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布宁：来自旧金山的绅士

来自旧金山的绅士

布宁

旧金山的一位绅士（他的姓氏，无论在那不勒斯市还是在卡普里岛上，都已无人记得）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旧世界，专诚为了开怀解闷，想过上整整两年。

他坚信他有充分的权利休息，寻欢作乐，做长期舒适的旅行等等。他的这种信念是有根据的：首先，他有钱；其次，别看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他其实刚开始生活。以前他不是在生活，而只是活着，说真的，活得挺不错，但还是寄一切希望于未来。他不停地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被他招雇来的成千上万华工心里很明白），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做了许多事，快要赶上那些他一度看作自己的榜样的人了，于是决定歇一口气。他那个阶层的人，打算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往往从旅行欧洲、印度、埃及开始，他决定也这么办。当然，他首先想慰劳自己多年辛苦，但也为妻子和女儿高兴。

他的妻子从来不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可是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都十分爱好旅行。至于说到女儿，一个身体不很强健的大小姐，旅行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必需：且不说旅行有益于健康，旅途中又焉知不会有巧遇良缘？有时你会和一位亿万富翁同桌吃喝，或者在一起欣赏壁画。

这位旧金山的绅士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旅行计划。十二月到一月他希望享受意大利南部的阳光，参观古迹，欣赏塔兰台拉舞和江湖歌手的小夜曲，受用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特别敏感的东西——那不勒斯妙龄女郎的爱情，即使不是完全无私的爱情。他想在尼斯、蒙特卡洛度狂欢节——在这个季节，上流社会的精华都汇集到那里，正是他们支配着文明世界的一切幸福：夜礼服的式样，帝位的稳固，战争的宣布，饭店的兴隆；在那里，一些人热衷于赛车和赛船的运动，另一些人热衷于轮盘赌，第三种人热衷于通常称之为调情的勾当，第四种人热衷于射鸽——一群鸽子从鸽舍里飞出来，优美地盘旋上升，下面是翠玉般的草坪，背景是琉璃草色的大海，一刹那间，它们却变成一团团又白又软的东西，落下来砸在地上。三月初他要到佛罗伦萨，基督受难日以前到罗马，以便在那里听Miserere。他的计划中还有威尼斯，巴黎，塞维利亚的斗牛，英伦三岛的海水浴，雅典，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埃及，甚至日本——自然是在归途中……旅行开始时诸事如意。

这是十一月底，到达直布罗陀之前，他们时而在寒气袭人的暗夜中航行，时而遇着雨雪交加的风暴，但是一路平安。船上乘客很多，这有名的“大西洲号”客轮就像一座设备齐全的大饭店，有夜总会、东方浴室、本船出版的报纸。船上的生活极有规律：乘客们一大早就起床，当刺耳的号声在走廊里响起来的时候，天色还极昏暗，灰绿色的茫茫大海上，大雾迷漫，白浪滔天，黎明慢腾腾地露出它那冷漠的面孔；人们披着法兰绒睡衣喝咖啡、巧克力、可可，然后坐进大理石浴盆里洗个澡，做体操，以便唤起食欲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做完白天的梳妆打扮之后，就去用早餐；上午十一点钟以前，可以在甲板上精神抖擞地散步，呼吸海洋上清凉的空气，或者玩掷木盘等游戏，以便再一次唤起食欲；十一点钟加餐，吃点夹肉面包，喝点肉汤；吃罢这顿加餐，大家愉快地读报，悠闲地等待午餐——比早餐更富营养、更为丰盛；接下去休息两个小时，各层甲板上都摆满了躺椅，乘客们躺在上面，身上盖着毛毯，仰望浮着白云的天空，观看有如岗峦起伏的雪浪从船边掠过，或者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儿；下午四点多钟，给这些精神焕发、喜笑颜开的乘客喝香喷喷的浓茶，吃点心；晚上七点钟，号声报告构成这种生存的最主要的目的，它最辉煌的时刻到了……这时，旧金山来的绅士感到生命的活力犹如潮水奔涌而上，他搓着手，奔向他那豪华的特等舱房去换装。

晚上，“大西洲号”的多层楼舱在黑暗中睁着数不清的火眼，一大批侍役在厨房、洗碗间、储酒舱工作着。四壁之外的海洋是凶恶的，但是人们不去想它，坚定地相信船长能够驾驭它。船长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身躯硕大无朋，胖得出奇，穿一件镶有宽金绦带的制服，经常睡眼惺忪的，活像一尊大佛像。他很少走出他那神秘的寝室，在人前露面。从上层前甲板上时时传来警笛的吼声，带着地狱的阴森气氛和恶狠狠的声势，不过晚宴席上很少有人听见，因为这警笛声被美妙的弦乐淹没了。弦乐队在一间有双排窗户的大理石厅堂里不停地、精心地演奏着。这间铺着丝绒地毯，灯火辉煌犹如节日的大厅里挤满了袒胸露臂的女人，穿燕尾服或夜礼服的男人，身材匀称的侍役和恭顺的侍役领班，那个专管要酒的领班甚至在脖子上挂着链子，俨然是一位英国市长。旧金山来的绅士穿上夜礼服和浆洗过的衬衫，显得年轻多了。这个干巴巴的人个子不高，正如俗话说的，剪裁虽差，但缝得结实；他从头到脚刷得亮光光的，带着适度的活泼神情，坐在这金碧辉煌的厅堂中间，面前摆着一瓶琥珀色的约翰内斯堡酒，一排大小不一的极精致的玻璃酒杯，一束枝叶纷披的风信子花。他那张留着整齐的银白色唇髭、皮肤略呈黄色的脸上，有某种蒙古人的特征，嘴里的大金牙闪闪发光，结实的秃头是陈象牙色的。他的妻子，一个文静的大块头女人，穿著奢华，倒还与自己的年龄相称；女儿的装束复杂而又轻盈，露出无伤大雅的轻佻；她身材修长，一头秀发梳得十分可爱，呼出的气息带有紫罗兰口香丸的香味儿，几颗极娇嫩的小粉刺长在嘴边和略敷香粉的两肩之间……晚餐要进行一个多小时，饭后舞厅里的舞会便开始了。这时，男人们（其中当然包括旧金山来的绅士）在酒吧间里跷着腿根据交易所的最新消息决定各国人民的命运，一面吸哈瓦那雪茄烟，一面喝甜酒，直到脸变成紫酱色。在这里侍候他们的是穿红坎肩的黑人，他们的白眼球像剥了皮的熟鸡蛋。墙外大海咆哮着，仿佛一重重黑黝黝的山峦在走动；暴风雪在变得更加沉重的缆索间拼命打着唿哨，整个船身都在颤动，同暴风雪和那些黑黝黝的山峦抗争，像犁铧似的把激荡不宁，时而沸腾着高高溅起飞沫的巨浪劈成两半。警笛被雾气阻塞，发出垂死的呻吟声。值班人在高台上冻得发僵，过度紧张的望弄得他们头晕目眩。轮船的水下部分如同既黑暗又闷热的地狱深处，也就是地狱的最后一层——第九层。这里烧着几座巨人般的大锅炉，轰隆轰隆地响，它们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着成堆的煤炭，一些人流着又脏又臭的汗水，裸露的上身被炉火烤得通红，不断把煤炭扔进炉膛。然而在酒吧间里，人们无忧无虑地把脚架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呷着白兰地和甜酒，沉浸在香气扑鼻的烟雾之中。舞厅里朗若白昼，温暖如春，笑语盈盈，人们成双作对地旋转着跳华尔兹舞，或者弯腰曲背地跳探戈舞，乐队无休止地奏着充满哀怨的靡靡之音，总在乞求着一样东西……在这群浑身珠光宝气的人当中，有一位个子挺高、刮光了脸、样子像主教、身穿旧式燕尾服的阔佬，他是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他的身边是位绝代佳人，这对出众的恋人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这对恋人并不掩饰自己的幸福：他只同她跳舞，他们事事做得恰如其分，令人倾倒。姑娘总在倾听他的话语，在他面前，她的心由于莫名的欣喜而跳动着：瞧，他的一切都与众不同，无论是那双干瘦的手，还是那里面流着古代帝王的血液的洁净的皮肤，甚至那身虽然极其普通，但似乎分外整洁的西服都包含着一种难言的魅力。旧金山来的绅士穿了一双有灰鞋套的漆皮鞋，老拿眼睛盯着站在他身旁的绝代佳人。这是一位个子高而身段又极美的金发女郎，她的眼睛按照巴黎最时兴的式样描过，手里捏着一根银链子，牵着一只弓背脱毛的小狗，并且不停地同它讲话。女儿有点难为情，竭力不去注意父亲。

旧金山来的绅士一路上相当挥霍，因而深信人们会尽心侍候他吃喝，从早到晚为他奔忙，不等他开口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保证他的一切都清洁舒适，替他搬东西，雇脚力，把他的箱笼送到旅馆去。到处如此，在船上是如此，到那不勒斯当然也会如此。那不勒斯渐渐变得大起来，越来越近了。乐师们拿着闪闪发光的铜管乐器在甲板上集合，突然奏起震耳欲聋的庄严的进行曲，身材魁梧的船长穿着礼服出现在舰桥上，他像一尊大慈大悲的菩萨，对乘客们亲切地挥手致意。旧金山来的绅士同所有的人一样，觉得那骄傲的亚美利加进行曲是为他一个人吹奏的，船长也只是在祝贺他平安抵达。“大西洲号”终于驶进港口，它那站满了人的多层大船舱停在堤岸边，接着放下了搭板。这时候，有多少戴镶金边便帽的旅馆接待人员和他们的助手，多少各行各业的经纪人，以及手里拿着一扎扎彩色明信片的流浪儿和身强力壮、衣衫褴褛的人拥上来，准备为他效劳啊！他对这群人得意地笑笑，朝着王储可能下榻的那家大饭店的小轿车走去，不慌不忙，神气十足地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意大利语说：

“Goaway！Via！”

那不勒斯的生活立刻按它既定的程序开始了。一大早就得去昏暗的餐厅用早餐，多云的天空似乎没有豁然开朗的希望，而饭店前厅门口已经站着一群游览向导。等到淡红色的旭日开始露出笑脸，便可从高悬的阳台上远眺从头到脚被明亮的朝雾笼罩着的维苏威火山，欣赏那泛着珍珠色涟漪的海湾和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卡普里岛，俯视泥泞的沿岸街上拉着双轮马车奔跑的小小的驴子和一队队吹吹打打，昂首阔步向前走去的小小的士兵。然后步出饭店大门，乘上小轿车，缓缓驰过走廊般的灰色街道——狭窄，拥挤，两边都是多窗的高楼——去参观博物馆：那里一尘不染，然而死气沉沉，光线柔和，令人快意，然而单调，如雪光反照一般；或者参观教堂：那里冷冰冰的，充满蜡油气味，格局千篇一律，都是在庄严的入口挂着沉甸甸的皮门帘，里面空空荡荡、寂然无声。在教堂深处铺花边的祭坛上一只七烛台幽幽地燃着虹色烛火，一个老太婆孤零零地留在黑木椅中间，脚下是光滑的做墓碑用的石板，抬头可见照例出自名家之手的《拿下十字架》图。中午一点，在圣马丁诺山上用午餐，不少第一流的人物这时都到山上来，就在这里，旧金山绅士的女儿有一次险些儿晕了过去：她仿佛看见那位王储在大厅里坐着，虽然已从报上得知他在罗马。下午五点在饭店喝茶，富丽堂皇的沙龙里铺着地毯，烧着壁炉，温暖宜人。接下去又该准备进晚餐了，各层楼道里又传来那威严有力的锣声，太太小姐们又鱼贯下楼去了，她们身上的绫罗绸缎地响，穿衣镜里映出她们袒胸露臂的身影，富丽堂皇的餐厅又一次好客地敞开了大门，穿红上衣的乐师们在台上奏乐，黑鸦鸦的一大群侍役围着他们的领班，那人正以高超的手艺往盘子里盛粉红色的肉羹……晚餐又是那么丰盛，上不完的菜，喝不完的酒和矿泉水，吃不完的甜食和水果，以致每晚十一点钟前，女仆们得忙着往各个房间送热水袋，给旅客们暖胃用。

不巧这年十二月的天气不那么好，只要跟看门人谈起天气，他们总是抱歉地耸耸肩膀，喃喃地说他们不记得有哪一年像这个样子，虽然他们并不是头一回说这种话，并且托辞说“各地都一样的糟”：里维埃拉发生从未见过的狂风暴雨，雅典下雪，埃特纳火山整个儿被冰雪封裹，夜里闪闪发光，帕勒莫的游客都冻跑了……早晨的太阳每天给人以假象，一到中午天就阴下来，开始掉雨点，而且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饭店大门口的棕榈树变得像马口铁一般苍白，那不勒斯市显得格外肮脏和局促，博物馆过于单调乏味，肥胖的出租马车夫扔的雪茄烟头散发出呛人的恶臭，他们身上的防雨斗篷在风中像翅膀一般扇动，他们在细脖子驽马头上拼命甩鞭子不过是装个样子，清扫电车轨道的男人们的鞋子破烂不堪，光着头冒雨在烂泥中踩来踩去的黑发女人们的腿短得难看，至于从沿岸街旁边翻着泡沫的海面不断吹来潮气和臭鱼味儿，那更不必说了。旧金山来的绅士和他的太太一早起来就吵嘴；他们的女儿一会儿头痛，脸色苍白，一会儿又活跃起来，对什么都赞不绝口，这时她既美丽，又可爱，可爱的是她心中温柔复杂的情感，那是在她与其貌不扬，然而血管中流着特殊血液的人相遇之后产生的；究竟是什么唤醒了这位少女的心——金钱，地位，还是门第，毕竟无关紧要……大家一口咬定：索伦托和卡普里岛完全是另一番天地，那儿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柠檬花盛开，社会风气好些，酒也纯些。于是旧金山来的一家人决定带着他们的全部箱笼前往卡普里岛，去领略这岛上的景物，凭吊梯维里宫遗址，漫游神话一般的蓝洞石穴，听阿布鲁齐风笛手的演奏，圣诞节前，他们要唱着赞美圣母玛利亚的颂歌在岛上行吟一个月之久，然后这家人将在索伦托住下。

动身那天是旧金山来的一家人难忘的日子！连早晨也没有出太阳。浓雾遮住了整个维苏威火山，灰蒙蒙地压在微波万叠的铅灰色海面上。卡普里岛无影无踪，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一只小火轮向那边开去，它摇晃得很厉害，旧金山来的一家人都直挺挺地躺在简陋的公共休息室的沙发上，用毛毯包住腿，因为恶心而闭着眼睛。太太觉得自己比谁都难受，她呕吐了几次，以为就要一命呜呼了。那端着漱盂跑来侍候她的女仆只觉得好笑，她长年累月，不分冬夏地在海上颠簸，从来不知道疲倦。小姐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嘴里衔着一片柠檬。先生穿一件宽大的外衣，戴一顶大遮檐帽，一路咬紧牙关，仰面躺着；他面色发黑，唇髭发白，头痛欲裂。这是由于近来天气不好，他晚间饮酒过度，又常常在一些妓院中流连忘返的缘故。雨打着震颤的玻璃窗，水渗进来，滴到沙发上；狂风压着桅杆，有时卷着巨浪扑来，使船身整个儿侧向一边，这时候，底舱里便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不知是什么东西在滚动。在卡斯特拉马雷和索伦托停靠的时候，情况好一些，但是船仍旧颠簸得厉害，海岸和岸上的悬崖、花园、意大利松、粉红色和白色的大饭店、云雾缭绕的重重青山一齐在窗外上下飞舞，仿佛荡着秋千。许多小划子围拢来，碰着船壁，三等舱的乘客急切地大喊大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孩子气闷的呼叫声——他似乎被挤倒了压在下面。潮湿的海风吹进舱来。在一只摇来晃去的平底货船上，一个男孩站在“皇家”旅馆的旗子下招徕顾客，不停地用他那含混不清的口音尖声尖气地喊着：“皇-家！皇-家旅馆！……”旧金山来的绅士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老人（他该有这种感觉了），对所有这些“皇家”、“华丽”，“最佳”旅馆，对这些贪得无厌、身上有股大蒜气味的所谓意大利人已经感到厌恶和不耐烦了。有一次，在靠岸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从沙发上抬起半个身子，看见峭壁下挨着水边鳞次栉比的一片霉痕累累的小石头房子，周围是小木船、破布衫、洋铁罐和棕色的网，他想起这就是他来游览的意大利的真面目，失望至极……最后，黑黝黝的卡普里岛终于在暮霭中逐渐逼近，它的底部好像叫灯火钻透了，风变得温馨、柔和了，码头上灯光的倒影像金色的蟒蛇浮在平静下来的黑油般流动的波浪上向前游去……突然，机器轧轧地响起来，哗啦一声锚下了水，顿时从四面八方传来船夫争先恐后、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旧金山来的绅士立刻松了一口气，公共休息室里的灯光更亮了，他想吃，想喝，想吸烟，想活动……十分钟以后旧金山来的一家人上了一只大平底货船，再过十五分钟他们已经走上石板铺的沿岸街，然后钻进敞亮的缆车，飕的一声沿着斜坡驶上山去，两旁闪过葡萄园的木桩，半倒的石砌围墙，湿漉漉的遍身节瘤的橘树，有些树用草帘遮了起来，树上结着亮光光的橙黄色果实，长着肥厚光滑的树叶，它们顺着山坡滑下去，在敞开的车窗外一晃而过……意大利的土地雨后放散出甜蜜的香气，意大利的每一个岛屿都有自己特殊的气息！

这天晚上，卡普里岛潮湿而黑暗。一刹那间，不知什么地方有了灯光，这个岛也立即活跃起来。在山顶缆车站上已经有一群人等在那里，准备竭诚接待旧金山来的绅士。和他同行的虽然还有别人，但那些人不值得一顾。其中有几个在卡普里岛上定居的俄国人，衣衫不洁，懒懒散散，戴眼镜，留胡子，破大衣的领子翻起来；还有一群长腿圆脑袋的德国青年，身穿蒂罗尔地方的服装，肩上挎着粗麻布包，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效劳，以四海为家，花起钱来也不敢大手大脚。旧金山来的绅士心安理得地避开这些人。他立刻引起了注意。人们连忙过来搀扶他和他的太太小姐下车，跑在前面为他指路。接着他又被一群孩子和用自己的头顶为有身份的游客搬运箱笼的身强力壮的卡普里妇女包围起来。这是一个像歌剧舞台一样的小广场，上空悬着一盏球形电灯，在湿润的风中摇曳，妇女们的木屐敲着地面咯哒咯哒地响，孩子们像小鸟似的打唿哨、翻筋斗。旧金山来的绅士仿佛登上了舞台，从他们中间穿过，向着连成一体的楼房下面的中世纪拱门走去。出了拱门，是一条下坡的热闹小街，直通前方灯火辉煌的饭店正门，左边的平顶屋上方错错落落地伸着棕榈树叶，抬头或向前望去，漆黑的夜空里闪着蓝色的星星。又像是专为欢迎来自旧金山的客人一般，怪石嶙峋的地中海小岛上这座潮湿的小石城苏醒了，饭店老板也满面春风，在他们刚迈进门坎的时候，等候着他们的中国锣敲了起来，召唤各层楼的旅客用晚餐。

老板是一位穿戴得异常雅致的年轻人，他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地对新到的客人们鞠了一躬，表示欢迎。就在这一瞬间，旧金山来的绅士大吃一惊：望着这位年轻人，他忽然想起，昨夜在搅得他不安宁的乱七八糟的梦中，他见到过这位先生，穿的正是这件圆下摆常礼服，头发也梳得这样光。他惊讶得几乎停住脚步，不过通常所说的迷信在他心里早已不复存在，就连一粒芥菜种那样大小的痕迹也没有了，他的惊讶即刻消逝。等到他走进饭店的走廊以后，他就把这梦与现实间奇怪的巧合当作玩笑讲给妻子和女儿听。女儿却不安地瞥了他一眼：在这黑糊糊的异国小岛上，忧郁和可怕的孤独之感突然使她的心紧缩起来……

在卡普里岛上旅游的一位显贵——莱斯十七世刚刚离开，旧金山来的客人便住进了他住过的那套房间。饭店给他们派来一个最漂亮、最能干的女仆，是比利时人，腰部被紧身裹得又细又挺，头上那顶上过浆的狗牙边便帽像小小的冠冕一样；一个最出色的男仆，是西西里人，皮肤像煤炭一般黑，两眼炯炯有神；还有一个最机灵的茶房——矮小肥胖的路易吉，他一辈子干这行，换过不少地方。不一会儿，侍役领班、一个法国人，轻轻地敲了敲旧金山绅士的门。他来探问新到的客人们是否去进晚餐；如果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就会报告说，今天有龙虾、牛排、龙须菜、野鸡等等。地板似乎还在旧金山绅士的脚下晃动（那只意大利破轮船把他摇得够受的），但他不慌不忙，因为不习惯而有点笨拙地亲手关好领班进来时砰地一声打开了的窗户，从这扇窗户外面飘进远处厨房里的菜香和花园里带雨的花香。他一板一眼地回答说，他们要用晚餐，他们的餐桌要放在尽里头离门口远的地方，他们要喝本地葡萄酒。他每说一句话，领班都唯唯称是，声调尽管千变万化，意思只有一个：旧金山绅士的愿望无疑是合理的，全都要不差分毫地照办。最后，领班恭恭敬敬地垂首问道：

“就这些吩咐吗，先生？”

听到一声慢条斯理的回答“yes”之后，领班又说，今晚前厅里有塔兰台拉舞，由卡梅拉和朱塞佩表演，他们是全意大利和“整个旅游界”都知名的舞蹈家。

“我在明信片上见过她，”旧金山来的绅士淡淡地说。“这朱塞佩是她的丈夫吗？”

领班回答道：“是堂兄，先生。”

旧金山来的绅士迟疑了一下，若有所思，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只点了点头，让领班走了。

然后他又像准备去举行结婚典礼一般收拾打扮起来：先把各处的电灯都拧亮，所有的镜子顿时映照出荧荧的灯光、家具和打开的箱子，接着他就刮脸、洗脸，不时地按铃叫人，这铃声在走廊上常常被他妻子和女儿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急不可待的铃声打断。系红围裙的路易吉以许多体胖的人特有的灵巧一溜烟似的朝铃声的方向奔去，装出一副吓得魂不附体的模样，逗得那些提着瓷桶跑过的女仆笑出了眼泪。他故意怯生生地用指关节敲敲门，像个呆子似的毕恭毕敬地问道：

“Hasonato，signore？”

门里一个慢条斯理的吱吱呀呀的声音颇有礼貌但又盛气凌人地说：

“Yes，comein……”

旧金山来的绅士在这个对他说来意义如此重大的夜晚有什么感觉，又有什么想法呢？他像任何一个经历过海上颠簸的人一样，只觉得特别饿，美滋滋地想着那第一勺汤和第一口酒的味道，连这照例的梳洗也使他兴奋，不容他再去感觉和思考了。

他刮完胡子，洗完脸，安放好他的几颗假牙，在镜子前面站着，用镶银边的刷子蘸点水，抿了抿他那黄色头顶周围的一圈稀疏的珍珠色头发，把一件奶油色丝织内衣绷在由于营养充足腰部越来越粗、上了年纪但还结实的身上，又把黑丝袜和舞鞋套在干瘪的平底脚上，往下蹲了蹲，拉好被丝织背带高高吊起的黑裤子和带凸胸的雪白的衬衫，在闪光的袖口上安好袖扣，然后再费尽力气去制服硬邦邦的领子下面那颗颈扣。地板还在他的脚下摇晃，手指尖痛得要命，那颗钮扣在喉结下面凹进去的地方有时狠狠地咬着他那松软的皮肤，但是他很倔强，虽然用力过度使他瞪得两眼闪闪发光，过窄的衣领卡着他的喉咙，弄得他脸色青紫，他终于完成了大业，精疲力竭地在壁镜前坐下，全身都映照在壁镜和其他镜子里了。

“啊，真可怕！”他喃喃地说，低下他那结实的秃头，既不打算弄明白，也没有想究竟是什么可怕。然后他习惯地把他那患关节炎后变得僵硬的短手指和隆起的杏仁色大指甲仔细察看了一番，又一次肯定地说：“真可怕……”

这时响起了第二遍洪亮的锣声，就像在庙宇里一般，整个楼房都起了共鸣。旧金山来的绅士连忙站起身来，用领带把衣领系得更紧一些，又将背心扣好，勒住肚子，穿上晚礼服，拉拉袖口，再一次照照镜子……他想：“这个皮肤黝黑的卡梅拉，有一双媚眼，长得像黑白混血儿一样，穿一身以橙色为基调的花连衫裙，舞一定跳得不同寻常。”他精神抖擞地走出自己的房间，踩着地毯来到隔壁他妻子的房门前，大声问她们是不是快打扮好了。

“再过五分钟！”门里传出少女的声音，银铃似的，而且兴高采烈。

“好极了，”旧金山来的绅士说道。

他沿着走廊和铺红地毯的扶梯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找阅览室。侍役们见他走来，都贴墙站定，给他让路。他径自往前走去，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人。一个吃饭去迟了的老太婆，背已经驼了，白发苍苍，但是还穿着袒胸露臂的银灰色绸衣，像只老母鸡似的急急忙忙往前赶，样子很可笑。他毫不费力地赶过了她。餐厅里人们已经聚齐，而且开始吃饭了。他走过的时候，在玻璃门旁一张小桌子前面停下来，桌子上堆着一盒盒的雪茄和埃及纸烟，他拿了一支大马尼拉雪茄，丢下三个里拉。他走过装上了玻璃窗的外廊时，顺便从敞开的窗户向外望去，感觉到黑暗中有一股清爽宜人的气流迎面吹来，隐约可见一株老棕榈树的树顶，它的枝叶在星空下伸展开来，显得无比巨大，远处传来均匀的海涛声……阅览室里舒适、安静，只有桌子上有灯光。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站在那儿翻阅报纸，他长得像易卜生，戴一副圆圆的银边眼镜，眼睛里有一种癫狂的、吃惊的表情。旧金山来的绅士冷冷地打量他一下之后，在屋角一张很大的皮安乐椅上坐下来，挨着一盏有绿灯罩的电灯，戴上夹鼻眼镜，伸了伸被衣领卡住的脖子，便整个儿被报纸挡住了。他在几篇文章的标题上扫了一眼，读了几行关于那无尽无休的巴尔干战争的报道，然后用习惯的动作把报纸翻过来。忽然间，一行行字在他眼前冒起了金星，他的脖子发硬，眼珠突出来，夹鼻眼镜也从鼻梁上飞了……他猛地向前一跌，想吸一口气，但只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他的下巴脱了臼，露出满嘴金光闪闪的假牙，脑袋耷拉在肩膀上，摇来晃去，衬衫的胸部鼓鼓的，整个身子歪扭着，瘫在地上，鞋后跟掀开了地毯——他似乎在同什么人做生死的搏斗。

要不是阅览室里还有那个德国人，饭店人员自会迅速而不动声色地料理这可怕的事件，他们会立即拉着旧金山绅士的脚，揪着他的脑袋，从后门把他远远送走，不让一位旅客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是那个德国人大喊大叫着从阅览室里冲出来，惊动了全楼的人。餐厅里有许多人从餐桌边跳起来，踢翻了椅子；许多人吓得面如死灰，向阅览室奔去。只听得人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明白，因为人们至今在死面前最为惊慌，而且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它。老板在旅客中间转来转去，忙着劝那些奔跑的人安静下来，说这不过是区区小事，一位旧金山来的绅士晕过去了……但是谁也不听，许多人已经看见侍役和茶房们从这位绅士身上扯下领带、背心和揉皱的晚礼服，不知为什么还从他那穿着黑丝袜的平底脚上脱下了舞鞋，而他还在挣扎。他顽强地抗争着，无论如何不肯屈服于这突然而又粗暴地向他袭来的死。他摇着头，像要被宰似的怪叫，像醉汉一样翻白眼……人们匆匆地把他抬进四十三号——一楼走廊尽头那间最小、最坏、最潮、最冷的房间，放在床上。这时，他的女儿跑来了，披头散发，敞着宽大的便衣，露出被紧身托得高高的胸脯，跟着来的是他的妻子，躯干粗大，身体笨重，已经穿戴好准备去进晚餐，由于恐惧把嘴撮成一个圆圈……这时他的头也不再摆动了。

一刻钟以后，饭店里的秩序大致已经恢复，晚间的气氛却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有些人又回到餐厅里去把饭吃完，但是默不做声，面带怒容。老板时而走到这位旅客面前，时而走到那位旅客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无辜受罚，一肚子怨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得顾全体面地耸耸肩膀，要大家相信，他完全明白，“这有多么糟糕”，而且保证要采取“一切他能够采取的措施”来结束这件不愉快的事。塔兰台拉舞只好取消，多余的电灯关了，大多数旅客到啤酒馆去了，四周静得连前厅里的钟摆声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儿只有一只鹦鹉机械地嘟哝着什么，它正在笼子里扑腾，准备睡觉，一只爪子怪模怪样地搭在高杆上，竟然这样睡着了……旧金山来的绅士躺在一张普通的铁床上，盖着粗毛毯，一盏吊在天花板上的昏暗的灯照着他。在他那汗涔涔的冰冷的额上放着冰袋。青紫的、已经没有生气的面孔渐渐凉了。从张开的闪着金光的嘴里发出的喘息声越来越微弱，似乎不是这位旧金山来的绅士（他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另—个人在喘气。他的妻子、女儿、医生、仆人站在旁边看着他。突然，他们预料得到而又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喘息声猝然停止。在众人的注视下，死者的脸慢慢蒙上了一层灰色，容貌变得清癯，而且明亮——这是他早就应该具有的美。

老板走进来。医生低声对他说：“Giàémorto”。老板冷淡地耸耸肩膀。泪流满面的太太走到他跟前，怯生生地说，现在应该把死者抬回他的房间里去。

“啊，不行，太太，”老板连忙拒绝，话说得很客气，但已没有献殷勤的腔调，而且用法语，不用英语；这几位旧金山来的旅客现在还能给他的账房留下什么东西，他已丝毫不感兴趣。他说：“那根本办不到，太太，”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很看重那些房间，如果照太太的意思办，那么整个卡普里岛上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旅客们就不肯再去住了。

一直叫人纳闷地盯着老板的小姐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手绢掩着嘴哭出声来。太太的眼泪立刻干了，脸涨得通红。她提高嗓门，用自己的国语提出要求，仍然不相信已经没有人再尊重她们了。老板彬彬有礼、然而高傲地打断了她的话，声言倘若太太不喜欢这饭店的规矩，那他决不敢有所挽留；接着又斩钉截铁地说，天一亮就得把尸体运走，因为已经报告警察当局，马上会有人来办理必要的手续……太太又问，在卡普里岛上能不能弄到一具现成的棺材，哪怕是普通的也好。老板说，很遗憾，不能，绝对找不到，而定做又来不及，只好另想办法……譬如他买进的英国苏打水是用又大又长的木箱包装的……木箱里的隔板可以拿出来……

夜间，饭店里的人都已入睡。四十三号房间的窗户打开了，它朝着花园的一角，那儿有一堵石砌的高墙，墙头上插着许多碎玻璃片，墙边有一株枯萎的芭蕉。人们关了电灯，锁上门走了。死者独自留在黑暗中，蓝色的星星从天上望着他，一只蟋蟀在墙缝里无忧无虑地唱着使人愁闷的歌……灯光昏暗的走廊里，两个女仆坐在窗台上补衣服。路易吉趿着鞋走来，一只手托着一大堆衣服。

“Pronto？（办妥了么？）”他用清脆的耳语关切地问道，目光指向走廊尽头那道可怕的门。接着他用空着的一只手往那个方向轻轻摆了摆，悄声喊道：“Partenza！”好像送走了一列火车——在意大利的火车站上每逢发车时人们照例是这么喊的。两个女仆强忍着笑声，彼此把头伏在对方的肩上。

然后路易吉蹑手蹑脚，连跑带跳地来到那道房门前，轻轻敲了一下，歪着脑袋，压低嗓门，毕恭毕敬地问道：“Hasonato，signore？”

他又伸出下巴，憋着嗓子，慢条斯理而又悲哀地仿佛从屋里对自己回答道：

“Yes，comein……”

黎明时分，四十三号房间的窗外开始发白，湿润的风吹得残破的芭蕉叶沙沙作响，卡普里岛上空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天，朝阳从远处意大利的青山后面升起，把清晰可见的索利亚罗山顶染成金色，在岛上为游客修小路的石匠们上工去了，这时候一只装苏打水的长形木箱送进了四十三号房间。不一会儿，这木箱已变得十分沉重，狠压着门房小厮的双膝。他乘一辆单驾出租马车，押着这木箱沿着白色的盘山公路疾驰而去，经过石砌的围墙和葡萄园，一直往下，直到海边。车夫是个身体虚弱的人，眼睛红红的，穿一件袖子嫌短的旧上衣和一双变了形的鞋子。他正在犯醉后头痛（昨天在小酒馆里掷了一夜骰子），一个劲儿抽打他那匹强壮的马，这马按西西里的方式披戴着：在扎着花绒球的笼头上和高高的黄铜辕枕两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铃儿，叮叮当当乱响，剪得整整齐齐的额鬃里插着一俄尺长的鸟毛，马一跑起来它就颤动。车夫沉默不语，想着自己的放荡生活，想着自己的恶习，想着昨夜把装满了衣袋的铜子儿输得精光，他十分丧气。然而清晨的空气是这样新鲜，四周是大海，头上是清晨的天空，醉意随即消失，无忧无虑的心情重新占了上风，何况还有一笔意外的收入使他得到安慰，那是一位旧金山的绅士给的，此刻这位绅士的僵死的头颅正在他背后的木箱里摇来晃去……一只小火轮像甲虫一样远远停在下面柔和明净的天蓝色海水上，这海水注满了那不勒斯湾。鸣最后一遍汽笛了，汽笛声在卡普里岛上四处回荡，岛上回环曲折的沙岸，一山一石都历历在目，有如处在真空之中。在靠近码头的地方，门房开着小轿车带着太太和小姐赶上了门房小厮。太太和小姐面色苍白，由于哭泣和彻夜失眠，她们的眼睛已经凹陷下去了。十分钟以后，小火轮又翻起水花，喧闹着奔向索伦托，奔向卡斯特拉马雷，带着旧金山来的一家人永远离开了卡普里岛……岛上又恢复了和平宁静的气氛。

两千年前这个岛上住着一个人，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把几百万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权力以及他对刺客的恐惧使他不能自制，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以致人类永远忘不了他，而那些总的说来同他一样不可理喻，一样残暴地统治着今天的世界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为了看看这个人曾经住过的建筑在该岛一个最陡的山坡上的石砌大厦的遗址。在这个美丽的早晨，为此目的来到卡普里岛的人们还在各家饭店里酣睡，而搭着红鞍子的鼠皮色小毛驴已经来到饭店门口，它们又要驮着那些睡足吃饱的美国人、德国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着铺石板的小道进山去，一直登上蒂贝里奥山的顶峰，后面跟着行乞的卡普里老太婆，她们青筋嶙峋的手拄着拐杖。旅客们安心地酣睡着，因为那个旧金山来的老头子的尸体已经运往那不勒斯去了，他原打算同他们一起上山去的，结果只是让他们想到了死的可怕。岛上静悄悄的，市区的商店还关着门。只有小广场上的集市在卖鱼卖菜，到这里来的都是平民，其中有个叫洛伦佐的，总是在这儿闲站着。这是一个高个子老头儿，船夫。他游手好闲，长得却很漂亮，给许多画家当过模特儿，闻名全意大利。他带来夜里捉到的两只龙虾，已经贱价卖了出去，此刻它们正在旧金山来的一家人下榻过的那家饭店的厨子的围裙里乱动呢，因而他又可以闲站到天黑了。他气派不凡地东张西望，炫耀他的破衣衫、他的陶制烟斗和压在一只耳朵上的红色无檐绒帽。这时候，沿着索利亚罗山的悬崖峭壁，踏着崖石上开凿出来的石级——古代腓尼基人之路，从阿纳卡普里下来两个阿布鲁齐山民。一个背着风笛（一只山羊皮制的大风箱加上两根笛管），外罩一件皮斗篷；另一个带着类似木制芦笛的乐器。他们走着，那欢乐、瑰丽、充满阳光的国度尽在眼底：石峰突兀的卡普里岛几乎就在脚下，浮在仙境般的蓝色大海之中，在东方灿烂的阳光辉耀下，海上的朝雾大放光彩，太阳渐渐升高，开始炙人了，在蓝色的雾霭和晨曦中还有些影影绰绰的意大利，它那远远近近层峦叠嶂的美是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的。半路上，他们两人放慢了脚步：路旁索利亚罗山石壁上的崖洞里有一尊圣母像，身穿雪白的石膏衣服，头戴经过风吹雨打生了锈的镀金冠冕，温柔慈祥地站在那里，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举目望天，向着她的荣耀的儿子永恒而幸福的居处。两个山民脱下帽子，把笛管放到嘴边，奏起了率真、谦卑而欢乐的曲子，赞美太阳，赞美清晨，赞美她——这既邪恶又美丽的世界上一切受苦人的贞洁的护佑者和她在遥远的犹太地一个穷苦牧人家里——伯利恒洞中生下的儿子……

而那来自旧金山的老头子的尸体正在归途中，他要回到大洋彼岸的新世界，进自己的墓穴中去。经过一星期的漂泊，从一个海港仓库到另一个海港仓库，受尽屈辱和怠慢，最后又来到不久前才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送往旧世界的那只有名的客轮上。这回他被装进涂满焦油的棺材里，深藏在黑暗的底舱，不得同活人见面了。于是“大西洲号”又开始了漫长的海上征途。夜里它经过卡普里岛，它那渐渐消失在漆黑的大海中的灯火从岛上看来是忧郁的。然而船上的厅堂却灿烂辉煌，枝形吊灯的灯光和大理石的反光交相辉映，今夜的舞会像往常一样热闹。

第二夜、第三夜也举行了舞会，虽然外面是狂风大雪，大海吼叫着，仿佛在唱安魂弥撒，它掀起山一般高的银白色浪花，像在志哀。船上的无数只火眼被漫天大雪遮掩，连魔鬼都难以分辨。此刻，那魔鬼正从隔开新旧世界的石门——直布罗陀山崖上注视着逐渐隐没在黑夜和暴风雪中的航船。那魔鬼是个崖石般的庞然大物，然而这心脏已经衰老的新人的得意之作——具有多层楼舱、烟囱矗立的航船却更加庞大。暴风雪冲击着它的缆索和粗大的烟囱，铺上白皑皑的一层雪。可是它坚定、沉着、威严，而且可怕。在它的顶层有几间不很明亮的舒适的房间孤零零地耸立在风雪之中，那位像一尊菩萨似的身体硕大无朋的船长正端坐在那里，高踞于全船之上，在警觉和不安中打着盹儿。他听见受风暴压抑的汽笛在悲鸣，在怒吼，但是心里坦然，因为身边有一件说到底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隔壁那间类似装甲舱的大房间里时常充满神秘的杂音、颤音，蓝色的火花在一个报务员的周围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报务员面色苍白，头上带着半圈铁箍。在“大西洲号”底层的水下部分，上千普特重的大锅炉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机器闪着幽暗的金属的光，咝咝地冒着蒸汽，滴着开水和油。这儿是供给轮船动力的大灶，底部被几个大得可怕的炉膛烧得通红。集结到吓人的程度的力翻腾奔突，传递到船的龙骨，进入望不到头的圆形地道。这里灯光晦暗，一根巨大的轴在油污的轴床上慢慢地，以一种要人无条件服从的威力转动着，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怪物躺在大炮筒子一般的地道里。而“大西洲号”的中层，它的餐厅和舞厅却充满了光明和欢乐的气氛，盛装的人们有说有笑，鲜花馥郁，弦乐队在演奏。雇来的那一对风姿绰约的恋人又在人群、灯火、丝绸、钻石、裸露的女人肩膀的五光十色之中痛苦地扭来扭去，有时痉挛地互相碰撞一下。那美丽的姑娘似乎自知犯罪，羞涩地垂着眼帘，她的发型朴素大方；那高个儿青年的黑发像是粘在头上的，由于搽粉脸色煞白，他穿着考究的漆皮鞋和小腰身、拖长尾的燕尾服，看上去活像一只大水蛭。没有谁知道这对恋人被这种在充满哀怨的靡靡之音中强颜欢笑的痛苦折磨得早已感到不耐烦，也没有谁知道一具棺材就停放在他们脚下深处，在漆黑的底舱里，挨着阴暗、炙人的轮船的肚腹。轮船呢，正吃力地在黑夜、大海、暴风雪中挣扎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