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

关键词：科举；元代；士人；胥吏；地域社会；士大夫政治；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

绪言

　　距离1905年这个科举被彻底废除的年分大约600年前，经历了极盛之后的科举曾被一度取消。说是一度，是因为后来又被恢复。但从取消到恢复，这中间，北方间隔了近80年，南方也间隔了有近40年。几十年的时间，对于节奏变化很快的现代人来说，也许并不算很长，20世纪似乎也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以致于人们还不习惯把它当作历史。但在节奏缓慢的传统社会，几十年则是一个很长的时段，它包含了好几代人的记忆。在科举被废除整整100年后，很多人都把视点聚焦在1905年，探讨科举的废除给读书人带来的冲击，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以及思索科举的利弊，并且考察这一制度的本身。而我则想把景深扩大，把镜头延伸，投向600年前的元代。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上科举被废止的时代，而为人们考察1905，提供一个参照系。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在这里，我无意对两者进行简单的类比，只是想考察一下在元代科举兴废的事实以及士人动向、社会变化，并阐述一下我所一直思考的与此相关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位置问题。仓促成文，至祈教正。

一、科举在元代的兴废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效仿中原王朝，建元“中统”。尔后，又于1271年，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中的“元”字，改国号为“大元”。学界一般认为，元朝由此建立，而其前身，成吉思汗于1206年所建立的则为蒙古。然而，我们叙述科举在元代的兴废，则需要追溯到1260年以前。由于科举是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所实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非汉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非汉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前的汉化程度，往往被研究者估计不足，包括清朝入关之前的状况。这里清朝姑且不论。简单看一下蒙古的状况。1126年的“靖康之变”，把宋朝一分为二。女真人的金朝占据了北部中国，赵氏后人只保住了南部的半壁江山。入居中原后的女真人迅速汉化，以致于后来的蒙古人在划分时，将原来金朝治下的臣民归入“汉人”，以此来区别灭南宋后的编户“南人”。

　　在成吉思汗之前，未统一的蒙古各个部落，大多臣属于金朝，每年向金朝纳贡。无论是金人的《大金国志》，还是宋人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朝纲目备要》，都有成为成吉思汗之前的铁木真的入贡记录。受汉化程度很深的女真人影响，蒙古人也逐步走向汉化。包括上述在内的不少史书，都记载了早在1147年蒙古的一个部落首领，效仿中原王朝，建元“天兴”，自称“祖元皇帝”之事。这件事本身虽然还有待于认真考证，但蒙古有着这样的汉化进程则是毫无疑义的。因而蒙古王朝和后来的元朝效法中原王朝的种种施策，也是极为自然的。

　　与科举直接有关，在元朝成立之前，窝阔台汗在位的1238年，在灭金后急需各级地方管理人材的背景下，采纳契丹出身的谋臣耶律楚材的建议，举行了“戊戌选试”。这虽然是一次临时应急的权宜之举，但却是仿照科举考试来进行的。“ 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1]。据《元史》卷81《选举志》所记，中选者 “皆一时名士”[2]。又据《元史》卷2《太宗纪》的记载，这次“戊戌选试”的中选者，被任命为“本贯议事官”[3]。不过，像这样的选试，由于在蒙古贵族集团中遭到反对，即所谓的“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4]，因此，在此后将近80年没再进行[5]。这中间，在1276年元朝攻占了南宋的都城临安，继而在1279年的广东海上的崖山一役，将南宋彻底灭亡。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时，在汉人宰相史天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汉族官僚的推动下，以“戊戌选试”为先例，曾试图恢复科举。甚至后来汉族官僚许衡，都具体制订了“ 罢诗赋，重经学”的学校科举条制，但最终也未能实现。全国统一后的元朝，许多制度都沿袭了宋朝，但科举制度却迟迟没有恢复，事实上被废止了。

　　74年后的延祐二年(1315)，在科举史上是一个值得特别写上一笔的一年。这一年，元朝终于恢复了议论屡兴屡息的科举。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元仁宗，批准了中书省的请求，下诏曰: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

　　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资[贡]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乡试处所，并其余条目，命中书省议行。於戏！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咨尔多方，体予至意。[16]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避繁冗引述诏书的全文，是因为主要摘录自中书省上奏的科举条制的诏书，对于考试的方式、考试的内容和应试者的民族构成等，都规定得极为具体，可以说是一篇考察元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诏书所规定的元朝科举，不仅是以程朱理学为主要考试内容这一点，就连三级考试名称的乡试、会试、殿试，也为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所继承。根据这一诏书的宗旨，元朝的科举形成前代所无的特色。诸如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定本，以及考试合并为进士试，不复分科等等。

　　在延祐二年始开科举之后，尽管受政局不安的波及，小有停废，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下去了。特别是元惠宗[7]时期，领衔修辽、宋、金三史的宰相脱脱，通过政变从伯颜手里夺得权力之后，“至正更化”迎来了元朝最后回光返照似的安定，科举也得以顺利进行。从延祐二年开始，直至元末，共进行了16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1139人[8]。

　　不过，尽管在延祐二年恢复了停废几十年的科举考试，但无论是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对政权结构所发生的作用，上不逮唐宋，下不及明清。说句极端的话，元代的科举只是聊胜于无，或者说几等于无而已。以效果论，我认为元代科举尽管为元王朝制造了数量很少身居高位的精英，但从广泛的社会面来看，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甚微。前面提到，元朝总共16科，取士仅1139人，而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数则为26690人。两相对照，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科举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可以说元代的官僚再生产，主要依赖的并不是科举。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草木子》卷4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并且发问：“仕途自木华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藻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岂时运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9]然而，科举的停废与重开后的作用甚微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却对元代读书人的走向和元代以及元代以后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停废科举后的士人取向

　　江山易手，社稷鼎革，汉人的统治变成了蒙古人、色目人以及附和他们的汉人的联合执政。科举这个官僚再生产的工具，平世也好，乱世也罢，汉族的血统不那么纯粹的隋唐也好，纯粹的赵宋也罢，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被废止过。所以，因易代而耽误了前程的士子在一直等待着，等到了白头的士子又辅导着子孙，期待着有一天科举的重开，来实现千千万万个士人的同一个梦。

　　在依旧存在着士(族)庶(族)之争的唐代，科举及第后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遍长安花[10]”，抒发的仅仅是个人的喜悦与畅快。到了宋代，随着宋太宗朝扩大科举，至宋真宗朝已实现了士大夫政治，科举官僚虽说是所占比例不大，但大多位居显要。“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11]”，于是，科举及第，金榜题名成了一个社会的向往。开蒙教材《神童诗》在第一首就堂堂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12]。宋真宗也写诗说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13]。经由科举而成为高官荣归故里的范仲淹，在劝谕乡人的诗中写道:“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14]孔子的“学而优则仕”，说的是“学而优应仕”的主观愿望，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则提供了以前所不具备的“学而优能仕”的政治保障与社会基础[15]。“取士不问家世”[16]的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过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官位垄断，在机会均等的竞争机制之下，寒窗苦读的尽头有一个光明的希望。

　　固然，平等是相对的，科举考试的长期准备需要大量的财力，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投资，无力问津此途的学子自然不少。但也的确有不少贫家子脱颖而出，一跃龙门的。比如，读书期间连饮食都难以为济的范仲淹，及第前窘迫到要刮下剑鞘上的饰银来过节的宋庠、宋祁兄弟。后来，他们都位至卿相。

　　读书做官，对于士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更多的还是改变个人与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士大夫政治主导的优礼政策，首先是对后者的满足。还是范仲淹的例子，当他及第后，还是大理寺丞这样的正八品小官时，据他自己讲，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于两千亩土地的收入了[17]。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多大的诱惑!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屡败屡试的范进式的举子那份锲而不舍的执著了。

　　在宋代，习举业是许多士人的必由之路，读书做官的观念已溶进血液，殖入遗传。一个社会的梦想，并不因王朝更替而消失，因为从科举创立就没有过中断的先例。

　　然而，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粉碎了几代人的执著，让一个社会失望，从而转向变形。元朝大约一半时期的废止科举，肯定对士人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记录这种精神冲击的心态史资料并不多，更多的是科举废止后，经历了万般无奈之后的士人的兴趣变化与职业转向之事实。就是说，只是记录了结果。

　　元人揭傒斯在《富州重修学记》中写道:“时科举废十有五年矣，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盜贼满野。竟数十里不闻鸡犬声。陈侯大惧，遂修孔子庙，建小学，日集文儒故老，讲求治要，悉资以为政。不数月，境内大治。”[8]这里，把“民坠其教，盜贼满野”的社会风气与治安恶化均归咎于废科举的结果，又把“境内大治”归功于“修孔子庙，建小学”，都是夸大其辞。这种夸大其辞，正折射了士人对科举的期待。而这里所说出的实况，只有“士失其业”。近世的14世纪，固然与已跨入近代的20世纪有极大的不同，但观察元代科举废止后士人的职业转向与兴趣变化之事实，实在是一种相似形的比较与参照。

　　我们先来看一看《元史·选举志》中的一段记载。这是谋求重开科举的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对元代科举废止后的士人状况所作的概括性的描述: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元史·选举志》对在科举被废止的时代里士人的职业取向做了如上的概括。从这一概括看，一部分士人依然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了下层的职业官吏，即所谓的“胥吏”。一部分士人则也没完全脱离文墨，做了官僚的幕僚。正如由宋入元的林景熙所说，“科举废，士媒青云，犹假所业以自见”[19]。而另一部分士人则与其自幼所习基本脱离，学了一门糊口的本事，做了手工业匠人，还有一部分士人则做了历来被列为四民之末的商贾。以上就是《元史·选举志》所记述的士人职业转化。那么，这一记述是否准确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佐证，并藉以观察士人在废科举后的状态。我们的考察依照《元史·选举志》所述顺序来展开。

　　元人唐元《筠轩集》卷12《唐处士墓志铭》载:“公年益茂，忍贫苦学，授徒村塾，生计萧然。或曰，吏术，时尚也。君舍方册而从刀笔可乎。自是，始探讨科条，举口成诵。县有大狱疑谳，资君勘治。然持心宽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故贫。[20]”从这一记载看，唐处士这个士人，在科举废止的时代，大约是金榜题名之梦未泯，最初仍有一种坚持，“忍贫苦学”，并以教授村塾的学童为生。最后终因生计难济，也顺乎当时的潮流，做了刀笔吏。不过，“不干禄公家”那份书生的清高，让他依然贫困。由这条史料还可以看出，士人“舍方册而从刀笔”，以“吏术”为业，已成为众所趋之的“时尚”。

　　还有一例，记述的情形也很类似。元人危素写于至元四年(1338)的《送陈子嘉序》记载:“大梁陈君子嘉，工举子业，使群进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废，学官荐为六安府史。陈君曰，古之圣且贤者，盖有为委吏者焉，有为乘田者焉，有为抱关伶官者焉。府史，与上官谋议政事者，随其所得为而致其力学者之事也。乃来江宁省其亲而后去。”[21]同样是做胥吏，这个陈子嘉要比前面的唐处士豁达一些，在作了一番平衡自己心理的说词之后，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心安理得地去当胥吏了。

　　元人徐明善《芳谷集》巻下《冷东斋义役规约》就说:“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就是说，没有了科举，也就无需习文了，学校名存实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类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楼集》卷十一《闽县学记》中也指出了当时士人的状况:“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22]诗书与刀笔，尽管都是舞文弄墨，但却不可同日而语。诗书是圣贤书，只有士大夫与向成为士大夫方向努力的士人才有资格翻弄，而刀笔吏所接触的文书，不过是日常公文或书启讼状，为士人所不齿。而衣冠就是由装束而形成的贵族或读书人的代名词，身着衣冠与身着黑衣吏服，社会地位历来也是天悬地隔。但时代变了，没有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士人为了生计，也只好平身低头，从事过去不屑为而现在又不得不为的贱吏职业。

　　以上是科举停废后士人选择胥吏职业的状况。这当是当时士人所从事的最普遍的职业。至于做官僚的幕僚，也与做胥吏的情形相近，不过是想寻求一条更为快捷的进身之路。

　　古代的选官制度，在科举出现之前，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乡荐察举。元朝停废科举，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日，荐举无疑大开奔竞之门。同样是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邸都门仆承受，坐而得要津”，“乡里小儿起白身，徒步如蝇附骥”。最后他抨击说，“科举废而瓦缶鸣，官簿非而狗尾续也”[23]。

　　在只此荐举一途中，胥吏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而元朝政府也极为重视维持其末端统治与进行实际行政运作的胥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4在史部政书类存目介绍元人编的《官民准用》时写道:“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四库馆臣的理解没有错，庞大的胥吏阶层，就是元朝官僚的后备军。而胥吏的来源，绝大多数则是曾习举业梦想金榜题名的士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还会述及。

　　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转向职业行政人员的胥吏，可以说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所以入元以后，在科举停废的时代，从事吏职，进而企望由吏入官，则是多数士人的选择。在上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建议恢复科举的十多年后，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再次上奏建议恢复科举时也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24]由此可见，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改变的“由刀笔吏得官”，当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除了因时而变做胥吏藉以谋生藉以进身之外，《元史·选举志》所说的“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也没有错。元人揭傒斯也曾指出过“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25]这样的事实。虽然《元史》这样记，元人这样说，但士人行商坐贩力耕苦作的史料是少之又少，倒是发现几条士人转而行医的史料。虽说在传统观念中，医亦小道无足观，但医关涉民生疾苦病痛，在民众中地位高，并且有大丈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所以，士人向郎中转型，甚至没有向胥吏转型那样痛苦。同是揭傒斯，记载一个士人从医的经历:

　　安成有士而隐于医者曰奔氏，讳清甫，生宋宝祐间。九岁而孤，即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脈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26]

　　这是一个十多年勤学苦读，一心想登高第做美官的优秀士子。但元朝迟迟不开科举，无情地打碎了他的长梦，无奈转而学医，居然竟成为了名医。还见到一个士人改学医术的例子:

　　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27]。

　　放弃举业改学医术都有如许之多的无奈与苦辛，要是从事其他职业，对士人的心理冲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无余赀，一无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这样的士人境遇就很惨了。而在那个时代里，的确有这样的士人，就像清末只会遛鸟当票友的没落旗人。这样的士人，被元人刘岳申称为不择术与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弃民”[28]。

　　以上考察的是在元朝停废科举后的士人职业转向。这种转向主要是出自生计考虑。如果是家有余赀生活无忧的士人，或者是像前面所述的唐处士最初那样，能够忍饥耐苦，保持一份坚持的士人呢?科举停废后，给他们的心态与兴趣以及价值取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科举就像有人形容民主一样，是一种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当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之前，只能是使用它，并且完善它。科举通过竞争来获取官位，相对公平，相对平等，无疑是比贵族世袭进步得多。由于考试是科举唯一的形式，而考试成绩又是科举唯一的客观标准，所以为了维护科举的公正性不受侵害，科举考试不仅逐渐制订了严密的防止舞弊的规定[29]，而且也对考试的内容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出题的范围、答题的方式等。就是说，这些规定是设计了一种规范的最优的程式。只要严格遵循这种规范的程式来准备和应考答题，就会入围中选。比如严格依照官方规定的《礼部韵略》的韵书来作诗，按照八股文的程式来作文，按照官方指定的标准的经书注释来解经等。本来这是最优的范式，最初的一些人这样做了，让人觉得很精彩，于是就形成了范式，进而硬性规定，使得答题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仅失去了个性，也严重地束缚了士人的精神创造。尽管可以理解，这种方式就像今天的机读判卷一样，必须合式，是属于管理者所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科举为人所诟病的，正在于走向八股文那样的极端程式化。

　　当然，有了一个格式，一个规定的范式，举子可以像答填空题一样，依照范式死记硬背。于是市场上大量的时文、程文之类的应试参考书便应运而生了。举一个南宋的例子。生长在北方的有名的文人辛弃疾，从金国脱出，回到南宋。当他回到南宋时，看到士人都对科举趋之若骛，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花上三百铜钱，在市场上买本时文，照着复习，就能考上。他果真这样做了，也果真考上了。宋孝宗见到及第后的辛弃疾，打趣他说，你就是用三百个铜钱来换我的官爵的那个人吧[30]。当时这种时文倒也真是帮了应举士人的大忙。手里有没有时文，复习的效果以及考试的结果大不一样。所以说辛弃疾的三百铜钱并不白花。宋人赵性之的《中兴遗史》载:“ 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陕西陷没，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进士举业时文一册。读之曰，我平日习举业，实不及此，遂珍藏之。”[31]后来，这个姚岳有了这本时文，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可以说，元代科举的一时废止，对士人来说，在失望之余，不啻是一种解脱或解放。士人可以不必身为形役，顾虑与科举考试是否合范，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吟诗作文，总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并不是笔者想当然式的主观臆测，是有着大量的事实依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由研究学问的事例。陈栎是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元史》在卷189《儒学传》中为他立了传。其中写道 :

　　陈栎，字寿翁，徽之休宁人。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尝以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熹之说大明于世。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栎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

　　人们大多看到的是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而从陈栎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品尝出走向荣耀的艰辛之旅。像今天人们教孩子背唐诗、念英语一样，陈栎三岁就要背他无法理解的《孝经》、《论语》，五岁就入村塾，读经史，七岁就把方向明确地确定在进士业进行苦读。陈栎绝不是特殊的例子，应当说在科举的时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到十五岁的苦读过程中，陈栎一定对习举业产生过厌烦甚至是憎恶的感慨。传记说他科举废，慨然发愤，当不只是对科举废止的失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还包括了对习举业的情绪。当陈栎没有了对科举的期待，就可以放开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累累硕果，使陈栎成为元代名儒。

　　还有士人邱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3在经部礼类存目介绍他的《周礼补亡》时写道:“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門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取得了不亚于陈栎的成就。

　　虽然没有获得陈栎和邱葵那样的成就与名声，在摆脱了科举的枷锁后，究心经史的士人相当不少。有个叫王天与的士人，写了一部《尚书纂传》，他的朋友崔君举在后序中写道:“科举废亦久矣，士无系累，荡然失其所挟。向时号为举子进士，今试使口诵本经不能以句。此宜浸浸返乎醇朴。惟吾友梅浦王君，搜远寻坠，辛苦纂书传，晚又得乡先生彭集斋往复考订，无复遗憾，首尾十余年而后就。”无所系累，固然一身轻松，但出于对科举死记硬背的逆反心理，连在传统社会应当学习的儒学经典也放弃了，有的士人居然忘到了不能成句诵读的程度。这就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一通恶补苦背，一旦考试过后，背诵的内容也就丢在一边，甚至是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里的王天与是依旧研究经典的正面例子。欧阳玄也在《元故旌表高年耆徳山村先生欧阳公（泾）墓碑铭》中记载欧阳泾，“至宋亡，科举废，乃更沉潜性命之学，手编诸经传注”[32]。

　　以上是科举废止后，自由展开研究学问的士人事例。还有更多的士人，在没有了时文八股和苛刻声韵体裁的限制之后，在诗文写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了当时诗文兴盛的现象:“ 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33]元人张纯愚在写给前面提到的陈栎信中也指出了这一现象:“爰自科举废，士以诗为习。”[34]而明人罗洪先则分析了诗文兴盛的原因。他说:“当元初时废科举，抱所长无所于洩，于是尚行谊，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35]元人李祁更具体指出了科举废止后士人有暇为诗的客观现实:“向时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亦唯务业科举，罕有能用力于诗者。夫岂其不欲哉?志有所欲专，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举废，士虽欲出而为诗，流离颠顿，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来。士稍稍得复田亩，理其故业，故亦稍稍出而为诗。此可为诗道幸也。”[36]

　　无科举所累，士人可以专心作诗。而在文献中，关于废止科举后士人在诗文创作方面成就的记载就更多了。曾在南宋末年做过宰相的马廷鸾，在他的《王甥儒珍集序》一文中写道，“王甥典谟之学，蚤有声场屋。科举废，辄敛才华而为诗政尔，精丽可喜。”[37]元人戴表元的《张君信诗序》记载: “科举废矣，于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却行顾忌。辛卯春，余来吴，君信尽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气张，音吐清畅，余为击节。”[38]由此毕见士人摆脱科举形式束缚后的放松与轻松。元人陈基写道:“方是时，士罢科举之习，一时作者以古雅相尚，而彦徳诗文一出，争相传诵。”[39]可见，罢却科举之习，便有以古雅相尚之风，个性化的诗文便被争相传诵。明王鏊所撰《姑苏志》卷54《人物》载:“宋无，字子虚，吴人，生宋景定间，尝习举子业。科举废，遂专工为诗。比对精切，造语新奇，有隐居之趣。所著有《翠寒集》、《啽呓集》。”看来，“专工为诗”的前提正是“科举废”。

　　传统是有惯性的。在科举刚刚废止时，士人的诗还没有完全脱离时文的窠臼。关于这一点，元人欧阳玄指出:“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脫时文。”[40]欧阳玄这个理学家的眼界也许太高。其实，随着直接受到科举停废影响的士人逐渐逝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元人陆文圭在谈到世代更替所带来的变化时说:“废科举不用，三十年来，一洗时文之陋。场屋遗才，老死岩壑，后生新学，无荣进之诱，专志诗书，頗知古人为己之业。”[41]看来，只有“无荣进之诱”，才能“专志诗书”。而知“为己之业”，才是学问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科举的时代，为了应举，士人不允许、也无暇有更多的爱好与选择。这种情况甚至在北宋时代便以出现。曾巩指出:“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唯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赋诗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42]

　　长时间停废科举，让不少士人对科举再开已经不抱希望，从而绝意仕进，吟诗作文，只为自娱。《江西通志》卷67《人物》载:“熊师贤，字君佐，富州人。元废科举，师贤绝意仕进，诵读自娱。扁其堂曰寓乐。琴书图画，罗列左右，尤嗜古器玩。尝学琴，后不复操，曰：但识琴中趣耳。生平专力于诗。吴文正(吴澄)谓贤诗冲淡萧散，不事雕琢而近自然，酷与其人相似。”

　　在科举被废止后，除了从事研究学问、吟诗作文这些读书人的本行之外，也有不少士人转向专心治家事亲。这样的士人最易与地域社会结合，从而成为乡绅。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吴澄在他的《吴文正集》卷73《故逸士熊君佐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上述的熊君佐“长治进士艺，驰俊誉。叔父贡士暨乡先辈皆期以早达。仅一试贡闱，而科举废，读书娱亲于山”。又在卷74《黄亨叔墓志铭》中，记载黄亨叔“科举废，学专于身，治移于家，事亲礼无违，丁时多虞，不以公私事贻亲忧”。此外，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徜徉于释道之间的士人也不少。元人李存的《薛方彦墓志铭》写道，“国初，科举废，世族子弟孤洁秀拔，率从释老游”。[43]

　　以上，主要援引元代人的记载，分析了在元朝停废科举的几十年间，士人的心态变化以及士人的职业选择与兴趣转换。从中可以看出，一直实行的科举被停废后，让士人有过失望，但同时也使士人从应试的桎梏中得到解脱，自由地研究、创作与选择职业。

三、科举停废与社会变化

　　上一章都是就具体的士人的情况进行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元代的科举停废又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呢？此外，还有一个朴素的问题是，元朝为何停废科举，科举的停废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还是有其必然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想在这一章试加回答。

　　前面说过，北宋太宗朝扩大开科取士的规模，终于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44]”的士大夫政治。在这样政治格局之下，读书人充满了希望，全社会的向学也带动了文化的提高与繁荣。以科举为中心，宋朝政府建立了一整套详密的选官制度，官僚再生产，伴随着制度的更新完善而有序地进行。然而，到了国土被削去一半的南宋，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虽然没有变，但通往仕途之路则变得拥挤不堪。原因浅显而简单，就是员多阙少，没有那么多的位子让依然源源不断产生的科举合格者很快地如愿以偿。

　　其实，读书人走科举做官的路一直很艰难。艰难在于竞争激烈。以宋代为例，各级的考试选拔比例基本上不到百分之一。北宋贡举登科的人数大约是六万人左右，南宋也不下五万人。就是说，这五六万人登科的背后，有着近五六百万落第孙山的悲哀。而南宋更惨的是，千辛万苦，死拼硬搏，好不容易熬到金榜题名，多数人还是混不上一官半职，还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举一个例子。我在二十多年前整理点校宋人笔记《鹤林玉露》时，对作者罗大经的生平做过考证。在考证时，从罗大经入仕的曲折，充分感受到那个时代士人的艰辛。江西吉州的罗大经，宝庆二年(1226)进士及第，等了八年之后，在端平元年(1234)才得到司法参军这样一个知州下面的小小佐官，而且还是在遥远的广西。后来通过进一步考证罗大经的交游，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州的佐官，也恐怕是罗大经走了关系才得到的。罗大经在做广西容州司法参军时有两个上司。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做过知州的广南西路提点刑狱范应铃，另一个是曾在罗大经的家乡吉州吉水县做过知县、并与罗大经的父亲是朋友的容州知州王太冲。前者对罗大经极为欣赏，曾打算为了罗大经下一期任职给他空白的职状。后者则虽属上司，同样又是罗大经的饮酒作诗的朋友。如果说这种旧识新交纯属偶然巧合，罗大经的广西任职与二人没有任何关系，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45]。由此可见，在南宋，即使是科举及第，也依然需要托关系自谋出路。这种官途拥挤求职艰难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南宋经济远较北宋发达，而且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本身的竞争激烈，加之及第后的谋职不易，就把不少士人推向了地域社会。就是说，不仅是像以前那样致仕回乡的士大夫官僚可以成为乡绅，未经科举没有官历的士人也可以成为乡绅。成为高官的希望渺茫，但成为地方领袖则有实际的可能。有了大量士人的加入，更为强化了地方势力。

　　然而，滞留于地方的士人并不可能都就地成为乡绅，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则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当了吏，即成了所谓的胥吏。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与北宋相比，士人的流动有一个上下的变化。即北宋的士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走出地方，向上向中央流动。而南宋的仕途现实，则使士人向下向地方流动。

　　元朝征服江南，灭亡南宋，除了少部分地区遭到顽强抵抗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即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现了占领。这种形式实现的征服从客观上看，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没有给江南地域的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带来严重破坏，使元朝政府得以顺利接收前政权，并利用其来实行江南统治。同时，也使原南宋统治地域的江南社会变化进程没有因王朝更替而中断。

　　历来，元朝的户籍制度，即“诸色户计”，被认为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在军队服役的军户，在驿站服役的站户，手工业工匠的匠户，打猎的打捕户，制盐的盐户，水运的船户等等。其实以职业设置户籍作为纳税单位，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已很普遍，在宋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出几十种户籍的名称。可以说元朝的户籍制度是参考了宋朝的制度，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大的[46]。其实，繁多的户籍种类的设置背景，正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宋朝所没有的，可以称作是元朝户籍特色之一的，是儒户的设立。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参照对佛道等宗教徒的优待，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就设置了儒户[47]。士人可以说是怀着复杂的心理接受这一安排的。一方面是把他们这些社会精英与工匠教徒屠夫行贩并列齐名所带来的屈辱感，一方面对成为儒户免除赋役受到保护而产生的优越感。

　　蒙古以及后来的元朝的确是有保护这些社会精英的意图的。但目的并不是通过他们来恢复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据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现实，将这些文化人作为胥吏的预备队而加以保护的。早在南宋平定不久的忽必烈时期，元朝政府就下过命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而窝阔台在设立儒户之前，也以“儒通吏事”与“吏通经术”为条件，命令各地政府选拔官员[48]。从前一章所列举的事实也可以看到，在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的确加入也到了胥吏的队伍中。元朝重视胥吏的作用，从前面引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就可以看出，吏具有仅次于官的地位。并且，元朝的官员也主要从胥吏中拔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的元代的“九儒十丐”之说。历来人们多用这一说法来证明在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之低下。清代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162记载:“蒙古旧法，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里，言之凿凿说是“蒙古旧法”，其实，这种在元代流传广泛的说法，出自当时的俳优之口，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尽管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49]但实际上是俳优的戏言，不能当真。不过这种说法出自俳优之口，反映的则是编剧的士人作为儒者的失落感与不满。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出一定的真实。比如一官二吏的排列即是。但儒户既然是吏的预备队，其地位是不可能名列“老九”的。他们是与释道同样，享有免除赋役等经济上的特权。元人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卷9记述了元朝设置儒户以及对士人的优待:“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户，杂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祐元年设科取士，儒风大振。其明年再诏，隶籍在学儒人毋得非礼科役烦扰。是后有司奉行，不至儒者杂于编户。 ”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一直是作为精英为社会所尊重。元代士人的“九儒十丐”的不满情绪，当是与宋代时士人的地位比较而形成的落差。儒户保证了士人的温饱与知识优越，但却没有像科举那样给士人提供一个通往金字塔顶层的阶梯。所以士人怀怨。在日本，儒学被称为儒教。儒士与释道并列，成为户计制度下的身分群，大概是以集团划分为标志，儒学在事实上被视为宗教的开始吧。

　　虽然，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瞒上、鱼肉百姓的负面形象。其实，行政管理胥吏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政治的进步。现在国内也讲专业化管理，国外更是重视技术官僚。古代的胥吏，可以说就是一批技术官僚。由熟悉行政业务的胥吏出身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行政，大概比科举出身的“道德”官僚要有效率。

　　科举是官僚再生产的工具。那么，胥吏再生产靠什么呢?除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儒户，更主要的是靠学校。在元代，书院这样官督民办的教育机构很多。其余绪延至明清，成为中国教育史的独特景观。废科举，只是绝官途。有学校，自然就会士人辈出。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就说: “科举废而学校兴，学校兴而人材出。故学校又为天地心之心也。”[50]这是就人材而言的。从学问的角度看，元人彭元龙云，“惟科举废学校存，疑义有问 ”[51]。元人吴师道则看到了元朝政府在停废科举后对学校的重视，他说:“科举、学校相表里者也、内儒而仕者，不为进士则为教官。科举废而学校存，柄国者岂不以学校为至重哉。 ”[52]

　　由于朝廷的重视，元代书院十分发达，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56说道：“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而皆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53]元代的百余年间，兴建与恢复的各类书院达四百余所。所以说，从南宋到元代，活跃于地方社会的士人，除了做胥吏，从事地方教育的也为数不少。顺便说一句，元代的科举废学校兴，与清末废除科举后的学校大兴也可谓相映成趣。

　　宋元的户籍种类繁多，是社会走向多元化的反映。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元朝停废科举，又使士人的职业分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又给士人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除了业已考述的修身齐家，著书立说，为吏从教，元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带来的都市繁荣，也是吸引士人的一个流向。都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盛。而市民文化的兴盛，读书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无须赘述。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元曲，就是由士人催开的。这一点自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综上所述，似乎不能把元朝迟迟未开科举归于元朝新立，未遑制度建设的偶然性。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同样是非汉族的清朝为何入关未久，席不暇暖，就宣布科举再开了呢?元朝的几十年科举停废，是在开与不开的政策分歧中宕延造成的。而社会多元化与有效的吏职管理层的存在，则是元朝科举停废的必然性因素与背景。而元代科举停废所形成的士人分化与社会多元化又是互为作用的。

余论

　　论述历史上的时代变化特征，很有影响的是唐宋变革论。持此论者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变化。论述时代变化，如果视角不同，自然结论也不同。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以宋真宗朝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为标志，我同意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但如果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我则主张宋元变革论。这里的宋是指南宋。地域社会的崛起则是其标志。元代科举的一时停废，促使士人走向地域，加入胥吏行列，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宏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有限的，决不能夸大。前面说过，即使是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也只是不到应举的百分之一的幸运者，能够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如此说来，科举在宋代已与多数士人无缘。而南宋地狭员多阙少的状况又把已经及第甚至入官的士大夫挤出圈外，也让渴望进入圈内的士人失望。流向地方的士人的人力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几十年间的停废与儒户制度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明清两代虽然科举得到完全恢复和发展，但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业已形成，无法改变。如同旧日所说的出将入相，士人也是出官入绅，或者是就地为绅。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既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又与中央集权相抗衡，二者相反相成。

　　从微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其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先以学术艺文观之。程颐说过，“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54]。士人一心习举业，便无暇也无意他顾。而元代一时科举停废，正如元人戴表元所言 “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55]，士人摆脱束缚，得到解放，无论学问研究还是诗文创作都有长足发展。再以道德观之。举业所习，科举所试，均是道德文章。创意者本意不错，无奈即使是道德说教文字，对于举子来说，也毕竟只是一块敲门砖。为了应试，内容可以倒背如流，但却记不到心里。一旦功成名就，便抛弃到九霄云外，把道德教诲用于实践者不多，抵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贪婪者甚夥。关于这一点，清代的一个理学家已经痛切地指出: “若只从取功名富贵起见，便是怀惠。是终日读书只做得小人工夫。这个念头熟了，一旦功名富贵到手，不是将书本尽情抛却，彻内彻外做个小人，便是将圣贤道理外面粉饰，欺世罔人，败坏世道。病根都是从习举业时做起的，岂不可叹! ”[56]元代科举废胥吏兴，虽然也有弊病，但如前所述，较之“道德”官僚，行政事务交由“技术”官僚来管理，在业务熟练程度与效率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应社会变化趋势而停止或废除科举，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注释：

[1]《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3461页。

[2]《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2017页。

[3]《元史》卷2《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35页。

[4]《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2017页。

[5]关于“戊戌选试”，参见赵琦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章。

[6]《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2018-2020页。

[7]元朝最后的皇帝惠宗，一般被称为顺帝。这是明朝赠予的庙号，意其顺从地从中国退出，而从中国本土退出的蒙古人王朝所赠予的庙号则为惠宗。

[8]关于这一统计数字，参见萧启庆先生的《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现在的有关元代科举比较集中的资料，除了《元史》卷81至84《选举志》四卷之外，尚存有两科进士录，即《元统元年进士录》和《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关于元代科举综合性研究的今人著作，有桂栖鹏的《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新近的研究论文有森田宪司的《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曁南史学》第1辑，2002年)、黄仁生的《论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复》(《文献》2003年第1期)等。

[9]《草木子》，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年。

[10]《全唐诗》卷374，孟郊《登科后》(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

[11]《贵耳集》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12]《神童诗》，北宋汪洙编纂于元符年间，后世有所增益。作为童蒙教材，近代以前在民间流传甚广。

[13]见元人黄坚编《古文真宝》卷一《真宗皇帝劝学》。

[14]宋楼钥编《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四部丛刊本。

[15]关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笔者有专论《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日本汲古书院，2001年)。

[16]《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7]关于范仲淹的事迹，参见拙作《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揭文安公全集》卷10，页1下，页2上，四部丛刊本。

[19]《霁山集》卷5《送松存弟序》，页6下（知不足斋丛书本）。

[20]《筠轩集》卷12《唐处士墓志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1]《说学斋稿》巻2(《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2]《雪樓集》卷11湖北先正遺書本)。

[23]《須溪集》卷6《送人入燕序》(豫章丛书本)。

[24]《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2017-2018页。

[25]《揭文安公全集》卷9，《送也速答儿赤序》，页5下，四部丛刊本。

[26]《揭文安公全集》卷12《奔清甫墓志铭》页35下，四部丛刊本。

[27]元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卷4《赠儒医严存性序》，嘉业堂丛书。

[28]《申斋集》卷2《赠谈命熊景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9]国内的大学考试的判卷工作我没有参加过，但日本的大学考试判卷方式，比如封弥糊名等措施，几同往日的科举。当舶自中国的科举。

[30]元王恽《玉堂嘉话》(《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元代笔记小说》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2载:“辛殿撰小传:弃疾，字幼安，济南人，姿英伟，尚气节，少与泰安党怀英友善。肃慎氏既有中夏，誓不为金臣子。一日与怀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将从此逝矣。遂酌别而去。既归宋，宋士夫非科举莫进。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铜三百，易一部时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耶?”

[31]见《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卷234援引。

[32]《圭斋文集》卷10，页12上，四部丛刊本。

[33]《须溪集》卷6《程楚翁诗序》(豫章丛书本)。

[34]《定宇集》卷17《张纯愚与先生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35]《罗念庵集》卷11《刘桂隐文集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42年[1563]刻本)。

[36]《云阳集》卷4《王子嘉诗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37]《碧梧玩芳集》卷12(豫章叢書本)。

[38]《剡源戴先生文集》巻8，页11上，四部丛刊本。

[39]《夷白斋稿外集》巻下《送申屠彦徳序》，四部丛刊本。。

[40]《圭斋文集》卷8《李宏谟诗序》页2上，四部丛刊本。

[41]《墙东类稿》卷6《送萧仲坚序》，常州先哲遗书。

[42]《历代名臣奏议》卷16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43]《俟庵集》卷24(《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

[45]关于罗大经的生平，参见新近再版的点校本《鹤林玉露》(中华书局，2005年)所附拙作《罗大经生平事迹考》与《罗大经生平事迹补考》二文。

[46]据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77年)统计，元代有大约83种户籍。

[47]关于儒户的研究，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

[48]《至正金陵新志》卷9《儒籍》载:“至元二十八年，南方儒人有德行，文章政事可取者，许各路岁举一人，量材录用。元貞元年，诸路凡儒知吏事，吏通经术，行修谨者，各路荐举廉访司试选，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式录用。”(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

[49]元謝枋得:《叠山集》巻2《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50]《须溪集》巻3《庐陵县学立心堂记》(豫章丛书本)。

[51]元袁俊翁《四书疑节》彭元龙序(豫章丛书本)。

[52]《禮部集》卷15《赠姚学正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53]《春明梦余录》，北京出版社，1992年。

[54]《二程外书》卷1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55]《剡源戴先生文集》巻8，《陈无逸诗序》，四部丛刊本。

[56]清陆陇其《松阳讲义》卷5(洪氏唐石经馆丛书)。

　　（此文为二○○五年九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选读论文，此后收入会议论文集《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