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瀚墨：黄仁宇和他的中国大历史

文 | 张瀚墨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很多读者知道黄仁宇是因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英文译介出版、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我也不例外。书中用潜水艇式三明治和夹心面包描述传统中国社会形态、以数目字为中介连接上下社会层级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变等观点，想必当时让人耳目一新。我也不例外。现在回过头来看，《万历十五年》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当时的我：一是从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这本书告诉我历史阐释的多样性和阐释视角的重要性，让我明白阐释本身也是创作；二是从历史哲学的层面，它告诉我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它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寻求的解决方案，都跟研究者和书写者当下的社会情境息息相关。当然，九十年代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还想象不出许多年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会跟该书的作者有什么交叉。后来去美国读书，我主攻的是早期中国历史和艺术史，跟黄仁宇探究的晚期帝国历史毕竟隔得有些远，因此也没有太关注他的其他作品。但在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有幸在他生前工作过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谋得了一份教职，入职之后还教过据说是黄先生离开之前教过的一门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成了黄仁宇的同事，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尽管我是在他离校三十多年、去世十多年后才步他后尘来到他工作和生活过的那个叫作新帕尔兹的小镇。

从莫宏克山（Mohonk Mountain）上拍摄的哈德逊河中游谷地，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就坐落在这片谷地之中

这种生活轨迹的交叉激发我去搜集从熟悉黄仁宇的人们那里可能得到的关于他的点滴往事。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在我到达新帕尔兹之前就开始了。得知我拿到了新帕尔兹分校的工作，一位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的朋友建议我到任后多了解一下黄仁宇当年在这里的遭遇，比如，他说，黄仁宇是在教授位置上被辞退的，这种情况在美国高校是比较罕见的，因为通常荣升副教授后就意味着拿到了终身职，拿到了终身职就等于取得了铁饭碗，如果不出丑闻，校方连一名副教授都不能轻易辞退，遑论教授？朋友还说，由于诸多原因，黄仁宇讲授的中国史课程选课人数不多，有时候，为保证达到学校要求的最低开课注册人数，他竟然不得不亲自跑到学生宿舍去央求贪睡的学生上课。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说实话，朋友说的这两件事，直到后来我阅读了《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后，才敢相信这些果然都不是空穴来风。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来源：douban.com）

新帕尔兹是一个小地方，小到市民之间彼此都没有秘密可言。举个例子，二〇一三年八月刚到此地，我就收到镇上最好的比萨饼店寄来的致新居民的欢迎信，随信还附有一张赠送整张意大利比萨饼的优惠券。黄仁宇在回忆录里痛苦地提到，自己失业后，他的太太格尔去街上买东西时都会感觉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儿子小学班上的同学，也都能从父母那里得知黄家的遭遇，这让黄家全家人都不得不忍受那种无处躲藏的痛苦。这种羞耻感，没有在新帕尔兹生活过的人恐怕并不能真正体会到。

刚到新帕尔兹的时候，我想，在这样一个大家彼此都互相熟识的小镇，认识黄仁宇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此我曾乐观地以为，只要一提到Ray（黄仁宇的英文名），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明史研究专家。但到达新帕尔兹的当天，我忽然明白事情并不像我开始想象的那样。

那天，时任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亚洲研究部主任的施瓦茨教授临时接待了我。施瓦茨教授是个很健谈的以色列人，新帕尔兹的老居民。因为他到大学工作比较早，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会知道黄教授的不少轶事，因此晚饭之后聊天的时候，我就向他打听黄仁宇的事。他颇感诧异，推说以后再谈。几天后，我参加一个当地华人社区组织的聚餐会，偶遇新帕尔兹分校一位资深华人教授。他自称很早就认识黄教授，甚至在黄教授生前还去他家吃过饭，但当我说很想知道黄仁宇为什么被解聘的时候，他躲闪说，以后可以找机会详聊。这位教授是大忙人，学校里很难见到他，所以我后来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再拿这个问题去叨扰他。倒是后来，到新帕尔兹一年多了，自以为跟施瓦茨主任很熟悉了的时候，就斗胆向他打听这件事。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如何招徕更多的学生选修中文课，我就说，我很想知道 Ray当年是怎么推销他的 “中国大历史 ”课的，是不是因为选修人数太少他才被解雇的呢？施瓦茨教授不高兴地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没有人愿意旧事重提，我只希望类似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

还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学校的历史系有一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据说很多年没有人教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安德鲁教授听说我研究中国古代史，便问我可不可以给历史系的学生上这门课。我猜想这门课或许跟黄仁宇有关，就答应了，但我提出一个要求，即希望能参考过去讲授这门课的教案和所用的课本，同时，我请求安德鲁主任能帮忙查找一下黄仁宇教授的相关资料，并强调说，只要是跟黄教授有关的信息，我都需要。

“谁是 Ray Huang？”安德鲁主任一脸茫然。

“黄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明史专家，《万历十五年》的作者，是在中国搞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大学者啊！”我耐心地向他解释。

安德鲁诚实地坦白，他是做美国史研究的，从未听说过 Ray Huang这个名字，但他愿意让教务秘书帮忙查一下，看历史系有没有 Ray的资料，同时，他也会给自己的父亲打个电话，因为根据我描述的黄仁宇任教的时间，那时候他父亲也在这个学校教书。

第二天，安德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系里没有任何关于黄教授的资料。不过他的父亲确实记得新帕尔兹亚洲史研究专业被砍掉的事情，而且确实记得当时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亚裔教授被解职。我说被解职的就是我们的黄教授。“很抱歉，”安德鲁说，“他当时一定感觉糟透了。”紧接着，几乎是用跟施瓦茨主任同样的语气，他说：“你要他的信息做什么用呢？事情毕竟过去这么些年了，我们应该向前看。”

黄仁宇晚年在美国家中（来源：thepaper.cn）

是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一开始是好奇，觉得这么有名的教授被解职的确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怀疑是不是解职的背后还有其他讳莫如深的原因，那么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能够体味到黄仁宇当初的痛苦了，而且似乎弄明白他被解聘的原因了。当然，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故事并不重要，但简要交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作为了解黄仁宇当时处境的背景，其实很有必要。

这件事跟我为历史系学生上的那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有关。安德鲁跟我通过电话不久，我有机会跟历史系的另外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聊天。我问她知不知道上一次教这门课的教授是谁，有没有可能是 Ray Huang。她想了想，说，她记得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一位老师教过这门课，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她说，但更早是谁她也不清楚。

“也许跟 Ray有关系吧，”她说，“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于是我顺便问起她知不知道 Ray为什么被解聘。她说那是新帕尔兹亚洲研究专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跟学校高层的立场、视野和工作作风有关，或许跟 Ray的个人情况也有些关系。比如，学校当局表面上鼓励教员个人拿校外的资助搞科研，说这是既有利于提高教员个人的教学科研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的好事，但事实上有人并不真的这么认为。Ray因为时常得到校外科研机构的资助，可以用钱买时间搞科研，因此很长时间不用教课。但一个人的方便往往会成为他人的负担。因为系里要想办法雇用代课老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他人的工作量，所以像 Ray这样拿到很多资助的人就很容易令人憎恨，甚至激起公愤。当然，她补充说，Ray的英文好像比较生硬，讲的内容大家又不熟悉，所以有时候学生听不懂他讲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选课人数的下降。学校当局并不懂明史，根本不关心明史是什么，他们甚至在地图上连中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唯一能理解和关心的就是选课人数的多少。毕竟，她说，新帕尔兹分校是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学校，过去是，现在也是，就研究水平而言，中国史的研究既肤浅又边缘。

雪后的新帕尔兹分校北部校区，正对的建筑是老楼（Old Main）

黄仁宇对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都非常看重，并一直试图使二者相得益彰，让自己的课既有趣，又能有效解答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他本人作为一名前国民党军官，战败的耻辱以及战后美国民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感，无时无刻不在敦促他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失败，不但让价值以亿元计的美元援助和战略物资打了水漂，而且触及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正义性问题。同事和学生们表达过对黄仁宇研究中国问题立场的质疑，认为他自己之前的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让他难以保持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事实上，这也是困扰黄仁宇自己的问题。最后，他从自己的明史研究中找到了回答这些问题的灵感。他将明末政治形态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这一政治形态，可以用他在《万历十五年》里抽象出来的社会上层和下层构成的潜水艇式三明治形象来形容，即上下层之间缺少同期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那种中层黏合剂：围绕金融系统形成的一整套可以用数字进行测量和管理的社会以及政治组织机构。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建立以庞大官僚集团的个人品德修养为特色的价值体系来维系上下层关系，但与用数目字为中介的管理方式相比，通过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通过宣扬官僚集团的节俭品质来经营帝国是低效的管理方式，不足以维系整个社会的有机运转，这就必然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和下层民众的分离，因此无一例外都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动乱和改朝换代。在黄仁宇看来，国民党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待通过数目字化进行整合的传统社会，但是军阀混战和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了整合的机会，以至于蒋介石通过对日宣战的方式将整个国家至少表面上统一起来的时候，不少地方征税使用的还是明代的土地和人口信息。但是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他们通过土地改革，从社会的最底层逐步逐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可以说是踩在充当了历史过渡角色的国民党的肩膀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上层和下层社会的隔离状态，共产党在战时的高效运转，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起大量战争资源，因而最终走向了胜利。

抗战时期的黄仁宇与亲友（来源：kdnet.net）

黄仁宇提出的 “中国大历史”观念，简单点说，就是将以上所描述的造成中国政治形态的潜水艇三明治式结构的中国官僚管理的特点推及对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问题的解释，并最终用来回答为什么历史上科技的发展没有引导中国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黄仁宇看来，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强调和强大的“伪装能力”，让庞大的官僚管理将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了美学和神学问题，而不是其实质的经济或社会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传统的治国之道带上了半宗教性质，也就无法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数目字管理。

有了这样一把解释中国史的钥匙，黄仁宇开始对自己开设的中国史课程有信心了。他认为，对于像新帕尔兹分校这样的美国大学里的本科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并不熟悉，所以就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把万能钥匙来打开对他们而言是神秘中国的大门，从而提纲挈领地达到了解神秘中国的目的。因此他为自己的课写了一本教科书，题目就叫《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他对这本书期望很高，而且当时也有出版者对他的书感兴趣，但最终这本书没有通过匿名评审。根据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他提供了一份包括几位东海岸常青藤名校里的中国研究学术权威的名单，希望通过他们的支持来挽救该书的出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判该书死刑的匿名评审者的名字，就出现在黄仁宇提供的名单中，他就是黄仁宇引以为知己的耶鲁大学教授芮沃寿（Arthur Wright）。当黄仁宇驱车直奔芮教授家试图说服他改变对本书的看法时，芮教授耐心地听完了黄仁宇的解释，然后慈祥地劝他回头是岸：“别再固执了，Ray，这本书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干点别的呢？”

这件事让黄仁宇明白了谁才是这个领域的主人。显然他自己不是。个中原因，除了他执教的新帕尔兹无法跟哈佛、耶鲁相比，还跟他不够美国有关。“二战”以后，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变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区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不久前聊天的时候，一位美国的同行曾经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汉学是我们（西方人）的学问。”黄仁宇深切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在他看来，他的归化不可谓不彻底：不但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加入了美国籍，而且娶了美国人，跟美国人生了孩子、做了美国人的爹，用美国人使用的语言教学和写作。但即使这样，在别人眼里，他仍然不够美国。他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本来是汉学界研究的对象，如今尽管他归化了，变成了法律上的美国人，但他是之前的文化所塑造的并从中走出来的，就像他新帕尔兹的同事所指出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保持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当然，对美国人来说，像黄仁宇这样的学者的视角也很重要，但他必须要守规矩：当时引领中国研究风气的是个案研究，而不是像他所鼓吹的大历史，经济史研究不能越界到思想史领域，正像明史研究不要踩元史研究的脚。《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众多原因当中，恐怕跟黄仁宇研究的越界不无关系。因此，芮教授直言不讳：“我枪毙你的书稿，其实是在帮你。”

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黄仁宇与妻子格尔共同校阅手稿 (来源：thepaper.cn）

现在回过头去看，最开始的时候黄仁宇通过费正清拿到的那个研究项目之所以失败，恐怕跟《中国并不神秘》出版夭折的原因类似。委员会的各位专家期待的，是一部能够通过沉甸甸的数据支撑的讲求实证的作品，一项让有能力阅读《明实录》的学者爬梳原材料，并通过分析相关经济学史料而展开的明代经济史研究。但在黄仁宇看来，他的“务实”的西方同行们过于关注研究材料中关于法规、土地、人口以及价格等方面的信息，完全漠视思想史因素在传统中国官僚管理中的特殊作用，因而看不到他们关注的数据背后的传统政治形态的半宗教性和意识形态化，以及整个官僚集团在处理具体社会和经济问题时的虚伪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芮沃寿枪毙《中国并不神秘》或许真的是对黄仁宇的帮助，至少在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语境下是这样。而这个语境，是由当时常青藤学校的一批学术权威设定的。无论黄仁宇感觉自己多么正确，他必须要认同这一学术语境，并且必须在这个语境下采用合乎潮流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研究，生产出合乎时宜的学术成果。这是他被美国同行认可的唯一途径。

二〇一六年回国之前，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帕尔兹的中国研究专业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如果黄仁宇还活着，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但通过阅读黄仁宇的回忆录，我感觉我当时的处境并不比他好。如今，尽管来自国内的留学生数量呈逐年增长之势，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中文感兴趣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但在新帕尔兹这个地方，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依然有限。随着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负面，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注意到新帕尔兹选修中文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正像我的一位教法语的同事告诉我的：虽然新帕尔兹被称为一个自由的地方，但事实上只是表面上的一小层薄薄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表面上的这一小薄层自由气氛掩盖不住现实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实质上的保守和人们心中的不宽容。比如说我的系主任玛丽，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申请研究经费，无论来自校内还是来自校外。我的一项研究课题，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研究经费评估委员会的初评中得到很高的评价，获得研究经费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这个项目在最后的评审中需要征求申请者所在院系领导的意见。玛丽写道：“张教授的课题看上去很有潜力，而且，如果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最后的研究成果也将非常可观。但是，我不确定这项野心勃勃的科研计划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教学。”这是典型的英语否定修辞。而在人文学院院长的信中，则会在预备好的套话之后加上“请参考系主任的意见”。因此，最后的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新帕尔兹分校北部校园风景，右前方是教工楼，亚洲研究专业和历史系都在这座楼上

当然，最终选择回国，跟玛丽等对我的研究和教学造成的不良影响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中止为美国服务，更多的跟我这些年对美国的认识有关。如今财富前所未有的丰富，也前所未有的集中，中东持续几十年的战乱——伊拉克被颠覆、利比亚混乱、叙利亚战乱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难民潮，尤其是僵卧沙滩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科尔迪（Alan Kurdi）的图片，让我重新思考这个曾经代表人类梦想的国家在所有这些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甚至想，美国已经不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而是少数几个大金融家、大资本家和大军火商组成的大财团掠夺全世界的工具。这有限的几个大财团正是通过金钱、现代科技和美国强大的军事手段，迅速地将整个世界匀质化、数字化，以方便其对全世界进行控制和掠夺。

这使我想到了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的核心问题。当他将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罪于官僚集团管理国家模式的弊端，他是站在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立场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寻找答案的。正因此，他找到的答案并不出人意料：在他看来，与传统中国的官僚管理体制相比，资本主义数字化管理方式更高效，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前途也就明朗了。如果黄仁宇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欢欣鼓舞。而我最担心的是，全世界的富人联合起来，用他们的资本对全世界进行肆意的掠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便利，从而使资本超越国界、超越地缘政治而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可能。而促成这种可能性最本质的条件，就是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念中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方式。在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个人被抽象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可以被搜集、被遥控、被编辑，而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在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中被消灭掉了。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与《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等可视为黄仁宇先生形成与论证“数目字管理”观念的代表作（来源：bookschina.com）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概念，尤其他主张的对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是送给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出乎黄仁宇意料，最后被中国的广大读者热烈地接受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他宣扬的数目字管理所代表的一整套生产关系。与他最后在中国暴得大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尤其是黄仁宇工作和生活过几十年的纽约州新帕尔兹镇，这位宣扬鼓吹“中国大历史”概念的明史专家却几乎不为人所知。其中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原本就是一种单方向输出的模式；相对于输出一方，接受一方理应对对方的施与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尤其当送来的礼物正是接受礼物的一方本身缺少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对于输出方自己，输出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正在被升级版的控制财富、控制权力的工具和手段代替，所以就显得不足为奇。或者更通俗的，就像一句英语俚语中所说的：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直译过来就是：一人眼里的垃圾，却是他人心中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