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DV与纪录片

网络、DV与纪录片 王玲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那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里，纪录片同中国大地上的所有事物一样开创了一片繁荣景象。有人认为，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为纪录片带来了受众；也有人认为，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为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保障……不管怎么说，那确实是中国纪录片的“春天”。然而随着电视台的商业化改革以及纪录片本身的制作模式化，繁荣景象变成行业萧条，收视率低下的纪录片越来越少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陷入困顿之中。纪录片何以受到如此的冷落？对此问题，我们除了要从纪录精神及制作模式上进行反思，更应该从市场的角度考察纪录片的现状。 当前中国纪录片的突出问题不在制作，而在于传播。目前中国大部分纪录片的制作还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手中，这使得纪录片难以形成类似电视剧那样的生产规模；再加上曲高和寡，导致了纪录片在电视栏目里的低收视率。这就决定了追求收视率的电视媒体很难下决心去播放本已少得可怜的纪录片，即使播出也多是午夜或白天。面对此种低迷状态，笔者在此试图将纪录片放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从媒介技术突破的角度谈一谈纪录片与网络、DV的结合可能给纪录片推广带来的新契机。 一、网络、DV与纪录片三者结合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网络所能为纪录片的推广带来的机遇。 网络作为高科技产物，自诞生以来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普及。据报道，联合国新闻委员会1998年会议曾把互联网络看作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也有人认为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它更是人类传播和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不论怎样归属，网络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仅就网络作为一种传播新途径所具有的传播优势及其对纪录片的推广作用作简单探讨。 1、网络传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覆盖性。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除了实物语言、触摸语言等非言语传播）几乎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而其强大的技术功能使得一切符号如文字、声音、图像等等都能够在网络里各显其能。这些特点使得纪录片在网络中的传播成为可能。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纪录片在网上播放，并可以由用户随意下载。也就是说，网络作为一种综合性媒介平台，为纪录片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展示空间，纪录片不用再为那可怜而有限的电视时间而焦头烂额了。 2、网络传播超越时空的特性使世界成了所谓的“地球村”。纪录片在网络中的传播将不再局限于国内（虽然网络产生之前纪录片也能传播至国外，但多为专业人士的交流而非大众行为），不论何人在何地，只要他具备上网的条件，都能够随时搜索并观看国内纪录片。从拥有的潜在受众数量来看，这种优势远非传统大众媒介所能比拟的。 3、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为纪录片及时得到反馈提供了无限可能。网络的互动性通过在线提交表单或发送E-mail，网站编辑人员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反馈。这样的互动性使网上内容的发布与反馈几乎是同时的，保证了信息发布者有的放矢。这些大量真实的受众意见对纪录片的创作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4、网络的交互性也为纪录片的传播拓宽了渠道。受众不仅可以自己主动搜索想看的片子，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片子发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发布到更多的网页。这大大提高了纪录片的“潜在收视率”。 网络的这些特性及优势无疑将对纪录片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同样是高科技产物的DV，对纪录片的意义何在呢？ 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最初被用来拍摄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机身性能的改进以及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一时间，“DV”一词被炒的沸沸扬扬。而在影像领域，各大电影节中频频出现DV作品，还有众多的短片节、独立影展，吸纳了大量的DV作品，DV 已经大大方方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电影从业者、电影爱好者、个人影像制作者、文化批评家，以及无数普通网友都参与到关于DV的讨论中来。网站上关于DV的言论数不胜数，有的在摇旗呐喊，认为DV领导了影像革命时代的到来；有的在呼唤个人影像表达自由的权利；有的在介绍DV技术知识；有的在进行各种反思和讨论……各种观点百家争鸣。 限于主旨，本文将局限于考量DV与纪录片的推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DV对于纪录片的影响更多的在于拍摄权的回归大众。在DV没有出现以前，电影电视这些影像传播工具和技术由于价格的原因只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的手中，在大众参与性上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DV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现象。美国著名独立制片人詹·詹斯特概括DV的优点即为“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正是这样的特点决定了DV能够走进民间，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影像表达的话语权。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个人独立制作的DV纪录片，这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杨天乙的《老头》（1999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金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蒋志的《食指》（2000年获CCAA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吴文光的《江湖》和雎安奇的《北京风很大》（第50届〈2000〉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作品，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最高喝彩纪录片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正是DV所提供的自由表达权利，才使得纪录片的创作拥有了更广泛的视角，创作者单纯的表达欲望又能使官方态度的影响降到极低值，真实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 DV的这种自由表达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层面上。DV的便携性和操作的简便性都为更多的人使用这种工具提供了可能。就像以往的任何新技术一样，从诞生到席卷世界，其操作的简便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人都可以“扛着DV机，走到大街上”，用他们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眼中的世界，这就是DV将会带给纪录片的新潮流。 也许DV对纪录片的深刻影响远非上述一两段文字所能预测和概括，但上面所论及的至少是DV对于纪录片的繁荣能起到的最基本的作用。有很多人认为DV文化和纪录片本来就属于精英文化，一旦被大众化了，将丧失其本来的生命力。笔者却以为，作为对生活的反映，DV纪录片应该走向大众，去接受大众的考验。如果仅仅局限于个性表达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那么纪录片的整体创作将会呈现视角狭隘的状态，这对于纪录片的真实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破坏。DV的出现将拍摄权回归了大众，那么这些来源于大众创作的纪录片自然也应该面向大众会传播，去接受大众的评价。如此往复，才能推动纪录片向前发展。 前面已经论述了网络为纪录片带来的传播新途径，这种新的传播途径将会促进纪录片的大众化进程；DV则从制作上有可能扩大纪录片的生产规模和数量，为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很自然会联想到三者的结合：亦即DV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的可能性。除了网络对信息的包容性，我们不能忽视的是DV制作的纪录片本身就是数码格式的，这意味着网络是最适合DV传播的一种途径。DV和网络共同的数字特性从技术上为纪录片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在一定前提下，人们可以用DV制作纪录片，并把它们在网上“发表”；人人可以自由主动地选择自己想看到的纪录片，并对此发表自己的意见；创作者根据这些轻易可得的反馈信息，审视并完善自己的作品……在这样的环境里，纪录片就象BBS里的帖子一样普及，这样的大众化状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呈现。 二、三者结合的辩证思考 关于网络、DV和纪录片三者的结合所能带来的纪录片的繁荣，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纪录片的制作成本更低，由此也将促进纪录片数量的激增；拍摄权的回归大众赋予DV纪录片更淳朴的平民视角，纪录片的形态会更加丰富；网络为纪录片开辟的传播新途径，将使纪录片迎来大众化的时代。这种大众化，应该是纪录片的发展走向，因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大众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播的正效果。 当然，分析任何问题，都应该看到它的两面性。我们展望了网络、DV和纪录片三者结合的美好前景，并对此进行了论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新技术的运用对于纪录片精神及形态可能造成的破坏，比如： 1、DV作品的大众化是否会降低纪录片的创作水平？DV为那些并不具备专业素质的爱好者提供了无限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利用DV实现自己的影像表达欲望。不能否认其中有优秀的个人作品，但无可否认的是，目前，更多的人拍DV都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心态，缺乏严肃的创作态度，且对基本的画面语法并不了解，甚至很多拍出来的作品都被观众认为是“影像垃圾”。这样的创作环境，显然不利于纪录片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发展DV传播的同时，是否应该提倡一种先进行基本专业（比如画面语法、叙事结构、后期制作等）学习的创作习惯？ 2、DV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一种个人表达的自由，那么当DV纪录片大众化之后，是否会丧失其原始的冲动性的原创精神？是否会在竞争中再次陷入模式化的僵局？这种大众化和个性化之间的矛盾怎么来平衡？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DV给个人创作提供了便利，这种个人的视角是广泛多样的。这对于丰富纪录片的内容和形态都有好处。但同时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多地将镜头对准社会边缘，以致于大量作品都是在表现主流之外的东西。这样的视角，是否是对纪录片真实精神的一种破坏？ 以上仅仅是笔者对这三者结合可能现出的问题的假想和思考。笔者认为，及早预见事物破坏性的一面并认真思考对策，对于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是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笔者还是要指出：权衡利弊，网络、DV与纪录片的结合对于促进纪录片的繁荣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理论思考，并在实践中去推动三者的结合！ 摘自《纪录手册》总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