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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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07:05

  朱家溍：“蜗居”中的人生

  陆昕

  　我祖父陆宗达和朱家济先生（文物学家、书法家）民国时在北大为同学，志趣相投，感情甚好。并由家济先生而与他的弟弟们也相往来，即二弟家濂，三弟家源，四弟家溍。家济先生后来去了浙江杭州，很难见面，只好书信往来。以 后朱家溍先生和祖父过往较为密切，所以我也对家溍先生较为了解。今将闲言琐事笔于纸上，以为纪念。 　　我去朱先生家时，朱先生兄弟三人共居于南锣鼓巷的炒豆胡同，居所东边墙上挂一块牌子，上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僧王府”。与朱先生闲聊时，朱先生说他1914年出生于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九岁时，迁居帽儿胡同，朱先生对帽儿胡同的房子印象很深。他说，那所院子共有房屋百十来间，五进院落，并有一个大花园。此宅原是同治年间大学士文煜的府第，民国初年，文煜的后人将它卖给了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再后来，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从冯的后人手中租住了这所宅子。朱文钧祖籍浙江萧山，其曾祖朱凤标由翰林历官至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朱文钧光绪末年游学英法，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归国后，历任财政参事，盐务署厅长。因他酷爱文物且收藏极富，从故宫博物院创立之初便被聘为专门委员。

  　　朱先生字季黄，行四。1937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当时祖父正在辅仁教音韵训诂之学。朱先生曾回忆说：“陆宗达和大哥家济是同学，又是极要好的朋友，对我也很好。我的关于小学的基础全仗陆大哥当年打得好，受益匪浅。”抗战爆发后，朱先生不愿在沦陷区读书，于是携夫人经过一段千难万险并险些遇难的旅途，来到后方重庆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在粮食部任专员，具体工作在粮食部储备司，后来又由粮食部借调到故宫帮助做展览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四川归来，便直接去故宫上班，由马衡院长分配到古物馆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算个老故宫了。

  　　闲聊往事，朱先生说，解放初期，“三反”运动开始，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工一律不准回家，接受审查。那时阶级斗争讲究家庭出身，而解放前能进入故宫的人又不可能有工农家庭劳动人民，于是故宫当时所有职工都先被假定为有问题，于神武门广场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的公安学校，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的公安学校。八人一间宿舍，交代历史和“三反”问题。从2月底到5月底，大多数人作了结论释放，而先生却不在此列。原来，在东岳庙期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交代自己从故宫中“偷”了什么，没有可交代的就被看作“拒不交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知道只要“就坡下驴”，低头认罪，也就“过关”，并不真要如何。但先生较了真，认为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怎能承认，不能自己给自己栽赃。再说如果承认偷了，交不出来怎么办？于是不肯“认罪”。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和另外“态度不好”的7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每日作些轻微劳动，听候继续调查。这样又过了一年十个月，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这期间，先生说：“有一天我正在拘留所干活儿，有个一块儿的神神秘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有个穿军装的点名道姓地要见你，是个年轻人。我一听也有点害怕，心想是不是要关监狱了。等那人来了，一瞧，原来是你父亲。他那时在北京公安学校当校长秘书。他见我就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还关照说虽然他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偷盗行为，但这回上边决心很大，别太较真儿。后来我想想也是，当时那形势，用现在的话说，叫‘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所以后来我也就不那么‘顽固’了。我还记得我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我在外头一打门，有个表姐来开门，门缝一瞧是我，并没马上开。我们都好京戏，她在门里头唱了一句《打渔杀家》的戏词，‘你退后一步’。我退了一步。她又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又退了一步。她还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已经退到对面墙了，于是也用戏中词回唱‘后边已经无有路了’。她这才把门打开，说‘我就知道，不撞墙你是不回头’。”

  　　先生“文革”中从干校回来后，有两年奉命“退休”。那时我祖父正好也从干校返京，奉命编词典，空闲时间也较多。先生常来我家，和祖父谈天说地，谈些旧人旧事，印象中，谈京剧昆曲的时候不少，还总评议过去那些演员的技艺和佚事。有时说得高兴了，先生还会站起身，摆个姿势。他们都酷爱抽烟，先生一来，家里就烟雾迷漫，不抽烟的人在旁边呆一会儿也就会满身烟味儿。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导演李翰祥到北京拍电影《垂帘听政》。对于当时“八个样板戏”过8年的中国百姓来说，算个文化大事。李翰祥聘请先生作顾问，请教有关历史及故宫的知识，并将先生的名字打在片头。电影一出，轰动天下，先生也随即广为人知。不过电影毕竟与历史不同，引起争议也就颇为不少，有些议论认为先生没把好关。

  电影《垂帘听政》

  　　社科院文研所的吴晓铃先生和祖父也是老朋友，家住得也近。他每天早晨起得早，从校场二条的家出来，过宣外大街，一蹓跶就是西琉璃厂西头我家，所以有段时间，常过来和祖父聊天。有天早晨，我和祖父刚起，吴先生就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季黄（朱先生字季黄）这是怎么顾的问，您看那《垂帘听政》拍的，尽胡编乱造。李翰祥外行，他可不外行啊······”祖父从来不看电影，也随着哼哼哈哈。正说得热闹，没想到朱先生也来了。因为是熟人，所以直接登堂入室，正好从外间听见。于是一掀帘子进了里间，对吴先生笑道：“大哥，这事可不能怨我，我说人家得听呀！我看他不怎么听我的意见，就说，那你把我这顾问的名字撤了，可人家还是不听，我也没办法！”吴先生搞民间文艺研究，与戏剧、相声演员来往十分密切，尤其和侯宝林先生过从多。有次朱先生和我闲聊时说：“他（指吴先生）跟我见面时，老说宝林这，宝林那，跟宝林又去了哪儿哪儿。我还奇怪，我们这些熟人里边，没有叫宝林的啊。一问，原来是侯宝林！”

  　　先生时有外出交流的时候。他去香港，别人说，那时去香港一趟不容易，一块儿的人都抓紧时间逛街购物，惟独先生并不怎么上街，只在宾馆房间休息。我问为什么，先生一时间还被我问愣了，想了想，说：“香港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楼就是楼，没什么古迹。要说购物，我是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也就在宾馆里呆着，看看书。”

  　　先生的兴趣主要在文物和图书上，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了《国宝》这部文物图集。这部图集由先生主编，费了很大心血，出版后深得好评，并被国家领导人选作馈赠外国首脑的礼物之一。不过除了研究传统文化，先生的生活和乐趣也非常丰富。

  　　先生晚年自己所居的两间小屋应该是西边正房的两间耳房，穿外间小屋而过，是西南角的一块空地，方圆二十多平米，是个小小天井。里面栽花种草，植树架藤，有豆架，有虫鸣。若从里屋的窗户向外望，刚好面对这一小小庭院。春花秋月，雪夜霜晨，时时观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先生说：“故宫也给我分了单元房，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儿方便好多，起码卫生设施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这儿，就为了这个小角落，可以跟自然沟通。”

  　　其实，我倒觉得先生还没说出另一半，那就是里屋的陈设。中间一张四方桌，紫檀的，临窗一张长条形书案，红木的，桌上陈设有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砚台，清刘墉亲自刻铭的紫檀笔筒以及纪晓岚的笔搁。先生逐样介绍后，特意强调，“紫檀也分不同等级，我这个笔筒的紫檀最好，比桌子的紫檀可强。”因为我家有个红木桌，先生又教我，“买个猪毛刷子天天来回蹭，又光又亮，保护木头。”说着，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猪毛刷子，一来一回在桌子上蹭起来，还说：“我每天也拿蹭桌子来活动身体，挺好。”坐于窗前，眺望庭院，真感到外边春风桃李，里边几案精严，称得上天造地设。

  　　先生为人甚随和，人来求字，很少拒绝。若是熟人，往往“立等可取”。不过先生写字时，不能旁边有人看。有次我去找先生写字，说完告辞，准备过几天来。不料先生说：“你要没事儿，坐这外间等会儿，我去里间写，一会儿就完。不过我写字时旁边不能有人，旁边人一围，我就写不好。”

  　　先生外间屋里有书柜，柜中有许多善本古籍，墙上有字画和先生的戏装照。其中一张启功先生题的“蜗居”引起我的兴趣。先生解释“蜗居”的含义时，说：“这不仅仅指表面上我的居室，而是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转眼之间，先生下世已多年，而音容笑貌，恍在眼前。其所居南锣鼓巷，已被规划为一片旅游文化区。前不久，我去那儿，特意到先生家门口，见两扇斑剥锈蚀的木门依然如旧，小小门铃也一如既往，恍惚中竟又似多年前按响右侧门铃，不久便听见先生时时夹杂着咳嗽的脚步声及看见开门后的笑容。

  　　徘徊在先生门口，我思绪纷飞。我没有按门铃，是因为我不想再进先生的“蜗居”。然而我不想进的原因，除去睹物伤情的常情外，还因为我此刻想好好琢磨先生曾经的教诲。

  　　先生对“蜗居”的解释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蜗居”是方寸之地，而人生由于种种不可逆料的情境，也常常会在某时“窝”在某个“方寸之地”。自然和社会就是这样互为启示。如果能看清楚，便可顺势而为，不会徒增烦恼。再者，海阔天空固然可以鸟飞鱼跃，方寸之地就不能腾转挪移？海阔天空也好，方寸之地也罢，还看人如何运用。高明的人，无为变做有为；愚笨的人，有为化做无为。即便平平如我者，由此而明晰人生后，也会得到那种超出红尘之外的快乐，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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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09:18

  朱家溍先生是故宮博物院资格最老的老故宮之一，从12岁父亲被聘为专门委员时就接触故宫，1946年33岁正式进院任古物馆编纂；也是学识渊博、业绩斐然的老专家，精研书画碑帖、古籍图书、工艺美术、宫廷文物、明清档案等门类，擅长书画，喜好摄影，尤酷爱京剧（从听戏、学戏到会演戏）；更是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敬仰的老前辈，先后将家藏的碑帖、书画、古籍、家具无偿捐献给故宮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公家单位，自己则长期蜗居陋室，安贫乐道。他是我在故宮最敬重的前辈专家，而且有幸也是唯一一位祖籍同乡，朱老的前辈自元末就寓居浙江萧山，我母亲老家也是浙江萧山，自属不折不扣的老乡，为此，我与朱老的交往中自然渗入这份乡情，显然更加亲和。我与朱老虽不搞同一专业，但日常工作乃至交酬中仍有所接触，许多事情难以忘怀。适值朱老仙逝六周年之际兹撰小文追忆点滴往事，以寄托怀念之情。

  文革中的初识

  我是1965年9月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至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最早认识朱家溍先生是在1966年8月的文化人革命初。其时他已变成“黑帮”被揪出来了，一次在中午吃饭前，人大附中入院帮助讲解《收租院》展览的几个红卫兵，正在食堂前广场上训斥一队所谓“黑帮”的专家，挨个让他们“自报家门”，清楚记得朱家溍用洪亮的嗓音，学着京剧武生的道白，不无调侃地喊出“封建余孽朱家溍”，我刚好走过，听了觉得很滑稽，忙问同事：“他怎么是封建余孽?”同事回答：“朱家溍好像是明朝朱姓皇室的后裔”，我似乎恍然大悟，“封建余孽”四字使我很长吋间内一直认为朱老是皇族血统，后来搞专案时才弄清他是宋代大儒朱熹后代。朱老的这句“自报家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文革后刘炳森先生常学这句“封建余孽朱家溍”，引来一片笑声，在嘲弄文革同时，也品味着朱老的幽默与豁达。当然，这次红卫兵的训话被我们严厉地制止了，否则《收租院》不请他们讲解了。

  1969年初，解放军工作队进院，成立了专案组，对被揪对象逐一进行研究和定性。我被抽入专案组负责朱家溍和罗福颐两人的专案，与朱老有了直接接触。通过谈话、查档案、走访其子女单位、了解同事反应，才进一步了解其身世、经历和为人、学问：他是北宋人儒朱熹后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文物鉴藏世家，故宮文物重要捐献者，尤其捐献碑帖数量占故宮藏品之半；1953年“搬家三反”（按，三反运动中，故宮大量职工被集中东岳庙进行审查，在后来故宮人的口述历史中被叫做搬家三反）后，他是老故宮中仅存的几位留用人员之一；历史清白，工作勤奋，处事谨慎，待人谦和，什么问题也没有，尽快结案，于是他成为“黑帮”中第一位被解放者。至于朱老在自传中说我主持了一次会，讨论他问题性质，还给他准备了一张藤椅。最后经群众讨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在会前专案报告已获上级批准，开会只是过场子，我个人绝无权利如此做。然他后来经常当我的面提起这件事，表示感谢，我一再说这是落实党的政策，但他总记在心，可见这位老人深蕴的传统美德。

  1969年l0月，故宮大部分职工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又和朱老分在一个班，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其时朱老已50多岁，但他视自己为壮劳力，抢着干重活。记得最清楚的是去嘉鱼县潘家湾码头运砖，为干校盖房提供建材，干了三个多月，最初朱老干挑砖，用扁担挑着砖走甲板上岸，走跳板稍不留意就会掉入江里，几天里好几个年轻人都掉下去了。后来就让朱老在船上卸砖装筐，体力弱的用手码，体力强的用夹子，一夹就是四块砖，活也不轻，朱老就专选夹装，以提高速度。岸上的砖还要用汽车运至咸宁，上下装砖的活儿也不轻，朱老总是选择更累的车上活，自谓他有武生功底，上下车很方便。在下放专家中，朱老堪称最能干的体力劳动者。以后回到咸宁下地劳动，他依然是骨干力量，从不要求任何照顾，一直干了两年。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我们建立了同甘苦、共命运的友情，空闲时聊天、喝酒、攀乡情，也加深了私谊。

  院内业务方面的接触

  文革后进入各自的专业岗位，经常一起工作的机会少了，但业务上还常有接触，从中更具体领略到朱老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和谦诚的作风。

  作为收藏世家，朱老家藏最多的是碑帖，其次是书画、古籍、家具，故朱老起始是主攻书画碑帖的。解放前故宮清理“易培基盗宝案”物证，朱老主持此事，鉴定的主要就是书画，他从中发现了宋徽宗《听琴图》轴、马麟《层叠冰绡图》轴等真迹名品，已显示出鉴定书画方面的慧眼。1956年朱老重返故宮时，吴仲超院长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转入宮廷史迹的研究，之后逐渐成为故宮最具权威的宮廷史专家。1959年，故宮筹建《历代艺术馆》让他负责明清部分，尔后成立工艺美术部，吴院长又请他去着重研究明清工艺美术，他答应后即主持了工艺美术定级工作，并筹备了两个专题陈列，即《漆器陈列室》和《珐琅器陈列室》，此后，他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造诣越来越精深。至于书画领域，吴仲超任院长后，陆续接纳了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等一批书画鉴定、研究专家，实力较雄厚，朱老就主动让贤了。后来我曾问过此事：“您书画根底那么好，为什么不搞了?”他回答：“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搞了，我就不搞了，搞点别人不搞的。”他这种无条件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的从业精神和干一行钻一行、力求有成的治学态度，使我深感敬佩，也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实，朱老在书画方面的研究并未中断，而且成果令人瞩目。如他主编的《历代法书著录目》，是继美国福开森《历代绘画著录目》之后的一部力作，法书、绘画相配，堪称姐妹篇。此书作为工具书，需收集大量的著录书籍，进行细致的资料整理，工作繁杂，故几十年来，无人敢问津，朱老为补此空缺，不辞劳苦，正常工作之余，兼干此事，积十年之功乃成。当此书出版，朱老亲手送给我吋，我不由得赞叹“功德无量”。

  朱家溍先生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涉猎面极广，除陶瓷、青铜有专人研究外，漆器、珐琅、织绣、竹木牙雕、文房四宝、金属工艺、家具等门类，均一一涉足。l 99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工作组，对全国工艺品类一级文物进行复查，除陶瓷、青铜、玉器外，其它工艺品均由朱老负责鉴定，历时六个，真伪、级别均由朱老“一锤定音”，是业内公认的明清工艺品鉴定权威。1994年起，故宮博物院着手编撰藏品系列图录，即《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最初几卷较冷门又无高级职称任主编的门类，如织绣、家具、竹木牙角等，均请朱老担任主编，他欣然应允，后来有了高级职称专家，他又立即让位，担当咨询、顾问之责。我后来接受的《织绣绘画》卷，记得最早主编就是朱家溍，我任主编后，曾多次向他去请教，受益匪浅。朱老这种以工作为重、不计较名利、尽心扶植后学的谦诚态度和长者风范，使很多年轻人极愿意与他接近，请教和合作，与他相处总会感到融洽无间。

  朱家溍先生在明清宮廷史方面的研究，在故宮堪称权威，在国内也屈指可数。尤其对故宮的宫廷原状文物，可谓了若指掌，如数家珍。1959年恢复太和殿原状时，屏风前宝座就是朱老据1900年的一张旧照片，从库房找到原物的，并依据其它资料修复得焕然一新，一如原貌。1998年我担任宫廷部主任后，想进一步复原太和殿，尤其是复制已毁的乾隆所题匾额和左右对联，形制和书体的依据还是那张照片，有人提出书法按照片勾摹，但照片太小，字迹又不甚清晰，难度很人，有人就主张请专门仿学乾隆字体的书家来临仿。后来两方案同时进行，审查时最终是由朱老拍板：“临摹原迹”！文保科技部摹画组遂几番逐步放大临摹，数稿朱老都去审核，我则按意见动手修改，最终得以圆满完成，挂上太和殿后顿增宏伟气势。在调整其它宮廷原状陈列如养心殿和西六宮、坤宁宮洞房以及恢复乾隆太子宮重华宮时，承办人员都曾向朱老请教过，使之尽量接近历史原貌，在朱老的指导、推动下，现今已成立正式的原状陈列科，并有专人从事研究，可以说为宫廷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日常待人处世的感触

  我和朱老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接触中，更多体察到他的人格、品行，真无愧“为人师表”之誉。

  他有传统知识分子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品行。他居自置的南锣鼓巷平房数十年，虽年久失修仍安居其中。2003年他病重时，我去看望他，见他还住在又小又暗的平房里，问他为什么还住在这儿，他带我到小天井里，指着天说：“这儿多敞亮，夏天还可以在这儿乘凉、喝茶。”我无言以对，敬佩之情却油然而生。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几十年如一日，后来院里规定老专家可以派车接送上下班，他依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院领导不得不下令停止骑车，派车接送，但他在院内办事还是骑自行车，不想麻烦汽车队。有一次他骑车摔了跤，还瞒着不告诉别人，怕人家不让他再骑车。此事是由他堂弟朱永进告诉我的，听后更增敬仰之情。朱老这类安贫乐道的事例还很多，如他夫人病重治疗，欠了好几万医药费，去世后他从每月工资中抽出还款，后来院领导知晓了，就说他应该写申请，家属的医药费是可以酌情报销的，他却说：“我经济没困难，可以支付”。最后院里硬替他报销了，他非常感激，也曾向我提起过此事。

  朱家溍先生对国家十分慷慨大方，曾几次无偿捐献家藏文物，从不求回报。解放初，他遵照父亲朱翼庵先生遗愿，将家藏全部碑帖七百余种无偿捐赠给故宮博物院，以后又陆续捐献文物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家中最后一批文物是l 994年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的，其时文物市场已经开放，古文物价格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他捐献的唐、宋、明、清书画及宋砚、明琴、明紫檀画案等，总价可达上千万，然他毫不动心，依然无偿捐赠。我与朱老谈及捐赠之事时，他解释：这是我家的家风，当年碑帖是父亲让我捐的。后来的捐赠，我征求过子女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就可以捐了。朴实的回答使我内心受到极大震动，这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即1994年故宮举办第一次《朱翼庵先生捐赠碑帖精品展》，我主办此展览，院里答应随即出图录，待展览结束后，却又以经费紧、图版多、摄影忙等理由无限期拖下去了，几次见到朱老，我都内疚地解释，他却释然地说：“没关系，以后总会出的。”其实，他是多么盼望能早日出版此图录，但绝不会给别人出难题。他的善解人意却使我至今报有歉意。

  朱家溍先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待人接物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结束不久，《北京艺术》聘请业余记者，撰写普及文博知识的小文，我被聘参加，初衷是锻炼文笔，在几次业余记者碰头会上，却都见到朱老，我奇怪的问：“您怎么也来了?”他回答：“我也是业余记者，”我说：“这个杂志尽发表豆腐块小文章，”他又答：“我就喜欢写小文、随感，这个杂志挺介适。”这使我感触很深，其实他是在为宣传文物知识，支持普及读物尽力，只要有利社会，绝不计较名位，大专家也可以当小记者，相比之下，我仅为练笔的想法就人狭隘了，以后我也踏踏实实当了几年业余小记者，直到《北京艺术》改刊。朱老名气虽大，但处事很谨慎，循规蹈矩，遵守制度，绝无颐指气使之举。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南京电视台《家有宝物》栏目组，拟邀几位著名鉴定专家在电视上讲几句祝贺的话，请我约朱老，朱老立即问：“院里同意了吗？”我说“同意了”，他就爽快答应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通知院里，认为采访讲几句话，没有必要惊动院里，他一认真，我就不得不请示院办了，结果自然是同意。朱老的堂弟、我的好朋友朱永进还曾告诉过我：有几次朱老骑车进院，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他就自报姓名，打电话联系研究室，待门卫核准后放行，才进入门，从不依仗是老故宮或老专家，径自硬闯。他与同事无论老少，相处都很融洽，还经常参与一些文娱活动。在学术研讨会，节庆聚会的晚宴上，他常被邀唱京戏，从未推辞过，老专家的参与顿时活跃了气氛。他写得一手好字，有人求墨宝，从不推辞，后来他发现我从未向他求过字，就托人问我：为什么没要他的字?我说：“我十分欣赏朱老的字，但我与朱老关系太亲近了，他犹如我的父辈，我怎么能向父亲要字呢?不过您替我去求一幅，我一定会珍藏的。”没过几天，这位朋友果然把字求未了，还说朱老很高兴。现在想来，这里确实有个感情因素，太生了不敢张口，太熟了不好意思求，就像我和孪生兄长单国霖，相互之间都没有对方的墨迹，然在弟妹和亲友中，多有收藏。确实，朱老不仅把我当同乡，还视为一家人。我的好朋友、他的堂弟朱永进来京，每次与朱家会餐时，朱老总要问：“国强来不来?”一听会来就特别高兴，会餐时也会多喝几杯黄酒，无拘无束的畅谈。

  朱老仙逝告别时，我因出差未赶上，回京后适值朱老骨灰与夫人合葬，朱家就通知了我，到现场一看，故宮除了来一位院领导和几位办事人员外，全是朱老亲人，我是作为朱家亲人被邀的。下葬时，正值滂沱大雨，我的泪水禁不住与雨水一起淌下。我为朱老的离去而伤心落泪，我也为朱家视我为亲人而感动落泪，我更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同乡前辈而感到自豪。

  2009年第九期《紫禁城》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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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10:47

  “翠亚高低伞，红翻潋滟波”

  ——访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

  李城外

  丁丑年前夕，我收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先生寄来的贺卡：“新春大吉，万事亨通”，心里顿时感到一阵热乎乎的。他还随信附上一幅墨宝：“翠亚高低伞，红翻潋滟波”，对昔日干校所见咸宁荷花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我猜测，83岁高龄的老先生泼墨挥毫之时，脑海里或许闪现过两句宋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晚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玩赏之余，我还自然记起朱先生的25世祖、宋代大儒朱熹的名篇《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是在我的眼里，诗中的“渠”已不再指“方塘”，而成了向阳湖。 　　　　

  一

  我去采访朱老，是1996年的一个冬夜。众所周知，他既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历史学家，又是享誉京城的京剧“武生宗师”杨（小楼）派传人。赶巧，我进门就听说，他刚从湖广会馆主演两出戏《鸣凤记》和《天官赐福》回来，才卸过妆，眼角眉梢上的胭脂还未洗净，尚依稀可辨哩！

  那天，朱老的女儿传栘和传荣正好都在家，她俩得知我是来自鄂南的“老乡”，马上你一言我一语，不时地为“主讲人”父亲“帮腔”，使我得以了解他们全家下放向阳湖的详情。

  “文革”之初，朱老在故宫就受到批斗，后来“解放”不久，便带着夫人赵仲巽和小女儿传荣下到干校。儿子传棠和大女儿传栘也远走他乡插队。那时，朱老虽早已年过半百，还得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偶尔还要推着板车，来回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拖盛咸菜的大缸。平常日子在连里，一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但他任劳任怨，毫无惧色。他总是竭力去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排斥、抗拒它，倒也过得坦然。

  我插话道，我曾去采访故宫徐邦达老先生，他提起这段干校生活就恼火。朱老马上笑起来：“各人的感受不一样，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卖膏药，说大话，因为一方面我的体力还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我也坚信这种劳动不可能是无休止的。”传栘听了补充道：“徐先生为什么感到苦，因为体力吃不消，又不会干农活，就被人抓住把柄，批斗会随之而来。不像我爸，适应能力强，‘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之谓也’。”接着，朱老叙述说，后来大队部听说他会唱京戏，便派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帮助文艺宣传队排练《红灯记》。朱老每天早上5点起床，自己先练习，再教学生排演。他和历史博物馆的许青松都扮演过李玉和，不仅在干校和附近生产队频频“亮相”，也去咸宁、温泉巡回演出。1971年夏，朱老转到了丹江，还扮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

  自然，在干校仅仅这点“精神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朱先生便偷偷进行童话创作。最初写的是《一只皮箱的自述》，他带到干校的皮箱是他父亲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时带回的，随他经历了国与家的巨大变迁，因此，写皮箱就是写他自己。另一篇讲的是小黑驴的故事，在丹江，拉石头的驴长得特别好看，圆圆的脸，双眼皮，身上的皮都磨破了，还继续干活。一天，小黑驴的妈妈被石头砸折了腿，不能干活了，就得坐以待毙，可怜小黑驴从此结束了童年生活，重复妈妈的命运，而它还问人家：“我的妈妈哪里去了？”此外，还有一篇写的小狗，说的是在向阳湖，有只被人遗弃的小犬，朱老拣了回来，朝夕相处。但他调丹江之前，狗显得特别烦躁，在房里来回走动。他猜想，狗一定觉得人靠不住，到时候便把你扔掉了，一点友情也不讲。时隔26年，传移生动地“辩解”道：“其实，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不知道，舍不得它也没办法。而且我爸怕招惹是非，这几篇童话也没敢公布于众。”朱先生点点头，接过话题说：“在咸宁，我还养过猪，人们常说‘蠢猪’，其实不然，猪可聪明极了。比如竹板圈起的猪圈，哪个地方最薄弱，它一定会视为进攻重点；干校后期，西瓜多了，猪也知道择食，不再光啃皮吃；再者，猪也顶会享受生活的，你要是伺候得它舒服，它就主动找你亲热。”

  然而，和人的感情交流最密切的，还是莫过于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篇《“小趋”记情》，便是明证。无独有偶，朱老在向阳湖养的小狗人情味更浓。有次他不留神被镰刀划破了手，去干校医院治疗，狗紧跟着进了包扎室，当看见主人痛得厉害，它就摆出一副啮牙裂嘴的样子，把医生护士吓得手直哆嗦。要是碰上连里开会，有人来通知朱老，如果态度好，它就不声不响；如果是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喊：“朱家溍，开会去！”它就会“嗖”地一下猛扑过去，把来人急得要命，躲得老远，连声说：“请你快点去，我就不过来了！”

  谈得开心，父女三人禁不住都笑出声来。传栘继续对我说：“真是逗人极了！你再想想，甭管向阳湖怎样艰难困苦，我爸却像从监牢里出来，回到了自然界，对身心是一种陶冶。虽然天天劳动，但毕竟还算是正常地生活，不像在北京，到处‘红海洋’，天天批斗会，人简直被弄得疲备不堪了！”

  朱老一边对女儿的话表示同意，一边点起香烟，缓缓回忆道：“有次某连队发现了一只麂子，大家都赶去追，群起而攻之。我见了觉得很可笑，为何非这样做不可？我联想到排长单国强曾拣到一只幼麂，喂东西它吃它不干，绝食！由此看来，大家如何不是天底下另一种麂子，倒不如把它放了！”

  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传荣的兴趣。她向我提到，牛汉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麂子》记述这件事；诗人还写过一篇《车前草》，说人前进时，常常因为踏着它才稳住了身子，免于滑倒。两首诗于“四人帮”倒台不久在《诗刊》上首发，传荣一看就知道是写咸宁干校的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我早就采访过牛汉先生，对传荣的介绍“一拍即合”，忍不住低吟了诗中的两句。虽然和朱家姐妹是初次相识，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紫禁城出版社工作的妹妹含而不露（偶尔亦露“峥嵘”），供职于民革中央组织部的姐姐热情健谈。你听，传栘大姐又说话了：“我对咸宁有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受惠于向阳湖，要没有你们那里的鱼，我大概早就不在人世了。”原来她在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不久，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发烧、吐血、月经不调，连油饼、鸡汤之类都是禁食，吃了就拉。转往咸宁后，她那性格刚强的母亲眼看到了这步田地，也没作过多的指望，便对她说：“你喜欢向阳湖哪个地方？将来就把你埋在那里。”没料想，在传栘“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因为天天买一两毛钱一斤的小鲫鱼，用白开水蒸煮当饭吃，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年之后，由于长时间吃了那么多精蛋白，她身上的肺结核钙化，痊愈了，咸宁的鱼无疑维系了她的“生命线”！也幸亏向阳湖的鱼多，如果在其他山区，不可能有此“口福”。

  朱老见女儿谈得那么动情，脸上也显出快意，补充说道：“总之，在咸宁那段劳动生活，给了我很多美的享受。向阳湖的莲子和藕很多，十分可口。但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荷花。它色泽异常红艳，花叶又高又大，我时常散步去荷塘，朝荷花道上走，逐渐深入，眼看红花翠盖，就像置身于荷林之中，实在太美了！如果赶上下大雨，冲天雷响声振耳，那种感受也是不去向阳湖难以体会到的。咸宁还有一个美丽之处，是桂花，丹桂树粗大无比，有时你还没看见桂花，就闻见了香味。此外，春天我们作秧池，下雨放水时，听到各种水鸟在头顶上‘喔，喔，喔’地叫个不停，高低音悦耳动听，就像交响乐似的。” 　　 传栘听罢，又在一旁笑道：“爸，您现在长寿，也许多半是因为在向阳湖听过那些田园交响曲吧？” 　　　

  二

  眼看已近10点了，我连忙抓紧时间，向朱老请教第二个问题：“在您的干校‘同学’中，印象最深的是谁？” 　　 朱老不假思索，深情地回答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他是个难得的好人，可惜已于1984年去世。我为什么特别怀念他呢？1957年划右派，我有幸‘漏网’，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殊不知是因为吴院长关照，我才没有参加鸣放。在一次大会发言时，我发自内心说自己和共产党之间，一没有‘沟’二没有‘墙’。要是我碰见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是很容易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因为我从前加入过国民党，属于‘特嫌’，个别人的逻辑是：‘你怎么没去台湾呢？是不是潜伏下来说不清。’直到文革中我和吴院长被关在一起，他还安慰我：‘你没什么问题，国共还是统一战线哩！’平时在故宫上班，吴院长特别平易近人，总是三天两头到下级的办公室，没事也呆上几分钟。如果你反映意见，他很快会有回音；只要他同意办的事，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承担责任。在向阳湖期间，吴院长被分配看瓜秧，为防止不懂事的小朋友们干扰瓜园，他自备一些糖果，不时用来哄小孩，不料传开以后，周围的农村伢纷纷‘慕名’而来领糖吃。他当时一月工资360元，平均一天12元，不免自嘲道：‘等我看守的瓜长大以后，不是金瓜是什么？’”

  吴仲超先生如此幽默，令人体会出一种“含泪的微笑”；而朱老和老朋友王世襄之间的友情，亦使我深受感动。1972年除夕，王先生从向阳湖致信朱老，用诗的形式隐问他何时能从丹江返回北国，朱老同样以诗作答：“京都景物想清嘉，洽洽年光入旧家。日炙未消墙角雪，盆梅犹放隔年花。氍毹被地熏炉暖，画烛当筵稚子哗。三载辛勤学老圃，今年依旧系匏瓜。”——作者虽有“君问归期未有期”之憾，但并无半点消沉心态。以后，朱老得暇登临武当山，还顿生出“年年霜降后，楝叶满山红”的豪迈诗情。

  现在面对着这位外表普通、穿着平常的文化名人，我不仅没有丝毫“距离”，反倒徒增几分亲近。于是，我诚恳地向朱老说：“今后我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还会不时请教您的。”老人爽快地点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奉献！”传荣见状，也热情对我说：“我倒觉得你们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咸宁的知名度只是一个方面，同时也说明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撞上了！巴金先生提倡搞文革博物馆，假如真的有一天建起来，向阳湖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还必须到你们咸宁取经、学习！因此，从事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可以说已经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了！建议你们当地把故宫老专家建的房子保护起来，将来或许还能拍卖哩！”

  我也乘势打趣道：“欢迎你们全家抽空重返向阳湖看看，朱先生一到，记者们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咸宁会更引人注目。” 　　　　

  三

  访谈气氛活跃，连朱老自己都说：“今天咱们聊得挺痛快！”对我而言，这正是多见多闻长见识的良机。我又打量一眼客厅墙上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蜗居”，便站起身来，进一步“扩大视野”，将朱老家中的陈设仔细看了个究竟：房子还是老式的，家具全是陈旧的，书籍多是发黄的，而且家用电器已显得过时。冬夜生火用的是带有铝皮烟囱的煤炉，和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看到眼前这一切，我心中感慨道：朱老幼承家学，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举凡书画、图书、工艺美术、碑帖和明清历史及戏曲等，均有精深研究，可谓“不名一家，自成绝学。”他又是建国以来向国家捐献文物最多、质量最高的收藏大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家里竟是这样的简陋，这样的“不入时”！

  怀着由衷钦敬的心情，我大致询问了朱老几十年来3次为国无私作贡献的过程。遵照父母的遗嘱,1954年、1976年和1994年，朱老和兄弟们一共向故宫捐献文物706种（其中多数属国家一级文物，价值约3亿元），向社科院捐赠善本图书2万册，还将祖上传下的明清紫檀家具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并向家乡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大批宋元字画。

  朱先生聊起这些，十分平静，毫无惋惜或炫耀之意。见我想刨根问底，他又笑道：“我最后一次捐赠时，北京有几家大公司的老板无比惊讶：‘您有病吧！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东西，怎么不拿来“拍”一下呢？！’浙江省来的人竟然还问：‘您再想想，我们带去这些字画，可就再不回了！难道您不给子女们留下一点？’”

  我乘势问姐妹俩，她们对父亲的惊人之举有无“意见”？传栘的回答实实在在：“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他愿意这么做，心里高兴，这才是最顺乎人心的事……”因为朱老觉得，这是父亲朱文钧凭借祖上的一点一点积攒和他卓越的眼力搜罗的珍品，要让它们永久留在祖国，决不能从自己手中再流落国外，否则，无非是换些钱或高档电器之类，那简直是对朱氏家风的亵渎！

  话说回来，朱老一家也并不是不缺钱花。1992年冬，朱老的夫人病重住院，需立即交２万元钱，而当时家里存款才4000元，多亏故宫照顾，送去了一张空白支票。但一个多月后，当“家属”辛劳了一生的夫人终于去世，过不多久，朱老还是凭自己劳动所得还了欠公家的款。 　　 读者们看到这里，也许会为朱老的高尚情操而动容吧？我个人体会，今天的“夜话”，不仅是一堂难得的“干校史”讲座，更是一堂人生“修身养性”的示范课！如果你要问向阳湖水为什么这样清，却又是这样深？那是因为有朱家溍先生等一批“国宝”曾到此一“游”啊！

  （原载《今日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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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12:38

  回忆朱家溍先生

  朱雅

  时间毫不犹豫地飞逝，记忆却坚定地停留。2003年9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中见到了朱家溍先生，见到先生在电视镜头前思维敏捷，神清气爽，我立即打电话过去，传荣小妹接到电话，我们聊了有40分钟。时已晚上11点，先生睡着了。我说等过几天再通电话吧。谁知两三天后就接到了先生逝世的消息！

  第一次与朱先生见面是在1985年。那时朱先生在《中国戏剧》上发表了一篇论戏曲演员修养的文章。文中尤其提到，京剧演员应该多学些昆曲，并用他和宋丹菊女士演出的《寄子》为例，深刻阐发了这一话题。我是学京剧的，那时正在研学昆曲，顿觉字字句句都是为我从艺择路而言的。朱先生对昆曲的评价与契爱令人尊敬，昆曲需要这样的关爱者，支持者。也算是读者来信吧，我把这一感想寄给了《中国戏剧》，《中国戏剧》将这封信转给了先生。我只是一个从事戏曲的后辈青年，没想到朱先生及时给我回了信，他并不知我是何人，却在信中约定，说若到北京可到故宫一见。

  就在那年10月，秋高气爽，在故宫红墙黄瓦小院朱先生的研究室内，我们一见如故。由于同姓氏，更觉亲近了许多。我们谈戏，谈文、探家事，他才知我是周传瑛（昆曲艺术大师）的儿媳，我的先生周世琮正在中国戏曲学院深造。先生幽默地讲：“如此说来，重见一礼，周先生的况钟仰之久矣。况钟非他那云遮月的嗓音为准，太明亮了倒不似此人物了。”后来由周世琮帮他排了《测字》一折，他饰况钟，与林继凡合演了此剧。

  适逢我在北京拜荀苓莱、童芷苓为师，并学会了《梅龙镇》，我们谈到情融景恰时，便想到合作排演《梅龙镇》，他饰演正德皇帝，我饰演李凤姐。协议达成，他的“蜗居”成了我们的排练场，我每日到他那儿排练、说戏，他的女儿、夫人成了第一批观众和支持者。排到午时，我就扎小围裙下厨，他很喜欢我烧的南方菜，于是乎“米粉肉”、“大蛋饺”、“红烧肉”、“清蒸鱼”轮番上演。在后来的每年见面时，先生总念叨：“我们常想到小雅扎上围裙拿着锅铲，凤姐下厨的样子。”

  那年他已经73岁，戏排练了半个多月就熟练了，并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上演了。当日， 到场的有梅葆玥、梅葆玖、王金潞、荀苓莱、洪雪飞、张充和、张允和、张元和。朱先生为这次演出在《政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到：“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和昆曲研习社联合为朱雅举办专场。她演昆曲《痴梦》和京剧《戏凤》这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类型的角色，都演得恰到好处。她气质不俗，古人云俗最难医，所以不俗是很可贵的。”对周世琮的导演手法，他在文章中也写到：“抢救保护传统戏，最怕拿过来就改。但是戏从来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一出戏经过数百年多少名家创作积累，这里包含几代人的智慧结晶，只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智慧、见识有无修改才能。周世琮导演的戏虽有他个人手法注入，但看起来天衣无缝，没有生面可疑、新旧枘凿之处。这和他会上百出传统戏有关系。”先生的话，先生的勉励，成为我们追求艺术的名言警句，我们一直都在这条道路上探求着艺术的发展。先生的深刻教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近几年来我常上演《游龙戏凤》，虽说对戏的理解、对人物的刻画要胜于1985年的那场演出，可是我最难忘的仍是和先生的合作。对先生的怀念只能撰此短文以示心意。二十年时光轮转，但不变的是艺术的融通。光阴的流逝，冲淡不了人生年轮中的铭心往事。我忘不了，梨园行的许多人都忘不了，这位京昆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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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17:47

  唐师曾：不肯顺竿爬的朱家溍

  一、

  天朝时兴拿大人物说事儿，仙逝的朱家溍就属于常被拿来说事儿的大人物。文革后银锭桥几经复古，备战备荒平直的桥身像受孕的女人小腹，逐渐隆起。89年被尊为西城区文物，2001年又立起一块怪石，碑阴就是朱家溍手书的“银锭观山碑记”。银锭桥是整个什刹海的“眼”，朱家溍是朱文公（朱熹）的25世嫡孙，他和银锭桥天雷勾动地火，自然成为爱好者的首选目标。 马未都是家具收藏大拿，他朋友王世襄的家具专著声震天下，可鲜有人知，那些做模特儿的“明代家具”大多出自朱子门下，所以王世襄请朱家溍为其作序。沧海桑田，被大革命洗过礼的朱家溍淡薄物欲，响指一弹，就全都捐给承德避暑山庄。燕京王世襄，辅仁朱家溍……都是教会学校教出来的“神人”，既为“神人”就有神普世价值。 有好事者闻讯把朱家溍往高里拔，说老爷子觉悟如何之高，启发老爷子往主旋律上靠，被老爷子一句话撅回去：“捐出去是没地方搁！” 老爷子唯一的儿子“七哥”，身高一米八多，堂堂一表，身材、面相、为人都酷似乃父。七哥是学科学的，大革命时代下放鞍山，娶当地文盲妻子，跟七哥识字读书恩爱至今。朱家溍告诉独子，全捐了吧，你也呆在鞍山别回北京。习惯回避镜头的七哥双眼噙泪，只应了父亲一个“是”字。仰望七哥神仙般的背影，我见识了什么叫中国的孝顺，——大家的孝顺。 说到“大家”，朱老先生仙逝前不久，某某TV《大家》栏目描眉画眼，找到炒豆胡同僧王故居后身的的小西屋专访。朱家溍懒散地躺在椅子上，面容清癯、心不在焉。主持人满面春风，称赞朱老爷子情操高尚，将价值连城的明代家具捐赠国家，纯属义举。连看电视的傻B都明白，应该立即顺竿往上爬，讴歌盛世、抒发爱国豪情。可朱家溍偏不入港，直逼镜头牢骚满腹，说当年发还文革抄家物资，却不发还宅院，小屋放了家具就没地方睡觉。进出口公司又动歪脑筋，想为祖国创汇。要么任其流失海外，要么放在大街上日晒雨淋…… 与其让人盯上、惦记着，还不如捐出去免遭毒手。

  主持人左右腾挪，揽不住朱家溍的笼头，就赶紧切换话题，让其畅谈对“保持古都风貌英明决策”有何感想，可这个“大家”不解风情：“根本不可能了！都拆得差不多了，还能保留什么？当初大专家梁思成提了意见，为这还差点成右派呢……”

  “现代服务设施应该藏而不露，不能破坏古都风貌，更不能胡拆。连二战的日本、意大利都知道保护古城，真正的文物保护在罗马、京都，几经战火而无损。印度老德里、新德里，埃及老开罗、新开罗叫文明古国。推倒重建的不叫巴比伦，那叫萨达姆。先进国家望着不可追，但亡羊补牢总还可以吧。” “这些老房子再过一百年也没事，比你们盖的都结实。我这房子都是澄浆砖，澄浆泥你知道么？都说圆明园是帝国主义破坏的，可眼看着北京城是自己拆毁的。当务之急是原貌保护，先别拆，甭管是什么建筑，都别拆。现在的北京城破碎不堪，就在当中间儿留一个故宫、一个天坛，根本不成格局！我赞成梁思成，在北京周围修新北京，别再瞎拆，别再折腾。你们现在的所有仿造都似是而非。” 朱家溍对时下求之不得的“国宝”、“大师”更不认账：“说我是国宝？东北虎才是国宝呢！在博物馆里我也不是专家，清史专家？我没发表过一本清史的书。我吃饭还行，可也吃不了多少。鱼、虾，比较简单的原料我还买得起。后门桥原来有糟熘鱼片，现在连‘糟’都不知道是酒糟，改乱炖了。衣服也好，不时兴穿制服了，我就改穿这个了。玩也算大家？”

  二、

  图片左侧是铸铁蜂窝煤炉子，里面有炉瓦，塘着青灰。朱老爷子左手提铝制水壶，右手刚放下蜂窝煤夹子，炉台上是封火用的“火盖儿”，戳着火钳（剪）子。数九寒冬，什刹海的朔风顺着后门桥直扑东板桥的炒豆胡同。朱家溍背后是僧王府的老式窗户，没有玻璃，糊着高丽纸……破屋陋室几近家徒四壁，这就是朱文公25世嫡孙的“蜗居”。 挂在山墙上的“蜗居”二字是启功手书，可惜当时我镜头的广角只有24mm，没法把“陋室”二字拍进来。正掀棉门帘子进屋的，是朱家溍的小女儿，没上过什么“大学”，仅是朱家溍的“私塾学生”，现在是故宫《紫禁城》杂志的总编。 《故宫善本目录》、《中国美术全集》、《两朝御览图书》、《国宝》、《朱子遗墨》、、《春秋左传礼徵》、《碑帖浅说》、《历代著录法书目》……一系列大型图书是朱家溍的劳动成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朱子纪念馆名誉馆长……一大串显赫头衔显示他的权威。而对时年83岁高龄的朱家溍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骑着一辆破旧的“大力神”（Heracles）自行车，往返穿行于北京什刹海东侧板桥胡同，到故宫之间的小胡同，过着“少无大志随遇而安”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别以为朱文公的子孙一定面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满墙名人字画。其实，改朝换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朱文公家的文“革”得山穷水尽。陋室四壁唯一出自“名家”之手的，只有一幅老友启功手书的“蜗居”，高悬于山墙之上，映衬着朱老先生与时俯仰、历尽沧桑的一生。

  远离功名利禄的朱家溍再次声名鹊起，是因为香港名导李翰祥拍《火烧圆明园》。以后李翰祥再和邓友梅合作《鼻烟壶》，都恭请朱家溍老爷子“劳驾”、“掌眼”。当时新华社《瞭望》周刊的韩舞雁是邓友梅夫人，喜欢我这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老鸭经其引荐得以孤军深入，一下子钻进古董堆。

  头一回进板厂胡同拍照极不受欢迎，尽管还有老爷子喜欢的一位北大学姐引路。老爷子双目微合，看都不看“新华社”一眼。原本狭窄的小屋因我的贸然介入更显逼仄，连氧气都不够用。屋内寂寥无声，只有生铁炉子上的铝皮水壶呼呼喘气。 不知晒了我多久，一只小猫开始在棉门帘子下徘徊，尾巴高耸频频颤抖，显然内急，憋足了一大泡猫尿。我见状赶忙起身给它掀门帘、开门，此举惊醒了老人，也深得其心。突然和蔼地开口问我，你知道“澄浆罐”吗？我说知道，是斗蛐蛐儿的吧。他说对。由此开始了我的采访。 “我家里就这么个环境……”，老人对自家破碎的庭院很不好意思。民国时，炒豆胡同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欠族中赡养费，北平地方法院公开拍卖“僧王府”。“僧王府”的中所( 炒豆胡同23号旁门）51间，被朱家以“最高出价洋10500拍买”。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政府以人口限制住房面积，像很多独门四合院一样，朱家被迫将大部分房子让给煤炭部，仅留16间半房的一个后院，即板厂胡同34号。朱家溍苦中求乐，模仿乾隆燕京八景：两棵太平花叫“太平双瑞”，花下面的狗尿苔叫“玉芝呈祥”，房前的葫芦架叫“壶中天地”，两棵老丁香叫“香雪春风”，甬道两侧的紫色牵牛花叫“紫云绕径”，墙角边的向日葵叫“映日金轮”，窗棂外的老槐树叫“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所有这些，仅是逃避群众运动、远离浮躁的“穷开心”。 年轻时的朱家溍远非今天这般沉稳，旧中国天灾人祸多事之秋，日本人“九一八”、“一二八”、进攻冀热察，朱家溍赴宋哲元29军学习刺杀、射击，志在模仿岳武穆精忠报国。“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和同学赴南京请愿，在铁道上卧轨向政府死谏。至于为什么没投八路，老人家嘿然一笑，说当时不知道有八路。

  三、

  朱家溍，浙江萧山人，1914年生于北京，朱熹25世嫡孙。其父朱文钧，字翼庵，1902年留学牛津，是中国首批公费留英学生，归国后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朱翼庵因家学渊源，自幼见识很多古籍碑帖，故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就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法书名画鉴定。朱家百足之虫、书香门第，稀世珍藏很多。国内出名的《收藏家》杂志自创刊伊始，就一直连载朱家溍年轻时编写的《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六唐人斋藏书录》……其中罗列的都是朱翼庵的藏品。 朱家溍家学渊源，自幼崇拜元朝大画家黄溍，由于在兄弟中排行第四，伯仲叔季，故表字季黄。耄耋之年作画，落款还署季黄。朱老先生中学上的是名校四中，大学是什刹海西侧的辅仁中文系，与我的两个伯父唐振纪、唐振绩是前后同学。解放后辅仁校产划归北师大化学系，其附中被改编成我上的北京十三中。内阁总理黄郛宣布故宫博物院成立，10岁的朱家溍也跟着父亲看热闹。打开溥仪的饼干盒，发现里面还有半块没吃完的饼干。皇上的被子没叠，桌子上土很大，果盘里有几个苹果，有一枚咬过的。他记得故宫有个座钟会写字，上一回弦，就有个机器小人跑出来写一次“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看钟人借此生利，表演一回就收一块钱当作捐赠。 朱家溍上四中时，就跟父亲到故宫做义工，鉴赏文物让他兴奋。望而生畏的古董令其仰视，首先把双手洗干净，再把文物恭恭敬敬地从箱子里请出来，写标签，布置陈列柜，沉浸并享受整个过程。康熙亲征厄鲁特，追敌到天边，在大漠发现两块石碑。一个刻着“天山为镡，瀚海为锷，一统山河，永清沙漠”，镡是宝剑的把。另一个石碑上刻着“大明永乐皇帝亲统六师北征至此”，康熙读罢崇拜不已，在旁边也立一碑“大清康熙皇帝仰读永乐皇帝立碑”，这些给朱家溍极大震撼。未经篡改的历史像一条大河呼啸而来，绕他一周又奔腾而去。 1933年，国民政府担心北平沦陷，开始从故宫、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收集文物瑰宝，以后又把伦敦举办《中国古代艺术展》的83箱文物集中南运，以求国宝免遭战火。朱家溍之父朱翼庵负责文物转运，近水楼台，将1941年从辅仁毕业的朱家溍收到手下，辗转徐州、任丘、亳县、界首、漯河、洛阳。骑牛过函谷关走风陵渡到西安、宝鸡，搭大华纱厂拉棉花的卡车沿川陕公路入川，朱家溍躺在运棉花的卡车顶上欣赏沿途风光。途经嘉陵江司机打盹，卡车翻入万丈河谷，他竟然毫发无损，爬起来还念念不忘刚才摔丢的美景，至今叹为奇事。1943年，朱家溍奉调重庆海棠溪，参与大后方故宫文物疏散,蜀道艰难搬运之苦，他套用唐寅《关山旅行图》“轻载驴骡重载牛”以蔽之。 日积月累、耳濡目染，朱家溍从什么都不懂的临时工变成故宫最著名的活字典。他为人忠厚，家学渊源、见多识广，不仅学问深厚还触类旁通,精通善本、青铜、瓷器、戏曲、礼仪、清宫档案。从来都是“其他人先选，剩下的我做”。 民国“故宫盗宝案”，黄宾虹查出故宫混进假画，怀疑有人移花接木。北大马衡以此取代北洋易培基、吴瀛（吴祖光之父）入主故宫。朱家溍自幼见过很多古画，发飙反对黄宾虹，认为《宋徽宗赵佶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古气盎然，不可能是赝品。《赵佶听琴图》有宋徽宗“天下一人”画押，大书家蔡京题款，如此众多玄机凑到一起，怎么能是假的？ 袁世凯称帝改革太和殿，把须弥座上的雕龙髹金大椅，换成中西合璧的高背沙发。1959年，朱家溍凭记忆和摄影爱好，根据康熙画像、日本旧照片和其他线索，在一间废弃的老库房里发现已经残破的雕龙髹金大椅。不用花梨紫檀，施以金漆大漆。遍延国内能工巧匠，亲自督造上千日，终于大功告竣，恢复到太和殿的须弥座上，就是现在万人景仰的龙床。理由只有一个，“不能让国内观众整天看假货。”

  朱家溍在故宫中做事60多年，绝不沾染万岁至尊的架子。1983年，朱家溍研究一套十二幅绢画美女，因背景钤有“圆明主人”玺和雍正“破尘居士”题款，推断是雍正妃子，遂命名《雍正十二妃》。三年以后，他在研究清代木器家具制作时，发现内务府档案木作惯例，凡“裱作”妃嫔画像都书以名号，记载为“某妃喜容”、“某嫔喜容”、“某常在喜容”……即使最简单的概括，也称之为“主位”。以这十二幅美女而论，如果是雍正皇妃或雍亲王侧福晋，无论健在还是逝去，到了雍正十年，档案上都该称其“主位”，不可能写成“美人绢画十二张”。因此，朱家溍坦然推翻自己结论：这不是《雍正十二妃》，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而已。

  49年解放军进城，作为朱文公的25世嫡孙，捐给政府的文物超过一个亿。颓坐在“蜗居”残破的沙发里，朱家溍对身外之物的态度是无足轻重，破财免灾。作为国家文物鉴定专家，他比一般人更懂得文物价值，并视若生命。1953年，朱家给故宫捐献碑帖700余种、1000多件；1976年再把20000多册古籍善本捐献中国社科院，将全部家藏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和文房四宝捐献承德避暑山庄；1994年又将26件珍贵书画捐给浙江博物馆，其中五代李澄等作品价值连城，极具文物价值……

  树大招风，朱家的东西也许早在朱家溍父亲时代就被人惦记上了，反正都是身外之物，碰上文化大革命就更没办法了。马衡就很看中朱家的收藏，多次索购，朱家溍说不卖，等我不在时再捐给你。朱家溍认为，文物这东西很危险，有点像家里供的祖宗画像，传给谁，怎么传都是问题。家藏文物不是财产，你买来的是文化精华，虽经你手收集，但不能当成自己私产。文物只属于产生它的环境。 我问朱老先生，为什么不将捐出的文物拍照出集子？ 心爱的女人都走了，还留个照片干嘛？在街上撞见都难受！ 朱家溍靠工资度日，生活并不富裕。夫人病重，欠医院大笔医疗费，他不告诉故宫，靠临摹古画凑钱给妻子交住院费。耄耋老人，一连画了好几年。

  人一旦拥有太丰富的内心世界，谁也没法奈何他。文物就像他的家人、亲戚，来来去去，得失轮回。比如一件宋朝蔡襄的古画，是朱翼庵在地安门花5000块钱买来的，藏在家里爱不释手。不料被仆人偷走，卖给后门桥路东的寄卖行。寄卖行老板看出是大宅门里的物件儿，就把价格强压到500块，威胁不留下就报官。强买之后又通知炒豆胡同朱家，让朱家用贼的原价500块赎回。为感谢寄卖行老板，朱家酬谢店家1000块。以后家道中落，再以35000块让给后海张伯驹，张伯驹把玩一段又将此画捐给故宫……在故宫上班的朱家溍重见“蔡襄”，就像见到久别的亲戚。

  朱家溍虽祖籍浙江，高祖朱凤标是清道光进士，官居一品户部尚书，京师“赐第”台基厂，死后谥“文端”。从朱凤标到朱家溍居京五代，仕家子弟、钟鸣鼎食，家学深厚、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他熟谙北京府第、园林……个中原委和名门掌故。谈起北京饮食，从“八大楼”到“谭家菜”，英、法、德、俄西餐风格，绝不限于“豆汁儿”、“焦圈儿”、“驴打滚儿”之类市井风味。

  　　朱家溍精通京剧，是武生杨小楼门下。1962年与梅兰芳剧团合演压轴大戏《霸王别姬》，梅葆玖演虞姬，朱家溍演项羽。1987年恭王府戏楼修缮落成，朱家溍73岁高龄再演《霸王别姬》，宋丹菊饰虞姬，朱家溍仍唱项羽。

  　　朱家溍与启功逛故宫。朱家溍对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启功纠正说：“不，是到‘君’家故宅了。”言毕，二人相视一笑。

  　　朱家溍说“到君家故宅了”，暗指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是说清朝爱新觉罗继承了明朝朱家旧业。　

  当年我陪庄则栋骑永久13，从前圆恩寺胡同到景山后街的少年宫上班，陪朱老爷子骑“大力神”(Heracles)，从僧格林沁王府后身的板厂胡同，到景山前街的故宫上班，都要途经地安门。我一直坚信上海凤凰剽窃了“凤头”，至于“永久”是否剽“大力神”尚待研究，我的看法得到朱老爷子的全力支持。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抄走我们家的头一批东西里就是南屋里的几辆“凤头儿”，再次印证我爷爷的箴言“钱财是毒蛇”。抄家的场景在“孟哥”嘴里恍惚昨日，孟哥是前海北沿最西头一家的老街坊，抄我们家的时候正上小学。据孟哥叙述，你爷爷真牛B，顶着红卫兵雨点般的铜头板带护住你奶奶，说别打她打我。孟哥从电梯厂退休后，常立在前海西街到前海北沿“交通管制”牌子前指挥交通，属于北京奥运志愿者。

  光阴冉冉，在故宫工作了60多年的朱家溍，先后四次把家传的碑帖、善本书、古砚、古瓷器、古家具、宣德炉……数万件捐给国家。自己却骑着1946年买的那辆英国“大力神”(Heracles)自行车，走过半个多世纪。 自谦一无所长的朱老先生摄影作品大学时代就卖到20块大洋一幅，围棋早年打过谱，绘画临摹方始庶《秋山图》可以乱真，唱武生83岁还能登台…… 朱老先生在启功亲笔的“蜗居”下享受阳光，用心感受光阴的流动。他说，人生的苦恼无非是失落，无所求就无所失落，无欲则刚。人生脆弱就像一只蜗牛，小心翼翼，缓缓爬行。爬到适于生存的地方，可以终其天年。爬到烈日下，很快就会干死、晒死。人生留下的亦如蜗牛，只有爬过的痕迹，朱老身后留下一条闪光的亮迹。

  http://blog.china.com.cn/tangshizeng/art/3559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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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Hakuna Matata) 楼主 2010-09-05 22:22:41

  “话说回来，朱老一家也并不是不缺钱花。1992年冬，朱老的夫人病重住院，需立即交２万元钱，而当时家里存款才4000元，多亏故宫照顾，送去了一张空白支票。但一个多月后，当“家属”辛劳了一生的夫人终于去世，过不多久，朱老还是凭自己劳动所得还了欠公家的款。 ”

  “翠亚高低伞，红翻潋滟波” ——访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

  “朱家溍靠工资度日，生活并不富裕。夫人病重，欠医院大笔医疗费，他不告诉故宫，靠临摹古画凑钱给妻子交住院费。耄耋老人，一连画了好几年。 ”

  唐师曾：不肯顺竿爬的朱家溍

  两种说法，存疑。 或者两者说的不是一个时期的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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