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致罗曼．罗兰的信

亲爱的兄弟: 我接到了您的第一封信，它使我深受感动。我含着眼泪读完了它。我本想回信，但没有时间。此外，用法文写信，我感到困难；何况我必须写一封长信，才能答复您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出于误解。 您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体力劳动应该被我们当作真正幸福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否应有意放弃在您看来与体力劳动毫不相干的科学和艺术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已尽力作了回答，据说此书已译成法文。我从来不把体力劳动看成是一种原则，而把它看作是道德原则的最简单、最自然的体现，也就是一切真诚的人首先应该具备的道德实践。 在我们腐败社会——所谓文明人的社会里，体力劳动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纯粹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缺陷，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要逃避这种劳动，而从贫穷、愚昧、不幸的阶级身上也就是从像旧世界的奴隶一样受奴役的人们的劳动中，以非等价的方式，谋取私利。 在这个社会里宣扬基督教的、哲学的或人道主义原则的人们，他们如果有起码的诚心，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努力解决这个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任何时候都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料理自己生活做起。我绝不相信一个让女仆给他倒夜壶的人，他的基督教、哲学或人道主义信念会是真诚的。 最简短的道德公式就是：尽量少地让他人为自己服务而尽量多地去为他人服务；尽量少地取之于人，尽量多地给予人。 这个公式使我们的生活具有合理的意义，由此而带来了幸福。与此同时，它使一切疑难迎刃而解。因此，您的问题，即科学、艺术这些脑力劳动应该在生活中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按照上述原则，只有当我确信我的所作所为有益于他人时，我才感到幸福和欣慰。而这些受益于我的人，他们的心满意足，却是额外的，是喜上加喜。因为我行动时并不考虑它，它不能左右我的行动。我所做的，对他人来说，既非徒劳无益的事，又非坏事，却是一件好事。这种坚强的信念，就是使我幸福的主要条件。 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品德高尚和诚恳的人在科学艺术工作和体力劳动这二者之中倾向于后者。我著书立说，需要印刷工人的劳动；我谱写交响乐，需要乐师演奏；我做实验，需要有人制造实验室设备；我要画画，需要有人生产颜料和画布。这一切科学、艺术工作可以对人类有益，但也可以完全无益，甚至完全有害，正如目前大多数情况那样。因此，我做这些事情，它们是否有益，还很成问题，而我还得使别人为此而辛劳。与此相反，在我面前，在我的周围，有数不清的事情可以做。这些事肯定有益于人，而且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就能做：为疲惫不堪的人挑重担，替生病的农夫耕耘，给人包扎伤口。此外，我们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可做，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做，并能立即使受惠的人感到满意，比如，种一棵树，养一头小牛，清理一口井……。无疑，这些是对他人有益的行动，在心地诚挚的人看来，它们不可能不高于那些被我们的社会吹嘘为人类最崇高的天职而其实益处不大的活动。 先知的天赋确实是崇高的。而那些自称无知的教士，我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他们自以为是先知，这仅仅因为他们有这种方便，有办法冒充先知而已。 一个先知并不是通过教育而成为先知的。先知对于自己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人、必然成为什么人都有着深刻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罕见的，只有在为了实现其天赋而不惜作出牺牲的人身上才能见到。 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一个名叫律利的人，孤注一掷，不惜冒极大风险放弃厨师的职业，去演奏小提琴。他作出了牺牲，也表现了音乐家的天赋。而一个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一个大学生，他们的唯一职责乃是学习别人讲授的课程，表现不出任何天赋。因为他们仅仅是利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罢了。 体力劳动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义务和幸福，而脑力劳动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范畴，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天赋的人才感到义务和幸福。学者和艺术家为了实现其天赋牺牲休息时间、放弃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天赋只能这样得到证明和体现。一个人继续尽自已的义务，即靠双手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他牺牲休息和睡眠来思考，并在精神领域里进行创造，这样的人显示了他的天赋。一个不履行每个人都遵循的道德义务的人，借口爱好科学、艺术，而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这种人创造的，只能是伪科学和伪艺术。 真正的科学真正的艺术的成果来自于牺牲，而不来自于某些优越的物质条件。 那么，科学艺术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我听过多少次了。这是一些既不关心科学、也不关心艺术，对科学艺术毫无概念的人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仿佛一心只考虑造福于人类，而他们相信的只能他们所谓的科学艺术得到发展才能造福于人类。 怎么会有人怀疑到科学、艺术的用处呢？他们岂不是发疯了吗？有手工操作工人，有农业工人，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要怀疑这些工作有什么用。从来没有哪个工人会异想天开地去证明他的工作有用。他在生产，他的产品是必需的，对他人有用的。人们享用它，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用途，更不会有人想到去证实它有用。 艺术和科学工作者也是一样。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竭尽全力地要证明艺术和科学有用呢？ 原因在于，真正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不享受任何特权，他们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是有益的，他们不需要什么特权，更不需要证明他们有特权。而那些自称学者和艺术家的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很清楚他们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像各个朝代的教士一样，煞费苦心地企图证明他们的工作是人类幸福所必不可少的。 真正的科学和艺术像人类其他活动方式一样，过去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无论是怀疑它们，还是证明它们的价值，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 科学和艺术在我们社会中之所以起着虚假的作用，是因为以学者和艺术家为首的所谓文明人，像教士一样，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价层像历代各特权阶层一样，弊病万端，败坏和贬低了它产生时所遵循的原则。真正的信仰没有了，只剩下假信仰；真正的科学没有了，只剩下假科学。艺术也是如此。这个特权阶层成为老百姓的负担，更有甚者，他们从老百姓那里剥夺了他们企图宣传的东西。而它最大的缺点，则是他们发表的宣言和他们的行动方式相互矛盾。对于这种矛盾，他们感到心安理得。 除了那些赞成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理论的人之外，崇拜文明的人不得不承认科学、艺术是人类的一大善事。这个善事指的是什么呢？哪些是区分善恶的标志呢？科学和艺术的崇拜者们对此避而不答。他们甚至说给善和美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他们说，“对善和美是不能下定义的。”这是在撒谎！自古以来，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始终是在给善和美下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对他们不适合，因为这个定义揭露了他们所谓的科学、艺术的毫无意义，甚至还暴露出这些他们称为科学、艺术的东西所产生的违反善和恶的恶果。多少世纪以来，善和美的定义十分清楚。婆罗门教徒、佛教的圣人、中国贤人、希伯莱人、埃及人、希腊的禁欲主义者都已经对它们下过定义，而福音书上的定义也是最确切不过的：“凡是团结人们的就是善和美，凡是分裂人们的即是恶和丑。” 这句话尽人皆知，它深深刻在我们心中。 对于人类来说,善和美是把人联合起来的东西。因此，如果科学、艺术的崇拜者确实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善，那他们就不会无视个人的善。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追求其他目的而培植出科学和艺术之花；那就不会存在那些仅仅以为某些阶级谋福利而损害别人为目的的法律学、军事学、政治学和金融学了。如果善的确被当作衡量科学艺术的准绳的话，那么，与真正的人类善相比，毫无价值的实证科学研究就绝不会具有它现有的重要性，我们艺术的成果也不会像今天这么重要，这些东西充其量不过给有闲阶级解解闷罢了。 人类的智慧决不在于通晓一切。因为，要知晓的事物浩如烟海，无边无际。因此，最大限度的认识事物，也并不是智慧。人们智慧在于认识应该认识的事物规律，在于学会根据知识的重要与否去分门别类。 在人们能够和应该了解的种种学问之中，首要的学问是会生活，尽量少做坏事，多做好事。而在各种艺术之中，主要艺术是善于避免邪恶，毫不费力地多做好事。然而，在这些自称为人类造福的艺术和科学中，非旦找不到这两项首要的科学和艺术，而且它们被排斥于科学艺术以外。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所说的科学和艺术只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在我们一旦摆脱宗教的传统迷信之后，往往陷进科学和艺术的这种高级的迷信。为了看清我们要走的路，必须从头做起。风帽虽能保暖，但它遮住了我的视线，要摘掉它。诱惑力是很强烈的。我们诞生了，与其说是依靠劳动，还不如说依靠某种灵巧的智力，我们爬上阶梯，进入特权者的行列，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文明文化宣传者的行列。只有像婆罗门教或天主教的神甫那样，十分诚恳地真心信奉真和善，才能对给你带来优越地位的原则加以怀疑。而对于像你这样严肃提出生活的问题来的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为了看清楚，必须摆脱迷信的束缚，不管这种迷信给个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谁如果坚持某种信仰，哪怕在一个问题上坚持，那么要和他进行讨论，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思维推理的场所不完全廓清，那么讨论就毫无意义，推论也就毫无意义，人们不会向真理走近一步。他们的成见会使推论中断，并歪曲一切推论。有对宗教的信仰，也有对我们的文明的信仰，这些信仰是完全相似的。一个天主教徒对自己说：“我能够推理，但不能超越圣经和我们的传统所规定的范围，因为圣经和传统具有永远不变的全部真理。一个信仰文明的人说：“我的推理在文明的依据——科学和艺术前就止步不前了。我们的科学，是人类真正知识的总和。如果说，它现在还没有掌握全部真理，那么它一定会掌握的。我们有着古典传统的艺术，这是唯一的真正的艺术。”天主教徒们说：“在凡人之外，存在着一个自在之物，正如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宗教。”我们的社会人士则说：“在凡人之外，存在一个自在之物，即文明。”我们很容易看出宗教迷信的错误推理，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而一个教徒，甚至一个天主教徒，他坚信真正的宗教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信奉的教。他甚至觉得他的宗教真理是用推理证实的。我们这些文明的信仰者也是如此，我们坚信真正文明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文明。我们几乎看不到我们所有推论如何缺乏逻辑，因为这些推论都只力求证明一点：即在各个时代，在各族人民中，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和居住在名叫欧洲的这个半岛上的几百万居民，才享有由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所构成的真正文明。 为了认识如此简单的生活真理，不需要什么实证的学问，如哲学和深奥的科学；而只需一个否定的态度：不迷信。 我的内心感情告诉我，我需要舒适和幸福，只是我自己的舒适和幸福。理智告诉我，凡是人，凡是生物都有同样的欲望。所有像我一样追求个人幸福的人将把我压垮，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我不能得到我所希望的幸福，但是追求幸福，这是我的生活。不能得到幸福，又不追求幸福，这不叫生活。 理智告诉我，在这个人人都唯利是图的炎凉世态中，我，一个有同样追求的人，是不能如愿以偿的，那么，我就活不下去了。然而，尽管这个推理如此清楚，我们照样生活着，并且仍在追求幸福。我们自忖：只有在别人都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的时候，我才能舒适和幸福，但这是办不到的。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生活着。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对财富、荣誉、权力的追求，只不过是试图使别人爱我们胜于爱他们自己罢了。财富、荣誉、权力造成了别人爱我们的假象，我们几乎对此心满意足，我们有时忘记了这只是假象，并不是现实。所有的人爱自己都胜于爱别人，因此幸福也是无稽之谈。有一些人，——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由于解决不了这个矛盾，认为生活只不过是个骗局，便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再简单不过了，并且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世界上存在一种法则，即爱人胜于爱已，那我就感到幸福。如果人类不是爱己，而是爱人，那么世界将是美好的。 我是一个人，而理智教给我怎样才能使所有人幸福。我必须遵循我的理智教给我的这条法则——爱人胜于爱己。 人类只要这样推理，就可以使生活出现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崭新面貌。人类互相摧残，但又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生活并不靠杀戮生灵，而是靠互爱来维持的，这种爱就是我心里的友爱之情。自从我能够隐约看见世界前进的步伐以来，我明白只有互爱才能使人类进步。整个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全人类团结这一原则的孕育过程。这一思想已被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所证实。此外，这一思想也在人的内心感情上找到了最雄辩的证明。人类最大的幸福，人生最幸福最自由的时刻，正是发扬忘我精神和友爱精神的时候。理性在人身上找到了可能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感情则起了促进作用。 我努力向您阐明的这些看法，如果您觉得还不太清楚的话，请不要过于严厉。我希望有朝一日您会读到更明白、更确切的阐述。这里，我不过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我的看法罢了。 列夫．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