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都是一个故事

（ 照片无法上传 ）

前排：扎西达娃、本文作者、Vogel；

后排：袁和平、德国作家、Vogel夫人、王愿坚、Lenz、路遥。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都是一个故事 金 弢

笔者蹲在那里，手里举着 Lenz 的新作，我左手边的那位德国人，汉堡文化局的领导 Vogel先生，他同时也分管德国电视一台的工作，我们作家团 85 年在汉堡访问期间，他全面负责，全程陪同。 第二年中国广播电视部邀请他访华，广电部外事局来电话找我，说汉堡的 Vogel 先生正在京访问，是他们的客人，他提出要见中国作协的金弢。我一听电话马上明白，这是他的外交手法，我不算什么人物，他要见的是王蒙。王现身居部长要职，日理万机，他怕提出求见被拒有失面子，西德人是很讲脸面的，提出见我是个托辞，无非是让我向王蒙传递他在京的信息。

我要了他下榻的饭店名、房间号及电话号码，问清此行是什么形式的访问，有多少人同行，其他团员为何人。王蒙当了部长后我们收到的海外贺电贺信最多的是来自汉堡，而我们每次出访西德，汉堡方面的接待总是最完美最热情的，投资也最大。汉堡是我改革开放后开展西德文学交流的突破口。我一方面向领导提出接待建议，一方面联系 Vogel 和夫人下榻的燕京饭店，表示下午 5 点前去饭店拜见他并跟他谈在京别的安排，同时联系王蒙办公室，希望他能抽时见老朋友一面，由他出面请人吃个饭。

王蒙同意了，称既然是去年的老朋友，不以部长名义，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为妥。此事由我们安排，定好了时间地点通知他就是了。我住西城，单位在东城美术馆西侧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每天来回穿越天安门广场，风雪无阻。文革时日日三 “忠于” ，现在文革后是每天两 “忠于”，早上路经天安门城楼可以向伟大领袖敬个礼；晚上下班路过再敬个礼。

平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但今天见外宾蹬车去不合适。我知道Vogel此人非常友好，事毕一定会送我出来，见我骑车而来也不得体，我怎么也该要个车，有个派。加之北京春天的风沙弥漫，耳朵里灌满了沙尘见外宾也不符外事礼仪，我决定到司机班要车。我们外联部虽然有调车的权力，但出车时的时间速度就无法左右司机，懒驴上磨屎尿多，碰上情绪不好的且拖你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有备在先，平常就朝贡到位，每次出国回来，司机班、后勤组、收发室的男同志每人一包洋烟，秘书处、打字室、财务科的女同志每人一双丝袜子。这样有了急事叫车就顺当；尤其是打字室，搞好了关系，碰上急件就不怕，上午送去的文件，下午就打好了，还送货上门，不用自己去取。我写这些，记录下来的就是我们当年的国情，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这种传承，年轻的一代将不知也永远无法想象。

决定了王蒙出面请客，但这不是什么重大的宴请，每人标准 20 到 25 元，因买了王蒙的面子往上靠，也就 25 元，就是部长也没得超标。在前门饭店吃的饭。我去订的餐，经理说35以下没有包间，只能坐大厅。因为是部长，后来千求万求总算找来一块屏风，把我们拦在一个角落。上菜是，服务员手抓一把筷子放在我跟前。我说请分一下，她说，标准太低，自己分。妈妈地，我一边绕着圆桌给大家分筷子，一边不停地给整张桌子当翻译，真是有中国特色!

这句话 “标准太低“ ，宴请外宾时我曾听过好几次了。有一次一个德国石荷州的作家来京，要见一些中国作家，据说是德国外长根舍小时候的 ”开裆裤“ 朋友，写信给了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海顿，让他关照安排一下。海顿当然没有我们作家的联系方式，便来找我。我们的作家平时怕受打搅，都躲起来写作，藏在哪里不为人知，但是我们外联部是例外，一旦有外事活动他们一定个个踊跃参加。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选派某个作家组团出访前，会把他拉出来练练兵，先见见外国人，适应适应。见外宾可都是美差，少不了吃香喝辣，而且有了这种召见意味着出国的机会为期不远了，家里的彩电有谱了，所以这种好差使是一呼百应。

海顿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竭尽全力地工作，两口子又都是很善良的人，一次在北京新建的音乐厅听交响乐，双双碰上了他夫妇，事后我糟糠不禁感言，德国人礼貌得让人感动。加之前一年我作家团出访前他在家举行了隆重的饯行仪式，作为感谢，这次他有求与我，我们不光要配合帮助找作家，约了北京的刘绍棠，李陀等，还准备宴请他们一次，这是给海顿一个面子，辅助他的工作，任务完成得出色，让他在外长面前也有个好交代，会有利于日后的工作。

也是在饭店吃饭，也是普通的餐标，那时冯至正好获得西德联邦十字勋章，我们决定让他出面，授勋一事正好是个话由，他又是我们的副主席。同样也是这样上菜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手抓一把黑乎乎油腻腻的筷子在我跟前往桌子一拍，筷子也没有拿筷套包一下。我说，请帮助分一下。还是那句话：标准太低，自己分。为了节省外事经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有时请客就不配备外事秘书，出现杂事都由翻译承担。那一边是使馆加作家六位外宾，我方是我跟冯老加两个作家。我一看架势，放在圆桌中间的那盆汤今天得由我来分。30 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工作确实是很认真负责的，也能干，有眼力，碰到任何不测情况应变能力强，让领导放心。来德两年后一次电话里部主任还说：回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们这样得力的年轻干部，你们出国留学生是最爱国的。席间的交谈不能停下来，刘绍棠和李陀的话都得由我替他们翻译。我站起身来，一边翻译一边小心翼翼地替大家打汤。打完汤后发现没给调羹，我一看周围没有服务员，我又走不开。好在外事活动节奏慢，而且德国人又有足够的耐性，先聊着吧，谁也没有开喝。这时服务员出现了，我要调羹，她说，喝汤你们不是有筷子吗？我说今天有外宾。她说，要调羹自己去厨房拿。我想冯老听了这话，心里一定很生气，但他不动声色，很坦然。冯老是个很憨厚的长者，有次我陪德国驻华前大使 Erwin Wickert 去家访冯老 （就是德国电视一台 Mr. Tagesthemen ，Ulrich Wickert 他爸，Ulrich 的出生地还是北京呐）。冯老和夫人姚可昆（我们北外德语系文革前的教授，资格比祝红他爸祝彦——我的读研指导老师——还老）, 他俩憨态可掬，差点儿没把 Wickert 感动得趴下，在他眼中冯老是一位获得联邦勋章、形象高大的人物。碰到了今天晚上这种场合，冯老处事不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很自然地拿起碗来喝汤，样子好像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这么喝汤的，不给工作上露出一点破绽。虽然听不懂，但是海顿马上明白了场景——他很崇拜冯老——他也举起碗来直接对着嘴喝。我注意到了参赞夫人的尴尬心态，她见丈夫跟冯老都举碗喝了，怕不随和有失礼仪，但她欲行又止，我想这位西德外交官夫人生平一定是第一次碰上喝汤不给调羹，她难为极了。我跟冯老说，我去厨房拿。冯老轻轻一句：去吧。然后很自然地用两种语言把两边作家的对话又连接了起来。

2019年2月11日於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