此舍不得已经成年甚至都已经当了父亲的李治离开自己的身边呢？更何况如果徐惠真的与唐太宗的关系亲密无间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够在唐太宗发怒时为大臣们徐徐辩解的，能够让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会是晋阳公主而应当是徐充容了。

而徐惠出众的才华虽然颇得唐太宗的赏识，与唐太宗之间的互动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诏应和或是解围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赋》，便是徐惠与许敬宗等人在随同唐太宗游翠微宫时共同奉诏写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挥就《进太宗》一诗时，面对的是唐太宗召她前来觐见时等得十分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句诗的本质不过是徐惠为了解围而作。

而说到这首《进太宗》，则又是令人心生好一番感慨。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后宫中同样以文采出名的嫔妃大有其人，比如晋武帝的左贵嫔左芬就是其中一例。只是左芬虽然才华横溢但长相丑陋，而晋武帝本人又十分好色，所以史官直白地记载了左芬“姿陋无宠”。但就是这样一个“姿陋无宠”的左芬，光凭自己的文采，就做到了仅次于皇后杨艳和有着亚后待遇的宠妃胡芳的正一品贵嫔之位。而晋武帝纵然不过是个好色平庸的皇帝，但也经常亲自前去拜访左芬，主动到左芬的住处去，再反观唐太宗这里，不过是难得召见了徐充容一次，徐充容不过是稍微来得迟了点，唐太宗都要忍不住发火，以至于徐充容不得不急中生智，当场做了《进太宗》这首解围诗以化解这种难堪的境地。

再看那篇让徐惠名垂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徐惠已经达到了其一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因为无论是从文章的立论还是辞藻的修饰来看，能够出自一后宫嫔妃之手实非易事，所以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不厌其烦地在徐惠的列传中大段大段乃至整篇收录了这份谏表，然而此文读罢之余又不禁令人为之叹息，这不仅仅是因为徐惠的谏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为从这篇谏疏中所得出的结论。

唐太宗的后宫中，能够大胆上谏的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二人，然而此时此刻看来，这二人又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长孙皇后的娓娓道来在徐惠这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皇后的言简意赅演变成了徐惠的长篇大论。徐惠与长孙皇后同处后宫，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样直接进谏，却偏偏选择了同房玄龄那样上表谈论。房玄龄是因为病重无法面见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进言？

甚至徐惠在上书里重点提到的修建玉华宫一事，实际上唐太宗早在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就开始兴建玉华宫，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又下发了诏书反省自己应当更加节俭，而徐惠早不上疏晚不上疏，偏偏要等到唐太宗下诏反思后这才上书劝谏——如果徐惠只是为了劝说皇帝节省民力轻徭薄赋，为何不在唐太宗要建玉华宫时就上谏劝止，而是非要等到唐太宗自己开始反省了，这才跟风上书？

所以徐惠此举一出，更多的是意在表现自己的才华以借机搏取唐太宗的注意与赏赐，而徐惠精心挑选在这样时机向给皇帝上书，颇有刻意做作之感。

不过作为一名善于纳谏的皇帝，无论臣子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谏唐太宗都会予以优容的态度，所以面对徐惠的这篇奏疏，唐太宗是毫不吝惜地表达了赞赏与赏赐，但随后又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与皇太子李治及文武百官游玩起玉华宫来，甚至兴致还颇为高昂地亲自做了一篇《玉华宫铭》，并令大家应和。

而徐惠通过这样生硬刻意的上书方式进行劝谏，更加让人察觉到只属于君臣之间的那种拘束与拘谨。这也恰恰说明了，徐惠到底还是没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无法以一种自然而亲密的姿态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诗作中多有流露悲秋伤怀之情，尤其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后宫妃嫔一并随驾前往，徐惠也在其中，唐太宗仍不禁感慨“树冷半帷空”，直抒自己因为身边人不在备感寂寞冷清之情，俨然无视了近在眼前的这些嫔妃。

本该是双向互动的感情世界里，一边是唐太宗没有把徐惠放在眼里，另一边徐惠虽然花费了不少心思，试图利用自己出众的文采奉承讨好唐太宗，却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唐太宗的内心。倘若徐惠稍微用点心，则不难揣摩到唐太宗这种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一贯的心性，更不可能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不加以宽慰，然而徐惠的诗文自始至终都不见有任何的劝慰之作。

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徐充容身为无子嫔妃按照惯例被送进唐太宗的别庙崇圣宫出家为尼，自此“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虽然有人声称徐惠是个例外，没有出家，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唐太宗准许徐惠可以不用去崇圣宫剃度为尼，所谓的徐惠破例没出家，完全是某些网友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而已。

事实上恰恰相反，各处史料都证明了唐朝只要是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嫔妃，无论品级高低都得落发为尼去守陵，哪怕去的是皇帝别庙也不例外，因为别庙里同样可以有尼姑，像薛婕妤出家为尼后照样待在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里。《华严经传记》里也记载了高僧释灵辨亲自到崇圣宫、鹤林寺、德业寺这些地方给众僧尼受戒，如果崇圣宫里的妃嫔不需要出家为尼的话，那么释灵辨又何必去给一群都没有皈依佛门的妃嫔受戒呢？

不过有意思的是，唐太宗没想过要准许徐惠可以特例不出家，却记得在弥留之际反复对大臣们念叨着一定要保护好长孙无忌，还有阿史那社尔对自己的感情是有多真挚，特别留了遗诏以防阿史那社尔要为自己殉葬。

充容徐惠进入崇圣宫落发为尼后，正式成了一名陵园妾。而崇圣宫里过的也不是什么享福的日子，历朝历代都有诗人对陵园妾被迫将大好年华就这么幽闭枯老在陵宫里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光是唐代就有不下百首怜悯这些守陵宫人的诗歌，“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无一不是在控诉这种守陵生涯的凄凉与无望。

昭陵已经发掘的那些宫人墓葬也证明，崇圣宫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守陵的嫔妃死得早，那么还能有幸在墓志上留个姓氏下来；如果死得迟，就算是身为二品九嫔之首的昭仪，最后也不过是个“不知何许人也”，连姓氏都没人知道，就这么被安葬在昭陵里。且无论是二品的昭仪还是七品的典灯，身后事直接就由当地的守陵人负责，不仅墓葬规格卑狭简陋，墓志制作粗糙，陪葬品也极为简单。

这种再无出头之日的守陵生活对于正值盛年的才女徐惠来说打击太过沉重，于是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徐惠心灰意冷之下在生了重病后拒绝服药，留下“得先狗马侍园寝”——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庙这样谦卑的遗愿后，病逝了。

尽管此时距离唐太宗的驾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徐惠也并没有选择在唐太宗死后立即绝食的方式，而是渐渐等到生了重病后这才不喝药，这是人的求生本能，可以理解。所以唐高宗李治依然对徐惠此举大加赞赏，不仅将其追赠为四妃之一的贤妃，还允许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飞黄腾达起来。徐惠的父亲徐孝德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被李治擢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升6级，卒于任上时，李治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样因为才名出众被李治召进宫，封为正三品的婕妤。

纵观徐惠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对比唐太宗后宫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记载了一笔的嫔妃，因为出众的文采而拥有更多事迹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宠倾后宫的武惠妃，礼数实同皇后的杨贵妃，嬖幸专房的独孤贵妃这些顶级宠妃相比，徐惠的“得宠”仍旧十分有限。

毕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宫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号也仅仅只是个下嫔，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为女儿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级官，从从六品下到从六品上外，再没有因为徐惠的进宫得到任何好处。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驾崩一年多后病逝在了崇圣宫，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这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说徐惠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影响了，因为通观徐惠的列传以及留下来的诗文，都未见其对唐太宗的思想或决策产生过任何影响。更有甚者，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刚上疏劝谏过唐太宗要爱惜民力勤俭节约，唐太宗在两个月后就亲自下诏为爱妻长孙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这座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总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与徐惠在上疏中所强调的节俭精神完全截然相反。

而当大慈恩寺落成后，唐太宗亲自带领皇太子李治与百官、嫔妃们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不知道人群当中的徐充容看到这一幕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