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师者的传道之路

儒家应该讲工夫。讲工夫，人就顶天立地了。

儒家的高度现在就有，儒家的高度永远都在。

今后的儒学应该按照儒家的本来面目来讲。儒家本来面目带来的高度，需要真真切切讲出来。

儒家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间。走向民间就是走向社会。

2006年，一位博士后在出站后谢绝了多所大学的邀请，选择来到北京四中主管国学教育，创办孔阳国学工作室，成为了全国第一位专职国学教师。

他说，他来到北京四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温暖带给孩子们。

他的名字叫朱翔非。

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决定，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在寻找一个足以“让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踏实”的支点。大学期间，带着佛家、道家的修持，从文学、美学一直学到历史，他终于确定将儒家作为自己的信仰。他所体会到的儒学是“鲜活的，具有永恒的形而上高度”，“可以让人变化气质、脱胎换骨”。在他看来，走向民间、走向社会是儒家真正的方向，也是他自己的夙愿。

十二年后，孔阳国学工作室的人数由最初的“二三君子”发展到千人有余，当初那些“孩子们”也多已成年，在海内外不遗余力地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儒学。2018年6月19日、21日，由孔阳国学工作室主办的两场儒学公益会讲《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在北京举办，网络观看量累计近23万人次。听到四位青年儒者分享儒学对于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许多观众当场落泪。会讲结束后，朱翔非的朋友，北京四中的特级数学教师谷丹激动地说：“你把现代人变成了古人，这些孩子们有古人的风骨！”

对于未来，朱翔非先生有进一步的规划。8月17日、19日，杭州、广州的两场会讲结束后，他希望逐步建成儒家独立的道场，讲授儒家的经典、历史与心性工夫，实现从幼儿到成人的一贯制儒家教育。

“所有人都应该学儒家，不是说让孩子们学，儒家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国人的精神生命都在这上面。”

传道之路

“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到社会，人都应当做儒门工夫”

问：2006年，您博士后出站，没有继续留在大学任教，而是来中学讲儒学，其中有怎样的考虑呢？

朱翔非先生：博士后出站，今后怎么发展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开始我也考虑过，比如说到大学去，有两所大学有意聘请我。一个是厦门大学。我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星民副院长一见如故。黄先生对我今后的发展非常热心。当时在北京，我们刚认识的当天他就请我和他一同参加宴会。黄先生对人心非常热。我和他去了厦门，一看这个学校，地方太好了，海浪啊，大海边，风光各方面都好。在里面就好像走在一个仙境里一样，分不清现实还是想象。

当时在厦门大学讲课，黄院长和一些教授听，听完黄院长说，现在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你，而在于你究竟来不来。我一直对黄院长心怀感激，但后来我还是回来了（笑）。当时还有一个学校，南京理工大学，实际也不错。它原来是军事化的，学校也很大，在南京，也很不错。这是两个答应要我的学校。有的我都进行完体检了。这阵我就想，要是真到一个大学去，到那就是副教授，然后就是教授，博导，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感慨——我可能就是比较容易高估自己啊，这是我最大的特点——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想象，我在北京，觉得各个院校也就这么回事。我要做什么？

厦门大学风光（图源：网络）

这个时候，我对儒家的理解和一般人就开始不一样了：我所理解的儒家是具有活力的，是活泼泼的。儒家需要中国当代的学者、百姓共同继承下来。

这是在2005年，甚至时间还要更早。2006年的时候，大学里有学者探讨这个话题，但在整个社会，探讨学习之风没有那么浓烈。百姓真正需要儒家。大学内的学者不容易一下子把声音传递到百姓那里。这是当时的现实，我觉得我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事。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学者开始走民间传播儒家的道路。我认为儒家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要真正走向民间。走向民间就是走向社会。我想这才是我们儒家的本来面目。

好是好，该怎么做？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西城区在招教委副主任，我也去了，被选中了。当时说我还不能直接做教委副主任，应该先去北京四中这样的名校做一些管理工作。于是我就到北京四中担任校长助理。当时我就想，我到北京四中，这个中学能让我来管，我可以把真正的儒家带过去。这时候我就下决断了，把厦门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都辞了。两个学校的老师和领导都非常惋惜。我当时也是一腔热血。这个说来好像比较傻，傻到家了，放着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不做，跑这来，不是疯了吗？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疯不疯也顾不得了，疯就疯了。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就扑向了北京四中。在此之前还有一段经历。我给厦门大学的黄星民副院长写信。我说，我来做这个实验，做得怎么样，十年后再看吧。当时这个想法是很悲壮的，觉得如果开辟不出儒家真正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就的确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了。当时给人家看来，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人追求儒学这件事就失败了。

工作室志愿者带领四中学子在漱石亭前读经背后为四中国学长廊，镌刻有中外经典中的著名语句

问：在您看来，在中学讲儒学和在大学里讲有什么区别呢？

朱翔非先生：大学，老师教学生是师生关系。中学，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一些师徒关系的特点，师生之间的信任表现得更明显。我可以把更真实的东西讲出去。这是说中学讲儒学的一些优势，但绝不是说大学讲儒学没有优势。实际大学和中学之间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从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到社会，人都应当做儒门工夫。

中学和大学学习儒家有不同的入口。中学相对来说早一些，大学相对靠后一些，有了更多思辨和批判的东西。不同年龄段，指导的入口不太一样。中学是正常接触儒学的年纪，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如果从大学开始接触儒学，就有些晚了。但是，一个人想把儒学弄清楚，把《论语》弄清楚，应当是从中学、大学到成年人一以贯之地学下来，不能说只是在某一阶段学习就好了，这是错误的。在中学里面讲儒学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发挥出了一部分的作用。这在哪个中学都一样。在大学里应该讲儒门的工夫，也应该讲儒家的历史。

2014年，朱翔非先生为四中人文班学生授课

问：您觉得给中学生讲儒学的困难在哪？

朱翔非先生：时间啊，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的课两周一次，有时候再有一些事，部分课程取消了，两周一次也保证不了，就很难办。而且中学的学制和大学不一样。大学一堂课一个小时，中学一堂课才四十分钟，而且讲的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我在课堂里讲一些学生不明白的，其中包括儒家的一些工夫。但是我们的高中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这方面知识比较差，但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不会把自己摆在比较差的程度，最起码也是平等。还有一个，他从他妈妈爸爸、从社会那里得到一些宗教的感觉，但他觉得这些将来自然和大学老师谈，不和你谈。跟你谈，也不外乎尊重你，实际内心并没把你当回事。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很难。

儒门工夫是学习儒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儒门工夫在中学就讲出来的话，我的心里也很矛盾。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对此投入相当的热情，会影响高考，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深入讲。当时我和同学们说，我们到大学以后再真正学儒家。如果真要讲儒门工夫，人的转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一点，学了儒门工夫，有心理疾病的人会少。一般来说，到大学之后，我们才真正讲儒门工夫。中学阶段，儒门工夫讲得少，但也不是不讲。

朱翔非先生在工作室

问：您觉得给中学生讲儒学，讲什么最起作用？最能让他们发生转变的内容是什么？

朱翔非先生：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能变换你的气质。你接受的是真正的儒家。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个事。有个同学一次和我说了一件事，说他们班有一个女生特别厉害，男同学女同学都对她表示钦佩。那个女同学听我说一段话以后傻了，说咱们老师有这么高的能力啊。我当时没吱声。后来她们走了以后我这叫一个悲哀啊。跟大学生我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别说跟你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褒奖是吧，她已经把她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了。这人还不一定学儒学呢。你对我表示好感，都说不到地方。我感到有些失望。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儒家一旦铺开，从中学到大学到成人，一直讲下来，就能让人看到希望，也能让人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

问：中学生基本都是这样的表现，那您认为能学儒家的学生是怎样的？

朱翔非先生：少数人。少数能有拎得起来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儒家好像和人的学识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我刚才说那些和学识的关系也不大。说到这里，应该讲我们追求的是“德商”。我们讲“德商”讲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没有真正落实。实际在儒家，如果说到德，那会使我们展现出本来面目。学与不学，差距相当大。

问：您如何看待学儒学和体制内教育的关系？您觉得高考真的是必须经历的吗？

朱翔非先生：不高考学儒学的人现在其实也不少。我们要办儒家的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计划。我们以面对儒学的姿态，把工作室进一步扩大。完成我在2006年没有去厦门大学，在民间传播儒学的一个夙愿。

我讲过，孩子们长大了，上大学了，我可以给他们开课了！我和同学们说，大家等着，等你们上大学我再给你们讲，这绝对是实话！这样一个想法，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要不断地做尝试。这才是真正的使命。从2010年开始，我们一方面还做在体制内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把工作室的大学部建立起来，要给同学们讲大学阶段的儒学，或者不叫大学阶段，准确说就是更加按照儒家的方式讲儒学。所以后来的大学部，实际上不完全是给大学生量体定做的，是给儒家做的。所以我们的队伍中才有八十岁的老人参加学习。

儒门本色

问：您之前提到2005年，您认识到“儒家是充满活力的”。您认为值得学者包括百姓共同继承的儒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翔非先生：儒家应该讲工夫。从很早的时候，孔子跟颜回讲工夫，一直都这样。朱子、王阳明都这样。不讲工夫是我们这三四百年的历史。文革、批林批孔之后更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儒学的这种认识存在着偏颇。说到根本上，不讲工夫，讲儒学，尤其是经学，这样的人在帝王社会，人家不会迫害你。讲工夫，人就顶天立地了，对于皇权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你顶天立地，就是在这个层面超越了皇权。再说到底的话，比皇权厉害。这个本质要看清楚。看不清楚，学儒学白学。

学儒家有几个方式：一个是背，然后出去做官；还有研究，成为一个儒学的专家，但是不涉及形而上；还有讲传统社会的东西，不涉及现实。这往往是清朝的讲法。还有的人讲，儒家的东西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都是传统社会的，今天的社会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今天要研究，就要有今天社会的高度。我们是站在今天说以前的，强调你这是旧的，我这是新的。谈旧的可以，但是新的自然有新的做法。它强调古代、现代的区别。

儒家的高度哪是这样来说的？儒家的高度现在就有，儒家的高度永远都在。所以我最近在想一个词，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吧，以后我就不这样写了，叫中华文化，把传统拿下去。中华文化，不叫中华传统文化。你听什么时候外国人说人家研究传统文化啊。有古典学者，但一般从现实角度来说，谈的还是流动的东西，比如哲学。我们也不能变成中国古代什么，把这些都陷在古代。其实“陷在古代”，恰恰有着现实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现实和以前不一样。究竟是否一样，大家用工夫来说。

我们这些学生把这个东西讲给大家，按说他们也都是北京四中的，但这里没有说北京四中多么了不起。因为我这十多年在这里讲学，我就在北京四中。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四中的学生面临那些问题，那些问题没有给他了解儒学提供任何方便的条件。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北京四中我们权且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中学出现了这样的危机，等于说全中国的中学都出现了危机，必须解决，这个是真实的。

会讲第一幕，青年儒者王舒墨分享自己高中确立儒家信仰的经历

问：您刚刚也提到了儒家的高度，您认为儒家的高度有什么特点，它是怎么达到的？而且和其他信仰相比，高度是否存在差异？

朱翔非先生：儒家讲形而上的高度。“形而上”是在《周易》中讲的，《论语》中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讲道。道跟形而上是一回事，这个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有些人学了一辈子，好像也明白，讲得头头是道，但因为儒家的工夫在那儿，他自己做不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工夫，真正的可以世代相传的，可以使你独立、壁立万仞的那样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特点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说了，跟我学这个东西不要走怪、力、乱、神的路。实际上当时有人讲，比如墨子。讲“力”的就更多了，讲暴力。我们受不良教育的影响已经很久了。比如对成吉思汗，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暴力，全世界还都崇拜，为什么？暴力美学，笑话吗？你那个点在哪儿？说人应该中立，人怎么应该中立了？生命就在这里面，A和B的关系，A则生，B则死，你中立得了吗？现在说中立的都是瞎说。人的生命这条线是儒家最遵守的。

所以说这次同学们把这些东西都要讲出来。把人从过去的文革讲的当中解放出来，不要陷在那样的一个完全抹黑儒家的角度。我跟很多学生讲，实际上当年很多人在批孔的时候露出自己批判的锐气，这些人现在都还在，只不过现在不让批了，如果又让批了，他们的精神头又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形而上的高度，对形而上的人没有尊重。孔子是“孔老二”，这话实际上是骂人的。他们还没有给孔子以本来面目。说了半天，大家好好地对待儒者，好好地对待历史上的儒家，原原本本地讲《论语》，儒家的高度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讲述人王舒墨现是第一位以儒者身份进入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中国人“《论语》会讲”就是他面向世界进行儒学传播的一次尝试

关于会讲

问：这次活动以“会讲”的形式来呈现，同学们讲自己学习儒学的“精神成长史”，其中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的吗？

朱翔非先生：“会讲”原本就是每个人的演讲，我后来想增加他们的表现力，就加上音乐、图片、视频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假的。这种形式具体叫什么也说不太好，暂且就叫“会讲”。如果叫“演讲”，会有点傻，好像是听众受你教育的影响，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听这些人的讲述，看他们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在生活中，他们只展现了自己的某些方面，包括对自己的家长，都没展现得这么淋漓尽致。

讲述人张文虚回顾自身在儒学修习上的重要节点——那一刻，她立志以全部的真诚面对儒学

但是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孩子今后的发展方向，保证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这个“会讲”揭示的就是这段历史的发展，自己说自己。这个发展才进行了十多年，我们的时代要把这个要展现出来。这本身就是值得人重视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说，四中要不要孔子，当然要，现在全都在讲，关键是这样的孔子要不要？北京市这么多的中学生要不要孔子，要不要这样有形而上高度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接下来，全中国的孩子们要不要这样的孔子？如果把形而上的高度拿下去，学习这样的孔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形而上。我们这番话是在向年纪轻轻就倒向了基督教、倒向了佛教的这些孩子说的。因为你没有形而上，人家有，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利器能够与人家进行对话，你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有没有那个高度，你说了不算，那要你的文献去证明。所以这个剧呢，叫《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我觉得是最平实的。

问：您认为除了这些年轻人以外，其他人，比如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包括老师，他们能从这次活动中获得什么？

朱翔非先生：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自己，一个是他们如何对待孩子。对待自己的话，我也当过学生。这么多年过来了，我感到很失望，那些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不明白孔子讲的这个东西值得人一辈子去学习。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学儒家，不是说让孩子们学，儒家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中国人的精神生命都在这上面。不仅仅给孩子们讲的，实际是给所有的人讲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跟我学的一些人，有的八十多岁，六七十岁的都有。另外一个问题，对孩子们，我们应该把最真实的东西讲出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都缺乏一个价值观啊，实际是信仰，这方面说了都没用，需要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儒家的思想，最对症下药，而且是越及时越好。这不仅仅是给中学生设计的一门课，而是给全世界全中国的人的机会，能够了解形而上的高度。只有我们儒家达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真正的精神状态才能被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变得精神舒畅。

朱翔非先生与各讲述人的家长合影

问：您刚才说这次活动是面向整个社会的，不只是年轻人也面向所有中国人，您期待有怎样的效果？

朱翔非先生：这次“会讲”展现的是贯穿中学到大学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是孩子们从小到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应该去追求形而上的高度。它所影响和激励的人应该是方方面面的，他从中学生成为了一个大学生，他已经完成了由少年到青年的转变。我们在谈一个成年人的做法。在“会讲”中，我们也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阶段学习儒学的不仅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全社会的人都有了。这样一个高度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问：这次“会讲”预计在北京、杭州、广州三地一共举办五场，六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前两场十分成功，观看、回看现场直播听众已有20多万人。您在“会讲”之后还会有怎样的打算呢？

朱翔非先生：首先得给大家讲儒家，讲《论语》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讲《论语》，《论语》还要不断地讲下去。另外，我们还要讲历史。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学的历史，不能说都错了，但是把历朝历代的儒者的反应拿出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因为我就是学历史专业的，我知道如何把这段历史史料的严肃性真正地贯穿下去。接下来对于老师、学生、家长，我也会从自己的角度，把这些年在国内、国际的工作中传播儒学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同时，我觉得有一个需要着重说明的东西。我们给青年人讲儒学是我们的本分。这方面我们要有师资也要有场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争取在不远的将来，能把这件事落到实处。这样能从更广的角度把儒者汇聚到这支队伍中来，中学、大学、走入社会，我们和很多同道把这个东西传下去。而我们做的儒家的这种传承，因为由我自己来把握，多少年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可能更能保持儒家的延续性。这一点跟汉朝、宋朝、明朝一脉相承。当然，学儒学可以不断向不同的儒者探讨，接续儒家的道统。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2009年1月18日，朱翔非先生与诸生在阳明夫子墓前致祭

问：按您的设想，未来儒家真正走向民间、走向社会，中国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朱翔非先生：那会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真正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世界，更加地开放，更加充满着人文精神，更加爱护百姓，更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进行信仰方面的交流。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巅峰就和这个层次的交流有关。

问：您对今后儒家的教育怎么看？

朱翔非先生：今后的儒学应该按照儒家的本来面目来讲。儒家本来面目带来的高度，需要真真切切讲出来。这里有一些能使人变化气质的工夫，都是影响人一生的事情。

这方面我希望，儒者能够以儒家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把这个做成一个独立的教育课堂。这点和体制内的有所不同，也是我们最初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一个初衷。最终，对儒家在体制内的做法有一个了断。并不是说体制内的做法没有价值，只是说，真正的儒家到来的时候，儒家应当有自己的高度，就像当年马一浮先生面对北京大学的要求所说的——“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这是儒家的本来面目。

马一浮先生像

我作为马先生的再传弟子，完全愿意继承这个传统。把真正的儒家在社会上传下去。希望这样的人能越来越多。这会让我们对儒家的认识发生巨大的改变。至于说这里面交叉的关系、不同的看法，也是做工夫必要的探讨，但这是儒者之间的事情。因为你从各种不同样式的工夫和状态中可以看出来，儒者们在真正的层次上处于一致的状态。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