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吴梅村，至死不原谅自己

明清之际风起云涌，孕育了许多重要的文人。他们才华绝艳，恰逢其时地用诗篇和人生谱写了一曲曲华丽篇章。其中，大诗人吴梅村算得上是最为凄美的典型文人。

故事得从吴梅村去世时说起。康熙十年（1671年），吴梅村在家乡太仓去世，终年六十二岁。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在临终前伤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他“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辛苦”，是“天下大苦人”。然后又留下遗言，在他墓前立一圆石，只要刻上“诗人吴梅村之墓”七个字就可以了。

中国文人历来重视做官。大凡仕途顺利的，不免得意忘形；而仕途坎坷的，则难免牢骚满腹。普通人为了表示对文人的尊敬，都喜欢用其曾经担任的最高官阶来称呼他们。就连大诗人杜甫、李白也被称为杜工部和李翰林，无非是因为他们曾分别担任过工部员外郎和翰林学士。所以文人去世后，他们坟前的墓碑上多半需要刻上某某曾担任某某官职之类的文字。然而，吴梅村却愿意摒弃官阶等一切社会身份，只希望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他宁愿抛弃那些俗世的纷争，而返回宁静的心灵世界。这当然都与吴梅村本人的遭遇有关系。那么，吴梅村的痛苦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大苦人”呢？

其实，吴梅村的人生原本是一帆风顺的。他名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又号梅村居士、梅村叟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出生于太仓的一个名门大族。

他的高祖吴愈曾官至河南参政（处理河南地方政务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明代中期吴中文化的代表人物，后来“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则是吴愈的女婿。吴梅村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年少聪颖，所以很快得到一些大文人的赏识和提携。

吴梅村曾就读于同乡王在晋家的私塾，老师是南昌文人李明睿。他认为吴梅村日后必成大器，就劝吴家人将吴梅村转投当时的古文大家张溥。张溥以治学严谨著称，读书都用手抄，每本书抄一遍朗诵一遍，六七遍后就能记得，还把自己的书斋起名叫“七录”。他见到吴梅村写的文章，感叹地说：“文章正印在此子矣！”收留其在门下。吴梅村于是得遇名师。

崇祯元年（1628年），十九岁的吴梅村考中秀才。之后一鼓作气，又考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各地举子齐聚京师进行会试，吴梅村先获第一名，之后入宫殿试，又夺得第二，俗称“榜眼”。那一年，吴梅村只有二十二岁。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兴奋地将自己和历史上的两位大文人陆机、苏轼相比，说：“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从中可见当时吴梅村春风得意的样子。

不久，因为朝廷中党争的缘故，有人利用吴梅村的试卷弹劾当时的主考官周延儒，说他徇私舞弊。崇祯皇帝于是亲自调阅了吴梅村的试卷，阅后非常满意，御笔批下“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对吴梅村的才华予以高度评价，随后又特赐假期，准他返乡娶亲。一时之间，吴梅村声名鹊起，得到天下读书人的艳羡。而吴梅村自己也把崇祯皇帝对他的欣赏视为旷世恩典，一生念念不忘。

应该说，吴梅村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年纪轻轻就当了榜眼，更何况是直接得到皇帝的青睐！这意味着吴梅村在仕途上将平步青云，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不幸的是，他身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朝廷中到处是党争与倾轧。吴梅村虽受重用，屡被提拔，也不能缓解内心失望之情，崇祯十四年（1641年）便辞官回乡。三年后，在李自成起义军的包围下，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塌。

吴梅村虽回到家乡隐居，但崇祯皇帝的自缢仍令他悲痛欲绝。他本想自尽殉明，却被父母阻止。不久，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延续大明的统治，召吴梅村前来重用。在仅仅担任两个月的官职之后，吴梅村目睹了这个小朝廷的种种倒行逆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收复河山，于是再次辞官返乡。之后不久，清军便攻下江南，福王政权覆灭。从此吴梅村闭门不出，再次隐居乡里。

作为一个遗民，吴梅村创作了大量记载明清改朝换代历史的诗歌，受到广泛关注。如创作于顺治八年（1651年）的《圆圆曲》，借助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改朝换代的沧桑感，其中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更是脍炙人口，这都使得吴梅村从一名才子转变为一位享有崇高声望的前朝文人。

可是，正因为吴梅村拥有的声誉，加之他的姻亲遍布江南诸大家族，清廷强行命令他出来当官，以打击当时江南文人抗清的积极性。就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已经在清朝为官的好友侯方域写书劝他千万不可仕清，原因有三：吴梅村蒙崇祯皇帝重恩，亲批考卷，这是其一；短短数年被明朝朝廷一再提升，这是其二；如若出山，吴梅村一定会失去在汉人士大夫中的名望，会像侯方域现在一样悔不当初，这是其三。侯方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规劝吴梅村，其用心可谓良苦。吴梅村也慷慨激昂地回复表示：“必不负良友。”

只是，当时的清廷正设法拉拢人心，岂容吴梅村保全自己。顺治十年（1653年），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吴梅村的父母也流涕相求，他迫于无奈，只好北上为官。

清初对汉人的统治十分残酷，对主动投降的汉人高官都防范森严，更不用说像吴梅村这样被迫当官的了。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掌管清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教学与考试的官员）等清闲职务之后，吴梅村借继母去世的时机，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返回南方，从此不再北上任职。

然而，吴梅村前脚刚走，祸事后脚就跟来。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的儿女亲家、大学士陈之遴被革职问罪，全家发配东北。不久，吴梅村一直提携的吴中才子、被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也因为科举案被发配宁古塔，吴梅村赋诗相送，内心悲愤无比。他写道：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这是多么凄凉的哭声！

短短四年的出仕清朝，吴梅村不仅失去了亲人、朋友，更让自己从一个操守高洁的遗民变成了有污点的士大夫，他因此感受到巨大压力。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他始终无法摆脱心灵的折磨，懊悔、惭愧、自悲、自怜等情绪不断吞噬着他的灵魂。他写了大量有关身世之痛的诗歌，在《过淮阴有感二首》中竟然说出了“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这样悲痛的话，可见他对自己在清廷为官的行为有着极其严厉的自责。另如《贺新郎》词中说自己“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这些句子沉痛悲怆，可谓字字血泪，读起来凄恻低回，动人心弦。

自怨自艾之余，吴梅村时常会想起昔日的恋情。康熙七年（1668年），五十九岁的吴梅村前往无锡，拜谒一位故人之墓，之后写下《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一诗，后人得以知道他与墓主卞玉京之间的爱情故事。如同吴梅村出仕清廷一样，他和卞玉京的感情也是凄凉的。

卞玉京是南京人，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画画也不错，尤其擅长画兰花，一落纸便是十余幅；她还会弹琴，指法精妙；与柳如是、李香君等人同属“秦淮八艳”（明清之际秦淮河一带才艺双绝的八位名妓）。

崇祯十六年（1643年），吴梅村与卞玉京第一次相逢。在吴梅村的眼里，卞玉京“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又聪颖无比，“其警慧虽文士莫及也”。当时吴梅村虽刚刚从明朝的庙堂上归隐，不再当官，但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又才过而立之年，俊逸潇洒。卞玉京对他一见倾心，酒酣之余，手抚几案，大胆问吴梅村：“亦有意乎？”言下之意是想以身相许。但是，吴梅村听到卞玉京的话之后，却不敢直接回答。卞玉京盯着吴梅村长叹了一声，从此不再提及。

吴梅村在那一刻犹豫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当时才三十四岁，妻妾也风华正茂；而他的父母又是保守谨慎之人，卞玉京是秦淮名妓，若娶回家必定不能为父母家人所容。有缘无分，说的大概就是吴梅村和卞玉京这样的人。一别六年之后，明朝已亡，也许是因为时局大变，吴梅村也不像昔日那么有所顾忌。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日，他偶然得悉卞玉京被老朋友钱谦益接到常熟的消息，于是匆匆赶到常熟，想要与卞玉京话旧重逢。然而，卞玉京心中一直无法忘怀当年吴梅村的绝情，对吴梅村避而不见。吴梅村“屡呼之，终不肯见”， 想起卞玉京当年以身相许的恩情，如今却忍情不见，不免悲从中来，写下《琴河感旧四首》。其中第三首说：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携袖费逢迎。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出人意料的是，次年春天，卞玉京竟然带着琴前往太仓专门拜访了吴梅村。她为吴梅村弹琴，讲述自己这些年来如何度过战乱，以及她在战乱中的一些所见所闻。然而，卞玉京却已身穿黄色的道袍——原来她出家了。吴梅村根据她的叙述，写了一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描写战乱之中名门闺秀和青楼女子的遭遇，揭示了南明王朝选妃和清军疯狂掠夺的荒淫残暴。

两年后，卞玉京迫于生计，依附了七十多岁的名医郑保御。郑保御为她专门盖了房子，供她安心居住。从此卞玉京每天长斋绣佛，不再出门。为报答郑保御的收留之恩，她曾花费三年的时间抄录《法华经》，为其祈福。在隐居十多年后，卞玉京病逝，安葬于无锡惠山。

郑保御是吴梅村的远房表兄。利用这层关系，吴梅村曾去见过卞玉京。一个“名花有主”的女道士和一个俗家人，想来也无法再续前缘。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第一次相逢，到康熙七年（1668年）的墓前祭奠，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多年，虽然未曾完满，却也浓厚热烈，曲折动人，同时见证了明清之际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里人的飘零无力。

从吴梅村出仕清朝、对待卞玉京的感情等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性格中有着软弱胆怯的一面。他的行为处世，往往受制于他人。吴梅村虽然有很高的才华，但对事情缺乏担当的勇气。同时，他又有着一颗格外敏感的心灵，不利的舆论、政治上的压力，都会使得他无力彷徨。不过，这一切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酸楚哀怨的美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

临终前，吴梅村还曾写下一组《临终诗》，其中第一首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人生以华丽开场，结尾却黯然。他不能在墓碑上表明自己明朝官员的身份，更不愿用清朝的官职。三百年后，透过“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七个字，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心中浓浓的无奈与亏欠。

（原刊《环球人物》2011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