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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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4:29
100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裘锡圭(1935—)，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 大陆自国共鼎革后三十年间，学术深受意识形态宰制。相对而言，学科愈热门、愈实用，则人才愈被摧残殆尽；学科愈冷门、愈无用，则学统愈能维持一脉。大抵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广义的历史科学保存元气较多，而历史科学领域中，又以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类冷门保存元气最多，故而劫波度尽，硕果犹存。 自八十年代以来，古文字学界群推李学勤、裘锡圭二氏为两大中坚。李视野更开阔，影响亦更广泛，惟论学每多急就，作文太易太多；裘作风谨严，厚积薄发，而撰述又稍嫌拘泥。以裘更专精于文字考释，当世称第一人，故举为古文字研究的代表。惟今日所谓古文字学，在实践中不仅打通地下与纸上，亦兼及思想与历史，文字、文献、文物三位一体，非仅说文解字而已。 裘氏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初任胡厚宣助教；因胡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乃考取其研究生(副博士)，随之北上赴京。他原来的研读方向为“甲骨学与商代史”，但个人有志于文字释读，结业前已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加之随后又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治学重心遂转向语文之学。 按：裘氏自言：“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最深。在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方法上，受张政烺先生的影响最深。”故他虽出胡厚宣门下，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综观其学问旨趣，实更近乎于省吾、唐兰一路。 此后十余年间，学校内外形势动荡，但他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条件苦学不辍，铢积寸累，及至七十年代后气候回暖，遂能一展头角，压倒时流。 裘氏的治学成绩，首要为出土文字材料的考释方面，包括殷商甲骨、西周金文、战国货币及玺印、秦汉简帛等。而观其前后论著，大致早期侧重于上古，即甲金文字的考证，而晚近则侧重于战国以下，即简帛文献的释读；此盖因七十年代以来简帛材料的重大发现所致，非仅其一人如此，实为古文字学群体的大趋势也。 其次为传世古籍的训诂与评估方面，如《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皆出其所长，利用出土材料解决传世文献的疑难；又如《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亦根据新出文献重估古史辨问题，同时对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之说有所修正。 此外，他虽以语文与文献为本位，仍能兼顾多方，既保持历史学的素养，撰有《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又旁及思想史的探讨，撰有《说“格物”——— 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更能汲取人类学为己所用，撰有《寒食与改火——— 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 裘氏著述以论文为多，见于《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其中有代表性者另辑为《裘锡圭自选集》，篇幅短小者辑为《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而未结集的近作尚多。专著仅《文字学概要》一种，系由他在北大的汉字学讲义编成。又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册、《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册、《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的编校。 裘氏不好交际，惟与朱德熙交往最密切，两人合撰的论文即有九篇；而李家浩问学于朱、裘，学风亦相类似。三人皆当代朴学之典型，曾合作整理望山楚简，裘、李又一同整理曾侯乙墓器铭及竹简，堪称学林的梦幻组合。 裘氏多年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中心)，至2005年忽改换门庭，回归母校复旦大学执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生长于上海，但论学问则成就于北京，实以沪人而作京派；今日衣锦还乡，顿成海上学术重镇，可谓京派大战上海滩矣。至于近时他突破规章，将三轮车夫蔡伟招为博士生，则不过行其所当行，原无意制造新闻话题；盖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学术上本应有之义，何官员读博，皆已司空见惯，而车夫读博，乃少见多怪也？ 诗曰：古文奇字尽罗胸，满目丘陵此异峰。壮岁京华甘冷淡，如今海上自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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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5:00
101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汪宁生(1930—)，祖籍江苏灌云县，生于南京。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为边陲，在学术上亦属边缘，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却有汪宁生、童恩正逆势而起，皆就近为学，专注于民族考古领域，又皆有国际影响，堪称西南学界的双子星座。而童氏在论题上虽以西南民族为中心，但在方法上实以考古学为本位；惟汪氏真能以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左右逢源，成绩甚丰，在当今学林独树一帜。 汪氏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原留校任苏秉琦助教；因拒绝组织安排他报考隋唐史研究生，被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并参加云南民族调查。当时他志在考古与历史，本不安于此，但随后读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一书，深受其民俗证史方法的启发，从此遂全力投身于民族学调查。1964年调往昆明云南历史研究所，至1979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改云南民族大学)至今。 汪氏最专业的论文辑为《民族考古学论集》，近时又重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其中如《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综述原始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根据民族学原理辨析考古学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兼谈中国古代取火》由西南遗俗观察中原古法；又有《古俗新研》，更专门藉民族学知识印证中国上古风俗制度，如《耒耜新考》、《耦耕别解》考辨占卜与技术，《释“辛”》、《释“ 臣”》释证文字与名词，其他关于礼俗、婚丧习俗、生活习俗的杂考尚多。以上二集，是其论著最精萃的部分，而《古俗》一编尤能体现其论学旨趣。此外，尚有论文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 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 专著有《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分析细致，总结周到，又能多方比较，在崖画研究方面，不仅是国内的第一部专书，亦可代表至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云南考古》、《铜鼓与南方民族》皆为扎实的综述，《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则系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指南。《西南访古卅五年》为历年从事民族考察的原始日记，《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为晚年的学术回忆，皆可见他深入穷乡僻壤时的苦乐，其学问精旨，实多自艰辛中得来也。又汇辑为《汪宁生论著萃编》两大册。 一般身处边缘地区者，限于学术条件，视野易显狭窄，但汪氏绝无此病，其于西方著作及学说的了解，甚至有过于主流学界；他在六十年代译出德人利普斯的名著《事物的起源》，不仅有功德于大陆的民族学研究，其本人的治学亦颇受其益。而他更能化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西南一带的民族资源，自人类学视角解释中国古史与考古问题，民族、考古、文献(包括文字)三种资料相互阐发，相得益彰。故他表示：“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 汪氏自称“僻处边地抱残守缺”，不无落寞之感，而环顾今世，瓦釜雷鸣，又有不平之意。尝有言：“ 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调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至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自郐以下矣。”此当系针对王铭铭而发。王处身学术中心，高谈阔论，著作层出，然终不过书斋人类学家，纵无抄袭行径，其成绩主要仍限于引介西方人类学新说，宜为汪氏所讥也。 诗曰：西南考古几人能，异俗奇风尚足徵。证据三重兼一手，二重证据莫相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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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5:20
102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杨氏在学说上多被归入古史辨派，但究其实，他与顾颉刚并无师承关系，见解亦与顾颇有歧异，不过古史辨的盟军而已。 杨氏早年就读苏州第一师范(后改为苏州中学)，高中时即开始撰写关于《墨子》的论文；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蒋维乔、吕思勉、钱基博，并在蒋的指导及参与下，与沈延国、赵善诒合纂《吕氏春秋汇校》。毕业后曾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西梧州)教育学院文史系讲师，期间完成《中国上古史导论》讲义，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愧为“疑古”阵营的生力军。 按：顾颉刚揭示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现代史学的重大发明，但他受晚清今文经学熏染较深，倾向于将此现象归因于“托古”与“造伪”；而杨氏《导论》的要旨，则是自神话学立场，将古史的“层累”现象归因于神话的演变分化。童书业将杨著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并评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则杨氏堪称古史辨学派的修正主义矣。 杨氏一击而中，但稍后即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由想象的历史转向实际的历史。战国史事年代紊乱，实较春秋史更难梳理，故他一开始即由史料考订及系年入手，以三年之力编成《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初稿；在此基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战国史》一书，论述周详而深入，至今仍为战国时期无可替代的全史，也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他先全面整合史料，再进而撰写专书，实可作为史学编纂的典范。《辑证》历经半世纪亦定稿出版，洋洋千余页，足见其史料上的深厚功夫；又主编《战国会要》，将战国史料分类汇辑，与《辑证》一横一纵，正可相辅为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马克思主义史学风气影响，同时汲取比较史学及民族学观念，又探讨西周社会问题，以社会组织(井田与村社、乡遂、宗法与贵族)及制度(“礼”)方面的论说最有价值，皆见其论文集《古史新探》；后来另编撰《西周史》，容纳《新探》的旧说，但新写部分较简略，内容参差不齐，并非一部均衡的断代史。此外，著有专史《中国历代尺度考》、《中国古代治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后二种皆关涉建筑考古，互为依赖，用力尤深。历年主要的散篇论著则汇辑为《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从土地制度到行政制度，从年代到文献，从神话到诸子，论题亦甚丰富。 大抵而言，杨氏治学有系统，勤著书，而在考证上未尽精深。童书业曾表示：“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说未必尽是，然于杨氏则可称知言。 杨氏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八十年代移居美国后即崭露头角，故著作虽多，终有如大陆学界的游魂。 杨著《战国史》将楚灭越年代定于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蒋天枢不以为然，撰文否定之；据说两人因此结怨，蒋有云：“想不到，一篇文章得罪了一个朋友！”足见商榷学术，欲不涉人事，又谈何容易？郭沫若有言：“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此之谓也。 诗曰：古史当年有导论，后来战国最专门。儒林文苑多相忌，恩怨由来为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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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5:47
103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冯沅君(1900—1974)，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河南唐河人。中国古来即有闺阁诗人的传统，承此风气，新文化运动以来“美女作家”层出不穷，几可与男性群体分庭抗礼，而相形之下，“美女教授”则颇显稀缺。检点民国前后，崭露头角者，略有陈衡哲(西洋史)、冼玉清(岭南文献)、苏雪林(古典文学)、林徽因(建筑史)、朱倓 (明史)、游寿(考古、隋唐史、书法)、黄稚荃(诗学)、沈祖棻(诗词)、曾昭燏(考古)、叶嘉莹(诗词)诸人，且未臻第一流境界，惟冯氏学入精微，抗手群雄，故举为学林女界的唯一代表。 冯为冯友兰妹，十七岁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为近代第一批女大学生；复考入北大国学研究所，更成为近代第一位女研究生。她受新文学思潮熏陶，一度从事小说创作，曾以短篇小说集《卷葹》名噪一时；同时研究不缀，毕业后连续发表有关先秦古籍韵例及南宋词人的考论。 冯氏1927年与陆侃如订婚，两人在学问上俱少年早成，相知相得，可谓学界佳偶。随后他们即合作撰写《中国诗史》，陆负责导论及古代、中古部分，冯负责近代部分，全书三卷，材料丰富，排比清晰，着重作家事迹与作品的考证，而不重文本的解释鉴赏，为当时最详尽的古典诗歌史。出于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进化史观，冯氏将散曲乃至小曲、歌谣列为专篇，视为近古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其最新异处；然因之厚此薄彼，将元明清三朝的旧体诗词完全排斥在外，则鲁莽灭裂之甚，未免过犹不及。稍后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亦有影响。 1932年陆、冯双双考取巴黎大学文学院，三年后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偶见明末钮少雅《九宫正始》的珍罕抄本，遂据之合纂《南戏拾遗》。由此机缘，冯氏遂转向独立的戏剧史研究。此后所作，如《古剧四考》及《古剧四考跋》钩沉“勾阑”(剧场)、“路歧”(演员)、“才人”(编剧)、“作场”(表演)的源流，《说赚词》及《说赚词跋》钩沉“赚词”(套曲)的源流，皆用力深厚的考证；此诸篇连同《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等，汇辑为《古剧汇说》。此外，抗战期间又有单行本《古优解》及论文《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以欧洲中世纪的Fou(弄臣)为参照，考辨中国上古优人角色的来源与性质，尤为一大创说。以上对古剧、古优的探讨，堪称冯氏一生研学的最高峰，其精到处，实在其夫婿之上。 按：近世以来，王国维追溯戏曲起源，始留意优人问题，并辑有《优语录》；以后任二北(中敏)继而辑录《优语集》，功力极深，重在突出古代优伶的言行及异议精神。然而论见解的突破性与深刻性，王、任皆远不及冯氏。关于古优的研讨，实涉及古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多方面，其意义固不限于戏曲史而已，惜今人似不甚重之矣。 自四十年代后期始，陆氏夫妇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至中共执政后，乃与时俱进，重编《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至于冯氏个人，此时期有关于元曲、明清小说及诗词的杂论若干篇，数量不多，价值亦显逊色；另与游国恩、王起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林庚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皆有普及之功。平生主要论著，除《古剧汇说》及专著而外，身后汇编为《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陆氏夫妇皆甚受当局重用，而政治运动纷至沓来，身不由己，自不能不多作批判文章。两人在学术上深受胡适影响，故思想改造以后，陆多次批胡，冯亦有《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后来陆由于赞同取消高校党委制而被划为右派，冯又表明态度，公开作《批判陆侃如的反党谬论》发言；及至举国进行“厚今薄古”运动，冯更作自我检 讨 ，先 后 发 表《 交 出 我 的 白 旗 ，拔 去它！》、《〈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政治锋芒所及，无论师长、丈夫以至自身，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介女流，情何以堪？ 冯氏教导学生每言：“功夫要死，心眼要活。”亦治学箴言也。 诗曰：优人新解正烽烟，古剧钩稽汇一编。莫道无才方是德，嫁鸡随狗亦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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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6:20
104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王静如(1903-1990)，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河北深泽县人。 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与辽、宋、金鼎足而峙，立国甚久，领土甚广，文教甚盛，然以元人不修其专史，在中国史学上地位卑弱。及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文书近万件，堪比敦煌遗书之发现，西夏学遂渐成国际性的学问，尤以俄、日两国为优胜。国人研治斯学，以罗振玉之子福成、福苌最先，而王氏则后来居上者也。 王氏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语文系，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学及印欧语言学，并得到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的指导；后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 王氏年少力学，进境甚速，27岁时发表论文《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以汉语西北方音、藏译音、日本所存汉音与西夏文对照，为西夏语研究的滥觞；30岁时更完成专题论文集《西夏研究》，为其平生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书凡三辑，包括佛经雕版、官印、国名、语言的考订，尤其重在通过夏、汉两种佛经文本的对勘以识别文字，虽疏误不免，创获仍多；其中《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篇，以白狼语与西夏、西藏甚至彝族语言比较，考定其属藏缅语族，亦为重要的新说。当时陈寅恪评曰：“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王即凭此著，于1936年获法国铭文学院东方学儒莲奖，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得奖的中国人。 按：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近代法国汉学大家，儒莲奖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誉。1932年中研院作为集体曾以《安阳发掘报告》获颁该奖，1937年洪业以《礼记引得序》获奖，以后饶宗颐(甲骨学)、潘重规(敦煌学)、廖伯源(汉代史)、郭丽英(佛教史)亦先后获此奖。 王氏一生论学，专注于西夏，此后尚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 煌 安 西 洞 窟 夏 汉 文 题 记 考释》、《西夏语音系导言》，并主编《西夏文字典》(未刊)；但观其基本的学术旨趣及方法，实际上在民族语言的比勘，与李方桂、马学良取径略同，皆代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现代中国学界的回响。故其所考，虽以西夏语为大宗，更涉及众多的民族语文：如《跋高本汉的上古汉语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论开合口》、《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修正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说，《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最早尝试解读契丹文，《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以满文释读女真文，《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通过突厥文探讨早期回纥史，《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重论arsi、argi与焉夷、焉耆》论证吐火罗语即焉耆语、龟兹语，多属人所不能之作。 此外，他尚有政治史方面的《新莽革政及其失败》，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西汉的奴隶和佣假》，技术史方面的《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虽非其所专长，亦积累深厚，足见其学力又不限于语言学。 王氏生涯平淡，学问冷僻，身后仅刊行《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一册，集外的论文尚多。40年代有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以发表于沦陷区刊物，更罕见提及。他30年代曾访学西欧数年，流连法京，亲炙伯希和，故此演讲于法国汉学家交待详实，并有一定的学术史反思，国人论汉学史，此或为镐矢欤？ 诗曰：西夏文明久化尘，掌中番汉自奇珍。至尊汉学儒莲奖，此是支那第一人。 按：西夏文献有《番汉合时掌中珠》一种，实即夏汉互译辞典，为通解西夏文的关键；而所谓“掌中珠”者，当取袖珍便携之义，与今语“掌中宝”正同，则其书犹今日英汉双解之快译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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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8:34
105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湖南长沙人。 论清末民初的湖湘学术，必推王闿运(湘绮)、王先谦、皮锡瑞(鹿门)三氏为 大老。湘绮学博而浅，实属文苑中人，可置不论。葵园、鹿门之间，仅以经学造 诣而论，皮远胜于王，王尝谓：“读皮先生《经学通论》，令人愧汗无地。”然 皮氏宗今文经学，未脱门户之见，终属传统式的经师；而王氏格局广大，荟萃群 说，可视为清代朴学的一大总结，故举之为近世湘学的代表。 王氏同治四年(1865)考取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曾典云南、浙 江乡试，分校顺天会试；复任江苏学政，数年后上书弹劾太监李莲英，以疏上不 报，遂辞官归里。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书院。 王氏曾仿姚鼐(惜抱轩)《古文辞类纂》之例，辑《续古文辞类纂》；又在江 苏南菁书院奏设书局，仿阮元(芸台)《皇清经解》之例，主编《皇清经解续编》。 此皆一代学术文章的总汇，王闿运评曰：“《经解》虽不能抗行芸台，《类纂》 或足以比肩惜抱。”在个人著述方面，则兼及四部文献范围：于经，有《尚书孔 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于史，有《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汉书 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未刊)、《元史拾补》；于子，有 《荀子集解》、《庄子集解》；于小学，有《释名疏证补》；于地理，有《合校 水经注》。多属总结性的厚重之作。 大体而言，王氏用力勤，著书多，然多非自出心裁，惟善于梳理群籍、贯穿 百家耳。故李肖聃指其著作“不外续、纂、选、辑四者，如《十一朝东华录》为 续蒋良父书，南菁书院《经解》为续阮元学海堂书，《续古文辞类纂》则承姚氏 而作也。如《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各书《集 解》皆集(辑)也。章太炎谓其本无心得，而通知法式，斯言得之”；甚至门下的 叶德辉(奂彬)，私下于其著亦“以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然而王氏 亦非都无己见，且权衡取舍，汇辑群书为一书，不失为著书一法，盖其意本在承 188 前启后，切于实用也。其一生所著，以《尚书孔传》、《诗三家》、《汉书补注》、 《荀子集解》最为精审，尤其《诗》、《汉书》两种，至今仍无可替代。 王氏历任学官山长，无不大力扬榷学术，培育人才，尚有清儒毕沅、阮元的 余风，故拟为梁山泊掌管帅字旗的险道神。 王氏思想守旧，戊戌维新时与叶德辉沆瀣一气，反对康梁变法，其言论略见 于《翼教丛编》。然改良不能成功，对于保守派如王氏者，似福而实祸；盖此后 革命狂澜尤甚于改良，辛亥之变，王氏亲所目见，当其时，纵欲求改良亦不可得 矣。惟王氏死于北洋时代，不及见国共北伐之勃兴，尤不及见叶德辉之被祸，尚 称善终，又可云幸也。梁启超1927 年挽康有为联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 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 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王氏在戊戌时与康圣人为思想政治之敌，但世局迁 变，此联若移以挽王，又何其切当。 堂弟王先慎有《韩非子集解》，弟子苏舆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体裁旨趣 亦近于王氏诸书。 诗曰：翼教难回世局新，诗疏汉注是功臣。后来大难公知否，饮血刑场叶奂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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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19:39
106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陈登原 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浙江余姚周巷镇(今属慈溪)人。 顾炎武先祖有曰“著书不如钞书”之训，而钱穆发挥其说，指顾氏“《肇域 志》无论矣，《日知录》、《音学五书》，皆钞书之至精卓，而几几乎超脱钞书 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马骕)之《绎史》，南方如梨洲(黄宗羲)之《学案》，顾 非钞书之至精卓者乎？钞诗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吕留良)之《宋诗钞》； 推而至于经籍，有朱竹垞(彝尊)之《经义考》；地理，有顾祖禹之《方舆纪要》， 皆钞书也。……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清儒往矣，降及 现代，陈氏亦可谓钞书之精卓者也。 陈氏1926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历任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 教授，五十年代后任教西北大学历史系，僻外一隅，声光不显。 陈氏用力极勤，专著甚多，文献方面有《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 考》，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两册)，思想史方面有《荀子哲学》、《颜 189 习斋哲学思想述》，经济史方面有《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 国田赋史》；外交史方面有《中俄关系述略》；此外，《历史之重演》比较古今 人事的趋同，《国名疏故》综述历代中国的称名与疆域，《金圣叹传》以纲目体 记叙文化畸人，虽单行小册，亦有可观。中年以后，全力以赴，摹仿清人《经义 考》、《绎史》的体例，完成通贯古今的专题性史料长编《国史旧闻》四大册， 尤为平生学力的集成，足供后学取资不尽；晚年尚有《地赋丛钞》一种，体例亦 同《旧闻》，汇辑历朝地制及田赋记载，亦有功德于学林。 散篇论文虽不多，但早期如《秦桧评》、《秦始皇评》、《曹操评》、《近 世文武争衡考》、《中国文明之地理转移》，后期如《中国始用石炭考》、《唐 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皆积力深厚之作，惟至今未有结集。 陈氏论史评人，如重估秦始皇、秦桧的历史功罪，俱见史识；然总体而言， 其论著大都引证详瞻，终以抄撮功夫见长。他治学不离文献层面，在境界上不可 谓高，然其纂辑之功，终可传诸后世而不朽。反观当日以立场进步相矜、以史观 高明自居者多矣，一旦时过境迁，而今安在哉？人类学巨匠弗雷泽尝自评其名著 《金枝》云：“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 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 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 而陈氏的著作不亦如是乎？以其钞书得法，以勤取胜，颇足为学子榜样，故拔高 一等，拟之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白日鼠。 陈氏积累材料，全凭卡片，故其撰述往往不脱排比史料的痕迹。他上课时每 言：“一天写卡片十张，三年之后就可以横行霸道！”《国史旧闻》之成书，即 凭藉其二三十年记卡片的功力。 陈著《旧闻》第一分册1958 年由三联书店初刊，出版社按资料类书籍计， 初拟以千字六元标准付稿酬，经陈氏力争，始改以千字十二元付之。在同年的批 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此事遂成陈氏一大罪状，而陈则自辩“为这部稿子，我 已经写过三千万字(卡片在外)，手上生茧了(请检查我的大指中指)。……如果承 认一篇论文，一本著作，乃是手工业产品的类似，《国史旧闻》就是廿余年的手 工人的劳动”云云。君子不耻言利，今日视之，固争其所当争也。 190 诗曰：类聚旧闻心力殚，一书传世亦艰难。连篇唯物今何在，史料终须胜史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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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0:23
107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前有中古时代的佛学东渐，后有近世以来的西学东渐， 为“拿来主义”的两大高潮。当此之时，外域名著为国人仰之弥高的学术典范， 故翻译一事，每成本土知识发展的最大刺激，实占据特殊地位，绝非等闲中介而 已。而论近人引进西学之功，在思想层面，严复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学术层面， 则无出冯承钧其右者。 冯氏清末游学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法学预科、巴黎大学法科、 法兰西学院，归国后曾任湖北都督府秘书、众议院秘书、教育部佥事，兼职于北 大、北师大。壮年时患麻痹症，遂长期受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编辑，借 翻译工作以谋生。 冯氏精通多国文字，早年译法学著作甚多，又译法国群众心理学家勒庞(黎 朋)的《政治心理》、《意见及信仰》、《世界之纷乱》诸书，以后乃专力于法 国汉学的译述。所译数量繁多，重要专书即有：边疆史地，关于上古者如希格勒 《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关于西北者如沙畹《西突厥史料》、格鲁赛《西域 考古记举要》，关于南洋(南海)者如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苏门答 剌古国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及《郑和下西洋考》、马司帛洛(马伯 乐)《占婆史》；西域语言，如列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考古调查，如色 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牟里(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入华宗教 史，关于佛教者如列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大庄严经论探源》，关 于基督教者如费赖之《入华耶稣士列传》(一至三卷)、沙丕烈《卜弥格传》；蒙 元史，如《多桑蒙古史》、格鲁赛《蒙古史略》、布哇《帖木儿帝国》、沙海昂 (注)《马可波罗行纪》、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此外涉及南北海陆两路交通的 散论尤伙，生前汇刊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身后增补至九编。其译 文大体精准确当，且不以译事自限，往往更于原著之外多有增订。冯氏去世后， 191 王静如称他“译述名著之多，实达近三十年来之最高峰”，其人为“我国边疆研 究之南针”，诚不虚也。 按：民国前后从事汉学中译者颇多，得自西洋者，例如赵元任、罗常培、李 方桂、张世禄、贺昌群译高本汉，李璜译葛兰言，向达译斯坦因，张星烺、朱杰 勤译中西交通，姚枬译南洋史地，梁园东译西辽史；得自东洋者，例如王古鲁译 白鸟库吉、青木正儿，冯攸、陈裕青译桑原骘藏，何健民、方壮猷、杨炼、钱稻 孙、陈捷、陈清泉、余元盦译边疆民族与地理，江侠庵译经子古籍，梁容若译中 国文化东传，汪馥泉译中国文学。凡此皆各有成绩，惟终不及冯氏之既多且精。 冯氏于翻译的同时，亦作相关研讨，二者相得益彰。其译作约五百万言，而 个人撰作亦复不少：《景教碑考》综考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有关问题，《历代求法 翻经录》叙录汉唐佛经的中译状况，《元代白话碑》概述元朝白话碑文的历史背 景，《中国南洋交通史》有纵有横，《成吉思汗传》简明得体，于《诸蕃志》、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海录》诸书皆作校注，另编有《西域地名》， 散篇论文则大体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他在学术论题上，与其译 著实消息相通，可谓法兰西汉学的延伸；而所作皆引证详确，考论踏实，则在学 风上不仅合于西洋汉学，实亦合于本土朴学。 严耕望极推重冯氏的汉学传译之功，甚至有谓：“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 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 下。”而马幼垣指鼓上蚤时迁虽无打斗功夫，却有一技之长，是梁山泊最被低估 的英雄。则将贡献可比寒柳堂的冯氏与时迁相配，不最为妥贴乎？盖冯氏在学问 上盗宝西天，恰可比梁山大盗之神乎其技也。古希腊神话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神话亦有盗息壤的鲧，鸡鸣狗盗，岂非有大功于人类哉？ 今人耿昇，亦竭力于译介法人汉学，较之冯氏，质量自不及，而数量则似已 过之，亦有苦劳。 诗曰：西洋莫道只蛮夷，近代文明是我师。汉学东传谁译笔，乾坤一手大挪 移。 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有武功名曰“乾坤大挪移”，其法不仅可激发 自身潜能，更能牵引敌方劲力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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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1:16
108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张星烺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又作亮丞、亮臣；江苏泗阳人。 十九世纪以降，西力东侵，东西交会，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主旋律，在此 背景下，中西交通史遂成一代显学。而斯学之兴，实由西人开风气之先，国人不 过闻风而动，故治此业者，不能不以译介外人著述为急务，其事以冯承钧成绩独 多，又不能不以汇辑中西史料为根本，其事则由张星烺一手包揽。 按：欧洲人之入中国，一由陆路(新疆)，相应乃有西域研究；一由海路(东 南亚)，相应有南海(南洋)研究；此外又渗透西藏，则有藏学。故西方汉学界的 中西交通研究虽不失其独立性与实证性，但它作为学科的兴起，确有西方殖民主 义的背景在。返顾中国学界，则素来重西域而轻南海，时至今日，新疆仍为我有， 且新旧发现的文物史料极丰，故西域之学在域中仍属显学；而东南亚则自成一统， 海洋考古发现似亦有限，故国内南海之学久已沉寂，近时虽以“海上丝绸之路” 为号召，亦不过稍振旗鼓耳。又如日本近代向东北亚进逼，则特重视朝鲜、满洲、 蒙古的历史地理研究。可见学科盛衰，实多与国家政治因素相关联，大抵与本国 关系密切的学问则盛，与本国关系疏远的学问则衰。 梁容若曾指出：“日本人喜欢研究佛教的遗迹，考究古代音乐、建筑、美术 的沿革，因为这些跟日本文化有亲属关系，到现在还是他们国民精神生活的一部 分。法国人喜欢研究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史，俄国人喜欢研究蒙古的历史和社会组 织，英国人关于西藏民族跟喇嘛教有许多著述。”即属同类的现象。又，五十年 代大陆批判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是“给帝国主义侵略探路而作”，《澳门 之起源》是“为葡萄牙的殖民辩护”，自属上纲上线，将学术讨论等同于现实政 治；但自时代背景观察，西洋人在学术上对南海交通的重视，固与其海上殖民扩 张史相呼应也。 张氏为清末官费留学生，先后于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化学，返国后供职 于汉阳兵工厂、江苏省公署实业司等处；其父张相文以地学闻名，张氏自幼受其 熏陶，对史地早有兴趣，故在从事化工职业的同时，即开始涉猎中外交通之学。 后因患肺结核病，逐渐不能适应化学工作，至1926 年受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 所所长，次年复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遂专以史学为业。 193 按：近世吾国吾民震于西洋物质技术文明的先进，留学多偏重理工科目；然 传统重文之风亦未绝，故又多有弃理从文者。如鲁迅、郭沫若留日时皆习医，胡 适留美时始读农学，而傅斯年留欧时也曾学习实验心理学、数学甚至物理学，皆 其显例，不过张氏转行较晚而已。 张氏二十年代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是其平生的代表作。是书旧版 凡六册，引据中文文献二百七十余种，外文文献四十余种，区别为上古时代及中 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兰(波斯)、中亚、印度各编，并 附以考辨及解说；虽有讹误，上古部分亦失于信古，然取材浩翰，条理分明，“自 有是学以来，未有淹博若是者也”，实为中西关系史的空前巨著，至今仍不可或 缺。朱希祖以清人马骕集上古史之大成的《绎史》与之相提并论，堪称得当。盖 其书虽曰史料汇编，但较之一般专著，在价值上实远为过之，在功用上尤无以伦 比，亦近于张心澂《伪书通考》、陈登原《国史旧闻》、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之类，皆属为人之学的大著作，不过世人多利用其书而隐没其人耳。况且，洛阳 纸贵如《管锥编》，究其实，不亦一高级史料汇编乎？则张氏有此一书，已足以 垂世不朽。 冯承钧评曰：“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 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学子翻检之劳，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 似乎未免太多。”姚从吾尝谓：“张星烺先生的《中西史料汇编》，只是一个起 头；自然作的不够，也不是一个人所都能作好的。我想还是一部书一部书整理的 好。”李璜亦谓：“谈中西民族的交通史，对于人名地名的比较，而臆断之者甚 伙……在张星烺著之《中西史料汇编》里此类臆断最多。”皆攻其片面，稍嫌苛 刻。 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张氏最用力于《马可波罗游记》的译述，曾译英人亨 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校注本《游记》第一册，并多有增补；又译 拜内戴拖(Benedetto)新本《马哥孛罗游记》，另有引论性的单行本《马哥孛罗》。 此外，有讲义《南洋史地》，实为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东西交通史及华侨史；专书 《欧化东渐史》，则系近世西欧文明东被的简明概说。其余散篇论文，除附录于 《史料汇编》者外，略有《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考掘历代异族融入 汉民族的线索；《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辨析唐代昆仑奴的人种；《泉州访 194 古记》、《中世纪泉州状况》，概述泉州在中外贸易及交流史上的事实；《中国 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钩沉元代罗马教皇专使访华的遗响；《斐律 宾史上“李马奔”Lim ahong 之真人考(附林道乾事迹考)》，揭示明代海盗林凤、 林道乾拓殖海外的史迹。凡此皆多有可观，惜至今仍散落于旧刊，未编辑为论文 集刊行，可见其人身后的萧条。 按：古今世情，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而学人出版文集亦然；其显 赫者插架万轴，流为俗学，而冷落者则遗书散逸，无人收拾，亦如香港娱乐圈所 言之“跟红顶白”也。近世文史学人如邓之诚、瞿兑之、郑师许、钟凤年、陈登 原、张次溪、刘铭恕、朱季海诸氏，各有造诣，而亦无论文专集传世，此非今日 出版家之责耶？ 论者尝以张氏与陈垣、向达、方豪并列，推为民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四 大家，自当之无愧。以其苦搜文献，及于域外，大有功德于天下后世，故拟为梁 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金毛犬段景住；段最善盗马，与时迁各有所长，今既以时迁 配冯承钧，则以段配张，宜矣。 张氏因病症关系，未足四十即须发皆白，面孔却异常红润，台静农回忆：“一 次他搭胶济火车，没得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的老，居然让座给他。援庵先 生喜拿这事向他开玩笑，说他鹤发童颜，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他四十年 代后期中风，去世时正值山河变色未久，举世趋新，人事翻覆，宜乎人学俱寂矣。 朱杰勤治中外交通亦称名家，对张著《史料汇篇》重作校订，亦有功之臣。 诗曰：丝绸之路汇西东，史学无非史料功。积腋聚沙岂容易，武林道是嫁衣 功。 按：古龙小说《大旗英雄传》有所谓“嫁衣神功”，炼成此功者不能己用， 非传予旁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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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2:08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之一河北降将乔道清 高本汉 高本汉(B ernhard K arlgren，1889—1978)，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 古音韵研究为有清一代的绝学，但限于传统方法，仅以分辨古音音类为能事； 迨至近代西洋语言学引入本土，始能突破樊篱，对古音音值进行拟测。二十年代 初，胡适译出俄人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受其启发，利用 195 梵汉对音及日译吴音、汉音资料考订古代音值，有《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之作， 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小突破；稍后高本汉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更凭藉历 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构建起中古音的完整体系，国人莫不风闻景从，是为近世音韵 学史上的大突破。 受瑞典方言运动影响，高氏在中学时代即参与方言调查；后就读于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又专攻北欧语及希腊语，遂奠定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大学时有意学习 日、汉语，盖欲避熟就生，在语言领域另辟天地。他经过短期的汉语训练，于1 910 年来华，在太原大学堂任外文教师，其间调查华北方言三十余种；两年后复 往巴黎深造，师从沙畹，并结识伯希和、马伯乐。此后获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 历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及校长、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 教授。 高氏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陆续以法文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至四卷，至 1926 年出齐，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为中文。此书借鉴瑞典方言学 分析汉语方音，并参证古代的反切、等韵(韵图)及外语借词材料，对于《切韵》 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作出详细构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创获，也堪称现代中国 语言学的创世纪。随后他更进一步，主要通过内部拟测，由《切韵》音系向前推 求上古音系，撰有论文《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专著《中上 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影响亦极重 大。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 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 按：清代学术的重心在经学，尤在小学，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 年自 旧学立场声言“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 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 甚至说“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殊不知天外有天，王氏作 此语时，高著前二卷实已横空出世，足以令清代音韵学为之失色。而林语堂称许 高氏“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胡适更 指“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三 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张世禄也称“他是把 中国语文学成为科学化的最大的功臣”，皆足见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奇峰突出的 196 地位。因为他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带另树研究范式，引发学术革命，有若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超越牛顿体系，故于中国学术史有绝大的意义与影响也。 高氏研治汉语的专著尚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中国语言学研 究》(贺昌群译)，皆概论中国语文的特征及其研究法，《汉语词类》(张世禄译) 则探讨古汉语的语源，其他中译的单篇论文尤多。 语言学之外，他另有两大贡献：一在古籍真伪与年代方面，发挥语言学家之 长，通过统计、归纳助词与文法的例证以判断文献形成的时地，在方法上为古籍 考辨(辨伪)开辟一大蹊径，其论述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一在殷 周青铜器方面，从铭文、形制、纹饰风格各方面综合地区别铜器的时代与类型， 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实有不约而同的旨趣，但至今尚无中译。此外，他 对《诗经》、《尚书》、《左传》、《礼记》及《老子》等先秦要籍皆有注释， 侧重辞义方面，与其语言研究相贯通，也体现他对中国古籍的基本素养，自有参 考价值。 单纯论学识的渊博与坚实，近世以来，群推伯希和为西洋汉学家的第一人， 高氏较之亦有所不及，然而论方法的创造性与成就的突破性则掩过之，故尊之为 汉学家首席，拟以梁山泊额外头领之冠。 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 我本来是汉人嚜！”虽属戏言，亦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甚至可见他在中国研究 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此 话看似平常，似谦虚，实则似轻而重，亦甚自负自傲。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 诗曰：语音发覆竟千年，方法西来似悟禅。盘古开天已先手，后来不过补苍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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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2:44
副榜头领之二河北降将琼英 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人。 法国是近代西洋汉学的中心，而伯氏则是法国汉学的巅峰。他被视为“所有 时代里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是“为法国东方学吐万丈之气”的“汉学教 皇”。就连民族主义情结极为强烈的傅斯年，竟也不计较他猎取敦煌宝藏，而称 许他“纠正无数汉学中之错误，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 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 者也”。 按：伯氏去世后，翁独健有谓：“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 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 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 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 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此盖套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先生之学博矣， 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数语耳。而伯氏之于国际汉学界的 地位，亦堪比王氏之于中国学界也。 伯氏曾就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师从沙畹、列维、高第等名师。 毕业后远赴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参与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工作；后该会改 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为法国汉学人才的渊薮。两年后他奉调北京法使馆，在 义和团事变中作战英勇，获荣誉十字勋章。返河内后升任远东学院教授，年仅二 十二岁。 198 伯氏1906 年带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至1908 年初抵达敦煌莫高窟， 藉其对中国古籍的素养，在藏经洞披检三周，终以白银五百两择其精华而去，是 为敦煌遗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中亚考察不仅令伯氏名震中外，亦是其学术生涯 的转折。此前，即越南时期，其重心在东南亚史地、交通及中国宗教史方面，著 有《真腊风土记笺注》、《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此后，他继续研讨 中外交通，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考》、《澳门的起源》， 然重心则转向中亚史地及蒙元史方面，论著甚多，要者如《蒙古与教廷》、《金 帐汗国史札记》、《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三卷)、《卡尔梅克史评注》。其著述 中译大都出自冯承钧之手，零散者多见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 据说伯氏通晓汉、梵、藏、吐火罗、粟特、波斯、突厥、回鹘、西夏、蒙古、 满、安南等古今语文，为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而他在治学上最明显的特长， 就是能熟练地比较异民族的语文材料，运用对音方法(contrastivem ethod of com parativelinguistics)解决史地名号问题，可谓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东方学 领域的投影。因此，最能发挥他所长者，乃中国边疆的民族、地理及中外交系史 领域，即傅斯年所谓“虏学”，亦即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而相 较之下，他虽亦熟悉中国典籍，但与本土学人相比仍处劣势，故他不治中国本位 之学，甚至对于中国人诧为异宝的敦煌文献亦不甚用心。 按：陈寅恪早年论学，亦藉多种古语言以治历史与宗教问题，旨趣与伯氏近 似，他自己也承认甚受后者影响；但中年以后，“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论文于其 间”。疑陈氏意中，或视伯氏为大敌，故不能不退避三舍欤？盖以国内的学术传 统及文献条件，国人之于斯学，终难与洋人一争高下也。可知陈氏返治本国史， 与伯氏回避正统的中国学问，取径虽反，用意则同，皆欲扬长避短耳。 伯氏平生撰述，以注释的扎实繁密闻名，且注释的篇幅往往超过正文。而在 体裁上，则每以散篇论文出之，尤喜以书评形式出之，故戴闻达称“他的数不清 的书评有时比评论的书本身还重要”；生前无一专著行世，其蒙古史著作多种及 《中亚和远东基督教研究》皆系未完稿，至身后始得刊行。批评者因之颇指摘他 驳杂琐碎，甚至其门人丹尼斯·塞诺也称：“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 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一职业所 199 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然此不过以 述史之学衡量发覆之学，以综合之学衡量精微之学，方枘圆凿，鸡同鸭讲，实甚 无谓。盖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伯氏的方法与成绩皆堪称考据式汉学的最高结晶， 代表一个无法重现的学术时代，后人实已无从追步，虽不为也，亦不能也，所谓 synthesis 又岂足以骄人哉？ 伯氏为人为学，有唯我独尊之慨，对旁人的指正往往不留余地。塞诺回忆： “谦逊绝不是伯希和的强项：这种特点他根本就没有。相应地，他不会容忍自相 矛盾，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侵入到他领域的人。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 学家。……伯希和只支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不过， 伯氏也可能只是习惯性地作从严批评，如有论者云：“有时他的或许过分的批评 或者是对于细节要求精确，给他带来了不应有的一个拘于细节的人的名声。但他 教导青年一代，并且他本身就给人以那种科学、诚实的高超的榜样；精确的工作 应该是那种对事实的严肃尊重，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事实的热情搜求……”赫胥黎 有言：“轰炸旧错误的，其功只亚于揭露新真理的一等，同是有功于世的人。” 伯氏足当此语。 按：马悦然谓高本汉“霸占了中国的方言学和历史音韵学领域，这些领域属 于他的，别人不能染指。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女友，世界大战阻止了他最危险的竞 争对手伯希和与马伯乐进入这个领域”。则西方汉学两大巨头，在性格上恰有同 病，可见大师亦凡人也。 国人中曾问学其门下者，有方壮猷、王静如、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 诗曰：敦煌盗宝到西天，辛苦论文自作笺。堪比剑桥阿克顿，学如渊海欠宏 篇。 按：英人阿克顿号称近世最博洽的史学家，而终身未成一部与其学识相副的 巨著，仅有若干论文及讲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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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3:39
副榜头领之三河北降将孙安 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1865—1942)，原名仓吉；日本人。 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徽，回忆在日本时曾与白鸟同席，白鸟问：“蓝 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曰：“不是，是陈寅恪先 200 生。”答：“那是恩师。”白鸟一闻此言，“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 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 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 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忙，可能至死不解。”而日本学人 谓白鸟著作无一处齿及陈氏之名，颇怀疑此说。然不论其事实有无，仅此传闻本 身，已足见白鸟在中日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盖其眼中有义宁之人，便足为义宁之 学增色，此何人哉。 白鸟于明治二十年(1887)考入帝国大学(原东京大学)史学科，学习西洋史及 其方法，尤服膺兰克史学；毕业后任学习院(贵族子弟学校)教授，因教学需要转 向东洋史学，尤专攻朝鲜古代史，随后又扩张到北亚民族史。以后曾访学欧洲两 年有余，眼界益为开阔。平生论著极多，以论文为主，身后有《白鸟库吉全集》 十卷。论其研究领域，则为朝鲜、亚洲北部民族及中国诸部之史；而论其研究方 法，则可分文献批判、语言比较、史地考订三类： 其一，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以史料批判方法考辨民族古史，在朝鲜方面如 《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在中国方面如《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尚书 的高级批评(特别关于尧舜禹)》，在日本方面如《倭女王卑弥乎考》，另有关于 突厥、蒙古传说的研讨。其中《中国古传说》一篇提出所谓“尧舜禹抹杀论”， 在细节上虽远不及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但祖鞭先着，鳌头独 占，固古史辨之先声也。 按：白鸟自现代学术观念出发，破除上古神化历史系谱的虚构，将政治还原 为神话，实属启蒙史学不可无的工作。可惜他对本土的皇国史观似不无顾忌，仅 点到即止，倒是私淑他的津田左右吉更能贯彻其宗旨，继而提出“神代史、上代 史抹杀论”，大力展开“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津田因之为右翼势力 所不容，以“冒渎皇室尊严”的名义入其罪(后以时效理由免于起诉)，著作亦禁 止发行；此与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为史实，被国 民党政府以动摇民族自信力的理由查禁，恰不约而同。 其二，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辨析民族语言，撰有《突厥阙特勤碑铭考》、《日 本古语与朝鲜语之比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 尔泰语之比较研究》。 201 其三，结合语言比较(对音)之法，考掘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 题，于中古以前有《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 于汉代有《匈奴民族考》、《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乌孙考》、 《大宛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于中古有《东胡民族考》、《蒙 古民族之起源》、《室韦考》，于中外关系则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 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 问题的新解释》、《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大抵斯学以欧西汉学界始 发之，日人急起直追，至白鸟崛起，遂能与西人一争短长。是为白鸟耕耘最力、 收获也最多的学术领地。 其著作中译，专书略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康居粟特考》(傅勤 家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王古鲁译)，另有若干蒙古史散论见于《蒙 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其门下和田清指出：“白鸟博士研究法的特色，总说一句，在于西洋方法的 采用。从来日本学者多半免不了受汉学的影响，多半不能摆脱中国式思想方法的 重压。但白鸟博士却能运用西洋最近的科学方法，以全然崭新的眼光 为旧问题求新解释。……博采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 去解决满蒙的历史地理人种民族以及语言风俗思想文化等各种大问题。”大体而 言，以西洋之法治东洋之史，或者说使东洋史转向近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白 鸟信为日本第一人，亦可谓东亚第一人矣。 在个人著述之外，他又有四大学术事功：在东京帝大掌东洋史教席，成就东 洋学的东京学派；创建亚细亚学会，后并入东洋协会，所办《东洋学报》为日本 最有声誉的学刊；建议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鼓 吹并领导东北亚研究；促使岩崎家购入莫里逊文库，创设作为东洋研究重镇的东 洋文库。凡此皆能识拔人才，转移风气，亦功德不浅。 按：白鸟表示，“欧西学者努力于研钻东方学方面，已有多年，凡自然界现 象，以迄人种、言语、宗教、学术、文艺等，经彼等阐微显幽者甚多，而其研究 的地域，无论波斯、印度、即中央亚细亚以迄中国老文明国；西伯利亚旷野以迄 安南半岛，全亚细亚各地，彼等所尝试的学术上研究功绩，真可惊叹，日本学者， 实多依赖西人之教，始得知东洋之事。……至于满洲朝鲜，因其地处僻远，尚多 202 西人未加讨究之处。今日此二地域，幸已开放于我学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国 国民地理上文化上关系，亦得特殊利便，我国学者，幸勿失此良机！”可知他倡 导朝鲜、满洲史研究，当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动机为主，不过借殖民政治的东风耳。 白鸟一生心无旁骛，惟以治学为娱乐。在己，既有事业顺遂的完满人生；在 外，又逢日本国势扩张最迅速的时代。故他晚年在病中再三对家人表示：“没有 比我再幸福的人了。”及其辞世，正值日军奇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在太平洋 上横绝一时，只及见“其兴也勃焉”，而不及见“其亡也忽焉”，作为日本人， 又何其幸也。 诗曰：疑古先鞭那及渠，北疆史地费爬梳。义宁陈氏蒙青眼，一笑传闻或子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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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4:12
副榜头领之四河北降将马灵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鲫，号湖南；日本人。 日本近世汉学(中国学)，以东京大学(关东)、京都大学(关西)为中心形成两 大重镇，此即东京、京都学派；两者在作风上实皆趋向实证主义史学，惟各有渊 源，自成门户。前者以白鸟库吉为代表，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 代式的批判态度；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 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而在治学实践上，白鸟侧重边疆民族史地，内藤则侧重中 国本位之学，亦成一对照。 内藤早年供职新闻界，曾任《台湾日报》主笔，因此多接触中国问题；以后 遍游大陆，广识名流，渐由时事报道而介入历史研究，撰有学术性游记《燕山楚 水》。1907 年，应聘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授东洋史，以无大学文凭，开 始屈居讲师名义，两年后升任教授；自此遂由舆论家而转为学问家，生平略似梁 启超，非仅皓首穷经、不知天下之书生也。 内藤论学涉猎广博，而以中国史为中心，尤用力于上古文献与清代(满洲) 史地，其重要论文多见于《研几小录》(又名《支那学丛考》)、《读史丛录》二 种，惜至今未有中译。专著则多属讲义，通史类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 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及《清朝衰亡史》，今有合编本《中 国史通论》(夏应元译)；专史则有《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中国绘画史》(栾 203 殿武译)，皆属开创性的成绩。其他零散论著尚多，包括中国文物、文献、目录、 经济史，以及蒙元史、朝鲜史、日本史种种。身后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 说”，认为文化独立于种族，超越于国界，中国(东洋)的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即不 断转移，而日本作为中国文化圈内的边缘国家，亦可成为此文化的新中心；一系 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又称“宋代近世说”，认为中国史可分作上古(东汉 中期以前)、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期)、近世(宋元明清)三期。 按：内藤坦言日本应居于东洋文化的中心，固属近代日本霸权意识的自然流 露，故颇受今人责难；但就事论事，所谓“文化移动”现象，不仅表现于中国史， 亦表现于世界史，实有其历史变迁的普适性。至于“唐宋变革”一说，在国际深 具影响，欧美称为“内藤假说”(N aito H ypothesis)，几可视为内藤史学的标 志；然其三段论的史观实有比附欧洲史的痕迹，且唐宋之际的社会转折，亦远不 及中古隋唐之际的社会转折为关键，故此说虽有启发性，终非的论也。 内藤视野广大，而又不遗琐细，特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如受罗振玉、王 国维的熏染而研习甲骨文，先后有《王亥》、《续王亥》之作；利用敦煌遗书撰 写《关于高昌国之纪年》，于罗振玉说有所补正；向文廷式求得蒙文抄本《元朝 秘史》，使日本的蒙古学获益甚大；在沈阳(奉天)清故宫发现并摄录《汉文旧档》、 《满文老档》，为清史及满学开辟一大史源。此皆可谓中国史研究的“预流”。 他更能钩沉抉隐，凸现非主流人物潜在的学术思想价值：如介绍清人崔述的“考 信”学说，对古史辨派的形成实有助力；总结出日人富永仲基关于印度宗教史的 “加上原则”(愈高自位置的学说或教派实愈晚出)，也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说的声援；表彰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 年谱》即承其余绪。凡此又可见他引领学风之一斑。 内藤在军事政治上，对当时的中国容有日本式的轻蔑；但在历史文化上，却 是彻底的中国至上主义者。他甚至表示：“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 他仍保持东洋旧式汉学家的趣味与素养，于旧诗、古文、题跋，皆可称入流，有 《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传世，非今世东瀛汉学家所能为矣。 一般皆谓内藤出生于今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但他二十年代对中 国留学生资耀华曾有言：“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 204 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 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若以其人所称的“加上原 则”还诸其人，则此改名之说，或出于后来的自我附会欤？然而他对湖南人的推 重则当属可信，所谓“将来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一语成谶。 门下英才辈出，以宫崎市定最优，且最能自经济社会立场发扬其“唐宋变 革”之论。 诗曰：满文老档始钩探，甲骨罗王亦共参。河岳英灵今已矣，人材唯是重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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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24:41
副榜头领之五河北降将卞祥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字丹燿，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英国人。 自然科学为趋新之学、致用之学，历史为研古之学、载记之学，而科学史沟 通文理，折衷古今，实属尴尬的学问。盖治自然科学者视之为过时无用，每不屑 为；治人文科学者又限于知识背景，多不能为。此科技史学之所以可贵。而李氏 以一外人治中国科技史，则尤为可贵矣。 李氏早年在剑桥研治生物化学，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为此分支学科 的奠基者，与妻子莫伊尔（李大斐）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R S）；因为导 师霍普金斯及剑桥学术传统的影响，又留意哲学及科学史问题，无意间为后来的 科技史研究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 1937 年，他所在的剑桥生化实验室招入三名中国学生，在交往中触发他对 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遂开始学习中文；至抗战时他又因缘际会，作为皇家科学 院代表援华四年，其间与中国学人多有交流，并大量收集古籍，乃立意撰著一部 中国科学史专书，以填补西方学界空白。 以后李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 ），大陆译 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他最初仅拟著书一册， 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定为七卷，并细分为三十余册，具体包括： 第一卷总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三卷数学、天学与地学，第四卷物理学 及相关技术（含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及航海），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纸和印 205 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金属冶炼、陶瓷、冶铁、采矿及盐业等）， 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植物学、农业、园艺、动物学、食品科学及医学）， 第七卷社会背景（语言与逻辑、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及总论）。 全书规模已定，但至今仍未最终完成，而中译工作也在延续之中。大抵前四 卷主要由他本人执笔，后三卷则多采取合作形式，甚至由他人独立撰写，故此巨 著实系李氏主导下的集体成就。 按：李氏得中国人助力最大，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前期为王铃，后期为鲁桂 珍，凡史料搜集、文献翻译、索引编制多赖其力；其他合作著述者更多达二十余 人，其中华裔亦有钱存训（印刷术）、屈志仁（陶瓷）、何丙郁（火药、炼丹术、 药物学）、黄仁宇（经济社会）、李励生（化学工艺）、罗荣邦（军事、盐业）、 黄兴宗（植物学）。而此固华人应尽之力也。 何丙郁谓：“李老是靠他的合作者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参考书搜寻 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 题。……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而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 有李老的科技史巨著。” 他更指出：“那个时代，协助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仅被称为研究助手。 这还算好，有时连名字也不提。当初李约瑟也称王铃为研究助手（R esearchA ssist-ant）。1959 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出版时才改称合作者。”盖 隐然为华人抱不平也。 李氏写作极勤，SCC 以外的论著尚多，中译文集有《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 与社会》（台版）、《李约瑟文集》、《李约瑟集》（潘吉星主编）、《四海之 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另有《中国古代科学》（李彦译）一种， 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凡此都可略见其基本的学术旨趣。 李氏原为杰出科学家，又具科学史素养，故有非同一般汉学家的视界，藉此 观照中国古文献，遂能见人所未见，并东西比较，以确定有关技术发明在世界科 学史上的地位（李氏自称：“整部著作，中国的贡献都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这 就是说，与其他的伟大文明所造就的相比拟。举一个实例看，中国学人熟谙唐宋 时代的计时工艺，而昧于整体比较的看法，他们不了解八世纪时代时钟摆轮之重 要意义，欧洲直至十四世纪以前于此杳无所知。”由此可见其论学特色）。且其 206 人精力弥满，行事高效，极富综合力与组织力，故能以一手包揽各门类，纲举目 张，而成就其大。时人将SCC 与弗雷泽《金枝》、汤因比《历史研究》并列为二 十世纪最鸿博之作，谁曰不可？ 然一人的学识终有局限，总而观之，其最大成绩在于具体技术事项的考掘层 面，而总体史观的解释层面则甚生硬。如他诘问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在技术上 长期领先于世，但何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此所谓“李约瑟难题”，虽于科学 史研究极有刺激作用，然在纯粹学理上价值实甚有限，因为真正的学术问题不在 中国为何不能形成现代科学，而在西方为何独能形成现代科学。故论者指“李约 瑟从没有解决‘李约瑟问题’”，岂偶然哉？ 按：近时陈方正对李氏有严厉的正面批评，其自身立场虽未必是，但对李的 问难则颇可从。近年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指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全 球，弗兰克更指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但他们的经济史论说实与“李约瑟 难题”面临相似困境：如此，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猝衰与西方的勃 兴？ 又如他深受唯物史观熏染，将中国科学为西方超越归因于“官僚封建主义” （bureaucraticfeudal-ism ）；又渲染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害，同时夸大道 家及道教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功，皆可谓皮相之论。至于他以半路出家的汉学功力， 先入为主、误读文本之处，自亦难免。 按：杨联陞评论SC C 第二册云：“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是根据前人 及时贤的），荒废浅陋之处也有。……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 十辐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W aley 谈及此时大 笑），王充也讲得有精采，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 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 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 此外应当说明，中国科技史之学，三四十年代以前本土学界实已渐次展开， 李氏虽系斯学最大的总结者，却非最早的开创者。对于西方，他首度将中国古代 科技的事实作出全面而有力的综述，击破科学史的欧洲中心观，故能一新天下之 耳目；对于中国，他则以“鬼佬”身份极力表彰东方文明的贡献，最能赋予国人 以知识尊严与历史光荣。他在中西两种语境中皆享盛名，即缘此耳。 207 李氏大半生皆耗费于科学史领域，但始终珍惜其早年的自然科学经历，曾表 示：“我不是汉学家，不是，我是个科学家、生化学家、胚胎学家……一日为科 学家，终身以之。” 又对何丙郁说：希望能在世上活三次，一次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次研究生物 化学，一次做外交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然观其一生所成，由科学而科学史， 皆已臻第一流境地，实等于在世上活过两次矣，又何憾焉？ 其人虽已长逝，而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犹在，仍巍然为东方科技史学之圣地 也。 诗曰：科技文明笔不停，康桥烟柳任青青。如何海内空多士，未及胡僧会念 经。 按：cam bridge 今译剑桥，亦即当年徐志摩诗中的“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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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31:15
副榜头领之六 河北降将山士奇 安特生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又译安特森；瑞典人。 论汉学传统的深厚，人员的齐整，成绩的丰富，举世皆推法国居首，为近代国际汉学的中心所在。然而瑞典僻处一隅，却产生高本汉（语言学）、安特生（考古学）二氏，对中国本土学界影响之深巨，实更在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诸人之上；加上斯文•赫定的西域探险，喜龙仁（O svaldSirén，芬兰裔）的中国艺术史、建筑史研究，皆独当一面，瑞典遂能异军突起，以少敌多，乃至隐然与法国分庭抗礼。 安氏以研治地质学出身，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又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聘，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铁资源。当时地质学家多业余搜集古化石或古文物，安氏亦染此习；后因政局混乱，经费无着，遂径以余事为正业，专门蒐集古生物化石，稍后更专力于史前考古方面。 安氏于1921年试掘辽宁沙锅屯遗址，是他在华的第一次田野作业，后有《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一文（袁复礼译）。同年年底，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大规模发掘，一举发现彩陶文化，首度确定东亚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为中国田野考古正式开端的标志，堪称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随后他写出《中国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通过比较仰韶与中亚安诺及特里波列的器物纹饰，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 他为验证此假说，更赴甘青地区寻找彩陶传播的缺环，在不足两年间，接连考掘罗汉堂、朱家寨、卡约、辛店、半山、齐家坪、马家窑等十数遗址，并撰《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将仰韶文化划分作六期，并进一步论证彩陶文化源于近东地区，经由新疆、甘肃传入中原。 不过，后来李济曾批评安氏：“最近已有不少的专门学者感觉到：他的田野观察，虽甚精确，似乎尚可做得更精确一点；他的推断，大部虽极可靠，但那可靠的程度，显然尚可提高。他在甘肃工作时，只亲手发掘了几个遗址，却大量地收买了盗掘的古董。根据有限的发掘经验，评定大量的盗掘器物，结果就陷入若干短时期难以纠正的错误。他的有名的甘肃史前六期的推断，照最近在田野的复察，已需要基本的修正；他的更有名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所作的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地下的实在情形，已招致了不少的疑问，到现在已成为史前考古在中国的一件亟需要解决的公案了。” 另，他曾考察周口店鸡骨山，并确定其考研价值，对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亦有力焉。 按：二十年代以前，在域内从事考古者多系域外人士，如鸟居龙藏（日）之于辽东、蒙古、台湾，斯文•赫定（瑞）、斯坦因（英）之于西域，桑志华、德日进（法）之于古生物及石器时代，步达生（加拿大）之于古人类，不仅安氏一人而已。惟安氏中年转业，又不谙中文，竟探骊龙而先得其珠，成为高本汉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又何其幸也。 安氏的直接贡献，在于一系列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具体发现，但至少尚衍生两大意义：在考古学上，首先引入近代地层学方法发掘遗址，尤能应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器物，由此区别考古文化的属性及源流；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其仰韶六期、彩陶西来之说皆因后来地层上的新发现而被否定，但就世界历史大势而论，中国早期文明实多汲取外域文化因素，文化西来说的价值固未可全然抹杀。 按：近代西方曾盛行文化传播论，而中国种族西来的臆说亦蔚为一时潮流；清末西风初渐，趋新的学界胜流如梁启超、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夏曾佑、丁谦，都曾认同其说。民国以来，民族独立意识强化，但文化外来说仍有流传，显者如卫聚贤、屠孝实、苏雪林、岑仲勉、凌纯声、杜而未，晦者如郭沫若、丁山、刘盼遂、徐中舒、朱谦之、李济、季羡林、杨希枚、林梅村，在实际论证上虽有合理推测与牵强附会之别，而在文化观念上皆不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故安氏的见解既属“表面证据成立”，在当日实为顺理成章之说，而非故作惊人之论。 清末国粹派（革命派）虽张大西方式的民族意识，但其时仅以满清为敌，故撷取汉族西来话语，不无挟洋自重以贬抑满族之意；降至民国，时势丕变，西洋列强乃成大敌，对内的“排满”转为对外的“反帝”，当此际，种族西来说遂默尔而息矣。尽管如此，二三十年代于墨子（胡怀琛、卫聚贤）、李唐皇室（陈寅恪、刘盼遂）、李白家世（冯承钧、陈寅恪）、明成祖生母（傅斯年、李晋华），皆有血缘外来的推测，亦可视作人种西来说之回响乎？ 至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后，囿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的外部起源说渐成学术禁忌，噤不得发，至今余风未息，此较之清末的华夏民族西来说，可谓过犹不及矣。 安氏在华的学术活动，皆承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 edishChinaR esearchCom -m ittee）资助，他与中方议定，所发现文物将带回瑞典研讨，日后中瑞各得其半。至1925年，他与中方的工作合同到期，乃携数以万计的文物载誉返国，瑞典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远东文物博物馆，而馆长之职，自非安氏莫属。 其后他著有《黄土的儿女》（ChildrenofY ellow Earth），回忆其寓华经历；又有《中国史前史研究》（R esearch es into th ePrehistoryof the Chinese），总结当时的中国史前考古成绩，并对彩陶西来说自作修正。另有考古报告《西宁朱家寨遗址》（刘竞文译）。此外，他根据大量馆藏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亦有开拓性，惟国人多未详耳。 俄人瓦西里耶夫七十年代有《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则系文化西来说的卷土重来也。 诗曰：文化西来论寂寥，个中胜义未应销。神州考古开生面，不在殷墟在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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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32:22
副榜头领之七 河北降将唐斌 斯坦因 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犹太人，生于匈牙利，后入籍英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既是近代考古时代的序幕，亦是地理探险时代的尾声；而中亚(西域)为内陆荒漠，古有丝绸之路，早期东西文明交通于此，兼具考古与探险的双重价值，当时遂成列国竞逐的焦点。如斯文•赫定(瑞)之于楼兰遗址，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德)之于高昌故城及龟兹石窟，科兹洛夫(俄)之于黑城文书，伯希和(法)之于敦煌文书，皆有惊世的收获。而斯氏所得，尤为空前绝后，堪称西域考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斯氏在中学(大学预科)时已对东方学产生兴趣，进大学后学习梵语及波斯语，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深造，又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亚细亚学会主席亨利•罗林森爵士推荐，到印度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及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时年二十四岁。在印期间，研治克什米尔史诗文献、历史地理及犍陀罗佛教艺术。 因为中亚地区接连有古梵文、佉卢文及于阗语文献出世的刺激，斯氏以公务员身份提出考察申请，得到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支持，遂于1900年开始其探险生涯。 斯氏前后四度前往中亚，第一次考察和田、尼雅，撰《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等译)、《古代和田》二册；第二次发掘楼兰、米兰古城，更在敦煌获得巨量文献、绢画及织物，撰《沙埋契丹废墟记》二册(中译作《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西域考古图记》五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第三次考察米兰、莫高窟、黑城、阿斯塔那古墓多处，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四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以上《和田》《西域考古》、《亚洲腹地》三书，皆附以欧洲东方学家的分类研究，乃考古报告之煌煌巨制，也是他平生成就的结晶。此外，他对于前三次考察另有普及性的总结之作，民国时译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近时重译为《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巫新华)，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 斯氏在中国境内访古得宝独多，作为猎取敦煌宝藏的第一人，更造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自成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集矢之的，至今仍被指为“中国本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尽管如此，且不论当年尚无文物国有及限制文物出境的法律，亦不论当年国内缺乏文物保存的观念与条件，单看其所获文物悉归大英帝国政府，而留存赤县神州的遗书则多为私人窃取，两相对照，国人当有愧矣。 斯氏的学问素养，原在印度学方面，而不能通晓汉语及中亚古语文，故他本人对于其收集品并不能作专门性的深入考订，自学术本位而论，其最大功绩仍在学术资料的发现与总结而已；然其采集之丰富，价值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实无与伦比，其人于西域考古，堪比谢里曼之于希腊考古，则其贡献于中外学界者，又岂一般专家所能相比耶？ 贺昌群曾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有八项：殷墟甲骨、西域遗书及遗物、清代内阁档案、中古雕刻及佛寺、蒙古古碑及遗址、新旧石器时代遗迹、河南新郑铜器、东北及朝鲜汉墓。而西域一项关系最大，其意义甚至有过于殷墟。而斯氏于此，自当首功。 按：拉铁摩尔称斯氏为“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约而言之，他最特异之处，就在于兼为学问家与冒险家，既用脑，也用脚，博学而有勇气，理性而有信念，坚忍而有情怀，实达至英雄主义考古学的巅峰；时至今日，个人式探险已不复存在于世间，英雄让位于团队，传奇让位于科学，激情让位于程序，虽有古可考，实无险可探，学术探险家式的人物，惟有于《夺宝奇兵》、《盗墓迷城》、《国家宝藏》之类好莱坞虚拟故事中寻觅其踪影矣。以斯人难再得，故拔高一等，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前列。 斯氏年过八十，犹拟达成考察阿富汗的宿愿，终因病猝逝于喀布尔。他一生尽力于事业，终身未婚，与斯文•赫定正同；身后无财产亦无房产，所遗存者，不过无数资料及信件耳。 诗曰：终生浪子不留情，大漠冰天几万程。沙底和阗千佛洞，真成夺宝作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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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1:33:07
副榜头领之八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加藤繁(1880—1946)，日本人。 近代日人治中国学，东京、京都两派东西对峙，各成分野，然而学风亦互有激荡。如桑原骘藏身属京都，但在方法上以西洋为宗，对支那趣味复多贬抑，实近于东京一派；而加藤繁身属东京，却并不排斥中国文明，亦汲取清代朴学，有京都派的作风。此二氏皆各怀心事，恰成背反，可谓日本汉学界之“无间道”也。 加藤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其师内田银藏精于日本经济史，受其熏陶，乃立志专攻中国经济史；毕业论文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土地制度，后修订为《支那古田制研究》刊行。毕业后曾执教京都大学法科大学、庆应大学，中年时回归东大，直至退休。 加藤1925年以专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译)获东大博士学位，出版后更荣颁日本学士院赏。书中条分缕析，详尽总结唐宋金银的使用、类别、出产及输出入等方面，指出当时金银通行于上层社会，在形式上虽异于货币，而在职能上实已等于货币。其书早成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贺昌群以之与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并列，称为中古史的双璧，信非溢美。 按：加藤本人的断语作：“金银对于社会全般(盘？)已发挥其货币的机能。金银在唐代已取得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上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级为主。”但彭信威否定其说，认为金银在唐代并非十足货币，仅有次要的货币职能。其说可参，但未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近时的研究亦倾向于加藤的见解，至少白银在唐朝已属国家承认的法宝货币。 其重要论文则汇辑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原编共两卷，中译本(大陆)原拟析为四卷，惜仅问世三卷。第一卷包括秦汉以前的钱币、财政，唐宋庄园、都市、市场(草市)、商业组织(行)及商业制度(柜坊)，第二卷包括宋代货币(交子)、商业、对外贸易及户口，第三卷包括清代货币(银币、钱庄)、财政、商业组织，以及农作物的生产史。其中草市、柜坊、交子诸作，影响尤大。凡此皆属开拓性、前沿性的考订，实集合其平生撰著的精萃，也最体现其论学旨趣。大抵其人重实证，求客观，于中国旧籍功力深厚，使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到微观的史料考辨层面，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皆堪称第一人；而中国至三十四年代，梁方仲、全汉昇一辈崛起，始克臻此境界也。 按：《考证》所录文字，加藤生前曾作大幅修订，最后由友人及弟子编定。关于此集的命名，和田清回忆：当年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著有《经济学考证》一书，他曾对加藤开玩笑：“福田博士的书名是名实不相符的，加藤博士的论文集才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闻之拍膝称好，遂定此名。盖“考证”二字，虽已司空见惯，实最能代表古典学问的要诣，无论学术如何“后现代”，考而后信，证而始论，终是历史学不可移易的根本，宜乎加藤为之喜心翻倒矣。 此外，他曾参与中国历朝正史《食货志》的译注工作，完成《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旧唐书、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两种，至今仍为日本汉学的基础文献。又，原拟收入《考证》第四卷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种，台湾有杜正胜译本，曾与论文《中国社会史概说》(萧正谊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一册；前者以门类为纲，后者以时代为纲，一横一纵，皆简明扼要，可略见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总体见解。 和田清曾对加藤表示：“像搞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但他断然回答：“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可见他自信已进入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处，而论其成就，确亦无愧斯言。 诗曰：古来民以食为天，考证遂开风气先。岂独一门经济史，东邻事事祖生鞭。 按：论引入西方新学，日人较国人为早；论掌握中国文献，日人又较西人为深。故治学每占先手，至今仍堪与中、西鼎足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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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27:51
副榜头领之十 河北降将金鼎 高罗佩 高罗佩(R obertH.vanG ulik，1910—1967)，号笑忘，室名吟月庵、集义斋、尊明阁；荷兰人。 欧洲早期汉学的成立，入华教士实功莫大焉，故称为传教士汉学；其次驻外机关或殖民政府亦有助力，可称之外交官汉学。荷兰势力早在十七世纪即侵入远东，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需，汉学风气开户甚早，而高氏即承此余绪；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 高氏幼年随父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生活，返国后就读于荷兰汉学中心所在的莱顿大学，主攻法学，并接受汉语的系统训练；复往乌得勒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随即供职外交机构，长驻东京，屡访中国，官至驻日大使。 二战以后，东洋时局艰困，古物多出，高氏屡获旧刊房中秘本，更在1950年购藏京都旧族散出的晚明春宫版画册《花营锦阵》，遂触发他作相关探讨，次年完成《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杨权译)，辩驳西方对中国人性生活的厚诬，指出“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全书计三卷，卷一为研究部分，包括性学文献概述、春宫画简史及《花营锦阵》文字注释；卷二、卷三为资料部分，除《花营锦阵》原始图文之外，上至汉唐医籍，下至明代小说，皆予选录。此后他继续钻研，扩张旧说，十年后复公开刊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郭晓惠等译)，综论上古至明代的性文化史。以上两书，为空前的中国性史专刊，一举填补中外学界空白，价值自不待言；至九十年代联翩引入大陆，又正切合当时性启蒙的潮流，影响之巨，尤罕有伦比。 按：脐下三寸，两腿之间，在中土虽亦为雅俗同乐，却非儒生学问之所系，迄于近代，观念始变。如叶德辉刊印《双梅影闇丛书》，马廉集古代色情小说(故斋号“不登大雅堂”)，周越然藏中外“淫书”与“性书”，姚灵犀纂《采菲录》、《思无邪小记》，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皆已涉性学樊篱，惟未成系统，如初上梁山，羽翼未丰，终待高氏始一统江湖耳。 高氏以性学驰名中外，而事出或然，实非本业。他少年时代即研习中文、梵文，另通晓印尼、日、藏等十余种语言，其博士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考掘印、藏及东亚的拜马信仰，专著《悉昙———中日梵文研究史论》为悉昙学(梵文字母研究)的开创之作，皆有赖其通贯的语文能力。而《房内考》所附《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亦得力于此。此外，他早年专攻法学，故又曾译注宋人桂万荣的狱讼案例集《棠荫比事》。 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 而高氏论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以一己的中国趣味为本位，好之乐之，进而学之知之。他好古琴，故有《琴道》，并译注嵇康《琴赋》；好书画，故有《中国绘画鉴赏》，并译注米芾《砚史》、陆时化《书画说铃》；曾养长臂猿为宠物，故有《长臂猿考》。此外，他因喜爱侦探小说，曾将唐代狄仁杰的通俗故事铺衍为百余万字的《狄公案》系列，以西洋探案小说传统糅合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在欧洲风靡一时，遂以一身而兼为外交家、汉学家、小说家，尤为不可及。 高氏在荷兰就学时曾与孀妇相好，第一次驻日又与日女同居，至抗战时乃与吾国闺秀水世芳在重庆结褵。则其于学问，于趣味，于婚恋，皆无不以中国为归宿。 按：西洋汉学家多有择偶于华裔名媛者，如德国艾克(中国建筑、家具)、傅吾康(明清史)，瑞典马悦然(古汉语、中国文学)，美国牟复礼(元明史)、墨子刻(中国思想史)、魏斐德(近代史)皆是，盖此于生活治学，实一举两得；至于李约瑟与鲁桂珍同治中国科技史，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同治古典文学，则更可称琴瑟和鸣矣。 荷兰汉学家又有高延(J.J.M.deGroot)，在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方面实为先驱，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的钩沉也有特殊贡献，至今虽无寂寂名，实未可轻也。 诗曰：A片如今只等闲，春宫当日网罗难。巫山自古多云雨，须作人情世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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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28:19
副榜头领之十一 河北降将黄钺 新城新藏 新城新藏(1873—1938)，日本人。 天文学与近世历史渺不相涉，然而天文学史对于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却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其学说可为混沌的上古树立年代标尺，更能以天象记录作标准点，为古代文献断代提供参照，非仅有单纯的科学史意义而已（如傅斯年曾指出：“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而治中国上古天文，则以新城为最重要的前驱，至今仍不可忽略。 新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物理科，早年从事重力与地磁研究；后执教于京都大学理工科大学，复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攻读物理，兼习天文，返国后讲授宇宙物理学。 1909年，白鸟库吉提出有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引发日本汉学界东京、京都两派就中国古史与《尚书》年代问题进行论争；由于《尚书•尧典》的天象成为一大焦点，讨论乃引向天文历法方面。当时东京一派的饭岛忠夫发表论文，支持白鸟的“疑古”见解；而新城则得到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及内藤湖南的支持，借其天文专业背景，乃起而反驳饭岛之说。自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双方使尽浑身解数，历经十数年的辩难，各成专著，饭岛有《支那古代史论》、《支那历法起源考》，新城则有《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两造在立论上多针锋相对，其要点一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成立，饭岛主外来起源说，而新城主独立形成说；一为传世典籍的撰作时代(以《左传》为主)，饭岛指为后世伪托，而新城断为先秦之作。饭岛在思路上自有价值，惟怀疑过当，考证未周，其说久已消沉；而新城则有门人上田穰、能田忠亮、薮内清继之而起，余响不绝。 新城所著《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包括《中国天文学史大纲》、《周初之年代》、《二十八宿之起源说》、《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再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附考公羊谷梁两传之著作年代)》等编；其后又有《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系其见解的简明总结。由于他既有现代科学背景，又能深入中国古代文献，考订审慎，结论纵未必是，仍多可引据参考，对于中国学界影响亦甚深。 新城在学术上以饭岛为平生大敌，但他表示：“余更当一言于兹者，即有反对余说之有力者，使余之研究裨益不鲜是也。学习院饭岛忠夫，反对余说尤烈。……惟其着想点与研究法之趣旨，颇异于余，爰往往由彼所得、与余相反之结论，俾余所论之弱点，受其教者，不乏其例。然大观之，余与反对余说者，乃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余今祝反对余说者之健康，而斯他日能早在山巅握手共庆也。”不自负正确，不抹杀论敌，殊可见其为学风度。 按：上古茫昧无稽，文献不足征，故中国早期天文年代之学亦多无定论，亦不宜有定论；新城谓以学术相争者皆“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其意甚是，盖不必急于强求最终真理，众说并存可矣。以最关键的武王克商之年问题为例，其考证似有两种取径：一为天文学方法，以古代文献所见的伐纣天象与现代天文学回溯所得的历史天象相印证，从而判断其绝对年代，然文献本身既有歧义甚至虚构，出发点已有偏差，则论证即再严密，亦属徒然；一为历法学方法，主要根据铜器铭文(金文)所见的王年、月相及干支缀合排比出历谱，上推以确定西周始年(即伐纣之年)，但由于材料混乱，似亦未见合理的成果。反观晚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工程)，辄欲勉强建立上古年代体系，主题先行，史料缺乏批判，论证流于武断，更冀图藉官学强势，将一家之言定于一尊，又何其可笑。此亦如孔子基金会发布所谓孔子标准像，主持者煞有介事，奈何旁观者终藐藐哉。 新城曾任京都大学总长(校长)，卸任后赴华，在日本外务省辖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任所长；抗战时日军占领南京，他受命接收中方的图书文物资料，因中暑而致病故。胡适后来提及：“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东西是被一个日本人叫做新城新藏的保存下来的；还有故宫博物院未曾运走的古物，也是新城新藏把它作为陈列物才保留下来的。……他对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后来死在南京，就葬在中央研究院那边。”不知今日其葬处尚有遗痕可寻乎？ 诗曰：旧学新知俱有根，天文考史一家言。笑他历日原难测，三代工程枉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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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28:51
副榜头领之十二 河北降将梅玉 沙畹 沙畹(Emmanuel-EdouardChavannes，1865—1918)，法国人。 三十年代以前，中外多视法兰西为国际中国研究的重心所在，国人在情感上虽耻居其后，而在学术上终不能不推为先导。陈垣对胡适尝有言：“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傅斯年致陈垣函亦谓：“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词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而法国汉学所以有此声势，端赖沙氏号召之力，培育之功也。 沙氏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后得院长佩柔鼓励，始转向中国领域，并承汉学家考狄指点，乃知重视史部文献。毕业后来华，以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名义进修汉语。后来伯希和因此指出：“既具有良好的高等学科训练，又对该国具有实际的认知。沙畹是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四年后返国，因缘际会，年未而立即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沙氏到达北京未久，即开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译注《史记》，自《封禅书》一篇入手，以后陆续译出全书的五分之三；一是搜集铭刻资料，将山东武梁祠画像石及有关碑铭汇编为《中国两汉石刻》。而由《封禅书》的研讨，又引发他对泰山的实地考察，撰成《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书后所附论文《古代中国的社神》，也是揭示中国古代宗教特性的相关论述；由画像石的研讨，又延伸至更大范围的石刻调查，第二次访华时遂有《华北考古记》四卷，图文并举，为当时最精详的考古调查。以上论著皆无中译，但对于西方学界意义重大。 沙氏论学范围极广，包括文字、文献、碑铭、简牍、地理乃至佛教、道教，而影响中土学界最大者，实惟《西突厥史料》一种。此书搜罗甚丰，以《隋书》及新旧《唐书》为史料主干，辅以中外典籍，并首度利用《册府元龟》中的材料，于地理、人名、制度的考订皆甚精审，为中亚史的空前杰构；其后又续有《西突厥史料补》之作，但在中国文献的择取上仍多有疏漏，冯承钧翻译其书时已作订补，岑仲勉更专门撰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另，沙著以突厥汗国分裂后的西突厥史为限，而关于早期突厥史及东突厥史，岑仲勉另有《突厥集史》二卷，德国华裔刘茂才有《东突厥史料》二卷，近时薛宗正又有《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皆可视为沙氏的继踵者。 按：近代外人研究中国问题，以其学术观念占优，往往引领风气，开拓领域，但在文献积累与细节考证方面，则有待国人补缀修正。而民国时从事汉学中译者，自身多系此道的专门家，故每能合翻译与补正为一事，如陈裕菁译（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张星烺译（英）亨利•玉尔《马可孛罗游记导言》，梁园东译（俄）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姚枬译（英）哈威《缅甸史》，陈礼颂译（英）吴迪《暹罗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瑞）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王古鲁译（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皆属其例，固不仅冯氏如此也。此举甚便学者，实为引介汉学的优良传统，惜乎此风不再矣。 此外，其论文中译尚有《宋云行纪笺注》、《大月氏都城考》、《魏略西戎传笺注》、《罽宾考》(与烈维合作)、《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作)，皆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各编。 沙氏平生体质孱弱，死于一战烽火将尽之际，年仅五十二岁。然其门人甚众，本国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三氏声名尤著，当日又正值盛年，遂使巴黎汉学在二三十年代达致巅峰。但王静如回忆1936年自法归国时：“往辞伯希和教授，教授除示惜别而外并怆然语余曰，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并言华人知此者固少，即吾法国青年习此者亦日渐衰微。”结果伯氏一语成谶。此后纳粹德国勃兴，烽烟再起，人世多艰，及至1945年，葛、马、伯三大家竟相继陨谢，而法国乃至欧洲汉学最辉煌的一页，遂逝而不返，成为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战后戴密微作为烈维、沙畹的传人，虽能延续法兰西汉学盛世之一脉，然胜地不常，国际文化学术重心已随政治重心西去，此消彼长，西洋汉学的盟主地位，亦终为新大陆所夺矣。 诗曰：当年汉学一肩任，遂使巴黎作正音。只惜美俄争霸后，欧西人物渐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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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29:26
副榜头领之十三 河北降将金祯 劳费尔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又译洛乌费尔、洛佛尔、劳费，本人曾译作罗佛；原系德裔犹太人，后入籍美国。 严格而言，只有以古典为中心的欧式中国学始称“汉学”(Sinology)，以近现代为中心的美式中国学则谓之“中国研究”(Chinrsr Studies)，惟亦不妨泛称汉学耳。美国汉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学风或人才，多系欧洲Sinology的移植，如当日最重要的汉学家夏德、劳费尔皆来自德国；自四五十年代以来，费正清登高一呼，始转向Chinrsr Studies。迄于今日，Chinrsr Studies已如银河帝国一统天下，自其立场回顾，则Sinology不过美国汉学的前传，而劳氏之辈亦有如银河共和国时代的“绝地武士”，在此帝国时代久已声名落寞，为世所遗矣。 劳氏早岁就读于柏林大学，曾学习闪、波斯、梵、巴利、汉、藏、蒙、满、日、马来等语文，后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因德国本土就业不易，遂渡洋赴美，先后供职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其间四度参与远东探察活动，搜集各类藏品极丰。 劳氏最著名的代表作，为《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其书以植物为重点，兼及纺织品、矿物及职官，通过称名音读的广泛对比，考掘中国与西亚间的物质文化交往，在西洋汉学史上独具异彩，尤非中国人所能为。章鸿钊称“其书博大浩翰，凡于中国植物金石称谓沿革搜讨备勤。其余一名一物之微，详加疏证，志其出处始末者，亦复前后错综其间，要皆异于曩之考证家硁硁墨守一家言与一国文字者所为”，可谓确评。 其中译论文另有《吐蕃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押不芦》，其中《押不芦》一篇讨论奇异植物，固与《中国伊朗编》同一旨趣；而《藏语》、《西夏语言》两篇亦多涉及名物尤其是植物的词语源流，在方法上实与《中国伊朗编》相通，只不过在论题上彼以物质为主，此以语言为主而已。 劳著引入中土虽寥寥无几，但其实际撰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浩广，题材之细微，皆属世所罕见。身后刊有《劳费尔文集》三辑，凡六大卷，其内容类而别之，大体皆在亚洲范围，诸如语言(吐火罗、阿尔泰、西藏、西夏、女真)，文学(印度寓言、中国诗、蒙古诗歌、日本童话)，宗教(佛教、西藏苯教、入华基督教)，种族(日本虾夷、中国犹太人)，中国考古(玉、青铜、陶、瓷)，中国艺术(墓雕、绘画，纸、墨)，中国风俗制度(科举、马球、按手印、食土癖)，藏学(文献、传说、占卜)，动植物(驯鹿、长颈鹿、象牙、孔雀、鸵鸟、鸬鹚、蟋蟀、马铃薯、柠檬、烟草)，矿物(琥珀、玛瑙、绿松石、金刚石、海龟化石)，物质文明与技术(眼镜、熏香、石棉、毡、爱斯基摩人螺杆、鹿皮鞋、中国变性术、航空史、电视前史)，还包括物种或技术入华史(玉蜀黍、落花生、接种)等等，望之令人目迷五色。论其博学，实可与伯希和相抗而有余，但考虑到他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微，故仅使屈居此位，未置于额外头领前列。 劳氏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凭藉对音方法每能左右逢源，然欧洲如伯希和、高罗佩，日本如白鸟库吉，中国如陈寅恪、王静如率皆如是，故此仍系近代汉学界共同苦修的招式，尚非其独步江湖的绝技。其最大特色，实得力于其博物馆视界，所关注者乃博物问题，而非一般汉学家所重的史地问题，凡天地万物之属，器用技巧之什，无所不究，一言以蔽之，是为东方学领域中的“博物学”或曰“自然史”(naturalhistory)研究。 按：中国古代亦自有博物学传统，《尔雅》汇辑经训，包含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即其始源。清人程瑶田发扬其绪，以小学(训诂)之法治礼制(宗法、丧服)、器物(考工)、建筑(宫)、田亩(沟洫疆理)、地理(水地)、植物(九谷、草)、动物(虫)、算术天文(数度)、音乐(声律)，实属清儒的异数；又多运用转语(音转)原理，以名物学与语言学相结合，尤与劳氏取向略近。则清代经学之有程氏，亦犹西洋汉学之有劳氏，不可复得，亦不能无一也。惟近代以降，自然科学已趋向专门化，博物学花果飘零，程瑶田、劳费尔之学，至今亦成广陵散矣。 劳氏论学，特重个别的物类事项，论者称之为“微观汉学”；然而他有亚洲文明交流史的整体视野，积少成多，由点及面，终成规模，盖聚“微观”而成“大观”者矣。白鸟库吉尝言：“以一叶之落而可见引力之理，于学术界掀起大波澜之大道理却存乎细微之处，研究之大小不在于问题之大小，而取决于研究者眼光之大小……”斯言正合为劳氏诵之。 劳氏在学问上长期保持多产，事业甚为得意；但据说他身患癌症，加之心理抑郁，竟于1934年近六十岁生日时，于芝加哥某饭店跃下而亡，惜哉。 劳氏之后，美国谢弗著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堪称《中国伊朗编》之续。 诗曰：事物源流考亦难，人言汉学此微观。坠楼一死留公案，不独自沉王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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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32:06
副榜头领之十四 河北降将毕胜 魏特夫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又译维特福格尔、维提佛格耳、威特赫果尔、魏复古；德国人，后入籍美国。 在方法上，欧式汉学独尊考据，而美式汉学亦长期以叙事史为主流，皆实证有余，思辨不足。而魏氏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史观，论学能见其大，深有理论建构力，实属西洋汉学家的另类。 魏氏早年即受激进思想熏染，后倾向于马克思学说，并对东方历史文化发生兴趣，在大学时广泛涉猎汉学、历史、社会、经济、地理等学科；1920年加入德共，曾研读于理念左倾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希特勒执政时他一度被捕，被释后流亡欧美；至1939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治神话开始坍塌，乃宣布脱离共产主义运动。 魏氏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三四十年代从事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的庞大项目，先与冯家昇合作完成《中国社会史：辽》，他负责总论部分并统筹全书。其贡献在借用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解释辽(契丹)的中国化过程，强调其政治社会的二重性特征，称之为“征服王朝”(D ieErobererdynastie)；同时梳理此后金、元、清等外来政权的制度特色，对于亚洲内陆文明与中原文明皆有新颖的宏观认识。 按：美人拉铁摩尔汲取美国边疆史学一派的思路，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旧译《中国的边疆》)，突出北方边疆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魏氏本已重视历史的地理因素，当日受其激发，乃提出征服王朝论，后来美国费正清、日本田村实造皆受其说影响，实为观察中国史的有力框架。盖中国史家自华夏本位出发，每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而征服王朝模式则自边疆本位出发，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冲突，正可补充国人视角的局限。 随后魏氏复竭力撰写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至50年代发表，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有支持者甚至将之与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其基本见解，在背景上出于近世西洋普遍的东西二元论，具体则源自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夸大东方社会的特异性与暴力性，认为东方国家由于农业灌溉及水灾治理而形成专制主义的官僚制传统，并指现代苏俄为东方专制的复辟云云。然而马克思的“亚细亚”之说本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是对东方社会历史的最大误解，魏氏据此立说，不免理论先行，将错就错，强史实以就我，仅论其结果，实可谓满盘皆输。故中国学人如萧公权、姚从吾、胡秋原、唐德刚于其见解皆不以为然。惟自另一角度言之，则其书深具思想雄心，包举四海，囊括古今，作为一种建构理论体系的试验，在学术史上终属难能，固不必尽以成败论英雄；且以政治立场论，他在学理上对专制与极权反戈一击，亦如凯斯特勒、奥威尔借小说揭露极权主义的恐怖，皆为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沥血反省之作，又岂可忽之哉。 除以上两大名著，其早期有关中国的著述甚多，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两卷最为重要，已可见“治水社会”论的萌芽。中译论著有单行本《地理学批判》(沈因明译)，散论《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商代卜辞中之气象记录》、《中国社会———一个历史的考察》。 魏氏反出左派阵营，在学术上仍不脱唯物史观，在政治上复有反共情结，故与美国汉学界主流颇有抵牾，在冷战时代尚不失为一时豪杰，而待时过境迁，遂声名落寞。故论者有谓：“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却与大多数西方作者格格不入，不被他们理解；另一方面，他又被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反苏分子，与他接触本身就要受到指责。”而论其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助手厄尔曼认为他较之马克思、韦伯更为高明，自属过誉；但或谓他堪与汤因比并列，则庶几近之乎？ 魏氏中文阅读能力不足，多根据翻译材料作研究，故他在美主持“中国历史研究计划”时，多援引中国学者合作，包括冯家昇、王毓铨、房兆楹、瞿同祖、何兹全、陈学霖。 诗曰：文明新血在边疆，征服王朝几灭亡。到处党人一丘貉，何曾专制属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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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32:49
副榜头领之十五 河北降将潘迅 葛兰言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又译格拉勒、格拉耐；法国人。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欧洲汉学是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的天下。三氏同出沙畹门下，但伯、葛两人在学术取向却恰相对峙：前者重功力，偏好语言与文献的考订，胜在结论坚实而难以撼动；后者重方法，眼光超出文本之上，重在揭示事实背后的无形关联，胜在观察深刻，能见人所未见。 按：日人福井文雅比较二氏有云：“在中日学术界中，PaulPelliot氏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而在欧美汉学界，作为学者被提到的话，大家都会谈起M arcelGranet。和博识相比，欧美汉学界更重视独创性。”但此说甚偏。葛兰言在思路上固有启发性，但比之伯氏，于中国文献的功力毕竟入焉不深，一着不慎，即易堕入魔道。故而过分着重方法，过分轻忽功力，则过犹不及矣。 葛氏早年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历史学。后从学于社会学巨匠涂尔干(又译杜尔凯姆)、莫斯，尤激赏涂氏的名著《自杀论》；又阅古典史家古朗士(又译库朗热)著作，曾有意研治欧洲封建社会，未几复欲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转从沙畹学习中文，遂进入汉学领域。此外他还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梅耶的学生，堪称转益多师。当其时，无论社会学抑或西洋汉学，法兰西皆系重心所在，涂尔干之于社会学史，沙畹之于汉学史，皆为旋乾转坤的非凡人物，而葛氏因缘时会，乃得以一人之身而承袭法国最辉煌的两大学术谱系。 葛氏以博士论文Fêteset Chansons Anciens de la Chine最为人熟知，张铭远曾译作《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重译作《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其要旨是将《诗经》还诸《诗经》所属的时代，使其自中国久远的经学阐释传统中解脱出来，凭藉中国边疆及邻邦的民族学材料作为参照，企图复原上古的社会风俗制度，认为《诗经》所见歌谣多出于春秋节日中的男女歌咏竞赛，多有性爱意味。其解释虽不免有所臆测，但在取径上实别出手眼，已体现出平生论学的作风。 其用力最深的代表作，则数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Chineancienne一书，原著分上下两册，煌煌七百余页，民国时李璜译述为《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但非真正的翻译，实为原著的述评。其第一卷是“杀舞人与首领以祭”，论春秋时代杀死俘虏、首领及优人的事例；第二卷是“新的秩序之建立”，论驱鬼、假面舞蹈、媚神的仪典意义；第三卷是“杀英雄以祭与王朝之舞”，论政治首领的牺牲仪式。大抵他是自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挖掘远古仪典与神话的深层意蕴，观其思路，不无构建体系的意图，有类于弗雷泽的《金枝》；而国人中以郑振铎的《汤祷篇》，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嫄履大人迹考》，与其旨趣最相接近。 此外，尚有专著La Religion desChinois(中国人的宗教)、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中国文明)、La PenséeChinoise(中国思想)、La féodalitéchinoise(中国封建制度)，皆未有引介；论文中译则有《中国宗教之精神》、《中国的尚右与尚左》。 葛氏治学之法，李璜概括为“伪中求真”，盖不汲汲于标准的考据，而擅长以社会学眼光重估史料的内涵（葛氏针对文献问题有言：“对于我们，每个故事同时可算作两个，而两个都可以作为史料看待。一个是所纪载的事实……但还有另一个事实，便是作者对于这件事的叙述，或者说，作者要叙述时对这行为的‘相信心理’。”所言确有所见。易言之，文本所载者是一重事实，文本作者相信其所载为真又是一重事实；即使文本所载者为伪，但文本作者自身的观念仍不伪，相对于其所属的时代，仍是真史料也）。他有哲人气质，并自恃其方法论，较轻视语文考辨，也不重文献的年代与真伪，甚至还怀疑甲骨文的价值，在具体论证上每多臆解。故正统的汉学家对他多持保留态度，如高本汉对其《祭礼与歌谣》、《跳舞与神秘故事》两书皆有严厉批评；针对《祭礼与歌谣》，日人小岛祐马则称为“像天马行空般的独断”，和田精甚至有“这种东西并不能算是研究”的指责。但他始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汉学，独树一帜，价值自在，其联想虽甚危险，但妙手偶得，又非寻常思路可及。且其影响更及于汉学领域之外，以比较神话学名重于世的杜梅齐尔，以结构主义人类学领一代风骚的列维•斯特劳斯，皆先后承其教诲。 按：葛氏过人之处，在勇于想象。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作，而葛氏运用社会学于先史时代，实已近于人类学，则可谓有“人类学的想象力”。胡适曾言：“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 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 大胆的想像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像力来解释。”则想像力不亦可贵耶？故于其人，知其短，学其长，可矣。 当今美国女汉学家艾兰(SarahA llan)，著有《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在学风上颇继踵葛氏。 诗曰：一卷毛诗另眼看，仲春时节两情欢。何妨沙畹门下士，方法却承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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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33:23
副榜头领之十六 河北降将杨芳 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人。 对于研讨古代社会历史，自以文献材料最重要，包含信息也最丰富；考古材料最原始，故最准确；而民族学材料作为活的社会标本，每能激活死的文献或考古材料，亦有无可替代的参证价值。而且降及近世，新文明所到之处，后进民族所保存的旧文化风俗即趋于灭绝，故民族学调查在当时实为抢救性的学问，较之考古学尤属急务。岂不见今日考古发现仍层出不穷，而民族志之学已近乎无处施展乎？ 近代在中国境内从事民族的社会调查或资料发掘者，多由外人开风气之先，如美国柔克义之于藏族，骆克(又译洛克)之于纳西族，葛维汉之于西南民族，荷兰高延之于闽南及南洋的华人社会，俄国史禄国之于东北通古斯族及满族，皆其显例。而论活动之勤，范围之广，成绩之多，则无过于鸟居者。 鸟居中年以后获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及教授职务，但论其出身，实自学成才。他九岁时因故退学，从此自修中小学课程，十六岁时加入东京人类学会，后任东大人类学教室的标本整理员，接受日本人类学的开山坪井正五郎的教诲及领导；但坪井仅是书斋人类学家，无意于从事艰苦的田野调查，鸟居在其安排下，遂展开海外考察的“豪壮的人生”，成为东亚田野人类学最早的拓荒者。 其田野考察兼及人类学、考古学两种性质，在地域上，则包括千岛群岛与库页岛(今俄罗斯)、朝鲜、满蒙(中国东北、热河)、日本列岛、冲绳群岛、台湾及中国西南，可以说纵横环东亚地带，囊括中国文化圈自东北而西南的边缘地区，以至于后辈泉靖一表示：“年轻的时候不管到哪里调查，都发现曾经有鸟居先生的足迹，使我感觉不痛快。”而江上波夫则指他足与日本探险南极的白濑耸、探险千岛群岛的郡司成忠、探险中亚的大谷光瑞相比，乃是“空前绝后的探险型学者”。 鸟居考察各地的报告及论著极多，其要者如《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苗族调查报告》、《南满洲调查报告》、《有史以前的满蒙》、《人类学上所见的西南支那》、《黑龙江与北桦太》等。其中翻译为汉文者，有首次探访东西伯利亚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第八次勘察东北的《满蒙古迹考》(陈念本译)，尤以《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一种最有价值。此书分论苗族的族属源流、地理、体质、语言、风俗制度、器物花纹、乐器(笙)、铜鼓等项，以调查材料为基础，但于中国古籍及西方研究文献亦引证繁多，分析又甚深入，虽仅名为“调查报告”，实系综合性的民族研究。书成于1907年，竟已至此境界，堪称东亚人类学的早熟之作。 鸟居后期治学集中在东北古民族的历史考古方面，尤其是辽金时代，三十年代完成总结性的《从考古学所见的辽代文化图谱》四册。四十年代以中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系列论文，题目包括契丹(辽)的黑山黑岭、角觝、石像、佛刹，金上京的城市文化、佛寺；此外尚有《中国石栅之研究》、《石面雕刻之渤海人风俗与萨珊式胡瓶》、《奴儿干都司考》诸篇，更涉及史前巨石文化、唐代渤海国文化、明代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行政设置等问题，皆为考述专深的力作。临终前仍在撰写《考古学上所见的辽文化》一书。其中译的专著尚有《人种志》(林楷青译)、《化石人类学》两册(张资平译)，皆系编纂性的教科书。身后有《鸟居龙藏全集》十二卷。 鸟居曾认为千岛土著科罗博克并非独立民族，而是阿伊努族的一支，因此在见解上就与乃师坪井针锋相对。他后来表示：“我向来认为学问和师生之谊是两回事。假定我赞同科罗博克论，也许我会立即获得有利的状况，说不定现在在学界占相当高的地位。我没有受到利诱是我平生最值得夸耀的一件大事。”师恩不能移，权威不能屈，可见他为学的良心。 北平沦陷时期，他受聘为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与中方师生关系良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关闭附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当日鸟居乃身着和服立于校门，以日本人的身份，郑重地向离校的师生鞠躬道歉。耻于侵略，勇于谢罪，此又可见他为人的良心。对有力者有傲岸之气，对失势者有谦卑之心，亦难矣。他终生颇与官方保持距离，以“民间学者”自居，岂偶然哉？ 二女绿子嫁予中国人张雁深，张治近代外交史，著有《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并与绿子合编《民国外交史料辑佚》。 诗曰：满蒙史迹久风尘，蕃俗苗踪费苦辛。倭种何曾都作寇，折腰低首见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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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33:54
副榜头领之十七 河北降将冯升 石泰安 石泰安(Rolf A lfredStein，1911—1999)；原系德国犹太人，后入籍法国。 古代汉人之于蒙藏疆边地，多自实用政治角度以求了解，于其历史文化则缺乏学术兴趣；今日作为东方学一大分支的藏学(Tibetology)，实由西人建立，故其学术传统较之中国亦远为深厚。 自十七世纪始，天主教耶稣会及卡普清修会的教士相继入藏，此即西方藏学出现的背景；可知藏学的形成亦如汉学，传教士因素实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十九世纪初期，匈牙利人乔玛编纂《藏英词典》及《藏文文法》，是为藏学正式成立的标志。迄于近世，法兰西、意大利渐成藏学两大重镇，现代藏学泰斗石泰安、图齐(又译杜齐)即分别出自法、意两国也。 石氏早年在柏林大学已获汉语文凭，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迁居法国，从葛兰言研治汉学，又从巴科(Jacques Bacot)、拉露(M arcelle Lalou)攻读藏文，遂成精通汉、藏双语的罕有专才。他在二战时曾赴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服役，一度成为日军俘虏；战后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中共建政后原希望继续留华，至朝鲜战争爆发，乃为中国当局递解出境。 石氏四十年代留意到格萨尔史诗，曾在四川藏区调查、搜集资料，返国后整理出史诗的岭地版本及相关绘画；至1959年发表其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耿昇译)，详细总结史诗有关的文本、地理、历史以及格萨尔王号、说唱艺人、喇嘛教等问题，凡七十余万言，为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他遂凭此书一举成名。 按：关于史诗英雄“格萨尔”之名的来历，久为国际藏学界一大讼案，石氏汲取旧说，指其源自罗马帝国的“恺撒”(K ysr)，与俄罗斯的“沙皇”(Czar)亦有关联；其说虽未必是，在中国人看来尤觉突兀，但早期西藏受波斯文明影响极大，罗马尊号若透过西亚传入藏区，自文化传播立场论之，实非无稽之谈。可见格萨尔史诗研究实有世界性意义，非仅限于西藏一隅，藏学一科。 六十年代初石氏又完成《西藏的文明》(耿昇译)，分论西藏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俗及文学艺术，至今仍是西藏文化最全面的述论，也是他影响最广的代表作。 其他论著尚多，其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宗教方面，除藏学所包括的巫教、苯教、佛教(尤其是密教)以外，又涉猎中国宗教中的建筑、道教、灶神传说等问题。惟译为中文者皆不出藏学范围，有专书《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根据传说考掘西藏的原始部族；论文则涉及宗教、语言、赞普名号、唐蕃会盟、敦煌藏文写本等等，散见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丛刊及《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之类专刊。此《译文集》至今刊行十八辑，可谓国内藏学领域最有功德的工作。 按：汉人治中国之学，在语文上较之外人自有优势；然若治西藏之学，则汉人与外人其难也无所异。更何况国人于斯学起步甚迟，积累有限，民国以来虽有任乃强、于道泉、李安宅、吴丰培、王森、黄明信、王尧等专家，但较之西人仍显逊色，未尽脱离西天取经的阶段。昔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论，到如今世异时移，敦煌学亦归中国矣；然而若谓“西藏在中国，西藏学在国外”，则固无不可。 另，云南纳西(么些)族颇承袭西藏文化，而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亦由西人创始也。 诗曰：域中藏学待栽培，著作今凭海外才。却道英雄格萨尔，原从恺撒转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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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34:23
副榜头领之十八 河北降将胡避 泷川资言 泷川资言(1865—1946)，通称龟太郎，号君山，日本人。 东瀛自古崇慕中华，有甚于今日中华崇慕西洋，其于汉地文献，千百年来铢积寸累，多存有中土已佚的品类或版本。十八世纪初期的德川时代，山井鼎曾汇辑彼岛流传的经籍传本，考校异同，成《七经孟子考文》，其书与物观所撰《补遗》一并传入吾国，极为清儒所重。而二百年后，泷川复收拾史籍丛残，以半生心力成就《史记会注考证》，可谓山井的隔世传人。 《史记》的古注，以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最著，其中张守节《史记正义》原书久已不存于世，而1913年泷川偶于庆长宽永活字本《史记》中发现其佚文，乃“欣喜不能措”，遂有著述之志。此后长年黾勉于是，至三十年代完成《会注考证》。此书博采官私所藏版本，以及唐以来中国著作百余家，日本著作二十余家，贯穿群籍于一编之内，缀集众说于各句之下，为《史记》校勘及注解的空前总汇；尤其辑得《正义》佚文千余条，更是文献史上的一大发现。后来水泽利忠复穷搜异本，校其不足，补其出处，续成《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在校雠方面贡献亦大。泷川、水泽两书原各单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辑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两大册，最便使用，实为《史记》研究不可或缺之书。
按：泷川此作，乃国人当为而未为，而又不能不引以为用者，故书一出而国人既惊且愧，既羡且妒。稍后鲁实先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斥其书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然此事牵涉浩繁，千头万绪，疏误本所不免；鲁氏性情偏狭，意气用事，当日军步步侵逼之时，更不免夹杂仇日情绪，故于其功绩抹杀过多，实甚不公平。以后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史记会注考证斠订》、《史记正义佚文辑注》。凡此无论补正或引申，实皆附庸于泷川之作，足见此著在《史记》研究上的中心地位。 《史记》为中国史学典籍之最，研究价值固不待言，近世域外汉学家于此书有两大劳绩：一为沙畹的译注，一即泷川的校释。而译注《史记》，仅有功于彼；校释《史记》，始加惠于我。故泷川所作尤为可贵也。 泷川毕业于东京大学附设的古典讲习所，其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为一时风尚，而他未习西学，又非本科毕业，故长期不得固定工作，“在时代急剧变化之时，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后始得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教授，晚年兼任东北帝国大学讲师，江湖地位仍不甚高。 大抵而言，其人论位置固远在胜流之下，论学识亦未高出群侪之上，然而他得此大题目，乃能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补之以勤，遂以第二流的素养作出第一等的业绩。篮球巨星科比有言：“有天赋的人不刻苦就达不到应有的水平；非常刻苦但天分不太足的人，成就反而会超过前者。”此经验虽得自竞技场中，然用于学术界，亦极切当，泷川即其例矣。故虽仅中人之资，未必不成大器，世间学子，岂无意乎？ 泷川早年曾与市村瓒次郎合著《支那史》六卷，以西式体裁写中国通史，可比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清末有教育世界社译本；晚年从事《庄子》注释，1945年东京被美军轰炸时迁返原籍，未久辞世，其书未成。 此前又有竹添光鸿，著《左传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皆为总结性的注疏，旨趣与泷川《考证》略近，其中《左传》一种对中国学界最有影响。 诗曰：史迁域外有功臣，琐细功夫几度春。学似殊途归一海，不须长叹国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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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楼主 2010-10-06 16:45:06
2010-09-25 13:13:45 苏门答腊 (挥泪对宫娥) 无聊
2010-09-25 13:15:00 白日见鬼。 (No alarms and no surprises) 名不符实
2010-09-25 13:15:24 伐木工 (无他，唯低调耳～) 我辈不出，如天下鼠辈何？
2010-09-25 13:22:0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发此贴只为活跃小组氛围，若管理员感觉不妥可删去，烦请告知在下。
PS：此贴并非无聊，其对于学家之简介之于初学者大有裨益。 今日发帖至此，余下以后补齐。
2010-09-25 13:24:27 口中含糖 (向北还是向南) 好玩~lz辛苦了
2010-09-25 13:28:32 钱金迷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 近期正在寻此书尚未得，先睹为快。
2010-09-25 13:41:44 快刀 真有闲人。 文人被武夫化，最后向南都诏安？ 2010-09-25 13:44:47 苏门答腊 (挥泪对宫娥) 觉得这种拉郎配硬凑很无聊
2010-09-25 13:45:17 苏门答腊 (挥泪对宫娥) 活跃下小组气氛也不错
2010-09-25 13:56:3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刚刚言语有些过激，请苏门兄不要介意。 此书以水浒为噱头，确实不妥；但内里却有真金白银，通览后应该可对现代学界了然于胸。
2010-09-25 15:00:40 小九 (结伴而行) LZ是传说中的手打党？
2010-09-25 18:54:07 Apollodoros 没有方舟子？
2010-09-25 20:38:49 野草 竟然没周氏兄弟？
2010-09-25 21:59:55 伊索尔 2010-09-25 20:38:49 野草
竟然没周氏兄弟？
+1
2010-09-25 22:41:54 Liuker (子非) 很否贴上梁启超？觉得他才算是晁盖或者宋江才对。
2010-09-26 20:04:08 钱金迷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 细观目录，49、106、108人员缺，97重叠。 ？
2010-09-26 22:21:08 浴火重生 先存着，慢慢看
2010-09-26 22:57:59 Sadfree (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谈利大家会默然，一谈名许多人会窝火，所以一般不会有人搞这个，一般人也不会搞这个... 好像未见周氏、梁漱溟、辜老妖怪，还有一些名声不显但专业学术领域百年第一人的老先生。
2010-09-27 11:43:14 笔旗 (读书，学英文) 多食不易化，
2010-09-28 09:36:55 笔旗 (读书，学英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4020680/
2010-09-29 12:01:11 钱金迷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 追看中
2010-10-04 21:13:39 钱金迷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 lz放假了。
2010-10-06 13:23:03 春泥grace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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