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还是无“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
来自：老撒(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昨天是汪曾祺逝世22周年的日子，晚上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这套全集买来后，除了前言体例目录，还有少数的几篇文章外，平时并没怎么翻阅，高大上的函套精装好虽好，阅读起来不便宜——翻到《老年的爱憎》这篇小文，文字虽短，其实信息量不少：
读到最后一段，嗯？怎么和我印象中的不同，于是找来手头的另外一个版本，河南文艺出版社李建新编选的《汪曾祺集》：
人文社与之相比，达到了“无我之境”，少了一个“我”，根据上下文，应该是脱漏了。我又想，会不会是底本与处理原则的不同，于是翻到人文社和河南文艺的出版说明：
果然是底本不同，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大约人文社又犯了毛病，根据文意，有“我”更通顺嘛。
早上起床后，觉得人文社虽然近年质量有所下滑，但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得冤枉一个好人，何况所谓的“脱漏”说也只是我的臆测，既然手头有周作人的文集，何不查阅一下汪曾祺引用的文章原文。这一查，就洗脱了人文社的嫌疑，周作人的这篇文章，见《苦茶随笔·小引》：
原来，“以为这不像杜牧说的话”，是周作人以为，汪曾祺在《老年的爱憎》中，只是引用了周作人的这个看法。
对人文社来说，事情到这里已明了，不过河南文艺版要不要背这个锅呢？根据它的凡例，以初版本或初刊本为底本，查阅人文社的题记，本篇文章发表在《钟山》1994年，最初作为“集”收录的初版本是在1998年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于是查阅北师大版：
看来这个锅，北师大得背。
再说点儿题外话，汪曾祺于1997年去世，北师大版的全集出版于1998年，一年的时间便以“全集”为名出版，这其中的问题必然很多，这套全集自然也没有经过汪曾祺先生的眼。这也是为什么搜集集大成的全集时，要以初发表的报刊本或手稿为底本，不济也要以作者生前过眼、认定的最终版为底本，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爱“根据文意”自以为是地添加一些字词，以为更通顺，实际背离了作者的原意。
当然，我无能力见到《钟山》1994年第一期，以上是根据周作人文章的推测，假如《钟山》上的确有“我”，那就是我搞错了。
PS.这里还牵涉杜牧的一句诗“忍过事堪喜”，北师大与河南文艺版作“忍过事则喜”，根据杜牧诗的意思、根据杜牧诗的通行本、根据周作人的文章，应作“堪”才是。
=== 05-17 10:26更新===
昨晚有这个疑问后，在豆瓣上@了河南文艺汪曾祺集的编选者，刚刚收到他的回复，之前就汪曾祺文章的一些疑问提疑，也都及时收到了他的查证回复，真是热心用心的编选者：
【 汪曾祺1990年代写的短文《老年的爱憎》原刊《钟山》杂志，没收到集子里。编河南文艺《逝水》时，用的底本是北师大的全集。找了一下资料，朋友给的刊本照片这一页不巧拍糊了，看不清是“则”还是“堪”。 如是“则”，新版全集大约是在校对过程中改成“堪”了。那么就是作者记忆误差，原稿并不准确。 汪引这句诗，另见《旧病杂忆·疟疾》。人文社全集第6卷第14页，“则”仍是“则”，并未改“堪”。 】
==== 05-18 19:38更新2====
感谢书友提供《钟山》此面的图片。果如推想，汪老误记杜牧诗中的“堪”为“则”，人文社全集排印时改正过来了。自此，两个问题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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