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摘编——《东方博物》2006年01期

“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点摘编——《东方博物》2006年01期 [编者按] 　　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举办的“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1月1日至3日在中国美术学院召开。来自英、美、德、俄、韩、日、澳等 国家（地区）的专家及收藏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内蒙古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的教授等140余位代表参加了这 次学术盛会，31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新观点与研究成果。除了大会发言以外，会议分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考古、蒙元艺术、蒙元服装与生活、馆藏品研究与 保护等四大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蒙元帝国的建立，为亚洲通向欧洲开辟了畅通无阻的道路，使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从草原丝绸之路考古、服装、金银器、青花瓷等各个方面对蒙 元时期的艺术和文化现象及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进行探讨，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同类会议中规模较大、参加人员涵盖面较广的一次，为蒙元艺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增加了一个 切磋交流的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本刊将有选择地发表有关文章，并在这里刊登主要论文的摘要，以飨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 　　这次会议是与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展览同时进行的。 　　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新探索 　　李治安（南开大学） 　　近二三十年，一些中外学者对马可波罗来华提出了质疑。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游记》，至今仍为国际文坛上的一桩悬而未决的讼案。本文通过马可·波罗所记的“乃颜之乱 ”的考释及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问题的探索，对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提出了新见解。综观国内外史籍，文章对马可·波罗所记元世祖后期的“乃颜之乱”进行考释，认为《马可 ·波罗游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详尽细致，大部分属实，且有许多独家载录之处，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结合《马可·波罗游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和其它多方面描述， 本文认为马可·波罗在华身份为宫廷侍从“后列”兼斡脱商人。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黄时鉴（浙江大学） 　　作者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而引发了对元代缠足问题的探讨，并依据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对此问题做了考辨。 　　据大量文献记述可知：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玉钩等；三、元代女 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用在一起。 　　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和元末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为“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 后期才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似尚未成为主要制式。 　　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 缠窄的习俗。 　　马可·波罗所述行在（杭州）综考 　　鲍志成（浙江省博物馆） 　　马可·波罗讲述的天堂之城杭州，内容丰富，篇幅较大，西方汉学家慕勒、伯希和曾作过校注，但限于史料、语言和文化差异，都未能从实证上考证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本文 作者以大量元代中文文献和杭州地方史料，对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中第152章及补述的153章内容，从翻译、数据、史实和市情四个方面，分48条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认为 这些内容从总体上而言，基本上是详实、准确、可信的。 　　蒙元时代的中国游记与“契丹”想象 　　袁宣萍（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蒙元时代，随着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等旅行家在中国的游历及其中国游记的出版，使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大大拓展了。游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富裕、美好的国度，充满着各种 奇异的事物，在欧洲人心目中留下了“契丹”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激发了东方航线的开辟，并因为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触以及中国外销艺术品的大量输入而得到强化。“契丹”因 此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只在想象中存在的梦幻国度，并在17－18世纪欧洲的装饰艺术中表现出来。 　　草原之都——元上都 　　魏 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 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蒙古族起源于古老的东胡系蒙兀室韦，在公元7世纪时，其名字已出现于唐代文献，当时活动在额尔古纳河下 游的大兴安岭北端，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生活。公元9世纪时，蒙兀室韦离开额尔古纳河西迁，到达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一带驻牧。公元1206年，在斡难河源召开的呼勒 里台大会上，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创立了声威赫赫的蒙古汗国。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 的中原人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元上都就是忽必烈在听取众多汉人谋士的建议后，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主持修建的。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从三街相对的宫城 中心大安阁旧址发掘出的汉白玉浮雕龙纹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元上都当年宫阁辉煌、飞檐高耸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是上 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几处元代墓葬，表明元代的蒙古人和汉人是分开埋葬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 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 　　“黄金部落”与蒙元金银器 　　齐东方（北京大学） 　　近年一批蒙元时期鲜为人知的精美金银器陆续刊布，其中独特的马具除实用功能外，也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展示了蒙元皇室和贵族的文化风貌。大量的金银首饰、带具、饰 件，装饰着富有动感的雄鹰、灵芝等纹样，透露出蒙元民族的追求和喜好，也代表了当时金银工艺水平。金银器皿种类虽相对单调，但高足杯、扳耳杯独具特色，造型简洁明快， 还融会了各地的文化特点。这些金银器成为认识蒙元文化的一个特别窗口。 　　苍狼白鹿元青花 　　尚 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在影响元青花的诸多文化因素中，蒙古族文化尤其重要。蒙古族色尚蓝、白，故兼有这两种颜色的瓷器在元代迅速繁荣。蒙古族习惯于迁徙生活，故元青花有大量便于携带的 造型。蒙古族饮食豪放，故元青花的碗盘形体巨大。蒙古族恶七重九，故元青花的装饰带没有七层的，而常见九层的。元青花的不少装饰也同蒙古族联系紧密，如麒麟纹形象近鹿 当与“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有关，独角兽应在表现象征成吉思汗仁慈的角瑞，云肩纹出自对帝王仪卫服饰的摹仿，满池娇则源出图帖穆尔皇帝（文宗）和蒙古权贵对这种装饰的 喜爱。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的比较研究 　　杨 玲 杨俊艳（北京艺术博物馆） 　　元青花大盘在国外的收藏远远多于国内。本文就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集中珍藏的19件元青花大盘的造型、装饰和图案，与国内出土品作比较研究，从而得出：托普卡比藏元 青花大盘的造型是为适应中东、西亚地区人们的独特生活需要所专门制作的；装饰工艺借鉴了当时伊斯兰文化因素，以蓝地白花为主，装饰多层次，纹饰繁复；纹饰内容则主要取 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纹样，有些甚至就是当时各类工艺品上流行的图案，如龙、凤、莲、菊、牡丹等各种花卉、变形莲瓣纹和开光等，但因装饰手法不同而产生了某种异国情调。 　　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文化内涵 　　杜正贤（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了大量类似于南宋官窑的瓷片。根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的科学测定表明，该层出土的类哥窑瓷器与传世哥窑器的化学成分与显微结构相同。同 时还出土了几例在外底书写“官窑”款的瓷碗。这些不由得引发了对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官民属性以及它与哥窑关系的思考。由于在元代老虎洞窑址从事生产的陶瓷匠人是南宋修 内司官窑的原班人马，但因宋、元匠籍制存在质的不同，元代官匠几无生产积极性可言，所以原来那种和南宋官窑质量近同的早期瓷器，很快就被米黄釉(灰中泛黄)类品质较低的 产品所替代，于是就有了遗址出土的“类哥窑”器。作者还将章生一主哥窑的传说与老虎洞元代地层出土的“章(张)记”八思巴文铭记相联系，并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检验 为依据，得出了元代老虎洞窑场就是哥窑的论断。 　　献马、尚马和画马 　　徐 英（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意大利罗马教皇委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向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拂郎国(今法国)异马，引起元廷震动，谓之天马。顺帝在朝中举行盛会，令文人学士和画 家著诗文、作画来记述这一盛事，《元史》亦有记载。蒙古族作为马背民族，本来就对于马寄有深厚的感情。此时有域外贡马之事，很能引起朝中蒙古族上层对自己民族往事的回 顾与追忆。他们在马身上寄托和传承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是蒙古民族自古形成的恒定心理积淀的一种体现，也是蒙古人审美和思维特色的一种展示。同时，也表现出元末中国与 其它国家之间接触的频繁，文化交流当是处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中。 　　蒙元时代的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及其制作工艺研究 　　王进玉（敦煌研究院） 　　本文主要具体探讨了蒙元时期敦煌壁画的题材特点、制作材料与工艺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莫高窟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莫高窟第465窟萨迦派壁画分别代表了中原的汉 密和藏传密教的藏密风格。大多数元代洞窟壁画有草泥层和细泥层两层，其壁画工艺有在细泥层上涂刷很薄一层白粉后绘制壁画，也有在草泥上敷抹一层沙泥后直接在沙泥层上作 画的沙泥壁画。根据史料记载和该窟采用沙泥地仗的科学分析，作者认为第3窟壁画并不属湿壁画。作者科学分析了敦煌石窟元代彩绘各种颜料，可知青金石颜料应用较为普遍。 　　“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满池娇是元代中期以后刺绣中的一个常见题材，时属元末的鸽子洞窖藏满池娇枕顶，可以作为此类样式的实例之一，它与同时代的张翥《江神子·枕顶》所咏一致。不过满池 娇的名称出自宋人，而柯九思《宫词》所咏天历御衣上面的“满池娇”，原有自己的传统，其来源为“春水”图，柯九思不过是基于他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而对此图案作出一种 解释，并以自己熟悉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因此这一名称里实际包容了来自不同传统的创作构思和表现手法，是两种文化的叠加与交融。 　　蒙元胸背及其源流 　　赵 丰（中国丝绸博物馆） 　　本文检索了元代文献中关于胸背的所有史料记载，整理了目前存世的十余件胸背实物及相关的图像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对蒙元时期的胸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蒙 元时期的胸背以妆金（包括妆花）工艺为主制成，也少量采用销金（印金），但极少采用刺绣。其图案约为30cm见方，内容包括龙、凤、麒麟或鹿及其它装饰性题材，并无等级的 象征意义。其胸背通常以金色为主，而织物的其它部分就可以是丰富多彩，最后形成一色衣，或正是质孙服之一种。胸背的产地甚广，北方的陕西、江南的苏州、镇江和宁波都曾 被当时的史料提到过。经过与金代史料、西亚绘画作品的比较研究，认为蒙元胸背源自金代，到蒙元时十分流行，这一流行一方面传入西亚，对于西亚的服饰产生重大影响，另一 方面，这一装饰形式又为后续的明朝所接受，明朝统治者在融合了中国用鸟兽象征官员等级的传统和蒙元用方形图案装饰胸背的方法，最后产生了象征官员等级的胸背，即后来的 补子。 　　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原料与形制 　　苏日娜（中央民族大学） 　　本文采用以史料记载与考古资料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并辅之以文献记载对证文物考古资料的科学实证方法，对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原料及形制进行探讨，以展现蒙元时期蒙 古人服饰的风貌。蒙元时期蒙古人的服饰，无论在服饰的原料、形制、种类以及服饰的装饰诸方面，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蒙元时期蒙 古人的服饰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气息。 　　蒙元女装的基本类型及穿著方法 　　王业宏（东华大学） 　　本文主要以出土实物和壁画等一些形象资料为依据，对蒙元时期女性（主要指蒙古族和汉族女性）服装基本类型和穿著方法进行整理、归纳、分析，进而得出三点结论：无论 蒙古族还是汉族妇女均以袍或襦裙外罩对襟半袖衣为主要服饰；对襟半袖衣在元代十分流行；左衽是北方女性服装的一大特点。 　　漳县元汪氏家族墓出土冠服新探 　　林 健(甘肃省博物馆) 　　漳县汪世显家族是金、元时期甘肃陇西、漳县的望族，系出旺古族。汪世显本人仕金，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降元后袭旧职，族中有“三王十国公”。20世纪70 年代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和服装，经过处理，可以看到有完整的笠帽、罗质夹袄、绫质夹衫、夹纱袍、罗帽、裙带，还有姑姑冠等，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纺织工艺 的高超水平，同时也是反映元代衣冠习俗的极佳实物。 　　隆化鸽子洞出土两件元代织绣饰物定名初探 　　孙慧君（河北隆化民族博物馆） 　　本文对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的“绿暗花绫彩绣花卉饰物”与“白暗花绫彩绣花卉饰物”两件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根据元代史料对护膝的记载和陕西宝鸡元墓、内 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中有关护膝形象实物资料，本文提出个人观点：认为两件文物的饰物形制与做法适用于护膝，因此“绿暗花绫彩绣花卉饰物”应定名“元绿暗花绫彩绣 花蝶护膝”，“白暗花绫彩绣花卉饰物”应定名“元代白暗花绫彩绣花鸟婴孩纹样护膝”。作者还就护膝的拴缚方法及护膝的缚戴者作了具体研究。 　　《元世祖出猎图》所绘世祖服装考 　　崔圭顺(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本文通过对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中世祖服装进行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世祖所戴的帽子，即见于文献记载的“银鼠暖帽”，身着白裘当为“银鼠质孙”，里面所着 的大红襕袍即为“大红宝里”，靴鞋的式样为靴子上套有“靴靿套”。银鼠质孙表面的黑色衣饰和缘饰，显然采用了当时被称做“浪得斯(朗德斯)”的黑貂尾与貂皮来装饰，大红 宝里采用的是辫线袄或腰线帖里的款式。根据文献记载和世祖所穿服装的对比研究，推测图中世祖所穿的服装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质孙服，并据此对学术界传统的质孙服的定义， 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罟罟冠形制特征及演变考 　　贾玺增(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罟罟冠，蒙古族妇女喜戴的一种冠饰，在蒙元时期流行甚广。本文通过对文献、图像及实物的分析，对罟罟冠的名称来源、形制传承及演变、装饰与审美、地理及文化之影响 进行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罟罟冠可分为上部为枝状，以羽毛或树枝等物为之；中部为筒状，呈上宽、下窄的圆筒状；下部为冠筒与头部相连接的部分，早期为兜帽，晚 期为抹额等。第二，罟罟冠冠筒内胎材料的使用以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从最初桦树皮，继而铁丝，到进入中原后以竹为骨架。第三，冠筒外面裱覆的材料及装饰根据戴者 的贫富及地位有所区别，贫者裱以褐，富者裱以绡、罗、绢、金帛等，并附以珍珠宝石装饰。第四，罟罟冠以其顶部外形及两侧之垂翼、后侧上翘之羽毛拟做鸭鹅状象形，反映了 蒙古族拟物象形、取法自然的朴素艺术造型观。 　　浅议蒙元辫线袄的制作工艺 　　金 琳（中国丝绸博物馆） 　　辫线袄是一种流行于蒙、元时期的裙袍，其最大特征是腰部缀有辫线。本文结合实物、文献资料就辫线袄的面料、制作工艺特征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中亚特结经技 术织制的纳石失织金锦是辫线袄的主要面料，有的还装饰于袄的领袖等部位；腰部辫线由绉纱或丝线加拈而成，并以纽袢、系带和扣带作为前后片的系结方式；肩部的日月纹及肩 襕装饰分别具有明显的汉族传统文化和中亚艺术风格。这种服装的款式到明代逐渐被汉人简化、汉化。 　　元代缂丝研究 　　朴文英（辽宁省博物馆） 　　缂丝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手工艺品，唐代开始出现，宋代达到鼎盛，明清时期普遍增多。在元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缂丝工艺也 相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元代缂丝数量少，藏品也比较分散。一般认为元代缂丝远不如宋，古今专家学者们只是一带而过，缺乏深入研究。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弄清元代缂丝 的状况为目的，收集国内外出土或传世的藏品，分为实用性和观赏性两类，从内容题材、缂织技术等方面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力求正确客观地认识元缂丝。元代缂丝在宋 与明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缂织技术上没有大创新，但内容题材方面有所拓展，为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金和元代丝绸印花 　　郑巨欣（中国美术学院） 　　本文以元代丝绸印花技术为线索，通过文献查证，结合考古发现，阐述了丝绸印金在元代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就印金技术本身进行了分类和原理描述，重新勾勒了发展的脉络 ，最后，提出印金技术中使用黏合剂对于提高元代印金工艺金箔附着力及促进技术发展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本文还利用红外光谱法、自然观测法、印金实验等手段对元代印金 丝绸标本和古代可能用于作印金黏合剂的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定性检测分析，得出了元代以桃胶作为印金黏合剂的结论。 　　元代纹锦被面的组织特色和织造工艺 　　罗 群（中国丝绸博物馆） 　　中国古代提花织物在不同时期有其代表性的组织结构，如汉代的经锦、唐代的纬锦。作者以元代两件特结经锦被为例，具体阐述了元代被面以经面斜纹为地、纬重平显花的织 造特色。 　　元代服饰工艺及修复的介绍 　　楼淑琦（中国丝绸博物馆） 　　本文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大朝遗珍精品展》中服饰的修复，介绍了元代服饰的工艺及修复工艺，以对鹰纹织金锦大袖袍、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和绫地 云龙织金胸背辫线袍三件展品的修复方法为例，详细叙述了这三件服饰的针法修复方案。 　　从Ulus Djuchi出土黄金部落宝藏谈蒙古时期丝绸装饰中的中国、伊朗和中亚艺术传统的鉴别 　　Zvezdana Dode（俄罗斯） 　　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Ulus Djuchi属13—14世纪中叶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些丝织品和服饰。蒙古族对迁移抓获的中国、伊朗和中亚工匠的政策，导致了蒙 古时期丝绸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丝绸主要体现了当时的文化主流。它决定了织造技术和织物的纹样。发现于Novopavlovsky，Djuhta，Verbovy Log 都有确定的结构，它们是通 过使用印制或加入金线纬线而制成的织物和装饰物。Juhta，Verbovy Log 出土的凤、龙、兔纹纹样织物具有中国传统工艺，Verbovy Log出土的织物由中亚工匠织造。Ulus Djuchi 黄金部落出土的纺织品代表了蒙古时期丝织水平，其中也包括马可波罗提到的织物。 　　高丽时期的佛腹藏及出土文物 　　李宣镕、沈莲玉（韩国） 　　本文主要介绍了现存高丽时期佛腹藏的主要寺院和佛腹藏的主要内容。佛腹藏以喉铃筒为主，它收藏的重要物品的五宝瓶、真心种子、五轮种子和四方咒，其中的五宝瓶内装 有五谷、五药、五香、五彩幡、五丝、五香草等。纺织品是佛腹藏的主要材质。据造像经记载，发愿文、真心种子、五轮种子由纺织品制成。本文介绍了目前发现的佛腹藏中的服 饰和纺织品，其中纺织品种类有平织物、绫织物、罗织物、织金织物及印染织物，服装包括各寺院佛腹藏出土的腰线贴里、搭胡、窄袖衣及直领、绡汗衫等。 　　十三至十四世纪高丽朝服装中所使用的蒙古服装 　　金文淑（韩国） 　　本文重点叙述高丽朝服装中所使用的蒙古服饰。13-14世纪高丽朝在蒙古统治时期与蒙古建立了深厚关系。本文旨在探讨高丽朝在服装中仿照蒙古服的过程及仿制服装的类型， 同时也重新研究了在朝鲜王朝时被推广的“蒙古款”。文章对蒙古统治时期前后的史籍、绘画和服装文物等资料进行了比较，还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今日韩国常服的 影响。 　　由于征战和社会变化带来的文化交流导致了蒙古统治时期高丽朝服装的变化，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是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高丽朝仿照蒙古的服饰可分为发式、帽饰和外套 。一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由蒙元人强制推行的发辫发型；二是蒙古帽饰，如笠帽、姑姑帽、暖帽等。三是辫线袄、搭胡等外套，蒙古外套文物与高丽朝新出现的外套十分相似，而辫 线袄、搭胡也仅发现在蒙古时期的遗存中。所以可推测这些外套是蒙古服装的交流产物。同时“蒙古款”的称谓因缺少足够的证据，应重新审视及纠正。 　　14至18世纪《老乞大》服装术语的比较研究 　　徐桢婉（韩国） 　　出版于高丽末期至朝鲜晚期的《老乞大》是朝鲜的汉语教材，主要记载、翻译当时的会话，同时也记录了当时的服饰和生活习俗，为研究高丽与邻国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整理了《老乞大》6个不同的版本，并将其归纳为三类，即原版、修订版和翻译版，整理罗列这些不同版本中有关的服装术语，主要有冠帽、衣鞋及梳子、针线等其它饰物，并 进行了对比研究。 　　高丽时期的男袍复原——以13世纪腰线贴里和搭护为例 　　安仁实（韩国） 　　本文介绍了腰线贴里和搭护两件高丽时期的男袍的复原方法。作者详细介绍了收藏于韩国海印寺的腰线贴里的形制特点、复原过程和具体缝制方案。搭护是一种半袖右衽外套 ，由中国传入朝鲜。文章介绍了收藏于文殊院的搭护前片、衣襟、肩部、袖部和领部等部位的裁制特点，并叙述了该袍的复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