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译 陈以侃

暮色渐浓，夕阳给万物抹上金光。没有棱角的灰石向着它们念想的欧罗巴赫然耸起，也漾在这片晚照中。落日信手点染的，还有未长成的云杉、往低处藏躲的地衣、精致而不失刚健的蕨类、根茎如神经般虬结的苔藓、瘦小而强硬的越橘。灰暗的雨飑斜斜地从海上扫来，又骤然远去，不由分说得如同趁人不备的劫掠者；所过之处，所向之地，尽管仓促，都转眼间湿透了。此时，透彻的水珠捕获余晖，把彩虹的万般旖旎都收纳承托起来。港口之外的远方，陆地不可及之处，酝酿着的小暴风雨正在迅捷地逼近。那里海的蔚蓝都暗淡成灰色了，因为雨，因为距离，因为目光也会疲惫的。更远的，斯皮尔角之外，有都柏林和爱尔兰的海岸；它们很遥远，但依然是距离最近的陆地，比多伦多和底特律要近，更不用提北美那些更靠西的城市了。它们隔着想象的雾霭似乎都能朦朦胧胧地望见。

头顶，象牙色的海鸥回旋嘶鸣，在纯粹的阳光和被涤净的清新空气中闪耀。有时它们滑翔至港中的青色水面上，尖声聒噪；有时它们甚至能依靠粉红色的脚蹼立于水中，好似在水上行走，还会浮夸地在胸前扇动翅膀，活脱脱一群练过了头的“真汉子”，刚刚圆满完成了他们的肌肉塑形教程；还有些时候，它们慵懒地聚在海港入口处的石堆上，或絮絮自语，或宁谧地望向远处，朝着爱尔兰和茫茫海水的方向。

港口自身不大，海岸的弧线也柔和，像个小小的、平静的子宫，培养着在外部发生、现在进入其中的生命。就从那石壁夹岸的狭窄通道中来，那个海水进出的关卡。此刻，海水又来了，挤进逼仄的入口时并不粗鲁，因为结果是注定的，它冲刷着两侧的石墙，起落翻滚着抵达了内湾。小渔舟在系泊处升高，海浪打在木桩上溅起，它们向前推进触及陆地，朝着高水位线攀爬。这就是月亮牵引的春潮。

绕着港口，鲜艳明亮的房屋点缀在潮湿、发光的石堆间。从某些方面看，这些房子甚至很像乐观到目空一切的马掌钉：黄色的、猩红的、绿色的、粉色的，活泼却又决绝、永恒地钉入那些不会碎裂的灰色巨石中。

就在海水出入港口的地方，一群小男孩正在用“汲钓法”捕捉浅橙色的犬牙石首鱼，鱼身上的斑纹很是华美。赤脚踩在浪涛打湿的岩石上，只见他们一甩手腕，就将一根根闪亮的鱼线送去潮水中，划出金灿灿的弧形。他们因为激动提高了嗓音，互相之间的鼓励、建议和安慰都很响亮。这种鱼侧身被拖向石堆时，花斑极为耀眼，在海中看起来光彩如同银辉流动。

我站在两千五百里旅程的最后一个路口，眼前所见的，也就是这些了。我的旅程在这里结束了，“这里”确切地说是一个废弃的捕鱼小棚屋，就在我身前六码之外。这个棚屋是灰色的，满是风吹雨打的痕迹，两个窗子被钉了起来，而木瓦抵挡不住烈风，已所剩无几。一扇扭曲的门上牢牢拴着一个沉重的挂锁，在门和同样扭曲的门框前有一堆浮标、一小捆破烂的绳子、一个损坏了的船桨和一个锈迹斑驳的旧锚。

我坐在租来的小型大众车里，还是可以选择开完最后的六码，然后把方向盘打上无数个来回，从那个棘手的弯里绕出来。这样，我又可以面朝我来时的方向，像我来时一样简单地原路返回了。我就可以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轻松地离开了。

可是我步行走过了那个路口，走过捕鱼棚，走上一条从悬崖边缘曲折绕向大海的狭窄石径。石子滚动、翻转，刮擦着我的鞋底和鞋身，不出几步，皮鞋就满是伤痕了。我的脚趾重重地压在弯折的鞋底上。

我接近真正的海边时，四个男孩在亮晶晶的石头上激动地跳跃着。其中一个得手了，正在努力收线，要拿到他泛着银光的战利品。其他三个已经放下鱼竿，呐喊助威，甚至快要真的伸手帮忙了。“约翰，别让它跑了。”他们嚷着。“绳子别晃。”“竿子那头不能放下来。”“把绳子收紧了啊。”“就这样。”“太娘了你！”

隔着港里清澈的海水，海港那头还听得到六七个孩子同样的欣喜若狂的呼喊。泛着银光的鱼被拖向岩石。浅水处那翻腾、飞掠的鱼，用闪亮的身体划开水面，好似在用鱼尾行走。这个小渔夫的鱼竿几乎完全与海面垂直了。鱼竿顶端在高处颤动和吟唱，鳟鱼在脚下旋转和扭动。用力抓竿的双手在关节处泛出白色，而因为海水的冲刷，这些孩子手上的皮肤本来就都是红的。他正犹豫着是该放开鱼竿用手去抓那条扑腾的鱼，还是把竿子往后一甩，把鱼甩到身后去。突然他决定选择后者，可就在他要甩竿子的时候，石上太滑，他一下跌进了水里。鳟鱼在空中像芭蕾舞者一样闪亮转身，挣脱了鱼钩，只见暗绿中急促的一闪，在失而复得的水里它调整了身姿，消失不见了。“妈的！”小渔夫骂道，又在石头上站起身来。他咬着下嘴唇，不让眼眶里涌起的泪水流出来。他的手腕内侧还划开了一个不起眼的口子，一小股鲜血正往下淌；而且他膝盖以下全湿了。我蹲下去把竿子捡起来，还给了他。

只听得海港那头响起一声呼喊，鱼线噌的在水中扯紧了，震出一大串灿烂的水珠。呼喊声和互相传染的兴奋之情又重新散播开来。“别让它逃了！”“好样的。”“顶住！”“顶住！”

我也情不自禁地想要喊几句很有激情的建议给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喊些什么。鳟鱼从水中飞起，画着一条歪歪扭扭的弧线就落到了孩子们身后的苔藓中，这些植被一直延伸到被海水冲洗过的石堆边。他们飞奔去把鱼从线上卸下，一边赞叹着鱼的个头。

在我们这边，孩子跟我聊起天来。“你住在什么地方？”他们问。他们还想知道那里远不远，和圣约翰斯相比哪个更大。我很尴尬地跟他们解释“北美中西部”是怎么回事。轮到我发问时，我问他们是否上学。“上啊。”他们说。他们有些人上“圣文德”，这是个天主教学校，还有些人上的是“特威林纪念学校”，都是四五年级，而且都说喜欢上学，喜欢他们的老师。

他们告诉我现在是钓鱼的好时节，他们每天晚上都来。“昨天我给自己钓了条九磅重的大鱼。”约翰说。他们都很着急要给我展示他们简单的设备。鱼竿五花八门，鱼线也是如此。鱼线尾端的接钩绳是细细的透明线，连接着奇形怪状的三锚钩。离鱼钩一尺远的地方，他们在接钩绳上系了个银色的钉子。有些男孩子说海鳟是被钉子的银光所吸引，另外的一些说钉子只是用来当个重体或坠子。每根鱼线上都有这么个东西。

“来吧，先生，”约翰说，“试一下。别把您的鞋子弄湿了。”穿着我的软底鞋站在石头上，我两次很不利索地试着抛绳。两次都抛得过高，钉子落下的时候，离水流中奔腾的生命都还相去甚远。

“就是靠手腕这么一甩，先生，”他说，“甩手腕。你很快会找着窍门的。”他长着红色的鬈发，脸上洒满了小雀斑，有一双清澈湛蓝的眼睛。我又试着抛了三四次，然后就把鱼竿递还给了约翰，那才是它该待的地方。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呼唤声从站在五彩房屋门口的女士们那里飘下来，小孩都很听话，收拾起他们的装备、他们捕获的鱼，开始攀登那条狭窄、蜿蜒的小径。太阳往水中沉得更深了，起了凉意，意识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战。虽然被提醒过，我自己也算小心，但脚还是湿了，在鞋子里觉得很冷。这地方不属于那些没赤脚或者没穿雨鞋的人。或许，对于我来说，这地方压根儿就不属于我。

坡很陡，我们低着身子向上攀爬时，我的这些年轻友伴一路继续聊着天。他们说话带爱尔兰口音，带着当地的特色。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里曾有一只驯化了的海鸥，养了七年。他的哥哥在岩石上发现了这只海鸥，就把它带回了家。爷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乔伊。“就因为它很吵。”约翰解释道。上个礼拜海鸥死了，他们在离海湾一英里之外办了个葬礼，因为只有在那儿才有足够的土能给他挖个坟。沿着海岸几乎都是硬石，坟墓是安置不了的。他们说，人死了也一样。一周以来，他们都满怀期待沿着崖底找寻另一只海鸥，但还没有找到。他们又说，海鸥是不可以杀死的，它们受政府保护，因为它们是食腐动物，能保持海湾的清洁。

上山的路很窄，所以我们排成一列前行。到达小棚屋的时候我呼哧呼哧的觉得完全喘不过气来。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来说，我的身体是太过老化了，桑拿看来对我的呼吸系统一点助益也没有。这些男孩走得很轻松，正在我周围谈笑风生。他们见了我的车都兴奋地点评起来，却又不失礼貌。而我再次拥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发动我的车，沿来路返回。毕竟，除了遥遥喊来开饭消息的女士们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大人。我站在那里，摆弄着我的钥匙。

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突然出现，出乎我们意料。那时我们正随意地散在车前，全然没有在意周遭的事物，所以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他们从那条破败的石子路上走近。这条狗黑白相间，不高大却很健壮，沿着石子路小跑的时候，表情期待地望着海港，结实的腿上和狗爪上的白色毛发随风飘扬。它全然没有注意到我。那个男人也不高大，但很健壮，而且看上去也是黑白相间的。他的套鞋是黑的，他深色的厚精纺裤由染黑了的皮带吊着，皮带上满是大块大块的磨损。皮带扣是小渔船的形状，船首还站着一个渔夫。他穿的是一件深色的绒线海军服，头顶戴了个绒线帽。帽子底下的头发是白的，三四天没刮的胡子也是白的。他的眼睛是蓝的，一双粗糙的大手有些扭曲变形。光看外表说他六十多岁到八十多岁都有可能。

“唔，今天晚上挺舒服的，”他说，先看了看约翰，又看了看我，“气压没降，大概还会有一两天的好天气。对捕鱼的是好消息。”

他从路边捡了块没用的、扭曲了的灰色木头，用右手捏着前后缓慢晃动。小狗期待得有些不能自已，在那男人身前身后不停打转，眼睛炯炯发光地盯着木棍，很是急切。等木棍被扔下山坡，他欢快地吠了几声，把自己也朝海岸往下抛去，一下就不见了，只看到小石子如同雪崩一般随之纷纷滚落。过了几秒钟，它又出现了，虽然只能见到它的脑袋——一个无声的V字形飞速地划破港湾的安宁。男孩走到堤岸边缘，大声为它叫好，就跟他们之前互相加油一样。“还要再远一点，”他们喊道，“再往右，再往右。”小狗已完全没在了水中，它划着水要找的棍子其实它完全看不见。男孩都朝着大致的方位扔石子，小狗会从水中探起身子，找到水花的位置，始终在敏锐地改变方向。

“你怎么样啊？”老头问我，拿出烟斗和一袋烟草，还没等我回答，又说，“不妨留下来吃个晚饭吧。我们那儿就三个人。”

我们开始沿着小路朝前走了，也就是朝着他刚刚过来的方向。很快孩子们也跟了上来，还有那条狗，身上滴着水，嘴里叼着找回来的木棍。它等着老头把木棍拿走，接着把蓬乱皮毛上的海水甩了我们一身。老头拍了几下，又挠了挠它湿湿的脑袋和滴水的耳朵。他没扔掉那根棍子，而是用它狠狠地打了一下他的雨鞋。我们继续沿着那条石子路向前走着——没多久之前我的大众车还从这里驶过。

还没走几步，我们的左手边就能见到屋舍。框架结构的房子，屋顶是平的，依附在乱石间，下觑着海港。一旦有风暴，海浪就会打在这些房屋的窗户上，不过现在暮色降下，这些鲜艳的色彩在阴影中倒无畏得让人欣喜。走到第三扇门，约翰、老头和狗转了进去，我也跟着进了门。其他的男孩继续往前走，朝我们挥了挥手说：“再见啦。”

粉刷过的大门很窄，进门后那条小道上的石头已经被无数个走过的鞋底磨得非常圆滑。在路的两侧还各有一排粉刷过的小圆石头，像是巨型的白色的蛋，或是未及烘烤的面包，正在两旁列队。再远一点，两边还有一些废弃的轮胎，也被粉刷过，当做花坛在用。每个圆圈里，斑斓的花朵低低地正在点头；还能见到偏耐寒的三色堇和可能是万寿菊的植物。这条路通向一幢绿色的方形屋子，只有边缘和百叶窗是白色的。门口木台阶的一侧钉着滑冰用的冰刀，用来蹭鞋底。穿过纱门之后是个门廊，散发着海水的咸味。木墙上有很多钉子，上面挂着各种雨衣、雨鞋、连指手套和帽子，没挂上去的就被扔在了墙角。

门廊再往里走是厨房，有位女士正在干活。我们全都进了门，小狗跑过地板上的亚麻油地毡，爪下吧嗒作响，然后满足地叹了口气，把自己扔到了木桌子下。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它就睡着了，皮毛因为那次入水还是湿的。

厨房很小，有个铁炉子，靠墙有一张桌子，配了三四张手工制作的木椅。旁边还有一张木制摇椅，盖着靠垫。弧形弯脚因为多年的使用，已被磨得十分单薄，让人很难相信它们依然在起着作用。就在桌子旁有个盥洗架，上面放着两桶水，一个脸盆就靠穿过脸盆壁的一根钉子钉在墙上；它的上方安着一个带镜子的老式药柜。房里另外还有一个大壁橱、一个低矮的沙发和一扇朝向大海的窗户。墙上除了气压计还挂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多年前的一对喜气洋洋的夫妻。照片有些泛黄，也不再清晰，但还是看得出其中的女子穿着长裙，鬈发盘起；男人穿着一件略显大的哔叽外套，花呢帽潇洒地盖住右边的眼睛。他的肩上还拴着手风琴的带子，五指张开，按在琴键和键钮上。另一张照片是耶稣孩童时的形象，下面写着：“圣主慈悲之心保佑我们。”

炉子边的女士很高，五官精致。她头发灰白，轻盈地从额头向后梳，细心盘起，靠颈后一枚大别针固定。她的眼睛是深灰色的，如同海上暴雨前飞驰的云沫。跟她丈夫一样，她的年龄也不好判断。她身着蓝色印花长裙，简单地围着一条蓝色围裙，脚上穿的是一双咖啡色的低跟鞋。我们进门时，她正在一口炒锅里煎鱼。

见到我时，她眼神里只是有些柔和的讶异。认出我来之后，双眼闪耀出不加掩饰的敌意，但这种敌意马上退落下去，转成自制的不动声色。她继续在炉边干活，我们其他人都坐到了椅子上。

接下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话很少，很羞怯，成年人都似乎要以这种寂寞的方式摸索、保留我们所剩无几的可怜尊严。约翰倒不在意那些，聊得停不下来。他现在上五年级，在学校表现很好，他们正在学百分数和神秘的十进制。要把百分数变成十进制的小数，你得把小数点向左移两位，把百分号扔掉。你一定，一定要每回都这么照着做。他们还在学习家畜的不同种类，主要的四种奶牛是：好斯敦牛、亚尔夏牛、根西牛、泽西牛。他会吹口琴，吃完饭就吹给我听。他有自己的十二个捕龙虾的笼子。本来这些都是被海浪打到岩石上的坏笼子。他朝老人点了点头，说是艾拉帮他修好了，装了新的铁丝网，织了新的口子。现在，这些笼子沿着石岸在海港入口处放置好了。他现在每个笼子平均能捕到一磅的龙虾，“大人”渔民都说这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都要厉害。他现在用来存钱的玩具桶也是海浪冲上岸的。他想给他的小划艇买个尾挂式的发动机，现在他要划着桨去照看他的那些捕虾笼。

“我们的约翰有成为好渔夫的潜质，”老人说，“我早上五点生火的时候，他基本上都起来了。我茶还没泡好，他和狗已经从海边溜完一圈回来了。”

“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约翰说，“没人七点以前起来。我得自己给自己泡茶，然后等着。可难受了。不过那儿有海鸥，会从多伦多港上飞过去。有两个礼拜天我们就去看过。”

吃了晚饭，我们把椅子从餐桌边移开。老太太把盘子收走，老头打开广播。一开始他听的是天气预报，然后转成短波，能收到岸边渔船里的对话。里面聊的是捕鱼的收成、风浪的情况和留守在石岸上的女人。约翰拿着他的口琴又出来了，恭敬地站在一边。老头看到他，点了点头，便把收音机关了。他站起身，走上楼梯，只听得脚步声回荡下来。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只破旧的手风琴。“我手上的风湿太严重，”他说，“现在弹琴费劲极了。”

坐下之后他便将胳膊穿过琴带，风箱就开始伸缩起来。女士解下围裙站到了他身后，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有一瞬间好像照片里年轻男女的神采又附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唱起来：

我说你们这些美丽的温柔女子

追求情郎可得留点心思

他们像夏日拂晓的星辰

才刚露面，转眼就要隐身

做一只麻雀多好，我常常想

我要有翅膀，我可以飞翔

飞去和我心上的人相会

他要的，我却一样也不给

可惜啊，做一只麻雀只是空想

我哪有翅膀，我也不能飞翔

天空中没有哀伤和忧郁

我却被绑在地上，直到死去

约翰坐在其中一张手工椅子上吹口琴。他和全世界所有吹口琴的人都一样：右脚打着拍子，两个幼小的肩膀拱起来，围着掌心里的乐器。

“过来跟我们一起唱歌，约翰。”老头说。

约翰很听话地把口琴从嘴上拿开，用袖口抹掉了唾沫星子。他们的生命算上两头轻轻松松地覆盖了半个世纪，一道唱了起来。老的少的都唱失去的事物，唱的是他们不同的体会。我的年龄在他们中间，格格不入，困在此刻，很不自然地用皮鞋在地毯上打着拍子。歌词在我脑中盘旋飞扬。雾或许不如雪那样触碰 你，但却也来得更浓厚稠密。湿润来时那万千的形态啊！

我独自游走，迷失在河岸

观清光一束，良夜何其

我独自徘徊，见到陌生的少年

听他哀恸哭号，不住叹息

眼泪留给一个人，她睡得寂寞

流给她，一个谁也救不起的人

黑暗的河水泛着泡沫从他身边无声流过

河水掩过年轻珍妮的坟

哦亲爱的珍妮，为我再驻足片刻

别抛下我，爱人，我已痛得不知所措

死亡是匕首，将你我分隔

这鸿沟多么辽阔，爱人，站在两岸的你我

歌声停下的时候，我们都一时间很不自在地坐着，情绪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肩上。然后除了我之外，突然三个人都同时有了动作。约翰站起来，拿着他破旧的教科书去了厨房的餐桌。狗跳上他旁边一张椅子，满脸庄重地看着他，好比是在监督他做功课。老太太拿了一些绒线织了起来，颜色和她丈夫身上的海军蓝一样。那是一件新的套衫，现在正织着袖子。老头也站起来，招手让我跟着他去那个小小的客厅。家具里都被塞满了，看上去很旧。屋子正中有个烧木头的小炉子，底下垫着方形的镀锌铁皮，因为燃烧的炭块会掉下来，要保护地板。火炉管往上伸进墙里，通往楼上。炉子后面的墙上有个老式壁炉，上面摆满漂流到海滩上的木头，形状都很奇特，还有各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瓶子，蓝的、绿的、红的，也是从海滩上捡来的。上面还放着照片：一张是前面照片里见过的这对夫妻，一张是他俩跟五个女儿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女儿们自己照的。照片上遥远的时光里，女儿们好像都在十到十八岁之间。最小的女儿头发最红，红到可以凌驾于照片的黑白色调之上（虽然本身也是彩色照片）。相框是普通的木相框。

从古旧的扶手沙发后面，老头拖出一张折叠牌桌，拉下它变形、摇晃的桌脚，又从沙发后面拿出一张褪色的跳棋棋盘和一个老式的火柴盒，里面哐啷啷都是棋子的声音。棋盘折叠处几乎要断开，只靠好几层胶带连接。棋子只不过是一个个木圆圈，是从一段扫帚柄上锯下来的，大概都有四分之三英寸厚，一半涂了很亮的蓝色，另一半的红色也一样惹眼。“约翰做的，”老头说，“厚薄不是每个都一样，不过已经很好了。他可下了好一番工夫呢。”

我们开始下棋。他用蓝的，我用红的。屋子静下来，只剩绒线针的咔嗒咔嗒声游弋在一个个房间的寂静里。每过一段时间，老人会点一下他的烟斗，用一根压平了的钉子挖烧尽了的烟灰，又用同一根钉子平的那头夯实新放的烟草。蓝色的烟雾慵懒又随意地升向低矮的房梁。第一局棋一直下到结束都很严肃，第二局、第三局也是如此。输赢我们双方都有。

“有人该睡觉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说着，把绒线和针收好，站起身来。厨房里约翰在为明早做准备，将课本整整齐齐地收在桌角。他出去了一小会儿，又马上回来了。他很正式地说了晚安，就上楼去睡了。又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也跟了上去，脚步声听上去跟约翰的路线是一样的。

我们裹在烟雾里继续下着跳棋，头顶上的脚步声是压低了的，轻柔得几乎意识不到。

老人站起来走出门去时，我并未感到惊讶，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花哨的醋瓶，我也一样不觉得很意外。厨房的火越来越小，他捅了捅，又把水壶移来移去，找不断冷却的炉子上最烫的地方。接着他从橱里取了两个杯子、一个糖碗和两个勺子。水壶烧开了。

还没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朗姆酒会很烈，会超过酒精标准。这些酒在夜雾笼罩中，从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运来，装在低耗油渔船的假油罐里。他先将朗姆酒跟糖混合，看它们消融在一起。为了防止玻璃碎掉，他在两个杯子里各放了个茶勺，接着就把开水倒了进去。气味起得浓郁，甜味悬在蒸汽中。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拿的是杯口，以防手指被烫伤。

我们什么话都不说，坐在椅子上，一股浓厚的甜热之感穿过我们的胃，散播向我们的大脑。屋外，起风了，呜咽着，轻轻地晃响白色的百叶窗。他站起来，取水壶加酒。我们在暗中是温暖的，在风中是平静的。钟依惯例敲了十下。

有时候，不管有没有酒，说话都是很难的；要真正完成把话说出来这个动作，不容易。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继续听着风声，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又怎样开头。杯子又被斟满了。

“她在多伦多嫁人的时候，”他最后开口了，“我们琢磨着约翰该跟她过，跟她丈夫过。大概在城里更有前程。不过我们总拖着，直到将近两年前，他去了。湾那边有个女人要去看女儿，他就跟着一起去了。怎么说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想他可想坏啦。比我们之前所有的预期还吓人。连狗都不行了，整天在地板上来回跑，往窗外张望，还经常沿着岸边的石堆一个劲地走。这就像我们的船没系上，或者在雾中迷失了航向，或者是在雪飑中的浮冰之间不知该往哪里去了。心里痛得受不了。以前他奶奶心下还会偷偷觉得，等她岁数大了，这小孩会是个负担。我们自己是没儿子的，只生了几个女儿。”

他不说话了。接着他站起来，上了楼，回来时拿了个信封。他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一辆半吨小卡车，旁边拘谨地站着两个年轻人，卡车侧面还绑着一个可伸缩的木梯子。两个人都像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卡车门上印了这些信息：“吉姆·法瑞尔，多伦多：外墙漆、檐槽、铝墙板，电话：535-3484”。

“这是上封信里寄来的，”他说，“法瑞尔那小伙子我看大概是不错的，他是哈特斯克湾那边的人。”

“不说这个，就说约翰去了之后，他们是不得安宁啊，比我们没了约翰好不到哪里去。我不是说嘛，约翰出去前在这儿待太久了，所以大家都过惯这种日子了。他们捎话来说有人会带他乘飞机到圣约翰斯，是个他们在纽芬兰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女人。我正准备要去圣约翰斯接他。那什么，那天晚上全不对劲。都是坏的兆头。他奶奶撞翻了灯罩，跌碎成一百片——死亡的征兆啊。窗帘掉下来，就那样堆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条狗跑来跑去跟疯了似的，哭号比那冰上的海豹还惨，跳起来撞墙，跳到桌上，撞那扇没窗帘的窗。我们没办法，只好让它出去。但也没用，它乱跑，窜到海里，奔回来又在那扇窗下面嚎叫，又跳起来撞墙，把身上的水拍得满墙都是。然后它又跑回去，又跳进海里。邻居都听到了，说我根本就该待在家里，去不得圣约翰斯。我们都吓坏了，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头一件事，我手里的刀掉地下了。”

“可我还是觉得我得去。第二天一直有雾，大家都在想飞机可能到不了了，或者没法降落。我偷偷对自己说，这雾就是那坏兆头了，就是那死亡了。就在那时，飞机就来了，就像雾里开出一条鬼船，灯都亮着。我又想他可能没在飞机上，但没过多久就见他从雾中走出来，一开始跟那个女人一起，他看到我之后就开始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直到我感觉他已经在我怀里，两人都满脸是眼泪。有时候对某种很强大的东西你抵抗不了，很怪异的。就那天晚上，他们俩死了。”

从同一个信封里他抽出一张破烂的剪报：

家住隆瑟斯维尔大街的詹妮弗·法瑞尔今晨当场死亡，她的丈夫詹姆斯稍晚在圣约瑟夫医院的急救室去世。事故发生于凌晨两点，他们驾驶的卡车在皇后西街失去控制，撞上了电线杆。据称大雾造成能见度降低可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法瑞尔夫妇原籍为纽芬兰省。

他又倒了酒。“一直就只有我们三个，”他说，“其他几个女儿都结了婚，住得很远，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或者美国。她们是回不来了，就算探个亲也不容易，可能每三年能来住上一个礼拜。我们只剩下他了。”

现在我的头有些晕，虽然我还是自己动手倒了点酒。这次没等他客气。或许我是太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毕竟这杯子、这朗姆酒、这屋子和这所有的深情，都是属于这个老人的。虽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了。可我的唇舌还是被锁住，说不出话来。外面好像是起了大风，我们解手时只能背朝风向，否则恐怕都会溅在我们被风撕扯的裤管上。风就是这样肆虐，我们几乎是被推着向前，踮着脚尖晃起来，又落回到脚跟上。但狂风之外，有星光干净地倾泻下来。的确是捕鱼的好日子，风最终也会歇的。空气里满是盐的味道，乱石上水声低沉。我捡起一块石头，逆着风扔进了海里。

上楼梯的时候我们连木扶手也抓不稳了。我们互道了晚安。

房间没有多少改变。风来窗子会响，屋梁没有完工，会嘎吱嘎吱摇晃。房间里充斥着声音。我就像一个愚蠢的洛克伍德一样走向窗口，虽然并未听到有谁在说话，外面并没有凯瑟琳呼喊着要进来。我成功地把衣服脱掉了，必要时我还是勉强做到了单腿站立。然后我把裤子横铺在木头椅子上。床很干净，也没发出声响。是张很简单的木床，床垫填了干草或者海草。我触摸那条拼接的厚被子，把它掀开，但我还是不想进被窝，反而走向门口。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根钉子被巧妙地弯折成了门闩。打开之后，我到了走廊上。一切都在黑暗中，没有窗的地方，似乎更让人觉得屋子在吱呀作响。沿墙伸手去摸，要找到那扇门并不难。门是靠一样的门闩关上的，很轻易就可以打开。那门里并没有人在等我。我站在那里，侧耳听我独自睡觉时平稳的呼吸声。他和屋外风中那个不存在的声音一样，全然没有在召唤我。我犹豫着不敢碰门闩，怕吵醒他，扰了他的梦。要是他真醒了，我又能说什么呢？但我还是想就见一次睡梦中的他，再见一次这个房间和里面那张安静的床，再见一次从破渔船上拿来放到床边的木椅。门后的黑暗里，并没有煮好的鸡蛋、装盐的佐料瓶和一杯水放在椅子上。

曾经，渔村里的人都相信，如果一个姑娘要见到自己的真爱，那么，她就得煮颗鸡蛋，掏空一半用盐填满。然后她得带着这颗鸡蛋到床上把它吃了，还要在床头放一杯水。夜里她未来的丈夫或是他的幻象就会出现，把这杯水递给她。不过这招只能用一次。

十一年前，几个聪明的研究生来收集的就是这些迷信传说，为的是一些关于北美的论文和资料库，当然也想借此获得些声名，尽管他们搜寻的可能是近伊丽莎白时期的谣曲，从凯里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乘风破浪而来。那些歌里全是狂暴广袤的大海，银光一现的匕首和负心出走的爱人，回荡在西弗吉尼亚的峻岭幽谷与田纳西耸立的岩石间。

走廊对面，两个老人在睡觉。老头的呼噜声跟窗户一样格格作响，除了前者还不时会有哽咽之声将它打断。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后，他会醒来去楼下生火。我转过去，轻轻地走回我的房间。

在床上，朗姆酒的甜热劲沉重而强烈。黑暗压着我，却还是无法让我入眠。我所听所见的话音与光影都是虚幻的。它们只是记忆的墙，想象的星火不停地扑灭在墙上。

呵，我多想把我的方向看得更清晰些。我这个从来不懂雾之神秘的人。或许我想把它收在罐子里，像我小时候抓来的美丽蝴蝶，虽然用指甲在盖子上戳了很多孔，但还是一只只全死了——只留下它们生死的湿气；或许那也像少年懵懂时，在情人巷捡来潮湿的灰色避孕套，只被大人拿走，还被命令赶快去洗手。啊，我曾收集了多少我不懂的东西。

或许我现在该走过去说，啊，我尊贵的骨血，抛下这些寂寥的海鸥和银色的海鳟，我带你去有泰斯帝冰淇淋的地方，你可以一觉睡到八点五十。我会带你乘电梯到十六层上的公寓，告诉你门铃系统是怎么回事，带你去绵长的铁栅栏，杜宾犬到了夜里会沿着它静静地奔跑。或许我可以给你我无比成功一生所收获的钱财？又或许，我该心藏着已知或未曾得见的痛楚，如叶芝笔下的库丘林一般，在狂风呼啸的海边遇见你？或于滚滚波涛之侧，像苏赫拉布与鲁斯图姆般相逢？

我又在收集梦幻了。对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雾雰和卡车轰然的事故，我并不了解，我也不懂失落或错付的深情。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老人在一堆碎木上生火。屋外的晨曦透进来，风也平静。约翰三步两步下了楼梯，然后脚下也不停，用水泼了泼脸，套上外套，直接出了门，狗跟着他。老人抽着烟斗等水开。水开了之后，他往茶壶里倒了一些，把水壶递给我。我走到脸盆架边，倒了点水在铁皮小脸盆里，准备刮胡子。我的脸从衣橱的镜子里看回来。老太太轻声下楼来了。

“我想我今天就回去了。”我说话的时候通过镜子看着我自己和我身后屋子里的人。我试图把重音放在“我”字上。“我只是想再走一遍这条路，我想我可以把车留在圣约翰斯，直接乘飞机回去。”老太太在桌边忙活起来，把白色的圆盘子摆出来。老头静静地装着他的烟草。

门开了，约翰和狗回来了。他们是去海边看昨晚发生了什么。“约翰啊，”老人说，“你找着啥了？”

他把手摊开，里面是一块光滑的圆石头，绿到无以复加，还镶着一丝丝乌黑发亮的光泽。大海不知止歇留情，日夜冲刷打磨，又被沙砾搓揉得发亮。其中的缺憾全被消去，只剩下几近完美的成色。

“很美。”我说。

“对啊，”他说，“我很喜欢收集这种石头的。”突然他仰头看着我的眼睛，一把将石头推向我，“给，”他说，“你愿意收下吗？”

我伸手去接的时候，转头看屋内另外两个人。他们望着窗外的大海。

“这样，那谢谢你，”我说，“非常感谢。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我从他前伸的手中接过石头，放到口袋里。

吃早饭的时候几乎什么声音也没有。吃完之后约翰和狗又出去了。我准备出发。

“那个，我得走了，”我在门口停步，“到圣约翰斯还得好一会儿。”我向老人伸出手，他握了握，手指很有力。

“谢谢你，”老太太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总之谢谢你。”

“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站在那里摆弄我的钥匙。“我很想用某种方式帮到忙，或者保持联系，可是……”

“可我们没电话，”他说，“而且我们俩大字也写不了几个。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直没告诉你。约翰倒是越来越会写信了。”

“再见，”我们再次道别，“再见，再见。”

阳光照下来已没有杂质和阻隔，小船在港中来回游走好似微型球道上的高尔夫球。我跨进没有上锁的车，发动引擎。石子在车轮下翻滚。我经过房子，朝站在院子里的夫妇挥了挥手。

远处的悬崖上，孩子们在呼喊，他们的声音如颂歌般穿透浸润了阳光的空气。几条狗在他们身边激动地跳跃绕圈。他们手上好像有只动弹不得的海鸥。可能他们会把它医好的吧。我摁了摁车喇叭。“再见，”他们边挥手边喊，“再见，再见。”

航站楼的亲切之感显得古怪。它象征着漂泊，本身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它的“富美家”塑料贴面设计就是要长久的。柜台处有个中年男子故作愤怒，在跟一个女子解释，他要去的是纽瓦克，不是纽约。

上飞机的人不多，没过一会儿我们就检了票，升空穿过饱含阳光的雾霾。饭菜装在锡纸和塑料中。我们在云端用餐，看着机翼的末梢。

我身边坐着一个重型设备的销售员，之前想跟拉布拉多半岛的开发者做一笔生意。他离家一周，正要和妻子儿女团聚。

那天稍晚些，我们降落在大陆的中心。因为时区转换，飞行的距离让人感觉不真实而诡异。机场的跑道上有微微的热浪闪烁。这是重型设备销售员的终点，而对于我来说，还必须转机继续深入大陆腹地。不过我们还是一起走下推来的梯子，戴上太阳镜，走过滚烫的混凝土路面，穿过航站楼的自动门。销售员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在等他，小孩最先看见他，张开双臂朝他奔来。“爹爹，爹爹，”他们高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