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要負責任地寫帶有溫度的家族史

太舅公是陳獨秀，祖父葛康俞為著名藝術史家，叔公則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人們談起葛亮總會先說起他的家世。不過他最近的走紅卻與家世無關。葛亮不久前剛剛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國作協，而在剛剛結束的本屆香港書展作家講座名單里，他更是最年輕的一位。最近，葛亮的短篇小說《阿霞》入圍了今年的魯迅文學獎，而他的長篇小說《朱雀》則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在內地出版。香港書展期間，本報專訪了這位風頭正勁的作家。 　　家族史 家里長輩正陸續凋零 　　新京報：有個朋友開玩笑說你是“遺少”，指的是你特殊的家族背景，這部分背景會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葛亮：我們家族雖然大，但是很分散，在《朱雀》里我沒有加入太多這方面的內容，但是家族里一些人物的口述史的確是我目前最想寫的內容。家族里的很多人物已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了一些評論，甚至是蓋棺論定的，而你作為一個家族的晚輩，在寫作時勢必會帶入一種溫度，同時也是一種尺度，看你怎麼拿捏，這是一個大工程。 　　新京報：你提到有些人在歷史上已經有了一些評價和定論，這裡面有一些是你不贊同的嗎？ 　　葛亮：很多評價在不同年代里會有某種延轉，但是對一個人的評價存在調整的空間。好比我的太舅公陳獨秀，早期對他有一個定論，基本是肯定態度，但是對他個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格局演變期間所處的地位，在不同史觀的關照下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起筆，既不能家族自我保護，同時又要有歷史容納感。我叔公鄧稼先為中國兩彈事業付出20年，但是知識分子與家國之間，再到個人生活之間種種聯絡，讓很多事情變得不這麼簡單。你的身份是多元的，你既是科學家，也是丈夫、兄弟，我的姑奶奶每每想起自己這個弟弟的曾經經歷，常常抑制不住心裡的疼惜的情緒。我覺得家族口述史這部分現在慢慢顯得刻不容緩，家里長輩陸續凋零，我姑祖母快90歲了。包括家中的長輩朋友相繼去世，去年底王世襄去世對家里老人情感衝擊很大，他曾幫我題寫《七聲》書名，現在成了最後的紀念。今年過年的時候鄧稼先的太太給我們打電話，說是讓我趕緊寫。如果一些結論已經有了相應地位，我應該怎麼寫？是迎合？拾遺？還是顛覆？這都是我在考慮的。 　　新京報：現在開始動手去做了？ 　　葛亮：開始慢慢在做一些積累，一旦我落筆就要負起責任。我覺得現在很多類似的寫作很難逾越知識分子和家國的關係，知識分子可以是機械和冰冷的，也可能是帶有溫度的，首先他是一個人。包括我姑祖母給我講了好多故事，我發現，通常在歷史書上看到的，鮮明的，好像已經形象清晰的輪廓，其實背後的故事好像發生在我們身邊一樣，並不是很多東西遙不可及。包括一些歷史事件，我們有時候有種有意無意地過濾、刪節、銜接，我希望把這部分東西豐滿起來。 　　新京報：你能不能舉個例子，說明你感受到的一些歷史人物不一樣的狀態？ 　　葛亮：比如宗白華其實是個很可愛的老頭，他可以胸前掛一個包，裡面是個飯盒，裝滿點心，癡癡地等小侄女放學，和所有的老人都是一樣的。我姑祖父是建國以後第一批回到中國的音樂家，後來姑祖父到香港，站在羅湖橋上，看看這邊的五星紅旗，又看看香港那邊，淚眼婆娑，我們家族就有太多這樣的長輩。很多好玩的事，你會發現所有人的行為首先都是日常的，我覺得在寫作時“日常”兩個字很重要，我們每天都在生活，日常起居、三餐用度，都是日常的。 　　歷史觀 　　過程比因果動人 　　新京報：人之常情最好看，但是文學還是要在日常里捕捉非日常的東西？ 　　葛亮：大風起于青萍之末，歷史都是由一些細節積聚而成的，這個積聚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以往的歷史觀更注重結果，比如內因、外因、結局、歷史地位，以前考歷史都這樣背。其實歷史不是這樣的，我看重的是過程，而不是像大多數時候被簡化和僵化的。歷史是非常迷人的，但不是全部，什麼東西最好看？人之常情最好看。你看沈從文這麼多年了，大家讀得還是津津有味，絲毫沒有覺得受到湘西文化的限制讀不下去，因為他寫的是人之常情。他有個作品叫《丈夫》，寫的是一個妓女，她的丈夫從鄉下來看她，本來很戲劇性的內容，他卻把妓女作為職業寫，拉到人性最溫暖的層面。 　　新京報：也就是說表面上的因果關係有時候並不是事情的本質？ 　　葛亮：因為我覺得任何人在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原因，除了一些心理變態。之前有些批評家，說我寫的壞人都不像壞人，其實當你把導因真正呈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壞人沒有那麼壞，這樣可以讓小說作為文學的功能更有意義。當然鋒利的東西有鋒利的好處，比如魯迅的文字可以警世，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審美選擇，每個人選擇一種最好的方式來傳遞你能呈現的。 　　入作協 回歸了文化大家庭 　　新京報：你是怎麼加入中國作協的？ 　　葛亮：他們有推薦，讓我填了張表過去，就加入了。之前我也主動申請過，那時候有文化政策的原因，香港作家還不能加入。去年金庸先生加入我覺得是開了個好頭，這是文化大家庭的回歸。 　　新京報：加入作協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葛亮：我覺得這是種認可，這樣的話題真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後認可之餘，我還沒想到會對我寫作有怎樣的影響，還沒想到這麼多，但是作為年輕作家，受到認可也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新京報：有的人會覺得港台作家的加入有某種話題性？ 　　葛亮：19世紀歐洲非常流行文化沙龍，讓不同文化特質有差異的人進來，這種對不同個體的包容心很重要，讓不同的聲音發出來。我記得當時沙龍里有個詩人，永遠是沉默的角色，後來伍爾夫忍無可忍把他開除出去了。對我來說，我很在意這種差異化，至少這個詩人的存在，意味著群體里又多了個不一樣的人嘛。我覺得對一些成員的接納，這個思想導向是正確的，包括接納80後，80後確實有些優秀代表。80後作家里的代表人物被人們重視，不是因為80後的標簽，而是因為他們身上的文化特質，多元化的文化特質才是原因，而恰巧他們是80後。 　　故鄉情 南京是我不得不寫的題材 　　姜妍 　　新京報：你雖然人在香港心卻在南京，不論是書寫還是言語，南京都是你繞不開的話題。特別是你去年那部長篇小說《朱雀》。 　　葛亮：南京是我不得不寫的題材，寫《朱雀》的時候就是抱著很想表達這個城市的心情，但寫作時又覺得自己能力不能駕馭，一直在準備，戰線拉得很長，寫了5年。寫作最初只是很純粹的想法，寫出來的東西就去投稿，內地的《收穫》雜誌居然採用了，對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那時候稿子要發表了，編輯才知道我只有20歲出頭，很驚訝，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跟朱天心一樣有個老靈魂。可是真正能夠延續寫作的原因，是在香港，反而增加了我寫家鄉南京的慾望。 　　新京報：在香港寫南京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葛亮：在香港有著不一樣的生活節奏，心裡面有種很明顯的雙層次感覺，從一個城市看另一個城市，那種感覺就不一樣。香港曾經是殖民地，的確之間有明顯的分野，但是南京的現代化和工業化雖然是分庭抗禮，卻又融為一體。我在書寫南京的同時也有一份危機感，害怕有一天南京的生活面貌的歷史變成紙上的回憶。我父親是個有古典主義情懷的人，很藝術，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沒能學成藝術，只好學了理科，後來他被分配到一個地方文化館工作，那是他最大顯身手的一段經歷，這些對我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在《朱雀》里塑造的日本人芥川就有中國古典主義的人格理想。這也讓我在來到香港後，希望可以做到亂世中不浮躁，還有種信馬由繮的感覺。現時現世需要安靜，我自己有時候都不能做到，寫作可以教會我如何安定下來。 中國新聞社 2010-07-24 作家葛亮頻獲獎 太舅公是陳獨秀叔公是鄧稼先 太舅公是陳獨秀叔公是鄧稼先 　　葛亮：在香港寫家鄉南京年 　　2005年台灣“聯合文學新人獎”，2008年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香港紅樓夢獎初審評委，這些榮譽都是出自一位來自南京的青年作家葛亮。在本屆香港書展作家講座名單里，他是最年輕的一位，講座間隙，葛亮接受了本報專訪。 　　作品兩岸三地頻獲獎 　　南京師範大學的何平副教授把葛亮帶到記者面前時，不敢相信，他比想象中還要年輕帥氣並且時尚。 　　葛亮說他生于南京，長于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2000年來到香港大學攻讀博士，現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幾年來，他在兩岸三地出了5本書，2005年他憑短篇小說《謎鴉》獲得了台灣聯合文學新人獎。接著短篇集《相望江湖的魚》獲得了香港第一屆書獎，其中一篇《阿霞》入圍了今年魯迅文學獎。 　　說到《阿霞》，葛亮告訴記者，阿霞是有原型的，“我在南大上學時，去父親朋友開的一家飯店社會實踐，遇見一位進城打工的智障姑娘，她特別單純，她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最終未能如願”。葛亮說：“《阿霞》的電影正在拍攝中，導演是一位出色的紀錄片導演，他拍一部片子需要幾年時間，我相信他一定會拍得很好。” 　　麥家贊其延續沈從文風格 　　麥家說香港作家印象中，葛亮是非常出色的一個。他看了最近一期《人民文學》發表的葛亮短篇《英珠》後評價說，“小說延續了沈從文一脈的風格”。 　　其實葛亮不僅短篇贏得了好評，他的長篇《朱雀》在香港一問世就好評如潮。《朱雀》25萬字，葛亮寫了5年，從民國寫到千禧年。書中描寫的是一位歐洲華裔青年來南京尋根的故事。他說：“我希望看到一種時代記憶的南京。”年輕的葛亮容易讓人覺得這個年紀的人缺乏掌故，但是，通過《朱雀》就能看出他的功力。“在寫這個長篇的時候，我重新捕捉到南京的很多的掌故，以及對這個城市的感覺。” 　　在葛亮眼中，南京是一個氣息既古典卻又很現代的城市，但在身在此山中的心態下，以前反而不會想到要把它表現出來，“真正能夠延續寫作的原因，是在香港，反而增加了我寫家鄉南京的慾望”。葛亮告訴記者，作家出版社不久會在內地出版《朱雀》簡體版。 　　家族故事為寫作提供素材 　　葛亮身上散發著一種書生氣，原來他來自書香門第，太舅公是陳獨秀，祖父葛康俞為前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叔公則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有趣的是，就算生于如此書香門弟，葛亮到大學時代才認定自己的文學之路。 　　生在這樣的家族，故事一定很多，家人當中，居於香港的姑祖母，經常為葛亮提供大量的“寫作材料”，葛亮甚至有一個寫作計劃是關於這位老人家的浪漫故事。 　　葛亮在書展演講博得了衆多讀者的青睞，結束後，一位讀者對記者說：“我喜歡看他的小說，我身邊的人也喜歡傳閱。” 新民晚報 25-07-2010 作家“獻聲”讀作品 作家“獻聲”讀作品 香港書展上久違古風回文壇 本報香港今日電（特派記者 樂夢融）9位成名作家依次登台朗誦自己的作品，用聲韻將寫作時的歡樂或悲苦直接傳遞給讀者。昨天下午，名作家們首次于香港書展聯袂獻“聲”的新鮮創舉，吸引了衆多目光。主持人梁文道和馬家輝呼籲，希望從這屆香港書展開始，把作品朗讀這件久違的古風，重新迎接回文壇里。 參與本次作品朗誦會的作者分別是馮驥才、章詒和、唐諾、賀衛方、劉克襄、陳玉慧、周光蓁、藍博洲和葛亮，兩岸三地和旅居海外的都有，每位作者擇取自己作品的一小段朗讀。內地作家馮驥才率先登場，看到主持人馬家輝和梁文道的插科打諢，他形容就像在錄播《鏘鏘三人行》。作家們變成了演員，颱風迥異，有的甚至非常緊張。內地作家賀衛方、台灣作家劉克襄、藍博洲都選擇了站立，其餘作家則坐在沙發上。馮驥才會在誦讀的間隔處，插入自己的時評；內地作家章詒和的“戲曲腔”抑揚頓挫，博得了喝彩；旅德作家陳玉慧則分享了自己的新作《海神家族》選段。與內地、港台作家相比，台灣地區的作家們的口頭表達更純熟流暢，藍博洲在20年前寫就《幌馬車之歌》，如今由作家本人讀來分外沉重，令在座聽衆動容。 馮驥才坦言，這是第一次朗讀自己的作品，曾經的寫作都是默讀的，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像香港青年葛亮也表示，頭一回變成朗讀者，不太習慣身份改變。 作家們雖非個個能言善讀，舞台表現能力各有不同，但對自己作品最為了解，真心和真誠地口頭呈現自己的文字，受到了在座100多位讀者的歡迎。 中國新聞社 28-07-2010 作家談“城市書寫”經驗:城市生活像搖晃的一杯水 城市生活像正在搖晃的一杯水 　　——香港書展上與港台作家談“城市書寫”經驗 　　本屆香港書展新增“香港作家巡禮”單元，共有15位作家代表香港文壇與各地讀者對話。本報記者訪談了其中的董啓章、葛亮、梁文道和陳冠中，聽他們聊心中的城市。 　　微不足道也是特點 　　董啓章說，有人覺得香港沒有故事，因香港沒有大歷史經驗，許多事情顯得微不足道。但他覺得，這個也是特點。他的“自然史三部曲”希望把香港作為一個當代社會、都市的象徵和代表，去思考人類處境與自然的問題。 　　歷史老城莫成記憶 　　葛亮生于1978年，原籍南京，現居香港，在香港作家群落中年紀最輕，小說《朱雀》也是用南京作背景。他眼中的石頭城，是一個歷史豐饒的城市，經歷風風雨雨的洗禮。“現在的南京是座工業化城市，但它依然優雅，有她的尊嚴。”葛亮通過探訪當地老一輩的居民去瞭解這座城市。他說，南京是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但這座老城在不斷改造中，讓他難免心感悲涼。在書寫南京時，他既有一份使命感，也有危機意識，恐怕有一天南京的生活面貌變成紙上回憶。 　　不同語言不同態度 　　針對近來的保衛粵語風波，梁文道認為，粵語已經是全中國最獲優待的方言了。“因為香港的原因，有源源不斷的新詞匯湧入電視劇，為何還有人覺得粵語受到壓抑呢？” 　　他分析道：“任何語言都是一種世界觀。用法文思考，眼裡有陰陽，用德文則有複雜和精細。中文混沌而博大，我用廣東話和普通話說話，態度是不一樣的，說普通話對我來說有一種儀式感，而粵語更家常。” 　　觀察寫透部分群落 　　城市生活太過豐富，書寫已然板塊化甚至碎片化，如何把握城市的整體氣質？這成了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經常思索的難題。 　　陳冠中認為，現在我國正處於文化爆炸的年代，城市生活就像正在搖晃的一杯水，我們得等等，等到有所沉澱。“這個時代，沒有人能站在至高的觀景台上，看透城市各個角落的文化。”時評和言論都是有所針砭，但概括不了時代，要搭住時代的脈搏，還是要依靠虛構，即長篇小說來實現。鴻篇巨制的經典誰能寫就？陳冠中表示，目前幾乎沒有這類全知全能的作家，寫白領寫農民工，能把自己熟知的領域寫好，觀察透城市中的部分群落，就已經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