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中国电视生态失衡的十大症候（节选）

一、被迫看电视的中国人 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人正处在“被迫”看电视的境遇之中。我所说的“被迫”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电视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播我看”，观众处于被动的选择中，我们只能手握遥控器，在几十个频道中作选择。关于如何“互动”一度成为电视传播中的热点，也有不少节目成功运用“互动”获得了客观经济收益，或者伴随大众文化的洪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邀请参与到电视节目中来，但是绝大多数的节目仍然是观众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当我们在谈论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对于电视的评价与观念，我们讨论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一般都是基于能够看到的这么多节目。 第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视，可是我们想看的电视没有，电视并不能满足我们个性化的需求。电视曾经以它对人们视界的拓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神话，人们争着去买电视机，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视机前流连忘返，我们曾经担心有很多人要成为看电视的傻瓜，因为看电视时间太多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但是当前我们看到人们对电视起初的那种热情正在消解，电视上的东南西北风轮番吹完招数似乎也用尽了，人们也审美疲倦了。 既然是“被迫”看电视，就意味着如果有选择，肯定不看这样的电视。所以当一部分受众感觉还能满足或者忍耐的时候，更多知识分子群体选择了“逃离”电视。我做了调查，大学生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除了偶尔看看新闻与科教节目之外，已经基本不看我们电视台日常播出的电视了。他们选择了网络，如果要看一些电视节目，他们更乐意在网络上看港台和境外的电视。因此所谓收视率也是一个很可疑的数字。也有一些忠实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我所了解到的特别是中小城市中的孩子，他们放学后家长没有时间陪伴，父母也没有意识与能力去帮他们做理性选择，他们又处在强烈的求知欲阶段，公共电视可以提供免费的动画片，于是他们就只能在这些播出的片子中选择，进而创造出虚假的收视神话。最典型的就是《喜羊羊与灰太郎》。 《喜羊羊与灰太狼》这部动画片的故事情节与动画效果在国产动画片中是不错的，但是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它之所以得到了国内许许多多小朋友的喜爱以及部分“稚嫩”学生的追捧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被迫”所看的电视节目中选择了这个节目，可这却让很多制作人和评论人头脑发热，错把这个当作标准和精品了。有很多家长不理解孩子为什么喜欢看，其实际情况是它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嘛。 有来自尼尔森的调研数据表明，在用户构成方面，传统电视的用户大多集中在40岁以上。60%左右的中国观众是低文化水平（初中文化以下），大学以上学历观众占收视人口的12.1%。电视原本应该是一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我们以为这种调查的结果只是让我们把目标受众只锁定在40岁以上、初中文化以下，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虚假的收视神话 建立在被迫看电视与虚伪大众文化基础上的所谓的“收视率”其实是非常不可信的数字，可是长久以来电视台越来越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丧失了自我评价的标准。其结果是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品格，一味迎合大众的恶趣，结果还是吃力不讨好，流失了很多观众。 对于收视率指标，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这只是一个浅表层面的市场指标，收视率的数据不科学、不精确，带着很多主观性的因素，收视率与广告不挂钩，也不能代表市场价值，如凤凰卫视，“广告文化是品牌文化，不是产品文化，往往与一个栏目的品质有关，和收视率没有直接关系。”[4]如果把目前由一、两家专业机构提供的收视率调查结果作为考察节目质量的标准，结果显然是不尽人意的。 对于电视的评价标准需要重新确立，既不是政治标准、也不是经济标准，而是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动态选择中建立以“文化人”为本、以“生态人”为本的标准。 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09年度学术年会暨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高层论坛”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与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研究员黄勇，在他们的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反复强调了“以人为本”，不能以“权”、“官”、“台”、“我”、“钱”为本，“以人为本”才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七、心不平气不和的电视人 职业化的结果是很多人把成为某种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而很少和个人的信仰相关。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有两段非常感人的话：“音乐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件工作，更不可以是偶尔为之。那是你的生命，是你深信不疑的奉献。因此你要先相信这种热诚奉献，随后人们也会跟着相信你的热诚。” “音乐的重点不在培养音乐家，而是在创造文明社会。若我们能及早发现这种张力，对未来就会更好。”电视人如果也能把电视作为自己的信仰，我们的电视肯定又会大不一样。 不可否认电视人中也有不少把电视事业与自己的信仰相连，但是更多的职业电视人还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大于对文化创造的热情，基本还停留在功利层面。包括节目管理模式僵化、制作经费缺少、恶性收视率竞争、等米下锅式的制作方式等使得电视人处在各种生存困境的挤压中，身心也难以处于平衡状态。 中央电视台领导高峰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时提到类似《微观世界》这样的纪录片，作者拍了二十年，最后剪成七十三分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经费，日积月累、精雕细刻才把这部影片奉献出来。高峰先生也感慨现在的电视人缺少这样的职业精神，因为这是他们终身的信仰，也是他们做事情的基本态度，他们这些人即使不拍片，也会成为动物研究专家。 我校一位研究生曾经参加北京电视台一部重要作品的拍摄，一次请他和低年级本科生谈谈参与节目的感想，他说“累死了，电视真不是人干的活”。同学就质疑：“做电视的人总说累死了，那你以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总要赶着做片子？你们以为熬夜就是敬业，其实结果是片子粗制滥造，漏洞百出。”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出问题的环节包括做节目的制度、管理、理念等多方面。随着内容竞争压力的加大，人们对于精品的需求，那些短平快的节目制作方式、等米下锅的捉襟见肘的情况应该多多改善了吧。 还有关于主持人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主持人漂亮、说话字正腔圆曾经吸引人的眼球，后来就把漂亮、说话字正腔圆变成至高无上的标准，把怎么说，说什么舍弃了。目前这种准则已经有了很多改善，可是仍然流毒非浅。仍然有很多主持人，他们缺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节目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音乐节目不懂音乐、法制节目不懂法律、体育节目不懂体育，儿童节目不懂儿童，只在乎如何表现自己，急于让观众认同，结果弄巧成拙，让观众很反感。 九、 被忽视的灵魂 古人讲：“读书可以医俗，作诗可以遣怀”，“开卷有益”，读好书如结交良师益友。我们希望电视也能够带给我们这些，因为很多人看电视就不读书了。电视上一度对于学术明星的追捧绝对不是偶然现象。人们枯萎已久的心灵渴望得到文化的滋养。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礼记•中庸》）电视上曾经有很多好作品激荡过我们的胸怀，陪我们走过了峥嵘岁月。但是随着娱乐文化风起，为了利益不惜卖“身”卖“祖”求荣，很多关于崇高、终极价值的追问淡化了，在一篇热闹喧嚣的庸俗化大潮中电视的灵魂已经变得轻飘飘。 据悉，高级知识分子目前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最多只有半个小时，一个是因为他们很忙，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感觉电视节目水平低，不值得看，第三个原因是他们认为电视既然已经这样也就懒得去说了，“我们不说话是在忍耐，而不是没有我们的见解”。很久以来，知识分子能够主动参与电视传播的很少，多数是被动的。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电视台的道具，电视编导常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他们的话串联起来，而他们自己常觉得最重要的话被删除了。电视台的领导经常会被某些“媒介常客”的思路所左右。2002-2004年我曾作为主创人员参与中央电视台网站网上论坛“电视批判”的创建，当时这个论坛在传媒批评界反响很大，邀请很多人传达了真实的对于电视批评的心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电视制作者、专家和网友的平台，但是后来因为制作经费的问题被迫停止了，真是件憾事。 有境界自成高格，电视的境界确实需要进一步提高。丰子恺先生有言“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我们最低的可以是生存境界，追求生活的富足、安适，往上应该关注艺术的精神维度，最高是天地境界，天地与我为一，具有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胸怀。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认为，内地电视世俗化是使得电视“集体弱智、集体作秀、集体时尚化”的祸首，“其实，就是在国外，尽管白天看到很多娱乐节目，但晚上尤其是黄金时间，文化节目的分量和精度也让人刮目相看，西方的电视台从来没有将电视看成大众共同的世俗化平台，而是一个分层的平台，所以它的晚上总是为了‘猫头鹰’的起飞而准备的”。 我以为电视上关于类似CCTV《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类的节目应该更多一点，从节目的定位上，不仅满足一般观众需要评书式的播讲，更要从能够提高他们的境界入手，增强学理性提升。用古今中外真正大师的思想来启迪、烛照人们的心灵，发掘民族文化之根。有必要时，应该专门开《国学》频道，把中华文化精髓复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