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我所知道的韩东

在认识韩东之前，我对他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包括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及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当然，这种了解是一个粉丝的认知水平。就我当时有限的阅读来看，韩东的作品属于让我信服的那一类。无需宏大叙事，都是鸡零狗碎，一个人的生活真相无非如此。此外，他特有的冷静、节制、幽默（荒诞感），以及超拔于此的伤感和智慧都极其迷人。 2003年第一次于半坡村酒吧遇到韩东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意外和吃惊，他确如我之前所了解和想象的那样：清瘦、沉稳、目光锐利、谈吐不凡，毫无昏聩陈腐之气。其本人与其作品不仅浑然一体，可谓相得益彰。 和老韩相遇大多是在一些饭桌场合。一般情况是，饭桌上有他，其他人就不用说什么了。此人爱说段子，且这些段子都是一些认识的朋友的亲身经历，稍加润色即可。他不仅说得好，而且能够辅以各种神情和动作，可谓绘声绘色，笑死个人。说到精彩处，他的秃头也似乎越发的亮了。不过，很多时候，他还是会谈及一些“看法”。文学的、诗歌的、人世的、动物的，以及形而上的，等等。因为是“看法”，总归略显严肃，无疑给酒桌现场制造了凝重气氛。 北京的狗子跟我说过，老韩这人真好，不装不傻，牛逼极了，还处处照顾朋友，但是酒桌上有此人，总有点不对。确实，狗子是著名的“啤酒主义者”，而老韩，据说长这么大就没有醉过（不是量大，是喝酒极其控制）。我就在饭桌上亲眼见狗子总是耸着肩膀、脑袋挂在胸前听老韩侃侃而谈。作为听众，狗子所能做的只是在一旁点头称是不已，偶尔（就仿佛趁老韩不注意似的）才抖抖嚯嚯地把手伸向酒杯谨慎地喝上一口。等老韩提前走了，狗子这才把畸形的脑袋从胸前端回自己细长的脖子上，坐直身体举杯畅饮，并义无反顾地将大伙“往高处带”（徐星语）。 除了酒，老韩在生活上的自我节制是很出名的。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从奥体家中坐地铁到鼓楼再步行至兰园的工作室，以上班打卡的纪律来对待写作，这在所谓的自由作家中很少听说。囿于这一点常被谈及，我就不多说了。就说吃吧，老韩以素为主，两个馒头或茶泡饭亦能满足。据说他早年在工作室“上班”期间，每天背包里还揣一铝皮饭盒去当午饭，这两年则在楼下小吃店里吃盘扬州炒饭之类解决。烟，长年也就是七块钱的红塔山。他说，好东西送给朋友享用，比自己享用更让他快活；“鲁迅也是这么干的”，他还不忘补充道。当然，老韩在现实生活中的“克己复礼”，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缺乏生活情趣。对于“舌尖上的中国”，老韩确无“审美”。 早些年周末，老韩还和朋友们一起爬爬紫金山，这两年则完全放弃运动，以打坐为主。我去过他兰园的工作室，有个香炉，他说打坐打一炷香的时间即可。冥想，乃至什么都不想，进入空境。奇迹在于，年过半百，同龄老友身体纷纷有恙之际，老韩什么问题也没有。皮肉薄紧，五官原样，正所谓“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顾前语）。这么多年，每次见，都容光焕发、热情洋溢，从无憔悴之容，更无情绪波动之状。仿佛他已然做到了平行，平行于这个世界，平行于自己的生活，超级稳定或死水一潭。 也可以这么说，老韩是讲修养的那种人。修，修身修德修文；养，养生养命养道。所以在我看来，老韩虽然在同代作家中算穷的，身上委实是有些贵气的。在交际和待人接物上，就我观察，老韩所干的趋向于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他说有个国外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一个现代人所能记住的名字大约是两百来个，这和一个原始人所能认识的部落成员人数相当。他已经懒得针对伪善说什么了，他说“伪恶”也不对。他说我就是典型的“伪恶”，这确实让我凛然一惊。 老韩现在的写作也很稳定，基本两年一长篇。他说他已经不介意“好坏”，而注重职业和专注。2008年，我在广州，当时老韩去广州搞一个新书发布会，我也去了。主办方邀请了新朋旧友衮衮诸公轮番针对老韩发言，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言的人无不揪住老韩这么多年来的清贫与“打卡上班”而表达同情和敬佩。这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我很不以为然。我的理解是，此类场合是谈论一个作家谈论他的作品，清贫和写作纪律只是一个人的存世和写作方式而已，并不重要。就好比宋徽宗不可能因为他是皇帝就有损他的艺术水准。所以，叫我发言时，我所说的是：韩东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具备这个时代众多知名作家不具备的事关文学和诗歌本身的影响力。当然了，他是否影响了一个时代，是否名垂千古我不知道，但他起码影响到了我（大意）。一晃多年过去，我仍如是观。 小海：诗人韩东 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之一，韩东是新时期中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其创作纵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虽然从1990年代以后，他的创作方向主要放在了小说上，但诗歌创作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先锋与实验精神，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重要的美学经验。2015年初出版的《韩东的诗》，是他的诗歌合集。应出版社之邀，我担任该书责任编审，对他历年来的诗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审核与订正，甚至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流传版本也作了认真甄别。应当说，这是具有诗歌与学术双重价值的一部诗集。 韩东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时代，从主题到创作手法，很显然受到“朦胧诗”一代人的影响，诗歌蕴含着悲壮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寓意，这在精神性上与食指、北岛、江河等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种沉重的历史感既是一块天外来石，也是长期郁结于胸的一块心理结石，让他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有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消解期。他独特诗风确立的标志就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歌。他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崇高理念式的意识形态话语范式，选择了最普通、素朴和结实的语言——口头语。 这种语言显示了诗歌新一代的语言风范，也透露了这一代诗人努力遵循的真实的生存原则，从而彻底抛弃了当时诗歌中盛行一时的苍白的英雄主义和空泛的理想主义，表明了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诗人已拿出足够勇气，以自己独到的艺术方式来直面现实生活的全部真实。他以直抒胸臆来表明这种决裂姿态，代表了新一代诗人步入当代诗坛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明晰基调和价值判断。这种语言的削繁就简，层层推进、锐不可当的气势以及对诗歌又一种语言形而上的追求，绝不是用“平民意识”、“世俗性”、“口语写作”能一语蔽之的。我认为，评论家们贴上的这些标签，只不过是他的诗歌带来的副作用。 他真实的贡献在于剔除了当时流行的诗歌中强加的伪饰成分，使之从概念化、模式化语言回复到现实生活中的本真语言，并具体到诗人个体手中，让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品种从矫情泛滥回到历史源头、回到表意抒情的初始状态。作为新一代诗人中对诗歌语言本体的最早觉悟者，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语言范式的革命性嬗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这一诗学纲领，与第三代诗歌运动（或称第三代诗人、第三次诗歌浪潮）的兴起产生了同时性的共振关系，成为新时期诗歌的重要标志性口号。 为什么会一夜间出现庞大的诗人群体？上世纪八十年曾有句戏谑诗人的话：随便扔一块石头到街上就能砸破一个诗人的脑袋。因为诗歌新一代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解放的欢欣。诗歌一下子贴近了个人和生活，“诗歌，我们所有！”她不再被少数自命不凡的诗歌专门家们所操持。诗歌写作风尚转向了平凡的日常场景那包罗万象的“生活场”与“情感场”。口语入诗，口语写作成为时尚，被一大批新锐诗人奉为圭臬。这是一场语言的“盛宴”。当然，要客观地评价这场诗歌运动对汉语诗歌的贡献，其任务必须要落实到像韩东这样一些具体的，甚至是个别的诗人身上来。 上述新的诗歌美学经验得以形成的基础固然是表达共同的诗歌理念和价值，但也要求彰显和贡献诗人个体与诗人群体差异性的思想和语言。诗歌经验不是对既有创作观念的绑架，在面向当下和未来时，必须应对新变化和新挑战，这其中，诗人灵感来源时的一颗初心和原初创造的价值无所不在，尤显珍贵。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虽然韩东每隔二三年推出一部新长篇小说，但他并未放弃诗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多次声明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小说家。 阅读他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新作，能看出在两个向度上的拓展。一个是亲情、爱欲及其背后的病痛、死亡主题。尤其是对死亡及其价值的冥思与判断在新诗集中的探讨更加深入、沉郁、撩拨人心，语言方式却越发简约、明了。另一个主题可以称之为大时代之中的个人命运之歌，既有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艺术家个体和艺术飘零人群体的写照（这是接续新文学以来文学形象长廊中时代多余人、畸零人形象的新传）；也有嵌入时代底色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画像。他抒写力图与大时代“同存共舞”的众生的悲欢离合。这也是他对自己小说中这一惯常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他诗歌的语言也是越发随性，不再是苦心经营，不知来由的偶然性在不断增加。自然性情与生命野趣及个人文字天性的本真流露，使得他的诗歌有了别样的意趣和味道。他也将娴熟的小说叙事笔法引入到诗歌中，具体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细节的关注越发鲜明，随处可见那些缤纷情感中的个人细节、私语，无名的无聊、苦闷、挫折、忧怀、失意，从生命的细枝末节处发现的“赤裸裸的真实”和日常生活、庸常生存的“神圣性”。而这，不也正是当下着力构建所谓“文学中国性”的一项基础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