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观点下的理学

理学之兴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唐之韩愈、李翱，其先起者也。至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又其先驱者也。王安石虽曰新学，其学之形式之探讨，实亦与理学无异。而北宋乃百废待兴之际，学之不起，岂然乎哉？然理学之为全国树，乃在南宋之宋理宗，真西山、魏鹤山，尤有功焉。朱熹门下之弟子，不下五百人，因有浙学、赣学、闽学之传焉，延至于元，则有北方之儒学，及南方吴澄。明则光大其绪者也，而为心学。清有二陆、一杨，一李，至道咸则有桐城派、京师及湖湘。北方亦有贺、牛，南方则万斛泉，至民国则有所谓新儒家起，至此，理学之统系，皆在于是矣。

然此理学非经西学之洗礼，其旧且不足，盖难免焉。然亦有曰：理学与西学不同，西学大多为器物之学，理学乃修身成贤圣之学，道不同也，然。理学，有若康德之实践理性，而非近世兴起之格致之学。尊德性为本，道问学为辅，乃以《四书》为家法。其短处，即哲学之短处也，曰有外扩而无内扩，故虚而无功。其道问学也，拘于旧典而不能就于自然；其尊德性也，能成其大而细所忽也。老氏岂不有言曰：“为大乎于其细”。故可大而不可细，理学之忽也，遑论学术团体之成就哉？故曰：有事功出于德性，则理学可复振。

今之学也，实西学也。吾国旧有之乃技，而无学。理学之学，又不同于西学之学。西学者，逻辑贯穿其中也。德语曰科学者，乃Naturwissenshaft。Wissen，即观也，盖先遍观之，以类取之，而后纵摄其规律焉，以求真为上。而理学之学，乃吾国旧说之“非学无以广才”之学，乃长才之具也。故《语》曰：“学而优则仕”。故以致用为上。语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与长才进德之说，并无矛盾。故其学乃在于己，非在于物。故己之学成，而归之于己，非西人之学成而可广泛播撒也。

然虽有不同，其皆为学，皆可逻辑抽绎则无以异。故亦有法、有鹄的、有主体、有阶段、有气象、有描述、有量化、有测验。西人之学有两大端，一为欧氏几何之范式，下至笛卡尔《谈谈方法》、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也，而中蕴之以模型。二为弗兰西斯培根之《新工具》，以归纳、实验为展开也，下至穆勒五法。法立则术成。故西学之喷出如涌泉，其无足怪也。然则曰：“理学可配何法耶？”曰：“亦不外乎是”。先天性中之太极，与夫欧氏几何之公理，有何异耶？《语》中之则，亦可归纳条列其原理，而得为公理，可放之以适四方也。然太极非僵化不变之物，盖本体即工夫，故太极之公理亦变，穷理则在于格物诚意也。诚意有二，一曰物之善利，二曰己意。知己意，则判善与不善。此犹判乎标准是否合也。

然吾所谓现代观点之理学，非仅若是。盖古之修者，多尊德性而少道问学。咸同诸人，且每日日记以省之。现代之理学，一察其旧有之不足，二立其细密，即如法、鹄的、气象、阶段、效验，皆须一一探求之，而后知其学之实也，显而为功利。然其所出也，仍以义贯之。则理学之面貌，即如掌中观果，明其内扩，而不以外扩为傲。制之其细，而使辉光日出。则可知理学不可废也，然亦不可徒恃也。广大精微，则自具面目于其中矣。

2019年6月23日书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