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

稿源： 《敦煌学辑刊》2001年 作者： 余欣 法国汉学曾为海外汉学之正宗。巴黎素有“汉学之都”的美誉。最早的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就是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Abel Rémusat）开创的。深厚的法兰西人文精神、严谨的中国乾嘉式考据方法和新颖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交相辉映，使得法国汉学独树一帜，占尽风流。百余年来，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其影响曾广被欧美、东瀛，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过一定的贡献。（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虽然二次大战后，由于日美汉学的迅速崛起，法国汉学逐渐丧失了往日独占鳌头的地位，显得有些衰落，但仍是海外汉学的一个重镇。尤其是西域研究和敦煌学，他们仍有不可低估的实力。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自然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目前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教育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历史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艺术》（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英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分析、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著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の数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425－446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见《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见作者提及。戴仁《<大随求陀罗尼>的早期刻本》 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一页《大随求陀罗尼》梵文刻本，有学者认为它的年代可以断定为757年稍后，并宣称这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以前一直认定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实物是868年的《金刚经》。如果上述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实质上等于将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确切证据上推了一百多年。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书籍考古学”的权威戴仁撰写了这篇新作，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对“八世纪中期说”提出了挑战。戴仁将这件成都出土的印纸和其他各种《陀罗尼经》雕版印刷品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敦煌所出，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EO.3639、MG.17688、MG.17699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8年在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的，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两件刻于1001年和1005年的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75年西安冶金机械厂出土的汉文印本单页；1967年西安醴西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85年洛阳出土的后唐天成二年梵汉合璧印本单页。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刻本不可能早于十世纪。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老话题。自古至今,大致有:东汉说、东晋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北宋说（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27－54页；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32页）。随着考古发掘的展开和讨论的深入，基本上倾向于唐代说。但持唐代说者，又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派。至于具体年代，分歧就更多了。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学术因素之外，戴仁认为也有是“基于远离史学方法的考虑”，企图尽可能地把印刷术的起源时间往前推的情结在作怪。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学者而言的。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爱国主义情结的确在部分学者身上存在。但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戴仁此文仍不无可商之处。 首先， 1975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刻本，戴仁认为是九世纪的遗物，而潘吉星先生运用相似的方法，将它和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发现的，据信是在洛阳印刷而被携至新罗的有武周制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进行了对比，认为字体、刀法、经文都很相近，加上其他考古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将它比定为唐玄宗时期。（参见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科学出版社，1997年，205－248页）其次，从方法论来讲，书籍物质形态分析固然是极重要的研究途径，但根据同墓出土的文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及与已知年代的同类物进行对比，作出断代，亦是考古学上的基本方法。比如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其图案与隋唐之际密教菩萨造像相符；同出物中的铜臂钏，西安近郊唐墓中履有发现，其形象亦见于四川广元佛崖洞内武周时造像；四神铜镜为隋至唐初墓葬铜镜形制，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间等慈寺碑文极其相似；与其他已知年代的梵文出土物对比后，证明这种中亚僧人使用的古体梵文至迟自六世纪以来即已流行。总之，梵文印刷字体、纸质、图案、刻工技巧、墨色、伴出物形制以及唐初印刷史和密教发展史背景，都说明七世纪初叶的断代是言而有据的，并非只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参见保全《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市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咒》，见石兴邦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50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404－410页；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32－34页；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295－298页，342－346页。）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比较稳妥的还是钱存训先生的提法：“至于印刷术始于七世纪之说，比较可以相信，虽然某些论点仍在争辩。”（李约瑟主编，陈立夫主译，钱存训著，刘拓、汪刘次昕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三册《造纸及印刷》，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91页。） 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老子与浮屠的“厨经”》 穆瑞明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人员，专攻道教。著有《<洞渊神咒经>——五世纪的道教末日说作品》一书。她还曾是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参与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5卷的编撰。穆瑞明研究了各类相关资料：一、敦煌文书：P.2447《老子说法食禁戒经》，P.2637、P.2703《佛说停厨经》，P.3032、S.2680《佛说三厨经》，S.2673《佛说三厨经》、《佛说三厨法》；二、道教文献：《玄都律文》、《老君音讼戒经》、《要修科仪戒律抄》、《老子说五厨经》、《太上洞玄渊神咒经》、《道教灵验记》、《太上老君内观经》、《女青鬼律》等；三、佛教文献：《维摩诘经》、《起世因本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佛说兴起行经》、《集诸经礼斋仪》等。得出如下结论：“厨经”作为一种旨在通过节食而获得解脱的精神方法，是中国中古时代佛道互动的一个主要例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佛教文本和仪式两者都毫无疑问是从道教借入的少数证据之一。这些“厨经”是由道教徒原创，八世纪逐渐被密教所吸收并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佛经文本，而且在八世纪末东传到日本，融入日本密教传统中。 关于佛教与道教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福井文雅曾指出：“以往的研究者着重关心的是发现道教和佛教的相似点。但是，如相反从道教立场来考虑，则会研究‘道教从佛教中吸取了什么’，或‘道教从佛教中没有吸取了什么’。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是零，而在论述佛道二教的相互关系中，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道教と佛教》，见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二卷《道教の展开》，平河出版社，东京，1982年，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3页）。近十余年来，国内相继有一些优秀成果问世，如段文杰《道教题材是任何进入佛教石窟的——莫高窟249窟窟顶壁画内容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1－16页）；萧登福《从敦煌写卷中看道教星斗崇拜对佛经之影响》（《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台北，1991年，317－350页），《道教符籙咒印对佛教密宗之影响》（《台中商专学报》第24期，1992年，以上三文收入其《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3年），《敦煌写卷<佛说净度三味经>所见的道教思想》（《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嘉义，1995年，181－200页），《敦煌写卷及藏经中所见受道教影响的星坛及幡灯续命思想》（《庆祝潘石禅先生九十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台北，1996年，453－480页）；颜廷亮《关于<白雀歌>见在写卷及敦煌佛道关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三联书店，1998年，25－78页）等。可以说，“几乎是零”的局面正在得以改观。 必须指出的是，穆瑞明这篇新作所征引的参考文献虽然极为丰富，达近五十篇（部）之多，但却偏偏遗漏了牧田谛亮的先驱性成果《三厨经と五厨经——佛教と道教混淆について》（《圣德太子研究》第2卷，1966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王微（Fran?oise Wang-Toutan）《禁食酒肉——从敦煌文书看中国佛教的特性》 王微现供职于法国远东学院，专攻佛教，代表着该学院佛教研究的新一代。她于1992年通过了题为《中国五至十世纪地藏菩萨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于1998年由远东学院出版，颇受法国国内学界好评。她亦曾参与法藏敦煌汉文文书和藏文文书目录的编撰。 王微注意到，尽管禁酒是佛教的一条重要戒律，但戒肉的历史更为复杂，而且不是被所有的佛教流派所奉行。然而在中国，自从六世纪初开始，这两条戒规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王微以一件伪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为中心探讨了这一很有意思的现象。她搜集了敦煌写卷中所有这件伪经的抄本：S.1320、S.5612、S.6790、北奈59（北76）、北洪47（北77）、北芥45（北78）、北河48（北79）以及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20龛经变图和石刻经文等材料，广征《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相关佛教文献，详细地考察了它们和印度佛教戒律对罪恶的不同定义，细致地勾勒出中国僧人如何通过编撰新经典来推行这两条戒律的历史过程。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另外两件伪经：《央掘摩罗经》和《佛说无量大慈教经》，揭示了他们如何求助于诸如“五常”这样的传统价值观，在大众中传播中国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 童丕（éric Trombert）《酒与佛教——八至十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 童丕毕业于巴黎大学（索邦），曾在香港新亚研究所留学。1977年，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博士学位。他也曾是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参与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5卷的编撰。他的专著《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1995年由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该书中译本即将由笔者和陈建伟先生合作翻译完成，交中华书局出版。）他在池田温、张广达帮助下完成的新著《库车出土汉文文书》，前不久刚由汉学研究所出版。他现在是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即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和国立科研中心（CNRS）联合组建的UMR 8583研究组的成员，并兼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和综合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研究导师。 童丕此文长达五十余页。作者研读了敦煌文书中大量的寺院帐簿（入破历）后发现，尽管佛教传统是禁酒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敦煌寺院文书表明，僧尼们用于买酒和酿酒的支出是非常大的，并且是所有僧尼阶层都普遍参与，以群体聚饮的形式在各种场合消费。一年之中，饮酒的机会是很多的：集体劳动后的简单的聚餐；传统节日，如冬至和除夕；大型佛教节日，如二月八日节、盂兰盆节等。总之，各种有僧尼参加的非佛教节日都饮酒，只有一些特定的佛教仪式才没有酒的身影。除了节庆支出外，酒还是一种支付手段。童丕还发现，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是寺院自己酿制的，但仍有一部分是由外界的酒店供应的。寺院是它们的主顾和酿酒所需粮食的提供者。至于造成这种异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现象的原因，童丕认为，是由于敦煌寺院和世俗社会处于共生互利的状态，所以僧尼们接受了这些违背佛教准则的活动。文末还附了一篇关于P.2763文书的短文，讨论了敦煌的酒的原料成分。 童丕原来专攻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尤其是借贷契约和寺院帐簿。他的代表作《敦煌的借贷》获得法国汉学界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不仅得以重现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而且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戴仁语），是沿着谢和耐（Jacqes Gernet）《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学者。但近年来，他的治学兴趣逐渐转向农业史和饮食史，陆续发表了《六至十世纪中亚的棉花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的轨迹》、《十二世纪中国的磨》、《饼状的红花——中国古代的一种染料植物》等论文。今年六月，他来北京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曁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告诉笔者，他正在积极致力于中国农业史研究，并准备把研究时段往下移。但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他的论著一直是经济史、社会史和农业史的融合，只不过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敦煌的借贷》一书中，就有数十页是描述借贷契约所展示的敦煌农业生活，并有整整一章是分析粮食借贷所反映的敦煌社会。《从寺院的帐簿看敦煌的二月八日节》一文（余欣、陈建伟译，见《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58－106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农业。因此，本文实际上是他固有风格的延续。 童丕的这篇论文做得相当细致，但他对敦煌僧尼不守酒戒的原因的解释，却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很难让我们接受。另外，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也利用入破历等敦煌文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官私酿酒业和寺院饮酒风尚问题，作者却未能参考。 我们还注意到，这是童丕和王微第二次就相同主题，从不同视角出发联袂撰写文章。前一次是就二月八日节专题（王微的文章是《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余欣、陈建伟译，亦见《法国汉学》第五辑，107－126页），此次是酒戒。国内很少看到用这种方式推进某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值得我们借鉴。 茅甘（Carole Morgan）《西北边疆的动荡》 茅甘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占卜研究。她曾发表有关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犬占、五姓占、乌鸣占以及唐代的堪舆、唐宋的墓葬刻石等多篇论文。目前，她作为马克（Marc Kalinowski）领导的敦煌写本占卜文书研究小组的成员，正在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茅甘考察了P.2632、P.2941等五件占卜文书，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卷占卜书的不同抄件，其中包含着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珍贵信息，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为研究者们所忽视。她先对资料作了概观性的描述，然后以地区为纲，把文书中有关西秦、酒泉、敦煌、晋昌、张掖、武威将要发生的天灾人祸的预言都搜集起来作了英译，系于其下。接着她解释了文书中频繁出现的“白衣”、“侯王”、“大将”三词的涵义以及符籙的运用。 最早注意到占卜书和河西政治史有密切关系的是王重民先生。他在1935年发表的《金山国坠事零拾》就引了这件P.2632《手决一卷》，提到：“是年张议潮卒，张淮深代守归义，正是西陲安谧之时，而白衣谣讖，已如是之盛。”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期，收入《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173页。）然而，此后却很少有人留心这一问题。我觉得，茅甘这篇文章至少提醒我们两点：一、必须注重对中国古代占卜的研究。占卜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占卜在中国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占卜与宗教，占卜与民间信仰，占卜与哲学思想，占卜与政治，占卜与语言文字，占卜与思维方式等等，缺乏从学术意义上认真地加以探讨的问题意识。以前国内几乎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大大落后于法国同行。虽然近年来，李零、黄正建等都在此方面卓有建树。但要营造新局面，还是有待更多的优秀学者加盟；二、在材料上为瓜沙政治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由于以往对占卜文书的忽视，对于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其他学术信息也往往弃置不顾。茅甘这篇论文和她以前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并非就占卜而论占卜，而是从政治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关于占卜本身的技术性研究，她基本上未涉及，而把重心放在了政治事件的暗示上面，为瓜沙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该文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占卜文书所暗示的线索究竟和哪些历史事件相关联，茅甘未能提供任何推论，而这是最关键的。作者自己在文末也坦承，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学者知道这些文书的价值。对此，我们应表示感谢。其次，把“白衣”解释为“平民”（“the common people）,我觉得很成问题。不错，该词在中国典籍中确有平民之意。但在此处，恐怕没那么简单。唐长孺先生和哈密顿认为取回鹘人所尊奉的摩尼教尚“白衣”的说法（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J.R. Hamilton, Les Ou?g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ér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is, Institut des ètudes Hautes Chinoises, 1955, p.49）,似亦可商。我认为，其确切来源还得到五行说、讖纬、道教符籙中去寻找。再次，茅甘的英译，对欧美汉学界来说，可谓厥功至伟。但也难免有误译之处。如将“细作者”（“奸细”）译为“contemptible men ”（“卑鄙的人”），意思相差太远，估计作者并未理解该词含义。当然，翻译本是一件极难的事。 谢萧（Cristina Scherrer-Schaub）《为弃教者祈祷——吐蕃历史残卷研究》 谢萧是洛桑大学（Unversité de Lausanne）的特聘教授，从1999年起，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五系，即宗教科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藏文文书、考古与碑铭，尤其是梵文、藏文写本和印本。谢萧此文对伯希和藏文写本PT134中的《乌东赞愿文》作了全文转写和详细考论。谢萧认为这种在特定公共场合敬献的发愿文，尽管有一套固定的格式，但在程式化的语句中，仍塞入了一些史实，而这对我们了解吐蕃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谢萧将这件藏文愿文和其他藏文文书、P.2449汉文愿文等汉藏史料作了对比，指出这件进呈给乌东赞，即达磨赞普的愿文在形式上是模仿了《普贤菩萨行愿讃》，其目的是为了隐晦地劝诫达磨赞普改变灭佛的政策，重新支持佛教。 刚刚在前不久去世的藏学大家石泰安（R.A. Stein）先生(本专号刊登了郭丽英撰写的纪念文)讲过：“敦煌藏文写本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吐蕃（约为公元1000年之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之前，我们所掌握的唯一真实和同时代的文献是某些碑文石刻、汉文编年史和其它史料。但这些文献由于其本身的性质首先都是有关政治和军事史的，对西藏文明的所有方面仅提供了一些片断性和贫乏的资料。……敦煌写本文献最终可以使我们根据文书而作出判断。它几乎囊括了吐蕃古代文明的所有领域。”(Allocution,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éd.M.Soymié, Paris, 1984, pp17-20.耿昇汉译文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4页.) 谢萧此文可以说是石泰安先生这段精辟论断的最佳注解。 另外，我还想到的是关于愿文研究。黄征、吴伟先生出版《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已经五年多了，然而国内学界却似乎并未在这部极有用的资料集的推动下，在这一领域取得多大进展。在我看来，要紧的不是就分类和名称展开过多的讨论，而应切实深入挖掘这座富矿中的宝藏。谢萧所做的汉藏愿文的比较，就是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途径。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荣新江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研究》主编，治学范围包括隋唐史、中外关系史和敦煌学。是近年来在国际学坛颇为活跃的中国学者，其学术观点多为中外学者所征引。由于国内敦煌学界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在此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荣先生此文是本专号唯一一篇非法籍学者的特约稿，曾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其个人论文集《鸣沙集》，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这次在法国纪念敦煌藏经洞百年的专号上发表，表明国际学术界对这篇论文对藏经洞问题的看法极为重视。据了解，这篇英文稿实际上是在汉文原稿还没有正式发表以前就译出了，译者美国耶鲁大学历史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本身也是研究敦煌学的专家，翻译时正好逗留北京，可与作者讨论，因此，英文本的篇章结构和表述方法和汉文本并不一致。 本专号还刊登了四篇汉学和日本学方面的论文，因不属于敦煌学范围，就不再一一评介了。 至此本文本该结束，但免不了还想说几句题外话。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内媒体乘机炒作，大有帮中国学者夺回“敦煌学中心”的气势。虽然是一番好意，但头脑清醒的学者都明白敦煌学的博大精深，不可能由中国学者一手包办。诚如荣新江教授所言，这本论文集就体现了目前法国学者关注敦煌的问题点和研究水平，表明法国仍然是海外敦煌学的重镇，而且继续拥有与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合作的广阔胸襟（见所撰《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载《光明日报》2000年10月20日《历史周刊》）。季羡林先生讲得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国际性正是敦煌学生命力的源泉。我们当然无意反对“学术爱国主义”，然而我觉得，对话比竞争更重要！我们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要科学的敦煌学在中国”（套用傅斯年先生语），而应以博大的胸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把敦煌学建设成沟通世界文明的津梁，让“人类的敦煌”融入我们文化精神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