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 | 互动与扩容：晚明徽州、东林之间朱子学思想网络的关系——以婺源江起鹏《近思录补》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婺源士人江起鹏在当下的学术讨论中被提起，多半是因为他编撰的《近思录补》一书，如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之程朱学派》一文中所举明清《近思录》系列著作中就有《近思录补》一书，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一文中亦提到此书，不过两位前辈学者在文中除了列举书名，对其内容并无研究。事实上，江起鹏及《近思录补》一书在明清思想史甚至朱子学研究中，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究其原由，可能是历史记忆内存有限，而明万历年间的重要角色又实在太多，象江起鹏这样的小人物也就很难有走到前台的机会了。只是当我们不满足于思想史上一些长期趋势或宏大历史图像的研究,而希望以更细密的眼光来观察奇妙变幻的思想光景之后的诸多动因时,一些过去不被人所重视的人物才会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比如,当我们降低关注的层面,从晚明徽州出发,来检索地方士人社群与时代思想及精神的关系，以及徽州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多种力量在思想领域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甚至相互竞争的现实状况时，江起鹏其人其事的价值以及《近思录补》一书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他的人生经历、师友资源以及所思虑的话题非但在徽州士人中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就是放置在朱子学学术史及晚明思想史这样的大空间中来讨论，也不乏“小中见大”的独特价值。故此，本着以上宗旨，下面我们将从生平事迹、《近思录补》写作动机与结构、及其在学术史及思想史的意义这三部分来考察江起鹏其人其书。

一、江起鹏生平事迹考

江起鹏其人其事，地方史志中不乏载记，其中比较详细是《婺源县志》中的江氏小传，兹引如下：

江起鹏，字羽健，旃坑人。甫七龄，封公子郁即授以《近思录》、《读书录》，曰“此理学正脉也”。稍长，益以明道语。万历壬午领乡荐，乙未成进士。知永宁县，夷汉杂处，土寒瘠而人顽犷。鹏至，为创义学，置社师，申保甲，解啸聚，俗是用恬。调繁姚江，甫下车即访盗魁，覆亩给劵，清弊釐奸。斥苞且，绝私请，爱民造士，坐臻雅化。岁大旱，步祷霖雨。矿使至，毅然抗止，邑民肖像立碑。擢南京工部主事，视库，条陈十事刻石。握钱衡，疏言利弊七事。转礼部，清伶役三百馀户。升精膳正郎。讲学编摩过劳，卒。著有《近思录补》、《悟道诗》、《心性编》、《遵行录》、《知姚问答》。

此外，上图所藏的《万历乙未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一书中有江氏生年、家庭成员及仕宦经历的基本记载，全文如下：

字羽健，号莲云，行一，丁已九月初十日生。治易经。曾祖江玄钊、祖江洧、父江子郁、弟江起鴻、江起鷴，娶汪氏，母吴氏，子江可观、江可怀、江可思、江可容、江可元。壬午乡试第一百十四名，会试第一百八十七名，廷试三甲第九十六名，刑部观政，本年八月授直隶永宁县知县，调浙江馀姚县，辛丑三月（1601）升南工部营缮司主事。

比较两种传记，我们看到他们所记各有侧重的。地方志主要以记载江起鹏的仕宦经历为主，《进士同年序齿录》则着重说明江起鹏的家庭情况，此外，《进士年齿录》中的不少内容可补地方志之不足。比如江起鹏的生年公元1557年（嘉靖丁已），他公元1595年（万历乙未）中进士后在刑部观政的经历，同时又是这一年外放直隶永宁县知县，以及公元1601年他擢升南工部等等，这些具体时间都是地方志所失载的。拼合这两者，我们可以对江起鹏其人，包括他的仕宦经历、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其学，除了小传介绍他的理学著作，其它我们则一无所知。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固不可，对于一位积功甚深的儒家学者而言，假若我们不知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是无法准确把握与评价其价值与意义的。不过江氏著述除《近思录补》外，馀者均已散佚不存，而其声名也是“世少人知”，所以要在茫茫史海中去钩沉他的知识背景，建构他的精神世界，进而论衡其学真是何其难哉？经过一番故纸扬尘，我们在清代江赓所纂修《萧江家乘》中发现了江起鹏所撰的《省躬训十条》，《省躬训十条》是江起鹏以五言古诗的形式来表达他在“读书、明理、孝友、勤俭、睦族、安分、生理、慎交、御下、重本” 等方面对后人的忠告式的训言，其中“孝友”、“勤俭”、“读书”、“明理”这四条训言的内容联系其自身家世及治学来说理处尤多，大有自述平生修身齐家的梗概之意，这四条训言的内容对我们还原江起鹏的精神世界有着太大帮助，所以，我们不避冗长，全录如下：

读书

念我原无学，学来苦更多。幼未从师傅，稍长谁琢磨。童蒙三十余，且教且吟哦。夜半不敢寐，侵晨已默坐。勤苦乃如此，儿辈曷虚过。穷年就师长，所学竟如何？

明理

读书贵明理，我亦无师承。但喜读书录，近思为章程。每置几案间，朝夕勤猛省。有过必自书，有善即景行。所以路不差，渐次亦少明。诸书今具在，儿辈为箴铭。

孝友

念余终天恨，不得养二亲。兼之有二弟，残疾与夭沦。所以勤苦学，为亲图显名。今虽两褒封，何如负米情。独为营葬事，颇尽寸草心。亲没鸿九龄，鹇亦仅四岁。母氏恐累予，悲泣浑无计。我言不必忧，手足无分别。可怜鸿谨驯，一疾成永诀。鹇也无所知，娶妇多悖戾。又多比匪人，屡次生恶孽。十亩今割与，亦足称世业。兄弟无所恨，事亲终有缺。儿辈亦有亲，何以使之悦。兄弟苦多人，切莫听妇说。长者颇有知，少者宜自励。

勤俭

吾不理家务，起家俱尔母。每忆贫乏时，饥飡衣缀补。后来稍优裕，更自励勤苦。留银置田产，支持买酒腐。及予登弟后，犹自甘淡素。自己咬菜根，甘肥供师傅。典钗袄与裙，至今人传布。到晚犹勤劬，未晚先分付。所以起家业，丝毫皆其助。

相比前面两种传记，《省躬训十条》中“孝友”、“勤俭”两条所记江起鹏的生平资料更为具体: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兄弟幼稚，他跟母亲相濡以沫、食贫苦志。江起鹏的早年人生就是一曲充满艰辛的悲怆进行曲，但也正是他早年生活的困顿与苦难磨砺了他的意志，激发他读书问道的动力，并最终内化成一种成圣成贤的精神资源。

与此同时，在江起鹏大器有成、振起家声的背后，不能不提到他的母亲吴氏，江起鹏在“勤俭”一条中用饱含深情的诗笔回忆母亲吴氏“至今人传布”的芳范懿行，吴氏含辛茹苦地鞠育江氏兄弟，用全部身心支持江起鹏读书仕进，就是在江起鹏登科之后，她还“甘淡素”、“咬菜根”。在江起鹏的个人生命史上，母亲吴氏的身教对于他的影响至为深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江起鹏早年生涯中，激励他一心向学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程朱理学，以及《近思录》、《读书录》这些理学著作，而是为他们兄弟辛劳持家的寡母吴氏。

在了解江起鹏早年人生经历后,下面我们要探究江起鹏的社会交往与学术养成, 并借此了解江起鹏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关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他在《近思录补·小引》中有所提及：

予至不才，年十龄，先大夫授以《近思录》、薛文清公《读书录》，曰：“此理学正脉也”。年十三，授以程明道先生《语略》、王阳明先生《则言》。迄年登志学，而先大夫仙逝矣。手泽具在，时为儆心。既而为塾师，得胡敬斋先生《居业录》，益用向往。

《近思录补·小引》的这节文字，颇有些精神自传的意味，结合《省躬训十条》中“读书”、“明理”这两条训言，我们大致能够厘清江氏早年的问学历程。由《小引》可知，江氏幼承庭训，父亲江子郁是他读书问道的蒙师，正是在父亲耳提面授之下，他早年就熟读朱子《近思录》，并由此明悟程朱之说才是理学正道。但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未从师傅”授业问学，只是按照其父的教诲，以“近思为章程”，并“朝夕勤猛省”，几案间每置薛瑄《读书录》、程颢《语略》、王守仁《则言》等书，往往“夜半不敢寐”，而“侵晨已默坐”，如此的勤学苦读，不仅使得江起鹏学问大进，对理学的理解也是“渐次亦少明”。显然，江起鹏从程朱理学之中所习得，不止乎发明经义与修身养性，“成圣成贤”的向往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下愈发坚定。“有过必自书，有善即景行”自警自励也远较空谈性理的儒生来得深刻，这些努力最终为造就一名虔诚的程朱信徒提供了条件。

在江起鹏体悟程朱理学的心路历程中，既有其父江子郁的开蒙引路之功，亦有他本人食贫志坚的励学，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在他求知问道的路途中，师友对他的影响渐重，《小引》中提及其乡先贤著名理学家范涞对他指点尤为重要，兹录如下：

嗣令姚江，予乡先达范晞阳公时谓予曰：“方今学者，谈虚鹜空，深为世道忧。罗整庵先生《困知记》、蔡虚斋先生《密箴》，皆正学也。”予亟求二书读之，实有启发。

这里的乡先达范晞阳公就是范涞，范淶是晚明徽州地区的大儒，其“学宗程朱、期以实践”，并著有《休宁理学先贤传》、《范子哤言》、《朱文公语录类要述》等书阐述朱子学说。对于江起鹏来说，上引的范淶这段话有两层意义。首先，范淶所抨击的“谈虚鹜空”的学风，其实质正是指向晚明甚嚣尘上的阳明心学。这一点，对早年熟读王阳明《则言》的江氏而言，在他未遇范涞之前，极有可能是难辨“朱陆异同”的，所以，范氏“深为世道忧”的“棒喝”之声，对于江起鹏可能有着较大的震撼。第二层则是指示江起鹏在寻求义理真谛的道路，应该以研习何种典籍为方向。从江起鹏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到是他能成为一名坚定而虔诚的程朱信徒，名儒范淶对他的指点与启发甚为重要。

与此同时，江起鹏笃守程朱理学，特别是在编辑《近思录补》一书的过程中，他的周围也聚集起一批推崇朱子学的同道中人，虽然陈德远、汪子木、葛水鑑、汪惟正等人的生平简历目前无法考得，但他们“皆汲汲以正学为念，若有同心”的信仰，与范淶所揭示的理学正道，可谓同出一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朱子语类大全》重刻本卷首上所列出编者姓名中，我们发现在维护朱子之学,固守程朱理学宗旨的大旗下,江起鹏拥有着更多的同道者，且看看如下名单：

宗后学鉴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编

邑后学礼部郎中汪国楠

邑后学礼部主事江起鹏

浙后学婺源知县嘉兴谭昌言

宗后学婺源教谕新淦朱家楙同校

宗后学中书舍人休宁人朱家用

歙后学中书舍人吴养春

歙后学光禄寺署丞吴勉学

十三世孙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阅

宗后学庠生高安朱家纪

十三世孙庠生朱崇沐校梓

在这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编者名单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共性。首先,名单中所列的人物几乎皆是来自徽州或是跟徽州有着紧密关系，换言之，这样一个编者群体很可能有着较强的地域认同感。再者，在朱德洪、朱家纪、朱家楙、朱家用、朱吾弼、朱崇沐这几位朱姓的编者之间，显然有着比地域认同更亲近的宗族认同。最后，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比地域、宗族认同更重要的莫过于他们对朱子学的价值认同，应该说，这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同道群体来刊刻《朱子语类大全》的目的所在。更进一步地说，《朱子语类大全》编者对朱子学认同的同时，其现实目的则是反对以“阳明心学”为主的时学。这一点，在《朱子语类大全》卷首，叶向高、朱吾弼、汪应蛟三人皆通过序言的形式在驳斥新学，叶向高直指弊病地说：“近世之为新学者，好齮龁朱子。”朱吾弼亦云：“自新学一唱,而黠者和,合禅悦以佐其焰,士皆化为夷狄,其视先生成言如所云“居敬穷理”、“下学上达”者，且以为弁髦，且以为土梗。”汪应蛟云：“近世学士大夫，厌故常而鹜奇诡，惮拘检而乐简易，一倡百和，至标空寂为上乘。无论诋背朱子，且并孔子而弁髦之。”

可以肯定的是，叶向高、朱吾弼、汪应蛟等人极口非难的“新学”，就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晚明心学。因此，我们不妨将江起鹏与诸多编者同仁所发起的《朱子语类大全》重刊事业，当作是他们对其时甚嚣尘上的王学风潮的反击。同时，凭借《朱子语类大全》的重刊来反击的新学与范淶所针砭的“谈虚鹜空”的时风实为一者，凡此种种，其实是代表包括江起鹏在内的明末徽州士人深切反省王学的弊病，并以推重朱子的思想来拯救时弊。

当我们在梳理与还原江起鹏的生平事迹及其师友资源之时，我们又发现，在十四纪末的徽州地区有范淶、汪应蛟、朱吾弼、汪国楠、江起鹏等等这样一批朱子信徒，他们一直置力于整理、研究与阐发朱子学说，并以此来反抗王学风潮，可以说这是徽州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陈时龙在《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一书中就将东林与徽州两地的士子作为晚明反对阳明学的两股主要力量，以江起鹏的师友资源以及他们的理论作为来看，陈君的这一推论是确实成立的。

二、《近思录补》的编著动机与结构特征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尊朱派与尊王派的紧张关系渐趋水火之势。万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龙的《崇正学辟异说疏》代表尊朱派对尊王派的正面回应，万历二十七年（1599），顾宪成、高攀龙与管志道之间 “性无善无恶”之辩不惟影响广泛，亦促成东林学派尊朱、尊经的内在理路的成形，最终推动东林学院的建立。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的入狱与自杀则成为尊王派遭遇挫折的重要标志，几乎在与尊王派口争笔辩的同时，尊朱派士人迅速进入朱学理论建设的快车道，万历三十年（1602），高攀龙编成《朱子节要》，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汪应蛟为首的徽州士人团体重刊《朱子语类大全》。更有甚者，徽州理学领袖范涞，用十四年的时间，在万历四十年（1607）编成《朱文公语录类要述》一书。就江起鹏个人而言，《朱子语类大全》的编撰，他列名其间，编著《朱文公语录类要述》的范涞则是他所信服的师长，面对师友竞相以整理朱子著作为急务的大环境，江起鹏当然无法置之不顾，事实也是如此，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江起鹏刊行《近思录补》一书以为预流，该书既有他积数十年潜心肆力、融会贯通地研修朱学的心得，也有他深切反省王学以拯救时弊的焦虑与关怀。

尽管在《<近思录补>小引》中江起鹏只是交代他“欲遡紫阳先生而下，以及诸先生书，仿《近思录》例，补缀成编”的编著思路，我们从《小引》的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看出他深切反省王学弊病并以此来拯救时弊的编著动机。比如，他在《小引》中引用范涞“方今学者，谭虚鹜空，深为世道忧” 的话，就是针对王学一派的弊病所说的。而当他在面对“紫阳先生书浩瀚无所从入”的困境时，得到“年友高云从氏《朱子节要》”的启发，才得以“编次成书”。这样的启发恐怕也不仅限于体例而言，对于高攀龙复兴程朱理学，以挽回胥弱世风的用意很可能也是心有戚戚焉。

由此可见，江起鹏所处之世，正是阳明心学泛滥成灾之时，如何面对阳明心学流布所引发的凌虚蹈空的世风与学风，是尊崇程朱理学的士人所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由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所掀起一股愤然卫道的思想风潮，并由此催生出一批编纂与研究程朱理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都是以复兴程朱理学来维护义理纲常为编著动机，江起鹏的《近思录补》也是这样的一部预流之作，其志所在则是推崇朱子正学而斥辟阳明异说。

如上所云,江起鹏在编著《近思录补》的伊始，曾经有过“紫阳先生书浩瀚，无所从入”的困惑，换言之，朱子思想非常庞杂,内容也很繁复, 如何利用这些庞杂与繁复地思想素材来建构一个清晰的朱子学体系，这的确是朱子学理论建设中一大问题。江起鹏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编著过程中或多或少参考过几种同类的朱学著作。《<近思录补>小引》中明确提到了高攀龙的《朱子节要》一书体例对他的启发，高攀龙《朱子节要》一书其实是将朱熹的知识体系按《近思录》“道体类、总论为学之要、致知类、存养类、克治类、齐家类、出处类、治道类、治法类、政事类、教人之法类、傲戒类、辨异端类、观圣贤类”的十四卷框架进行重新分类、汇集，进而从庞杂与繁复的朱子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朱子思想的精要之处，江起鹏无疑是看到了高攀龙《朱子节要》中这一《近思录》框架结构对理解朱熹思想的重要意义所在，所以说，如何进入朱子如山如海的精神世界，高攀龙《朱子节要》提供给江起鹏一个极有效的范本。

同时，《近思录补》在结构中亦有不同于《朱子节要》之处。具言之，就是书中每卷又分若干小类目并附加小标题，如卷二“总论为学之要”下分成“圣贤学力、外诱、德业附知行、敬义、敬、诚敬 恭敬、无妄、诚意 养诚、心感、心志 趋向、志气 气质、气 理气、言行 忠恕 忠信、知礼 礼仪、天理 人欲、古今之学、内外名实 进退、说乐 人己 学知、循序自得、学问 闻见 悟敏、困学 学治、明善 弘毅、修德 无时不学、学力应验、经学 文学、道学 理学、友道 师教、西铭 东铭”等二十八个小标题。据程水龙兄的推测，这种加小标题的形式很可能受到明代流行的《周公恕类次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一书的体例的影响，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近思录补》的小标题与周公恕《类次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吴勉学刻本的小标题非常相近。

尽管在四库馆臣的眼中，周公恕本在结构设计上新做法有着“始妄加分析，各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语，谬误几不可读”的弊端，名儒江永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但平心而论，这样评价不无片面之处，就从编排结构而言，周公恕本虽是完全打乱叶采《集解》本的语录编次，究其内容，还是以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为主体，对于叶采的正文、注文的内容改动甚少。所以说，周公恕本只是在叶采《集解》本基础上进行过“整容”，面目虽非，究其心迹，仍然是叶采《集解》本之忠臣。

此外，在叶采《近思录集解》的明代传播史上，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叶采《近思录集解》的广泛传播，主要就是靠周公恕分类改编本及其衍生的版本系统，其分类改编本《集解》的重刻本、校阅本相当多。也就是说，在叶采《近思录集解》这一版本系统上，周公恕本能在明中后期的百年历史中独领风骚，当然有他的高明之处。笔者以为，周公恕本这一分类编次的‘小标题’格式为十四卷的“近思录大厦”提供了更为细致构架单元，以这样的构架单元来建构的“近思录大厦”，其层次分明和逻辑结构清晰，后学者通过其可对“朱学大厦”有更细致与准确的理解，所以说，被四库馆臣们所指责的周公恕分类改编本在结构设计上的缺点，恰恰是这本书最具创造性与生命力的部分，江起鹏也正是看到了周公恕本这一突出特征，才会在他的《近思补录》一书的编著中全盘接受了周公恕本在每卷中分类编次的‘小标题’新范式，换言之，周公恕本在结构设计上的特征也就直接成为江起鹏《近思补录》一书中最为耀眼的亮点了。

三、朱子学的扩容与徽州、东林间思想网络

如果我们将宋代至明代《近思录》的编著历史比作一条日夕潺湲的河流，这条河流蜿蜒到十七世纪以后水面渐宽、波澜渐起，一时间涌现出一大批模仿朱子《近思录》十四卷模式的辑录、继补之作，其中有高攀龙《朱子节要》、江起鹏《近思补录》、孙承泽《学约续编》、刘源渌《近思续录》、朱显祖《朱子近思录》、汪佑《五子近思录》、张伯行《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等等著述。这些辑录、继补朱子《近思录》的著作我们大致可以分为“照着讲，接着讲，自已讲”的三种类型， 具言之，“照着讲”是要还原朱子学的真面目，“接着讲”是要挖掘朱子学的新价值。“自已讲”是要创造朱子学的新形态。前一者所关注的是朱子学弥久不变的价值，后两者所强调地则是朱子学与时俱新的品格。

比对这三种类型，虽皆以研究朱子学术，传播朱子之学，拓展朱子的影响力为旨归，但往往以“照着讲”居多。尽管这些“照着讲”中也不乏努力呼唤复兴朱子之学的“当代观照”，他们在著作中亦是满怀敬意地诠释朱子，只是他们在相对遥远的时空构架中还原朱子理论，以述旧为翻新，没有关涉其时的“当代话语”，也淡化了尖锐的时代坐标，所以他们的书中甚少有挖掘朱子学新价值的“接着讲”，更难见创造性继承朱子学的“自已讲”。

相较而言，江起鹏的《近思录补》则不然。江氏在《近思录补》一书中不惟以继承朱子的精神慧命为鹄的，更能与时代同进，在袭用周公恕本新范式的同时，将明代学者对朱子学理论分门别类地受容进他的体系中，这一创举其实就兼具“接着说”与“自己说”的两重意义。

江起鹏在《小引》中交代他的编著思路是：“欲溯紫阳先生而下，以及诸先生书，仿《近思录》例，补缀成编。”从主观上看，江氏也许只是将“紫阳先生而下，以及诸先生”的理学言论按类编次、条分缕悉以成书。但客观上，不但扩大了《近思录》的思想框架，更是将程朱理学的认知与接受空间以“接着说”的方式由宋代延续到明晚期。以人物来计，江氏补录涉及程子、朱晦庵、张南轩、吕东莱、黄勉斋、李果斋、薛敬轩、蔡虚斋、胡敬斋、罗整庵等十家之言，实际上主要是晦庵、敬轩、敬斋三家，南轩、东莱、虚斋、整庵四子其次，程子、勉斋、果斋三家不过各一条而已。但就结构看，江氏补录已构筑起了自宋至明的《近思录》接受史的框架，故此我们可将江氏此书当作一部程朱理学接受简史来看待，尤其是明代朱子学巨擘薛敬轩、蔡虚斋、胡敬斋、罗整庵四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接受朱子理论，是亦步亦趋的继承，还是“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扬弃。不可否认，“述朱、尊朱”与“以朱解朱”当是明代朱子学的主流，不过，薛、蔡、胡、罗等人对朱子学说也并非“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般地全盘接受，在不少话题上，往往在“慎思之、明辨之”的基础上“接着说”与“自己说”。以朱子理气论为例，朱子主“理先气后”的二分说，而在江氏补录中胡敬斋（居仁）则认为：“理乃气之理，气乃理之气。混之则无别，二之则不是。”很显然，胡氏既不同意朱子的理气二分法，也不以为“理先而气后”。而江起鹏补录中关于罗整庵对“人心道心”命题的理解，也是“不能无异于朱子也”的：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踰矩’也，圣神之能事也。

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

“人心道心”说源自《尚书·大禹谟》，经过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序》中深度诠释后，才成为重要的理学命题，朱子的“人心道心”说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在罗整庵之前未有理学家提出异见，按朱子的理解，“人心道心”都属于“心”，而不是“性”。从罗氏引文可见，罗氏认为“道心”是性，“人心”是情。显然，罗氏关于“人心道心”的不同理解被江起鹏敏锐捕捉并采纳到书中。实在地说，江起鹏在书中所容纳的这些“自已说”的“当代话语”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理学新内容，由此我们也归纳出明代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体认和阐释表现出两个嬗变轨迹:一是重视实然宇宙论探讨,强调实然之“气”,凸显下学的躬行践履工夫,并发展成为明代气学。二是重视主体心性的探讨,凸显“心”的地位,表现为上达工夫,进而发展成为明代心学。

言之到此，我们不禁要为江氏《近思录补》中通达宽大的受容场域而鼓掌叫好，如果说同时期的《五子近思录》是在《朱子近思录》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话，那么江氏在中能容纳明代理学家学说，甚至是他们与朱子的不同意见，他的创新尺度与《五子近思录》相比，又何止道里计呢？朱子学在儒学史上本身就是“照着讲，接着讲，自已讲” 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体，当然还是以第三种居多。“后世相知或有缘”，江起鹏所心慕手追的不正是朱子这一境界吗？对于《近思录补》在朱子学史上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作如是观。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将东林、江右、徽州、关中四地书院讲学进行勾连，认为这四地存在一种相联系的“书院网络”，进而声气互通、影响朝野。而陈时龙在《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一书中则将东林与徽州两地的士子作为晚明反对阳明学的两股主要力量，并引婺源学者黄声谐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为张夏《洛闽源流录》所作序言以为佐证：

东林起南，关中起北，异地同符，而吾乡余少原暨登原汪先生出而应之，遂与顾端文、高忠宪、冯恭定诸先生丽泽讲习，周旋朝野，砥柱中流。……东林、紫阳道义之交，其来有自显然，黄声谐在序文中最关键的是指出了东林与徽州两地的士子作为晚明反对阳明学的两股主要力量的相互关系，即所谓“余少原暨登原汪先生出而应之”，这说明包括婺源在内的徽州地区推崇朱子思想的风潮是深受顾、高为主的东林风气影响的。但是陈时龙又以余、汪二人与高攀龙无实质性交往为由，将徽州与东林之间的呼应仅局限以推崇朱子学说来反抗阳明思想的风气或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并无哲学理念上深层交流。我以为，陈时龙、小野和子以讲学为命题的考察固不失为研究的东林风气对徽州影响的好视角，但是除却面面相对、坐而论道的讲论之外,东林风气对徽州的影响并非别无他途，比如，东林著作的传播对其思想的推广作用就不可小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江起鹏《近思录补·小引》中强调高攀龙《朱子节要》一书对他的影响中得到证明，也可以通过对比两书内容，来证实以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风气对江起鹏这样的徽州士子的影响深度。此处，不妨取《朱子节要》与《近思录补》的前两章“道体”、“总论为学之要”为例来做一比较，经过对比发现，《朱子节要》的“道体”章共51条，《近思录补》朱子言论共39条，其中有31条的内容与《朱子节要》相同，两书的重合程度达到80%，《朱子节要》的“总论为学”章共47条，《近思录补》朱子言论42条，其中有35条的内容与《朱子节要》相同，重合度达到83%。经过两书的定量比较之后，我们大体可知，江起鹏在编著《近思录补》一书的过程中，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深受高攀龙《朱子节要》的影响。此外，据江起鹏《近思录补·小引》所称，他在编书过程中，先后与徽州士人汪惟正与朱崇沐有过交流，并得到两人“若有同心”的一致认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徽州人朱崇沐既有着朱子后代的特殊身份，更以编刊朱子论著、传播朱子思想为己任，他不但参与了本文所提及万历三十一年的《朱子语类大全》的校梓工作，还校刊出版过大量朱子著作，尽管目前还没有高朱两人直接交往的证据，但至少可以说，通过江起鹏编撰《近思录补》一书的过程，以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思想对以汪惟正、朱崇沐为代表徽州士人的间接影响还是确实存在的。这一影响当然会波及到类似朱崇沐这样的卫道之士对朱子思想接受与理解，并凝化在他们所校刊的一系列朱子学论著中。通过对《近思录补》受容《朱子节要》结构与内容的分析，我们大体可知，在晚明思想史上，东林与徽州之间的确是存在思想互动的网络，而《近思录补》则是这一动态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存在不仅深刻关联着东林与徽州两地的朱子学思想阵营，还推动着徽州地区抵抗与纠正王学弊病的现实诉求。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面对王学泛起的时代河流，临流欲渡的晚明士人纷纷伐木为舟，积极投身到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段特别精彩甚至伟大的航程中。今天，当我们聚焦预流其中的江起鹏的生平与著作之后，我们发现，在晚明王学压力下重新浚清朱子学航道的努力中，不仅有高攀龙领航的身影，也有扬帆其后江起鹏的身影，高攀龙指示江起鹏航渡的方向，提供航船设计图——《朱子节要》，江起鹏亦非只知步趋的追随者，他接受前者意旨的同时，又汲取从宋至明诸多朱子后学的造船经验，最终打造动力更大、速度更快的“朱子之舟”——《近思录补》。所以说，从高攀龙到江起鹏的朱子学理论体系的创构，既是浚清与扩容的关系，有着渐次细化与深入的趋向。而江起鹏对高攀龙的接受又非两个个体之间的“自相师习”，其背后还关联着东林、徽州两地的思想网络间共同对抗王学压力的思想共振与互动。

2015年4月草就于中山北路丽娃大厦

2017年1月改于铜川路绿洲公寓

(作者：丁小明，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术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民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