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现象：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

胡风现象：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 梅琼林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1998年04期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临汾)1998年01期第32～37页 【作者简介】梅琼林，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湖北文联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上海市200433 【内容提要】 胡风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鲁迅的文学精神，形成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其中心问题是强调“写真实”，理论内涵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观和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对农民文化的批判之文化观。 【关 键 词】胡风理论/启蒙现实主义/写真实/文艺观/文化观 作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曾以其极为鲜明的“异端”色彩震惊和影响了中国文艺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当人们从长期的批判与声讨声中苏醒过来并开始对胡风理论进行理性反思的时候，却感到了胡风理论的独特性质及其命名的巨大困难。在包罗万象的“无边现实主义”（法国哲学家加洛迪语）概念之下，许多学者曾经试图使用有失妥当的“主体的现实主义”、“深层的现实主义”、“心理的现实主义”、“体验的现实主义”等随机性概念给胡风现象以理论定位，却导致了更大的模糊性与分歧性。本文认为，胡风理论是形成于20世纪前期中西文化激烈交汇的启蒙思想背景中的特定的现实主义理论。从思想渊源上看，它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普罗文学理论）和以鲁迅为主导倾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从而与中国现代文论史上以周扬、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和革命文学内部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相比而言，更具有了一种激烈异常的启蒙主义色彩。如果说，周扬式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机械而简单地硬搬到文艺学领域，导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基于政治观念意义上的“集体主义”，都以摒弃艺术个体及其丰富的人道主义意涵，而不免具有文艺上的“庸俗社会学”的缺憾的话，那么，胡风理论则以极富启蒙意义的“个性主义”要求作家，在“个性主义”基础上，倡导文艺对中国现实的肉搏、突入和批判，从一个更高的程度深刻地把握现实、人生和历史，使文学避免来自“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强烈干扰，使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更为深入的真实性层面。这种现实主义理论更注重于文学的主体性和作家作为社会存在及创作个体的启蒙作用，并且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领域中一种较为严密、富有创新价值的思想体系。我们把这种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命名为启蒙的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诸批评型概念的内涵意义、逻辑关系及其所建构的潜在体系 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真实性为最高美学范畴的理论体系。现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大都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学说，参照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论述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论述的重点，偏于对创作作品与社会存在的“对应”关系，尤重文艺家对创作对象（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反映”。然而，胡风理论则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注重于对世界的模写，对曾经盛行一时的主观公式化的创作方向也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有悖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而真实性的丧失则意味着现实主义的退化。他一贯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此，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最高范畴，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从这一点上看，胡风理论包涵着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真实性内核。但是，在胡风看来，被动地模写现实，以及离弃现实的自我表现，都无法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要求。胡风从启蒙现实主义的特有视角出发，认为文学真实性必须具有“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能力的创作主体才能获得，文学艺术的创造是作家主体向对象世界的“突入”、“拥合”、“燃烧”、“蒸拂”、“相搏”，是“伴着肉体的痛苦的精神扩张”和“血肉追求”，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的激烈撞击和“相生相克”的人生活动，通过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客体的对象（素材）的斗争过程，即创作过程，最终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胡风所张扬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概念，系出自于黑格尔哲学概念“主观精神”，然而经过胡风的创造性运用，却脱去了概念原本固有的主观先验论色彩。 胡风以它“说明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生活的关系”〔1〕，并要求文学创作主体“把他底战斗精神潜入到生活对象底深的本质里面”〔2〕，“深刻地认识生活对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对象， 由这来提炼出一个人生世界，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3〕。 一句话“我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指的作者在创造过程中对人物的爱爱仇仇的态度”〔4〕，是作家对生活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 “主观战斗精神要求作家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强化个体人格力量，并由此在创造过程中经过作家的主观有意识地筛选出客观对象，扬弃其‘自在之物’的特性，由作家精神欲望‘所肯定、所拥有、所蒸拂、所提升’”〔5〕。 不仅仅在对象的选择中，更重要的是在对象的表现过程中，作家“主观战斗精神”高扬更显出其必要性。作家主体以他的能动性表现对象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胡风把它视为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的源泉”。 他曾以概括的思辨性分析阐述过这个命题。“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地自我扩张的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的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底源泉”〔6〕。在胡风的批评视野里，创作主体要真实地表现生活， 就必须真实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突入拥抱和感性体验，而不是抛开自我情感，以一种“无我”的客观方式呈示现实，更不是用观念思想和抽象思考去取代对生活的真实感悟。艺术的真实性存在于审美感性之中，在感性世界艺术创造主体和其所显现的对象是一种多维度的统一关系。“人创造了感性的世界，这感性的世界又是活在人底活的感性的全活动里面的”〔7〕。“作家不是‘凭借思辨的头脑去把握世界’（马克思）， 它底搏斗过程始终不能超脱感性的机能，或者说，它一定得化合为感性的机能”〔8〕。这种大胆张扬主体与客体的感性审美关系的观点， 的确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探入形象思维在艺术发生过程中的生成方式，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极为重大的独创性意义。它不仅使艺术真实性突破了生活模写的表象真实局限，而且还从根本上否定文艺主观表现论的虚妄的真实观。胡风由此激烈批判了文艺界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认为这些主观主义作品是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思想理念而不能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不能透过政治现象去把握历史内容，通过对于历史内容的把握去理解政治现象，只是对政治现象的无力演绎”〔9〕。 与主观主义公式化创作相对应的是“客观主义”，尽管它也在表现时代精神，但由于作家主体以静观态度对待时代，使“他和他的人物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10〕。胡风认为，以这种“超然物外”的创作方法产生出来的作品“使现实虚伪化了，也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11〕。这种创作方法同样远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要求。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诸概念所内含的感性之维作为理论支点否定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非真实化倾向。但是，这三个概念并未仅仅包括于单一的感性意义中；它们同时还隐存着极为丰富的理性内容，它们是感性与理性辩证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化合过程。感性和理性在初衷的背景之中统一于现实和历史。“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实现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的感性的对象，然而，对于文艺创造（至少是对于文艺创造），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12〕。胡风的独特性在于，他的真实性美学原则中的感性与理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立和统一，也不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感性是以理性为内容的感性，理性是以感性为特征的理性。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彼此冲突、相克相生，从而构成一幅艺术创造之发生的真实图景。只有“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捕捉它底意义，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溶注着作家底同情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才能“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13〕，“人的内容是历史底所产”〔14〕。“个人的血肉，不能够不同时是社会的血肉”〔15〕。因此，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创作主体“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的真实，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自我扩张”主体与题材对象的相拥与冲突的真实，更是艺术家作为社会和历史存在的个体在生存意义层面上的人的真实。社会历史、人生与文学艺术创造是相互统一的，有着共同的真实性基础——作家个体最深层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追寻，而这一切又必须由个体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的实践（社会实践和创造实践）经验来完成。胡风反对“一边是生活‘经验’，一边是作品”的文学与生活相分离的观点，认为“这中间恰恰抽象掉了‘经验’生活的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Passion） 的精神！这是艺术的悲剧，然而在现实却正是一个太普遍了的悲剧”〔16〕。胡风不遗余力地呼唤主观战斗精神，呼唤人格力量，呼唤主体的自我扩张，以寻求文学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根本所在。在胡风看来，他所使用的这一组标示启蒙现实主义的概念，其基点恰恰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与超离生活范畴的先验范畴迥然相异。它所描述的正是位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主体。胡风曾直接阐释过人格力量诸概念的理论指归，他说：“把作家的思想要求叫做人格力量，那岂不是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阶级的东西么”？“人格也不是象‘思辨哲学’那样地把它当作‘绝对理念’底显现或能够超出历史限制的‘特殊的人格’，而是历史产物的人这个‘感性的活动’底性格”〔17〕。胡风所倾重的是创作主体在表现对象中的主观显现，在自我的扩张中容纳和表现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这是一种对于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双方的严格的真实性要求，它要求艺术创造过程体现了客观历史真实的同时体现着主观的真实。主观真实是保证了客观历史真实的，它因而同以主观色彩罩盖现实的自我内心表现的艺术有本质区别；在对客观历史的表现中，主观人格力量的焕发有助于表现与体验的深化。自我扩张、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是胡风启蒙现实主义标示主体精神的一组系统命题。自我扩张是主观战斗精神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而人格力量则是自我扩张的表现或艺术效应。它们作为现实主义的主体精神之维，并作为现实主义的起点支撑和保证现实主义向现实、历史、人生的真实性层面的深入和突进，从而使艺术表现中的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互为表里，相互统一。 　　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化观：两种文化传统，文学启蒙与“精神奴役的创伤”；论民族形式问题与对农民文化的批判 早在胡风理论形成之前的20世纪初，中国已经并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种是从16至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借鉴而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种就是形成于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化在五四运动前后进行过空前激烈的交锋，并由此产生两种文化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对立和抗衡。启蒙主义的文化观立足于中国现实，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无情地批判和否定数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主张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进行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再塑，从现代人道主义立场倡导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双重主题，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转换进程。而传统文化则以其深厚的民族心理与对文化改造的抗拒，坚持着反启蒙、反科学、反民主的消极倾向。这两种文化传统有着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性质特征。我们把前者这种处于时代的超前地位而具有显著的先锋性文化称之为启蒙文化；而后者则因其与所处时代的大众心理结构与传统的封建文化相同一，故而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 胡风启蒙现实主义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的传统，在唤醒人的觉悟，以人道的精神和态度穿透现实、批判历史等基本点上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自然、与社会相亲和的仁爱胸怀，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忠诚坦荡的人格力量。“文艺，只要是文艺，不能对于大众底落后意识毫无进攻作用，通体都象甜蜜蜜的花生糖一样，连白痴都是高兴接受的”〔18〕。胡风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是选取优于大众，由知识者（也即文艺家）所代表的、处于时代领先状态的文化，用胡风肯定过的名词就叫“先锋”文化。“先锋文化”与被群体认可的大众文化的规范结构处于对立的状态。它存在的目的是破坏这种稳定的停滞的文化规范结构，促使新型的现代文化形态诞生。 胡风的“先锋文化”倾向相当鲜明。他在《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中已经明确认定：“我们遭受的文化传统”就是“20多年来的这一点启蒙运动”的结果，就是靠“新文化运动所养成的这一批文化先锋队”辛苦建设的结果。同时，他还强调，以这种“文化传统为指导的‘文化活动’在最大多数的场合”都“是以现代的思维方法做基础，而且是要把对象向现代的思维方法推进的”〔19〕。因此，他着重地指出了以这种文化传统为指导的文化运动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形态的培植和促进作用。“所谓‘先锋队伍’，不能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反映了一般（落后大众）所抱有的、有大的发展要求的趋向，是一般里面的特殊的东西。然而是新生的、向上成长的、‘给自己开避道路’的东西”〔20〕。文化运动必须“从民众底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诱发并且养成他们底自动性、创造力，使他们底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由这参加战斗，同时又会从战斗里面涌出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们底自动性、创造力继续成长，‘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并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这结果，是活的战斗力底养成。也就是，迎头赶上现代文化，‘使自己的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获得更进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潘梓年语）”〔21〕。这段论述在胡风的著作中最集中而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化观，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比较清楚地把握了胡风所认同的“先锋文化”的内涵与特质：这种文化观倡导由主体去改造对象、提高对象，以主体的意识为意识，将客体上升到主体所具有的层面，使主客体共同得到促进和发展，也就是要用“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和“自我扩张”突进现实生活中，以医治大众“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文化观直接导源于胡风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理解和领悟。胡风将现代中国历史既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政治统治的政体变革史，又视作现代中国人摆脱农业文化时代的封建桎梏，向真正意义的现代人转化的人格变迁史。而当中国知识界早已“脱弃‘五四’的衣衫”，将五四以来的社会变革单纯地看作是政权变革史的时候，胡风依然从五四精神中发现“个性解放要求”与“民族解放要求”的融合，发现“知识分子”、“科学”与“民主”精神与“亚细亚的封建残余”的对立〔22〕，这不能不是胡风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化观对流行的历史观点的超越。 在胡风启蒙现实主义文化观的视野中，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文化意识分别表征着五四新文化和旧的传统文化。知识分子具有“革命性”与“先进”作用。而占人民主体位置的农民则有着沉重的“精神积压”。由此，胡风从知识分子——作家这一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国“激巨的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地盘”的沉浮，论证“知识分子革命性底物质的根源”，认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这是并不为错的”〔23〕。胡风又从现代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即“思想主力”——指“历史唯物论思想”）与革命主体（人民大众）的历史联系角度，确立“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作用。“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24〕。但是胡风认为农民阶级与封建精神母体有着深层的“精神遗传”，有着深刻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指出：“在封建主义里面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得可怕的”〔25〕。即使农民“脚踏实地”的品格，“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26〕。由此胡风认为，战争时代，“农民的觉醒如不接受民主主义底领导，就不会走上民族解放的大道，自己解放的大道”〔27〕。胡风在这种启蒙思想的引导下，认为文学特别是新文艺必须服务于这种启蒙的文化观，遵循现实主义道路，“抖去阻害民众活力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28〕。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底负担、潜力、觉悟和愿望”〔29〕。胡风并没有否定“人民”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美德，但他在承认这些的同时，更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在以经济关系为基石的社会诸关系里面的人民”〔30〕的属性的辩证关系，指明“这随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前一侧面产生了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但后一侧面却又把这个要求禁锢在、麻痹在、甚至闷死在‘自在的’状态里面；这个惯常是被后一侧面所包围的统一着但却对立着的内容，激荡着、纠结着相生，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每一个人民底内容都是一片浩漫的大洋”〔31〕。从这点出发，他批评了那种简单机械地对待“人民”与“封建文化”的观点。他说：“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方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32〕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烛照之下，他才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了“五四”的伟大：“到了五四，历史底总的冲动力底趋向开始作为思想要求被化成了血肉，因而开始了以反封建为基础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人‘自在的’状态进行‘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33〕他还更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争取改变物质关系的斗争却得通过意识斗争的过程才能够执行以至实现。”〔34〕胡风一再强调了启蒙现实主义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作用。正是基于此，胡风在《论民族形式》一书中激烈抨击了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指出了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民间文艺”自然也是“封建文艺”。他辩证地论证：“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有反映劳动人民底梦想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成分，但一方面由于封建主义底强大压力，一方面由于创造民主主义底物质地盘还没有存在，这些成分不是摧毁了就是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虽然“民间文艺”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底自己创作，但客观上既没有民主主义的现实存在，主观上又没有民主主义的战斗观点，他们底不平、烦恼、苦痛、忧伤、怀疑、反抗、要求、梦想……就只有在封建意识里面横冲直撞”〔35〕。胡风激烈否定“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但“在限定的意义上”并不完全否定“旧形式”的可利用性。作家可“从民间文艺甚至传统文艺里面去学习”，但必须是在“现实主义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也由于现实生活底强大的进步的内容给予了‘定心作用’，作家们或强或弱地具备了抗毒力量”，但也仅仅是为了得到“理解现实生活的帮助”〔36〕。胡风认为“民族形式”只能“通过五四的革命文艺传统，把这个传统当作基础”〔37〕。“因为五四新文艺的形式恰恰正是掌握了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即充满了新内容的民族形式”。 胡风坚持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化观，决定了他在注重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及其审美规律的同时，却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对“人的进步”和民族新生的巨大作用，这就使他不无狭隘地只从文学的认识属性即从他所谓的“认识方式”、从“生活与艺术的关联”上去要求创作，以至于将具有深刻而清醒的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推向了至尊的地位。而对于西方世界于世纪初兴盛漫延的“现代主义文学”和非理性的象征派、印象派、颓废派等等，则一概持偏激的否定态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胡风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化观，至少在对于中国现实状况、文化传统、文艺创作方面，还是与周扬等人的观点有着某种性质上的趋同性，那就是对文学的认识属性和教育属性的倾重。 　　启蒙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对普罗文学理论和鲁迅精神的双重接受，规定了胡风现实主义的特殊类型，胡风的鲁迅观及其在理论建构的重大意义 应该说，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理论史上的独特现象，胡风理论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汇的现代文化历史上，存在着多重维度的根源和起因。胡风曾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和影响。他阅读和批判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吸取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主体阐释模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人的合理假定；研读过苏俄和东欧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卢卡契的文艺美学思想，但无疑又超越了他们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程度的反主体性倾向；他一度迷醉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但并未从非理性的道路上滑落，相反，仅仅取用了某些适宜于呈示创作主体的创造状态的生命因素；他对日本30年代的普罗文学理论娴熟如故，却从他人之论域中发现自己所要探索的问题；他阅读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鲁迅以及不断涌现于新文学战线的各类作家……并以一种批评家的理论气魄表达对文学现象的深刻把握，传达倾慕和无情评说。那么，在这种颇为复杂的人文文化背景之上，胡风理论之走向成熟与定型，究竟哪一方面起着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胡风理论既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精神的简单沿袭，也与苏俄、东欧众多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美学观大相径庭，而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精神及胡风早年趋向的普罗文学理论有着密切难解、不可分离的深层关系。 从胡风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前后刊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现阶段文艺批评的几个紧要问题》以及初涉评坛的试笔之作《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等论作可以看出，胡风早在30年代初已经从普罗文学理论中吸取了部分营养，开始对文学思潮进行宏观研讨，对作家特别是鲁迅思想的反思则刚刚起步。但是，胡风已提出了他的重要论题，诸如“公式化、机械化”问题、“主题的积极性”问题、“题材与方法”问题，而这些对于后来构塑胡风理论中重要的创作主体论的问题，由于缺乏内在的精神基础，总体上还是局限于一种理论的随意性发挥。它之不断发掘与走向充实，还是胡风返回上海与鲁迅建立文学联系，并越来越对鲁迅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之后，开始注目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鲁迅曾经说过，他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动因在于“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塑造一系列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不朽人物形象的启蒙主义思想基础。胡风理论深得鲁迅思想之精髓，并且取法于鲁迅的启蒙主义，以此作为建构启蒙现实主义的基石。胡风在其评论活动中多次研讨鲁迅，以揭示其伟大深刻和不朽意义。他说：“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动摇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鲁迅底战斗还有一个大的特点，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38〕。“鲁迅，而且只有鲁迅，……是远远地走在当时的思想界底前面”。胡风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激动从鲁迅文学中发掘着深刻的启蒙主题，并由此丰富和建构自己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概念和主要范畴，从而将一种文学形态的启蒙主义精神经过文学批评具体阐释，转化为一种涵括了五四新文化内容的崭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启蒙现实主义。在这个理论的主要概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鲁迅文学和鲁迅思想发生影响的鲜明印迹，看到文学批评活动过程对鲁迅这个丰富的文化本体的多层次的吸收和接纳。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认为，胡风启蒙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恰恰是对启蒙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本体内涵的阐释和发掘，并以此作为胡风文学批评和理论营构过程中一种潜在的思想蓝本、理想范式和价值取向。虽然胡风因为普罗文学理论影响，对鲁迅作为精神战士之苍凉孤独的悲剧性体验缺乏理解和领悟，没有从最深层面呈现鲁迅本体，但是，胡风在那个时代堪称深刻的鲁迅观还是对启蒙现实主义理论建构形成了决定性影响，具有相当重大的思想意义。 注释： 〔1〕〔2〕〔3〕〔4〕〔14〕〔15〕《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8〕〔19〕〔20〕〔21〕〔34〕〔35〕〔36〕〔38〕《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25页、第49—50页、第252页、第48—49页、第240—241页、第254页、第259页。 〔5〕〔6〕〔7〕〔8〕〔9〕〔10〕〔11〕〔12〕〔13〕〔17〕〔30〕〔31〕〔32〕〔33〕《胡风评论集》下册，第199页、第20页、第317页、第21页、第297页、第298页、第352页、第18页、第19页、第326页、第348—349页。 〔16〕《胡风评论集》上册，第393页、第85—86页。 〔22〕胡风：《民族战争与我们》。 〔23〕〔24〕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关于作家——创作的人》。 〔25〕〔26〕胡风：《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儿女们〉序》，《论现实主义的路·几个具体的论点》。 〔27〕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大众底“欣赏力”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28〕胡风：《剑·文艺·人民》。 〔29〕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高峰低落》。 〔3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