柑橘小说奖异军突起

柑橘小说奖异军突起 　　无可讳言，柑橘小说奖自1996年创设起就锋芒毕露，而且直到2002年以前，也是不列颠颁奖金额最高的文学奖项，奖金高达三万英镑(约合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在巨额奖金和女性评审团的强力造势之下，短短几年间已和英国文学界行之有年的惠特比文学奖(Whitbread Book Awards)及布克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柑橘奖的异军突起让布克奖及惠特比文学奖倍感威胁，因此布克奖在2002年由曼集团接收改名为曼布克奖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奖金从原先的两万英镑提高到五万英镑(约合人民币七十五万元)，抢回了文坛盟主的头衔；至于惠特比文学奖则逐年式微，一直到新的金主出现，才在今年初改名为科斯达文学奖(Costa Book Awards)，并把年度代表作的额度调整到三万英镑，与柑橘奖等量齐观。只不过科斯达文学奖是以“从头开始”的姿态出发，不像曼布克奖是把原来的基础发扬光大，所以科斯达文学奖是否能够反败为胜，恐怕还需要未来几年的持续观察。 　　其实柑橘奖的成立，基本上就是冲着九十年代初的布克奖和惠特比奖而来。因为1991年的布克奖决选名单中连一位女作家都没有，而在1992年的惠特比榜单里虽有罗伯兹(Michelle Roberts)和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两位女性写手，但媒体的焦点却不在她们的作品，而在她们的性别。此一现象引起了女性主义作家摩丝(Kate Mosse)的觉醒，她认为要把性别的岐见排除于文学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根本排除性别的问题，从而倡议成立一个专门鼓励女作家的文学奖项。 　　摩丝的看法固然激发了很大的反弹，也吸引了不小的共鸣，尤其每年在英国出版的小说当中，七成以上都来自女作家手笔，可是报章杂志上的书评却多为男作者的天下。这种明显的不均衡，使多位出版商、经纪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对摩丝热切响应，而且基于文学奖通常都能对书籍的销售产生正面影响，他们相信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文学奖不仅将能促进女小说家的作品销售量，也能提高她们的曝光率，弥补媒体的失调现象。 　　正因为立场鲜明且立论有据，柑橘奖正式成立之后各大媒体皆不敢小觑，迅速造成风潮，从而成功地将许多原先受到埋没的女作家和作品推上了国际舞台。例如1997年的得主麦克士(Anne Michaels)，花了十年时间完成《逃犯碎片》(Fugitive Pieces)，但出版后只售出一千本，而且连一篇书评也未见报！柑橘奖的肯定使该书摇身一变成为畅销书，迄今在全球已售出一千五百万册；2003年，玛丁(Valerie Martin)以抨击黑奴制度为主题的《财产》(Property)夺魁，此前玛丁写作已久但始终默默无闻，她在柑橘奖的封后受到了法国出版界的注意，进而在法国也获得了大奖；再如2005年的希薇芙(Lionel Shriver)，同样是勤恳笔耕而无人问津的专业小说家，《我们必须谈谈凯文》(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曾遭三十家出版社退稿，最后总算获得小型独立出版社──蛇尾(Serpent’s Tail)──的青睐，这本“校园枪杀小说”得奖之后，希薇芙立即变得炙手可热。 　　至于2004年得奖的《小岛》(Small Island)，一般公认是近两年来最叫好又叫座的小说之一，以幽默而感人的笔触讲述二次大战之后伦敦如何调适种族及文化融合的过程，得奖无数，但因柑橘奖是本书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乃使柑橘奖予人以推波助澜的印象。此外今年柑橘奖比较热门的话题，则是决选名单中以新秀作家的首部小说占多数，其中包括郭小橹的《中英情人简明字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成为第一个入围柑橘奖的中国女小说家。虽然郭小橹最后败给了奈吉利亚的阿蒂雀(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不过同一期间英国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其他中国女作家发表的英文小说，而且颇受好评，例如吴帆(Fan Wu音译)的《二月花》(February Flowers)及严歌苓的《不速之客》(The Uninvited)等，此一现象自也使人觉得柑橘奖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见识与胸襟──显然正是一个文学奖是否具有领导地位的指标，在在见证了柑橘奖重要性的扶摇直上。 　　曼布克奖稳扎稳打 　　那么相较之下，曼布克奖是否真的就阵脚大乱呢？个人觉得也不尽然，问题在于任何文学奖都难免有争议，值得探讨的是这些争议对文坛造成什么影响，是否挑战某些既成的偏见，又是否使文学奖本身不断思考未来的方向。 　　从柑橘奖成立到曼布克奖更名之前的五年间(参见表二)，比较受到质疑的布克奖得主，很巧合地都跟英国的当红作家麦克尤恩(Ian McEwan)有关:1998年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获奖，但一般认为《阿姆斯特丹》既非当年最出色的小说，也非麦克伊温本人最杰出的作品，因此麦氏得奖使布克奖遭到了媚俗之嫌；2001年凯里(Peter Carey)的《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与麦克尤恩的《赎罪》(Atonement)同时上榜，《赎罪》不仅是当年坊间最畅销的小说，打动了无数读者，事实证明迄今几乎已被视为麦克伊温的代表作，可是当时的布克奖却颁给了凯里，抨击者指出那是布克奖因胆怯而做出的妥协，不敢在短期间内为同一作者二度加冠。 　　持平而论，上述非议并非无的放矢，不过曼布克奖却也未因此而丧失自信，在2002年扩大规模之后，除了将奖金提高了一倍半，也宣布自2005年起，除了一年一届的曼布克奖之外，还将筹设一个两年一度的曼布克国际文学奖，从“终身成就”的角度甄选全世界以英文发表小说的优秀当代作家，包括各种英文翻译小说在内，得奖人将可独得六万英镑的奖金(约合人民币九十万元)，显示了主办单位迈向全球英语小说市场的决心。曼布克国际文学奖迄今办过两届，分别由1936年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Ismail Kadaré)及1930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阿契贝(Chinua Achebe)获得殊荣。 　　在此一全球化的野心之下，曼布克奖曾扬言要向“三P小说”——亦即“华而不实(pompous)、预示恫吓(portentous)、自命不凡(pretentious)”的大部头作品，也就是传统认为最具“布克冠军相”的“严肃”文学──正式宣战，以期凸显“世代交替”的精神。因此2002年的奇幻小说《少年Pi的漂流日记》(Life of Pi)、2003年的讽刺小说《维农·上帝·利特尔》(Vernon GodLittle)，以及2004年的同志小说《美丽的线条》(The Line of Beauty)，走的都不是孤芳自赏的路线，而具有市场亲和力的基调，换句话说，当论者批评曼布克奖迎合市场品味的同时，其实曼布克奖的新愿景之一，似乎本就是要寻找“高蹈”与“大众化”之间的微妙平衡点。 　　从2005年至今，每年曼布克奖的公布还是会激起阵阵涟漪，但这两年的议论焦点和2002——2004年间恰又反其道而行，例如爱尔兰小说家班韦尔(John Banville)的《海洋》(TheSea)让2005年的评审团大为倾倒，观察家讶异的是连续几年由故事性极强的作品封王，怎么到了《海洋》又恢复了“纯文学”的风格？此外当年的初选名单就已先让媒体错愕不已，纷纷为麦克尤恩的《星期六》(Saturday)、科慈(J.M.Coetzee)的《慢人》(SlowMan)，以及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丑沙利马尔》(Shalimar the Clown)名落孙山而抱屈。 　　就此一层面来看，今年的状况毋宁和2005年大同小异，初选名单和决选名单里几乎清一色都是中青代但未成名的作者，可以说相当令人耳目一新，榜单上唯一享有盛名的文坛老将又是麦克尤恩，这次以令人笑中带泪的《翠柔海滩》(OnChesil Beach)上榜，颁奖之前曾被视为得奖呼声最高的角逐者，反映在市场上，《翠柔海滩》自入围曼布克奖即已售出十二万部以上，相形之下《聚会》却只卖出三千二百多本，难怪本书最后的夺标会让专家感到意外。《聚会》讲的是一个爱尔兰家庭的辛酸史，故事叙述者维若妮卡(Veronica)是一个三十多岁、生活富裕的贤妻良母，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当她最亲近的弟弟自杀丧生后，维若妮卡把弟弟的尸体从英格兰带回老家，藉着家人们再度聚首的契机，试图探索各种小时候一知半解又不敢询问的谜团，从而揭开了几代的家族秘辛。 　　正如评审团主席戴维斯(Howard Davies)在颁奖时指出的，《聚会》可能会令读者感到难受，却无疑是一部具有震撼力且充满愤怒的小说，评选过程中，每位委员对于谁应得奖原本并无共识，但《聚会》在每一轮的投票结果都脱颖而出，可见本书或许不会使人一见钟情，却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推敲戴维斯的弦外之音，便是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聚会》读起来有点吃力，但他相信读者一旦进入状况，就会发现本书并不难读，而且会觉得小小的坚持值回票价。 　　当然，曼布克奖的光环能够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到什么程度，或许有待推敲，不过办文学奖的目的究竟何在？应该不见得是要求取媒体与专家的一致认可。柑橘奖的使命是提倡女性书写，将遭受埋没的女才子们带到读者眼前，曼布克奖过去几年来也同样把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深作家引进大众的视界，这两个文学奖能够成功地达成奖项成立的初衷，激发英语小说创作的活力，进而带动书市的买气，应该是他们能在英国文坛呼风唤雨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