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 ：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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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剑青 |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上）

原创： 季剑青 论文衡史 2017-03-14

1908年6月22日《新世纪》第1号首页

编者按：清末民初世界语在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热情，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以世界语取代汉语的激进方案，季剑青博士将世界语运动置于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的视野中考察，指出世界语的吸引力与知识分子寻求足以表达现代知识和文化的新语言的冲动紧密相关。作者特别注意分梳清末《新世纪》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世界语论说表面相似下的内在理路差异，强调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人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的主张，包含了通过反思和批判内在于汉字之中的传统文化来锻造新的主体的自觉。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

——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

季剑青

内容提要：清末以降，在西学的冲击下，建立能够承载和表达现代知识和文化的新语言，成为语言改革运动的核心关切之一。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新世纪》作者群立足于工具论的语言观和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思想，提出用世界语取代汉语的激进方案，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语言民族主义论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汉语作为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结晶的意义。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等人重提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的主张，同时沿着章太炎思考的逻辑，给语言变革的论述自觉地增添了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的维度。通过对清末民初围绕世界语的论争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始终是和输入新文明创造新文化这一时代命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关键词：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世界语《新世纪》章太炎 钱玄同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改革运动中，世界语作为争论的话题曾经反复出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不是局限于世界语者内部的孤立的运动，而是和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围绕世界语展开的讨论和实践涉及不同语言观念的交锋，以及对语言改革的路径的不同认识，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能够承载和表达现代文化的新语言？是寄望于外来的人为设计的语言方案（如世界语）？还是寄望于在历史中形成的本民族语言的自我革新？清末民初有关世界语的讨论，正是由这些问题切入到整个语言改革的运动中。

一、新学的输入与语言的危机

19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问题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关注的核心问题。传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而口语本身又因为各地方言的歧异而无法统一，为了适应现代国家建设的要求，创造“言文一致”的统一语言就成为当务之急。但“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为了求得“言文一致”，清末的改革者提出的方案是用拼音化的字母（所谓“切音字”）来拼切口语，但由于方言的差异，由此形成的拼音文字必然只能通行当地，各地不同的拼音文字反而将方言的歧异固化到书面上来，结果势必危及统一语言的创立。有鉴于此，后来的王照、劳乃宣等人便有意识地以通行范围较广的北方官话作为创建切音字的基础，希望由此建立统一的共同语即“国语”。大体而言，按照黎锦熙的说法，1900年以前语言改革运动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后者是在清末最后十年才被提出来的。[1]

除了“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之间的矛盾，清末语言改革运动中还存在着“普及教育”和“输入新知”之间的矛盾，似尚未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本来，拼音化论者的初衷是借助拼音文字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当时新学理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书面语（文言）的领域，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便是以汉字为媒介创制或引入新名词。大部分拼音化论者都认为拼音文字只是为普通民众设计的粗浅工具，高深学理的表达仍需仰赖汉字。如此则依托汉字的新名词和新学理，仍旧无法灌输给只掌握拼音文字的民众，开启民智难以落到实处。1900年，王照推出他设计的《官话合声字母》，他在强调拼音文字的优势时援引外国的成例，认为世界各国因言文合一，“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日进无已，其朝野自然一体”，而中国因言文分离，“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与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其言甚辩。但最后又说“今余私制此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仍是将“文人”与“众人”打为两橛，前后之矛盾十分明显。[2]拼音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劳乃宣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发明的“简字”也是只给普通民众用的：“简字之用，专取浅近易晓，余编增订重订两谱，凡深微之理，闳远之论，一语不敢阑入”。[3]历史悠久的汉文非“简字”所能比拟：“中国六书之义，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4]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胡适后来在总结清末拼音化运动的成败时，便以王照和劳乃宣为例，说“这样极端推崇汉字的人，他们提倡拼音文字，只是要为汉字添一种辅助工具，不是要革汉字的命”，背后的心理观念是“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5]这种社会学的观察自有其道理，但却忽视了推举汉字和拼音文字依据的是不同的语言观念。简而言之，拼音化论者提倡拼音文字，是以文字只是表音的记号这一语言工具论观点作为理论前提的[6]；而当他们表彰汉字的渊雅精深的时候，采取的却是国粹派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姿态，即视汉字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7]

汉字所传达的“深微之理”、“精深之义”，不仅包括固有的历史文化，还要涵盖自西方输入的新事物和新学理。后者在当时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古老的汉字能否承担这一使命，并不是没有疑问的。19世纪中期以降，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中国士人和外国传教士开始把来自西方的新知识翻译成汉语，一些新的词汇进入到文言之中。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确立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若干原则，一般尽量使用意译来翻译新术语，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音译，化学元素则用新造字来表示。[8]傅兰雅的翻译对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创造新字翻译化学元素的做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高度评价，称“此法最善”。梁启超甚至把“造新字”看作翻译西学的“第一义”，对借已有汉字来意译的方法表示怀疑，有趣的是，他的理由正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分离”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西人惟文字与语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则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国惟文字与语言分也，故古有今无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无存，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既无其字，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虚字假实字，沿用已久，尚无不可。以实物而复假他实物以为用，则鲜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9]

大概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同属维新阵营的黄遵宪也主张“造新字”。1902年，他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劝对方放弃从古汉语中寻求译名的路径：“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提出译书第一法则为“造新字”。[10]大约同时，政治上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亦认识到，“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11]

创造新字来翻译西学是当时较普遍的一种思路，但每一个译名都造一个新字也不现实。1905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增造的新字终究无法应付不断增加的“新理新法”。[12]事实上，造新字基本上停留在倡议的层面，清末对西学名词术语的译介，仍不得不借助固有的汉字。除了严复寻绎古书的翻译实践外，采用来自日语的汉字借词（即当时所谓“新名词”），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13]但不论是选用古雅的文辞，还是相对粗浅的新名词，实际上都依赖固有的汉字，终究不能消除对“假借”“丐词”之弊的疑虑。造新字和以汉字创制新词都不尽如人意，于是有人提出音译的方案。1910年，章士钊撰文讨论译名问题，分析音译和意译的利弊，结论是意译不如音译。他以英文logic为例，说明严复译的“名学”和日本人译的“论理学”，所译皆非原名，而是原名之定义，仍需加以解释。此外意译之弊尚多，归根结底是汉字本身与西方语言枘凿难通所致，音译则可免于此弊：“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音译唯一的缺点是读来生硬，“此种苦处，习之既久，将遂安之”。[14]

问题在于，用汉字来音译专名，不啻将汉字降低为纯粹表音的符号。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拼音文字来音译来外来名词？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陈请推广王照发明的官话合声字母，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列举合声字母的好处，其中之一便是“画一名词以省脑力也”：

今日中国不能不读西书以启文明。然若皆学西文然后始读西书，则能读西书者有几？势不能不取径于译本明矣。惟是译本之弊，有最易误人，即外国人名地名之名词是也。考近日之译本，其名词至为芜杂。……若用汉字，则同译一国之名词而南人北人所用之字又自不同。此今日中国译界中之极大缺陷也……曩者日本初译西书，亦尝患此，乃于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由其文部省颁其假名，拼成一定之音，不许移易，至今遂收较为画一之效。今中国宜师其成法，令所有新译诸书名词务须画一，不可移易，乃为有益。若仍以汉字为准，则南人、北人读法互异，难免参差之弊。今诚用此官话字母，口授甚捷，字形既统一，字音必无二致。[15]

按照这样的思路，汉字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种完全表音的“画一”（以北方官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既能达到“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的目的，收到普及教育、沟通上下的效果，又能毫不费力的转译外国名词，吸收先进文明，确实是一种理想的方案。1904年，蔡元培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小说《新年梦》中，展望中国未来的文字，就很接近这一方案：“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者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16]“会意”一词似乎为汉字保留了空间，但这种“言文一致”且能记载“顶新的学理”的新文字，显然是以拼音为主体的。

姑且不论可行性如何，设计和采用这种理想的文字，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反过来说，如果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使是放弃汉语（历史文化本来主要寄寓于汉字而非汉语口语），直接选择某种西方语言也未尝不可。言文一致，统一语言，普及教育，输入新知，这些困扰清末语言改革运动的大问题，皆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看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就把世界语作为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根本方案。

二、作为理想语言的世界语

世界语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年。1905年，一位俄国人在上海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次年上海世界语学社成立。[17]这些活动基本上局限于世界语者内部，和清末的语言改革运动并无直接关系。首先把世界语和语言改革联系起来的，当属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杂志。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刊物的名称取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让·格拉夫（Jean Grave）主编的同名杂志《新世纪》（Les Temps Nouveaux），实际上两个《新世纪》杂志的社址就在同一座楼里。[18]《新世纪》的创办得到了格拉夫的很多支持。[19]除了格拉夫，李石曾还与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利赛·邵可侣（Elisée Reclus）的侄子、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保尔·邵可侣（Paul Reclus）熟识[20]，格拉夫与埃利赛·邵可侣也有密切的交往，他们都致力于在法国传播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新世纪》从第一期起，就在报头上印上“新世纪”的世界语译名La Novaj Tempoj，可见从一开始编辑同仁就有提倡世界语的自觉。《新世纪》创办的时候，也正是世界语在法国蓬勃发展的时期。1887年柴门霍夫公布他的世界语方案之后，世界语主要是在俄国和东欧地区传播。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封禁，世界语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法国。到1902年，法国的世界语俱乐部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21]，1905年8月在法国城市布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语大会，1907年法国已经有了2900名世界语者。[22]世界语吸引了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但是并没有材料证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世界语有浓厚的兴趣，世界语运动主要仍局限在世界语者群体内部。[23]

世界语的创立者柴门霍夫（1859-1917）

在20世纪初期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如果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应该到法国本土的思想氛围中去寻找。简单地说，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是当时主导法国思想界的潮流，它们给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都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本来柴门霍夫创立的世界语并不仅仅是一门人工语言，一门帮助不同民族相互沟通的国际辅助语，而是包含着强烈的价值关怀。但法国世界语运动的代表人物德·波弗朗（de Beaufront）则坚持世界语只是一门纯粹的语言，主张以科学实用的态度使用世界语。[24]在法国当时的思想环境中，这种对工具论的语言观的强调不难理解。与此同时，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也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建立在对科学的信念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而这种进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的自然法则的支配。[25]

以李石曾和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接受了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同时也接受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的进化论。[26]这种科学主义的进化论，为他们提出的以世界语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都认为进化与革命属于同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两者共同推动社会走向文明。[27]李石曾的《进化与革命》一文完全吸收了他们的观点：“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他以“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为例，说明文字从象形表意发展到表音，是一个与生物进化“同理”的必然趋向。[28]语言等级论在19世纪的欧洲盛行一时，进化论为它披上了科学的外衣。[29]克鲁泡特金和埃利赛·邵可侣虽然没有正面讨论语言问题，但他们的理论可以很方便地用来论证“文字革命”的必要性，因为文字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最合理最便利的文字将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获胜：“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之高下。……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文字革命”。[30]以便利与否为标准的文字当然只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就工具而言，表音的西方语言胜于表意的汉语，而人工设计的世界语又是西方语言中最新最精良者，于是世界语很自然地进入到关心中国语言改革的《新世纪》同人的视野中。

《新世纪》自创刊时起就对世界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当时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语大会有详细的报道。[31]这种兴趣始终是和对中国语言改革运动的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褚民谊指出由于言文分离，普通中国民众难以阅读汉文，因而造成国民缺少常识，养成崇仰旧说的思想习惯。拼音化不失为一种选择，“苟以中国文字尚为不便，则改他种文字之适于中国者，或径用万国新字亦可。总之，沟通常识，当以改良文字为一要着”。[32]不难见出，褚民谊强调的是文字传达知识和思想——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新学理——的能力，这也是《新世纪》同人的共同立场。另一位署名“醒”的作者基于同样的语言观，提出了更为明确和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中西两文，相差过远，故西洋文明，不易输入”，汉字既为“文明发达之阻力”，则与其改用他种文字，不如径用最新最良之世界语：“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33]清末语言改革运动中“普及教育”和“输入新知”之间的矛盾，能够且只能通过采用世界语得到解决。

吴稚晖是《新世纪》群体中思考语言问题最为深入系统的作者。他早年就曾发明过一种“豆芽字母”，可以拼写乡音俗语，是拼音化运动的亲身参与者。[34]吴稚晖对语言改革的设想是，第一步是以汉语为基础创造统一的语言，即“今日所谓简字切音字等”；第二步为“讲求世界新学”，至少须通一种西文，以便用音译的方法直接输入新名词：“所谓一切名词，与其穿凿译义，徒为晦拙，不若译音，而参核西文，尚有对照之功用”；第三步是废弃汉文，直接采用和普及最优良的世界语。[35]显然，吴稚晖不认为汉字和拼音文字能够承担“讲求世界新学”的任务，在他看来，“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之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故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即便是日本的新名词，与新文明也“多不密合”。[36]最新的学理，只能用最新的世界语来表达。即便此时汉语一时不能废弃，亦要限制汉字的使用，“所有限制以内之字，则供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掺入万国新语，以便渐掺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37]

语言和学理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建立在两个相互配合的理论前提上，首先是语言的工具论，即语言只是表达学理的工具：“文字者不过代表学理之符号”，“不过器物之一”[38]，“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又为事理之代表”[39]；再者，语言和学理同属于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当世界进化到科学昌明的“新世纪”时，旧语言和旧学理都必将归于淘汰，“万国新语”和新学理将取而代之，这是无政府主义学说给吴稚晖的启示。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中，历史传统是没有地位的，或者只有作为野蛮时代的遗留物“屏诸古物陈列院”的资格。[40]

吴稚晖和《新世纪》群体废弃汉语采用世界语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国粹派阵营中的章太炎的激烈批评。章太炎基于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讽刺《新世纪》作者歆羡西人，以“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为恨，其“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亦宜”。[41]《新世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确实持否定的态度，但与其说是因为崇拜西洋，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信念。《新世纪》群体所拥抱的新学理本身是超越国界的普遍真理：“吾辈只问公理是非，断不论种界国界也”[42]，他们甚至针对“国粹”一词提出“公粹”的概念：“所以国粹者，直即自画之代名词。故今之科学，无论言理则名数质力，言事则声光化电，皆为前民利用，开物成务之要素，真为人类进化之公粹”[43]，意在用普遍的科学抽空“国粹”的历史文化内涵。

更深一层来看，普遍主义的信念中也包含着对民族危机的体认。1910年，吴稚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弟近日随在感觉，益认近百年来人类之进步，乃人类开化之时期已到，自然应有之进步，决非关系于东洋与西洋”[44]，他把19世纪作为“新文明”和“旧文明”的分界，“在旧文明空气中者，而行动言论，其较近之状态，东西亦将无不同”[45]，暗示西方过去亦较落后。这种以普遍的“文明”概念来淡化和消解中西对比的做法，实际上是以普遍主义来疗治中国事事落后（语言文字其一端也）引发的民族主义焦虑。只要与自身落后的历史传统告别，成为普遍的新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自然就会提升到与西方同样的水平。这样一种心理机制表明，《新世纪》接受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仍是用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境，就像他们采用世界语，也是要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一样。

在欧洲的语境中，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确实内在地包含着普遍主义的面向，但这种普遍主义并没有反传统反历史的色彩。恰恰相反，克鲁泡特金本人对社会进化的认识，是以他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为依据的。[46]同样，欧洲的世界语运动也从未将民族语言视为竞争的对手，1905年布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语主义宣言》明确表示世界语“不干涉各国人民的内部生活，也毫不企图排斥现存的各种民族语”[47]，世界语的竞争对手是如沃拉普克语（Volapük）和伊斗语（Ido）这样的同为人造语言的国际辅助语。[48]只有放到中国近代语言改革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理解世界语之于《新世纪》群体的重要意义，理解他们看似荒诞的主张包含的合理性。

三、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

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新世纪》提出的激进的语言方案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49]他比其他任何国粹派人物都更为明确而坚定地坚持一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历史中形成的语言文字是界定民族和国家之特性的核心要素。“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50]，这是章太炎终身秉持的观点。他认为“提倡国粹”的意义“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所包含的内容，第一项就是语言文字。[51]

但章太炎并没有因为他的语言民族主义立场就回避清末语言改革的问题，只是他的思考方法非常独特。针对汉语言文分离的现状，章太炎不是寻求创制一种拼切口语的拼音文字，而是以他深厚的小学功底，在散落民间的方言口语中发现了可与历史典籍相印证的“古义”：“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52]在章太炎看来，方言并非拼音化论者眼中的浅白土语，而是被遗落和废弃的古代文辞在口语中的遗留。“一返方言”不仅解决了“言文一致”的问题，同时也为应对汉语在西学冲击下所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思路。章太炎深切地认识到汉语在面对西学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今日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櫱，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53]，要翻译引入西学，汉语现有的字词实在捉襟见肘。对于时人提出的造新字等方案，他也并不反对：“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54]，所谓“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当指从日本引入的新名词。不管是造新字还是创新词，都需要“通小学”，需要对汉语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这已经见出章太炎作为汉学正统传人的本色。而他更为独到的想法，是启用故籍中废弃的文辞，这甚至是第一选择，其次才是创新名造新字，“今之有物无名、有意无词者，寻检故籍，储材不少，举而用之，亦犹修废官也。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则其功亦非难举矣”[55]，“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56]而这些“废语”，很多正赖方言而得以保存。[57]于是，通过“一返方言”，章太炎将“言文一致”与“输入新知”这两个看似无法兼顾的方面统合了起来。

章太炎从故籍废语中寻找应对语言危机的办法，显出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信心。[58]但首先并非每个人都有章太炎这般的小学修养，再者他的设想落实起来也困难重重。从功利的角度看，直接采用西方语言和最新的世界语，当然是输入新知最便捷的手段，为此即便放弃汉语亦在所不惜，而这正是章太炎极力反对的。针对《新世纪》的论述，章太炎于1908年先后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两文痛加驳斥。

1908年6月《民报》第21号刊载的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

如果说《新世纪》群体的最终指向是通过采用世界语使中国融入新文明，章太炎的出发点则始终在保存汉民族语言自身的特性。他不否认汉语在译介西学时面临诸多困难，但始终强调以本民族语言为本位：“以汉语译述者，汉人也，名从主人，号从中国。他方人、地，非吾所习狎者，虽音有弇侈，何害？”，“语言之用，以译他国语为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书为急耶？”[59]他批评《新世纪》派“徒知以变语求新学，令文化得交相灌输，而不悟本实已先拨”[60]，新学未求得，先已丧失了自家的根基。面对《新世纪》废弃汉语的激进主张，章太炎不得不将输入新学创造新语之事置于次要的位置，极力维护汉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在他看来，语言文字首先“其职在宣情应务，非专为学术计”，汉语在表达学理的术语上或有所欠缺，但日常的“恒言”则完备，而“恒言”才是语言得以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基础，“若令恒言不具，则其语无自孳生，斯朝夕不周于事已”。[61]

章太炎反对吴稚晖将语言视为表达学理的中立工具的观点，指出语言是植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人事的表现：“文字者，语言之符号，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62]正因为语言以纷繁复杂的人事为准，故重在分别而不是齐一，“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别而为劣”[63]，汉字虽是象形表意文字，但汉语声音之繁多则非西方语言所能比拟，章太炎由此否定了《新世纪》派以表音文字胜于象形表意文字的进化论。

科学主义的进化论是《新世纪》派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章太炎则立足于他的在差异性中寻求平等（“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64]，对这一理论基础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批评《新世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以“科学”来规范“人事”，“彼所谓科学者，则诊察物形，加以齐一而施统系之谓。抑万状之纷纭，固非科学所能尽理”，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本与科学异流，亦与哲学异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宠”，“以科学牢络万端，谓事事皆可齐一，譬犹献芥而及齑也”。[65]由此可见，章太炎和《新世纪》派在立说的前提上就处在对立的位置上，章太炎根本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受科学原则支配的普遍的进化过程，更不会相信这个过程能够进化出最先进的语言，可以替代其他语言成为统一的“世界语”。

事实上，章太炎并不反对世界语本身，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辅助语言自有其价值，“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66]，他反对的是废弃民族语，用世界语来统一世界。这里不妨以与章太炎交往密切的刘师培为例，看清末知识分子鼓吹世界语的另一种眼光。[67]如前所述，刘师培早年也曾提出以“创新字”来输入新学，到了1908年前后，或许是因为加入到国粹派的阵营之中，他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转而强调汉字固有的价值：“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此时他也为世界语所吸引，并且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国粹派的基本立场，使得他不可能像《新世纪》派那样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反而提出用世界语来向世界推广“中土文字”，发扬“国光”的新异思路。[68]刘师培也强调世界语是输入西学之利器，但与《新世纪》派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语亦有助于保存国学，理由是世界语学起来较英法文为省力，故能节省学外语的时间，不致荒废国学。[69]在刘师培那里，输入新知和保存国粹并不冲突，故世界语和汉语亦可并行不悖。世界语是用来统一世界的语言，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民族仍可保留自己习惯的语言文字。[70]

或许是因为刘师培这种折衷的态度，章太炎在驳斥《新世纪》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时并未牵扯刘师培。但章太炎与刘师培在语言观念上也有重大的差别，从根本的理论立场上来看，章太炎不承认语言有人为加以统一的必要。他不仅反对用世界语来统一各国的语言，对创立统一的中国共同语也不免有所迟疑。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历史民族”，它既有依托一致的文字体系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因人事地域的纷歧而保留了方言土语和表达形态的丰富的差异性。[71]前者是民族得以形成的前提之一，后者则是民族内在性情和精神之“不齐”的表现。就章太炎的齐物哲学而论，毋宁说他更看重后者，故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的开篇即针对《新世纪》对“汉文纷杂，非有准则”的指责，表示“风律不同，视吾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72]，言语之不齐实由“吾土”决定。汉语不仅有方言土语的差异，亦随体制和功用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故“有通俗之言，有科学之言，此学说与常语不能不分之由”，“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73]在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的内部，章太炎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差异性和多样性。

但是创造统一的全民族共同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章太炎无法回避这一点。所以他在与《新世纪》论战的同时，又提出“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74]，看似与他的固有主张相矛盾，实为不得已之妥协。章太炎的“齐一语言”实际上只是统一语音，即为每个汉字确立标准的读音（“定音”），切音字只是一种表音的音标，其作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可见章太炎反对在通行的口语基础上另外创制一套与汉字平行的拼音文字。他自己改订反切的纽文韵文，也创立了一套切音的符号[75]，成为后来注音字母的雏形。

有趣的是，吴稚晖也对注音字母的采用做出了贡献。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开会，选吴稚晖为议长，审定国音（即汉字的标准读音），因会中章门弟子的推动，决定采用章太炎的方案并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76]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从清末拼音化运动的拼切口语，到民国初年的标注读音，实为语言改革运动的倒退。[77]章太炎和吴稚晖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都对创制拼音文字不感兴趣。在章太炎这里，是对“齐一语言”的接受只能妥协到统一语音这个程度；而对吴稚晖来说，因废弃汉语一时不能做到，世界语不能马上取而代之，为方便起见，暂且用汉字注音的方法来统一国语，“汉语将无须取必于久传。既如此，汉语正可姑寄于汉字，加以注音，便用于一时，徐待蝉蜕，不必更费改造音字之劳力”[78]，故纯粹为临时的过渡手段。两人各让一步，共同推进了注音字母的采用和实行，揭开了民国初年国语运动的序幕，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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