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两京”沦陷区清遗民的“位置”——以《雅言》《同声月刊》杂志为中心

编者按：民国成立后许多旧式文人仍葆有对清朝的认同，这些清遗民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的时空中的行止出处和文化心理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潘静如博士以沦陷时期活跃于北京和南京的围绕《雅言》、《同声月刊》两种旧文学杂志的文人群体为对象，通过对其诗文的细密解读，探索和分析其微妙的精神世界。这些文人试图以对自身遗民形象的建构来逃避个体的伦理承担，反而因此成为沦陷区“秩序重建”的一部分，作者对清遗民的这种悖论性的伦理境遇的把握，尤为精彩。

内容提要：沦陷时期的北京和南京依旧是文人聚居之地。随着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进入了“（伪）秩序重建”时期。《雅言》、《同声月刊》两种旧文学杂志应运而生，供稿者以旧文人群体为主。其中，清遗民作为一种政治主体，势必在沦陷区重构自己的位置。“局外观棋”成为了他们一个想象的观世维度，而“螺蛳壳里做道场”则表征了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无力感和隐微的精神世界。通过建构和确认自己的遗民/逸民形象，他们避开了个体的伦理承担，却在这种软性的自我逃离中，正好成为了沦陷区“（伪）秩序重建”和“东亚共荣”版图的一部分。

1940年12月《同声月刊》创刊号封面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沦陷区的“（伪）秩序重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近半年时间的策划，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发布了《临时政府解消宣言》1，宣告王克敏等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京组建的伪临时政府被解散，其政务改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隶属于南京的新中央政府，但拥有高度自治权。这显示了“两京”微妙的格局和关系。汪伪国民政府的筹划和组建，给了沦陷区一种“秩序重建”的假象或幻觉。两种“旧文学”期刊即《雅言》、《同声月刊》于1940年先后在北京和南京创刊，并不是偶然。兴许它们是“秩序重建”的结果，兴许它们是刻意营造“秩序重建”的假象或幻觉的一部分。不论如何，沦陷区清遗民的故事在这里开始上演了。清遗民是沦陷区文人的一种群体类型。本文将集中从这一角度展开沦陷区的伦理探讨：遗民是一种想象的然而并非虚构的政治主体，他们（包括特定的非清遗民）借助于自己的遗民身份，避开了现世的伦理困境，却也成为了“（伪）秩序重建”的一部分。

一、“局外观棋事可哀”：《雅言》与清遗民政治主体意识的凸显

《雅言》创刊于1940年1、2月间，停刊于1944年夏季，有相当的政治背景2。因经济原因3，《雅言》由初期的月刊，到中后期间或改为双月合刊，再到最后一年即1944年改为季刊，共刊出39期。《雅言》的刊行由雅言社负责，雅言社之所在，当然即是社长傅增湘（1872-1949）的藏园4。除了社长傅增湘、编辑主任王嘉亨而外，《雅言》还附有“大赞助”和“评议”的名录。创刊号大赞助有王揖唐、安藤纪三郎、梁鸿志三人，评议有赵椿年、林出慕圣、冈田元三郎、桥川时雄、夏仁虎、瞿宣颖、溥僡、李元晖、李家璟、白坚十人。据历年的《雅言》期刊，大赞助后来陆续增添过铃木美通、汪时璟、殷同、喻熙杰、齐燮元、周作人、朱深、余晋龢、苏体仁、刘玉书、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谟等人，评议陆续增添过曹熙宇、黄燧、杨懿涑、李家璟、今关天彭、杨秀先、郭则沄、傅岳棻、黄孝纾、溥僡、张江裁等人。应该指出的是，充当《雅言》评议的桥川时雄（1894-1982）、今关天彭（1884-1970）等人并不是在1937或1940年空降到北京来，而是几十年来与北京的新、旧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交网，他们诗酒风雅而外，还一道参与中国的文化事业，桥川时雄曾创办过有名的《文字同盟》，又曾以庚子赔款资助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与清遗民共同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述，今关天彭曾以三井公司资助的“今关研究室”为中心从事中国古今艺文资料的搜集，并撰述了《宋元明清儒学年表》《近代支那之学艺》等著作5。一句话，他们与列名《雅言》大赞助的安藤纪三郎（1879-1954）这样的日本政客有别。

清遗民正是置身在这种微妙的境遇里。就现存的39期《雅言》来看，很多时候，他们出入于各种庭院、山水，登高望远，展禊绂尘，沉浸在秋海棠或“国花”之美中6；有时，他们出示自己珍藏或新绘的图卷，请同人题咏7；有时，他们——比如夏仁虎（1874-1963）——把《和陶诗》一组登诸《雅言》，那意味显而易见8；有时，他们整理已故的清遗民的轶文或遗稿，一卷卷地登在各期的《雅言》“遗诗”“遗文”专栏内；有时，他们把逊清故老们曾经的唱和集——例如1931年傅增湘招邀清末的四十二位“同馆”到自己的藏园会饮叙旧，从年纪最大的陈宝琛（1848-1935）到年纪最小的王震昌都欣然与会，题名纪念，还出了一本《蓬山话旧集》——重新登入《雅言》9；有时，他们把新近在郭则沄（1882-1946）府邸上完成的“蛰园诗课”集结，同样给登在《雅言》上。通过这些行为，这些清遗民——还包括非清遗民——在沦陷区有意地建构着自己的逸民形象。

1940年7月《雅言》庚辰卷六内页

最有意味的莫过于1941年，夏孙桐（1857-1941）得到伪满洲国溥仪颁赐的匾额，纪恩感赋。夏孙桐是光绪八年壬午科（1882）举人，1942年又是一个壬午年，按照旧俗，甲子一轮回意味着很多东西。夏孙桐感激之余，写了两首诗，题名为《来岁壬午为六十年重逢乡举之期蒙行朝颁赐匾额纪恩感遇敬赋二律》，其一云：“宸章褒宠主恩宣，拜赐遗臣一泫然。新政久闻停蕊榜，殊荣无异预萍筵。过江鲫愧庸才厕，告朔羊犹旧制沿。在野自甘名士翳，殷殷说项赖群贤。”10据自注，溥仪赐夏孙桐匾额，是由许宝蘅（1875-1961）、宝熙（1871-1942）、袁金铠（1870-1947）、胡嗣瑗（1869-1949）上书奏请的。其实，早在庚辰（1940）除夕，夏孙桐就写过一首《岁除谒祠书感》：“酸吟陡触孤儿感，春榜明年六十年。”11这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当时，参与和诗的，还有傅增湘、邢端、袁毓麐、傅岳棻、胡嗣瑗、夏仁虎、诸以仁、朱师辙、张一麐、陈汉第、陈敬第、金兆蕃、关赓麟、王季烈、仵墉、朱彭寿、尚秉和、杨鼎元、梁启勋、章锡奎等人12。经由这种纪恩活动，他们一道建构夏孙桐甚至他们自己的遗民形象。

身在北京沦陷区的他们，始终有一个执念，即他们是清遗民，至少也是逸民。时局的战乱刺激了他们的遗民创伤、凸显了他们的遗民意识，反过来说，他们又刻意地利用遗民/逸民身份把自己带离现世，以一种穿越的方式直接与过去相联接、相混融、相黏合，从而得以逃避他们作为行为主体在现世的言说与抉择。想象代替了现实，历史不是停留在过去，也不是被追忆的对象。他们的整个身躯和血脉是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是历史的一部分。于是他们一再强化彼此的遗民认同和逸民想象。可是，他们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吗？邵章（1872-1953）赠傅增湘的诗写道：“鞠秋佳酿号延龄，且漉陶巾醉莫醒。河朔千城怜地赤，江南一发隐山青。开颜异本搜群玉，耀眼奇文迈九灵。烽火残年同饱历，鸿飞空自羡冥冥。”13鸿飞冥冥，又岂是尽人而能？他只能这样劝勉彼此：“邻巷同生刘（刘春霖）闵（闵尔昌）在，共君晚节励昭冥。”14“晚节”一词究竟何指？邵章没有明说，但是它显然指向了此时此地的出处与行藏。

“（伪）秩序重建”后的第一个元旦（1941年春），杨寿楠（1868-1947）与潘梓桐一样依然记得逊清元旦的朝贺故事：“我亦凤池曾儤值，千官珂佩记朝正（自注：原诗追忆内阁入值时，元旦朝贺故事）。”15然而，按照老例，除夕或元旦也是诗人对一年生活进行总结或反省的日子。杨寿楠无法绕过现实：“依旧风从巽地来（自注：前朝元旦钦天监例奏风从巽地起），冰霜历尽盼春回。八方不断惟兵气，万古难消是劫灰。忧乐常怀经国计，安危终仗救时才。狂澜此日凭谁挽，局外观棋事可哀。”16一句“局外观棋事可哀”定准了清遗民的位置：作为遗民，他们多了一个观世的维度。但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维度充其量也只是“想象的维度”。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已经卷入这一劫运之中。

从而，每一年的除夕或元旦，他们都不能无视这一事实。陈宗藩（1879-1954）己卯除夕（1940年初）吟道：“当年岁景已成尘，孤对寒檠室不春。哀乐各殊谁与语，悲欢莫可自含辛。且拚薄醉忘佳夕，犹盼微熹启令晨。三十六旬弹指过，空余白发镜中新。”17俞寿沧庚辰元旦（1940年初）吟道：“年年汉腊写春词，又报阳回斗柄时。虎啸龙吟开景运，笔歌墨舞触遐思。梅花不许羹调鼎，柏叶常令酒满卮。赖有一壶天赋与，个中滋味少人知。”18黄孝纾（1900-1962）庚辰腊月（1941年初）写道：“朔风连海作寒号，并入松声起怒涛。一片云流孤月去，九霄霜逼众星高。违天歌哭余心悄，随世枯荣不目逃。腐鼠相猜更何意，残灯相影独嚣嚣。”19李宣倜（1888-1961）辛巳元旦（1941年初）写道：“当关久不报侵晨，剥啄今朝尔许频。世患犹存行夏历，津迷谁问避秦身。裼裘侧帽羞延客，冷蕊疏枝恐笑人。为告仆夫脂毂去，湖天欲雪静垂綸。”20虽然《雅言》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抒发亡国之痛的刊物，但诗人仍然可以经由书写一己的悲哀、颓唐与伤感来表征这种情绪，因此，像“孤对寒檠室不春”、“个中滋味少人知”、“违天歌哭余心悄”、“裼裘侧帽羞延客”等句子很难被理解为仅仅是诗人个人的心绪黯淡，全然与时政无关。也正因此，他们自以为的“避秦身”仍旧只是一个想象；门外并非桃源。不过，当以北洋旧人为主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重启了北京的“秩序重建”时，《卿云歌》、五色旗、国都、新民主义，连同王城故往的文酒风流似乎触手可及，因此李宣倜还是在萧疏、凄冷的大年初一稍感欣慰地吟道：“世患犹存行夏历。”这部分地说明了他对北京现存政权的认同或期待。

相比于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当然更亲近北洋政府（1912-1928）。沦陷时期，由北洋旧人组成的伪临时政府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算是北洋政府的遗蜕，清遗民确有期待或认同，但日人的入侵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很难摆好自己的位置。意识到自身的所在，他们就不可能不形诸笔墨，哪怕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达成。程淯（1870-1940）《蒿园雨中感事》：“不堪三径已蓬蒿，狐兔纵横鬼气豪。大好园亭谁是主，无多红紫雨如膏。远山排闼青依旧，华发飘萧首自搔。独上危楼一徙倚，欲为天问九穹高。”21“大好园亭谁是主”一句，仍然挑逗、刺激着读者的想象。第一联的“狐兔”二字，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的诗文里，常常用来比喻入侵的蛮族，在这里浑然天成地变成了“双关语”；同一时期俞寿沧的“会见龙蛇沦大海，讵容狐兔踞公田”22正好可以互相发明。这意味着尽管他们也许认同北京沦陷区的现存政权，以给自己歌于斯、游于斯的行为找到依据或解释，但现存政权背后的入侵者使得这种依据或解释变得脆弱而不可信赖。李宣倜《次韵子矱》：“患生坠地识之无，老去犹思蔓可图。插架万签空结习，当轩一枕得真娱。早耽禅悦心常住，肯为功名骨尽枯。大浸稽天尘劫耳，与君藕孔忍须臾。”23这首诗里充满了绝望、消沉与幻灭。幻灭常常导致虚无，是非只成为一种可笑的说辞，再不能充当行为或伦理的准绳。“大浸稽天尘劫耳，与君藕孔忍须臾”一句，说尽了沦陷区的逸民心态。“尘劫”“藕孔刀兵”这两个佛教口实，把一切解构为“虚空”。但是，所谓“虚空”只是瞬间的冥悟，生命却是实在而连续的本体，它无法同世界暌隔。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伦理存在，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叶誉虎《秋夜感怀》云：“漫向虚空求解脱，起看天地入沉冥。”24天地沉冥，已然在望，他们都知道“向虚空求解脱”只是徒劳。

因此，虽然是“局外观棋”，但与局内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遗民或逸民同样要背上现实与伦理的重担。不管俞寿沧站在哪一边，抑或对谁胜谁败有何不屑一顾，而自居于洪流之外，就像他在癸未元旦（1943年春）吟道的“一段闲情怜鹬蚌，十分冷眼笑鸡虫”25，他依然要作出抉择：“鼙鼓声催杼柚空，中原无处不沙虫。六朝金粉悲零落，万国车书欲会通。地坼尽成鸿雁泽，天骄犹逐马牛风。长年观弈心如捣，妙算因何著著穷。”26在“局外”“长年观弈”，并不能改变这局棋注定了也有他的份，否则他也不会“心如捣”。我们可以想象，“妙算因何著著穷”不是对入侵者的休戚相关和焦虑。程淯《蒿园对月》云：“炎黄六尺孤谁托？愁绝中宵对月明。”27一言以蔽之，不管他们把自己想象为怎样的政治主体，以应对当下的伦理困境，“炎黄六尺孤谁托”依然是精神深处最为惊心的问题。

对于清遗民/逸民而言，“局外观棋”是一个事实的维度，但同时也是一个想象的维度。他们经由遗民/逸民想象，消解了沦陷区的伦理困境，却正好成为了“（伪）秩序重建”和“东亚共荣”版图的一部分。遗民/逸民本来就是伦理的产物，一旦它成为当事者的自我界定，那么遗民/逸民就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政治主体。当北平沦陷区进入一个平稳时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秩序重建”已然启动。由北洋旧人组成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隶属于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承担了北京沦陷区的“秩序重建”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清遗民/逸民以一个生活的姿态融入其中，他们把自己的政治主体界定为遗民/逸民，从而避开了对现实政治的去从，所谓“局外观棋”。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隐却现实的自我，这一抉择的背后还残留着对北洋传统的认同。最重要的是，所谓遗民/逸民并不是一个人仅有的维度，它虽然不是虚构的，但多少可以说是想象的。这种软性的自我逃离，促使他们最终成为“秩序重建”的一部分。

不过，“大好园亭谁是主”“讵容狐兔踞公田”“炎黄六尺孤谁托”一系列疑问，毕竟指向了他们的另一种意识，尽管这不能代表全部。如果说他们借由清遗民这一“时间线上的遗民”想象躲避了当世的主体责任的话，那么他们“讵容狐兔踞公田”“炎黄六尺孤谁托”表述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空间域上的遗民”。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诗：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这里的“遗民”是大宋的“残遗之民”的意思，换言之，它指向的正是“沦陷区”的政治主体。也许，清遗民并不期待所谓“王师”，因为王师与他们并非同路人。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人”，还是在这里隐隐流露出了植根于记忆深处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他们所期待的，最多只是王师把入侵者驱而逐之。至于由谁来、以怎样的方式入主北京，他们无法计及、不愿计及。“不可知性”构成了沦陷区一般民众的“生活”，也促成了形形色色人物的表演。当“不可知性”与“秩序重建”相遇，它怀着本能，委身相许，成为“秩序重建”最天然的姻亲。

二、“螺壳道场”：《同声月刊》与清遗民的历史情境

同样创刊于1940年的《同声月刊》，与《雅言》把作为大赞助的中、日政客名单摆在面上不同，它的政治势力或政治背景处于隐伏之中。《同声月刊》是一份月刊，年各一卷，每卷12期，创刊于1940年12月12日，是为第1卷第1期，至1945年第4卷第3期而终刊，前后共39期。创刊号的《同声月刊缘起（附编辑凡例）》出自龙榆生之手，他所鼓吹的“今欲尽泯猜嫌，永为兄弟，以奠东亚和平之伟业，似非借助于声情之交感，不足以消夙愿而弘令图。此本刊为东亚和平，不得不承时奋起者二也”28，无疑暴露了《同声月刊》是“（伪）秩序重建”和“东亚共荣”的一部分。从汪精卫1940年8月份致龙榆生的两函可以看出，龙榆生最初拟以“中兴鼓吹”作为刊物名，汪精卫建议改称“同声月刊”29；事实上，当时很多人把伪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当作“中兴”的标志，黄孝平《水调歌头·赠刘定一将军》甚至有“勉佐中兴主，欢乐未渠央”30之句。

沦陷区清遗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遗民”的政治主体。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林葆恒（1872-1950）这位“入民国不仕”31的前清侍郎就与友人一道为东坡作生日，并追忆起当年在天津时与逊清故老为东坡作生日的时光32。不止是林葆恒，像溥儒（1896-1963）“当年阿监已无人，只有青山朝复暮”33、夏孙桐“香火消沉，冷锁碎苔尘满。谁遣？吊荒祠顿觉风流断，只剩得花前病客，曾春明梦见”34都展现了他们的遗民情怀。但最有代表性的还属俞陛云（1868-1950）。“重宴鹿鸣”之际，溥仪曾赐匾额给他——君臣之礼犹在。他在沦陷时期，历游南京、北京。《凄凉犯·莫愁湖泛舟，登曾公阁》小序云：“咸丰间，曾文正公偕僚佐登皖南晓霞楼，顾谓李文忠公及许仙屏河督曰：诵姚惜抱江天小阁坐任豪句，觉英雄能使江山增重。迨许公开藩江宁，建曾公阁于莫愁湖畔，以姚句题榜。辛亥以后，勋臣祠宇，都付摧残。惟此阁与旧题尚在。”35俞陛云的南京之游，使他怅惘的正是莫愁湖畔的“曾公阁”。眼前的兵燹犹在，无疑加剧了故老们对曾国藩的记忆和想象。难怪他要在词中说：“依然城郭，争棋局换，更谁谈征吴雄略。”36当俞陛云重回北京后，他的“清遗民身份”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呈现了出来。《摸鱼儿·故宫》云：

数前朝、江山几姓，兴亡千载何速。只余万瓦琉璃殿，结束帝王残局。人寂寞，任门掩金环、风雨花开落。沉沉哀乐。想玉玺晨传，漆车夜出，都付梦华录。 重举目，换了嬉春绣毂，黍离谁问社屋。上阳宫女低鬘诉，亲见棋枰翻覆。珠泪掬，叹老大无归、冷渐湘娥竹。芒鞋踯躅，傍烟柳龙池，一枝折取，犹作旧时绿。37

如果说，俞陛云的“政治主体”在过去一向处于灰色地带的话，那么在又一次的“争棋局换”面前，反而变得清晰无比。笔者查阅了俞陛云的词集，几乎没有发现像他这样深沉的“遗民体验”。“上阳宫女低鬘诉，亲见棋枰翻覆”、“叹老大无归”，说的正是他自己。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处在“老大无归”的境地的时候，也正是他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的时候。他最终情深款款地吟道：“芒鞋踯躅，傍烟柳龙池，一枝折取，犹作旧时绿。”“芒鞋”是杜甫“芒鞋赴阙”的那只“芒鞋”，还是作为逸民的“芒鞋”，在这里都不重要。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创生并刺激了他的遗民体验和遗民想象。

与俞陛云处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找回或建构了自己的“遗民身份”不同，张尔田在辛亥之役后就一直以清遗民自居。相同的是，在沧桑巨变之下，他们都有一种无力感。张尔田《木兰花令》云：“繁华催送，人世恍然真一梦。”38作为藏身之所的“南京”，它的一山一水、一巷一桥，本身就是有关兴亡的“历史证词”。张尔田是清遗民，但他又是中国人，因此“一自中原鼙鼓后，繁华转眼都收”“万事惊心悲故国”39就变成了一种真切但又暧昧的表达。不管一个人的身份如何，南京一面是繁华，一面是伤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政权之下，它不但承载了从古至今的怀古美学，也借着历史之名嘲笑侮弄着微藐的个体生命。黄孝平《八声甘州·登鸡鸣寺远眺》40、王蕴章《满江红·覆舟山石壁奇丽，知者颇尟，山石开采殆尽，犹斧斤丁丁，旦旦作牛山之伐也，伤今吊古，不能无词》41努力地把声调引向豪壮，但南京这一题材和情境注定了它与伤感为伍。朱庸斋《秋波媚》：“前朝人事惊重省，梦里旧笙歌。小楼昨夜，依然无恙，金粉山河。”42夏孙桐《扬州慢》：“忍看金粉东南，都作芜城。……半壁渐成孤注，听天堑黯咽涛声。”43依然是语带悲凉。

清遗民置身其间，每每有一个“局外观棋”的想象，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完全外于现实世界。张尔田《木兰花慢》云：

遍昆池灰劫，曲江上，几声吞。问着甚来由，龙拏虎掷，如此乾坤。黄昏但闻鬼哭，掩衡门、胡骑满城尘。未要秋风华发，等闲沧海吾身。 沾巾。今古一酸辛，往事恨难论。算更谁怜取，封中蜗土，地上虮臣。蚩尤五兵枉铸，浪滔滔、直欲尽生民。俯仰空悲去客，兴亡休怨陈人。44

上阙“掩衡门、胡骑满城尘”这样的表达不会在《雅言》杂志里出现：汪伪国民政府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伪）合法性”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不能比拟的。“封中蜗土，地上虮臣”所反映的仍然是个体生命的无力感，这适用于沦陷区内的一切人。但这首词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它道出了作为政治主体的清遗民的无力感：“俯仰空悲去客，兴亡休怨陈人。”“陈人”这一意象，出自《庄子》，在清遗民的自我书写中反复出现，意即落伍、陈朽的人45。张尔田这首词依然延续了这一意象的原始含义，只不过“兴亡休怨陈人”一语透露出的是更为决绝的负气，以及隐藏在负气外表之下的无力感。假如翻译为通俗的语言，可以表达为：面对如此的个人生死和国家兴亡，你们可别怨我们这些“落伍的废物”！

无力感很可能促成一个人的行动或思想。1941年，林葆恒与同人在南京给陆游过生日。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案例。陆游是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一个置身在南宋半壁江山、矢志收复中原的士大夫形象。因此，给陆游过生日既是“秩序重建”下的风雅生活，又含有独特的语境。林葆恒《汉宫春》：“谁料月泉社侣，趁好天良夜，还礼吟身。……兰亭禹庙，叹今日犹溷兵尘。休更说，中原北定，感时一样沾巾。”46“月泉社侣”是清遗民自报身份。“休更说，中原北定”是对陆游而言，但“感时一样沾巾”又表征了林葆恒自己的“异代同情”。看来，在林葆恒的世界里，汪伪政府固然算不得华北那样的沦陷区，但它又不足以承担起“王师北定”的责任。这种无形中对汪伪政权的定位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吴庠（1879-1961）《木兰花慢·放翁生日》云：“万千南渡恨，供酒鮓，谱神弦。……试看山河半壁，料应流涕尊前。”47同样不能排遣的是“万千南渡恨”和“山河半壁”的苍凉感。在这里，古、今之间的界限泯灭了。清遗民显然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政治主体。

与清遗民仅仅作为沦陷区的“平民”不同，参与建立汪伪政权的廖恩焘则是另一种面目。其《定风波》“应谅南园翁作记，毋谓，千秋集矢一人来”一句的自注云：“史载陆游为韩侂胄作《南园记》，见讥清议。案侂胄定策伐金，与秦桧主和议，皆出于当时事势，不得不然。近世学者辨之详矣……《南园》一记，乌足为放翁诟病乎。余是以有千秋集矢一人之叹耳。”48在廖恩焘看来，“主战”“主和”两种态度或策略“皆出于当时事势，不得不然”。廖恩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反过来说，他的这个看法支撑了他的实际行动。在传统士大夫的世界里，“行藏”的抉择是每个人都要直面的，它决定了一个人的胸次与境界。但是，草草烽火中，充溢很多人心中的虚无感与绝望感，使行藏的抉择变得似乎无关紧要。龙榆生《水调歌头》所谓“衣冠又见南渡，无处话行藏”49。由无力感而导致的这一抉择困境促成了很多人投身汪伪政权，至少也是偃仰徙倚于这一政权之下，尽管这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文化史的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力感是一个哲学的、宿命的存在，惟有历史情境和个体精神决定了它的痛苦程度和解脱路径。1942年，林葆恒在《玲珑玉》词里用“螺蛳壳里做道场”来比喻他们自己的处境，另一清遗民夏敬观（1875-1953）立刻和作了一阕。“午社”同人还把“螺壳道场”拈作课题，限调《八宝妆》。午社以民国二十八年（1939）举于上海，由林葆恒、夏敬观、金兆蕃、冒广生、仇埰、吴庠、廖恩焘、林鹍翔、吴湖帆、郑昶、夏承焘、龙沐勋、吕贞白、何嘉、黄孟超15人组成，次年即1940年刻有《午社词》一卷。这卷《午社词》收录了七次雅集的作品，都没有《八宝妆》或“螺壳道场”的踪迹50。这表明，午社以“螺壳道场”作为课题是1940年即汪伪政权成立以后的事。很可惜，林葆恒、夏敬观两人这一时期的词作没有结集刊刻过，无从考见了。

《午社词》1940年铅印本封面

现在可以考见的是廖恩焘的和作。廖恩焘《八宝妆》小序云：“讱庵（按即林葆恒）以吴谚‘螺壳道场’喻吾人今日处境，丐朱君绘图便面，赋玲珑玉一阕，吷庵（按即夏敬观）和焉。词均极工。午社因拈作课题，并限八宝妆调。余从李景元体，媵得此解。”词云：

寻罅逃嚣，斗嫌蜗角，碍我啸歌环堵。蛇影杯弓成底事，扰扰恒河沙数。诸尊色相便空，吹法螺来，回旋犹引天魔舞。那管驾轮如齿，行虫迷路。 凭扇画稿工描，缩人变蚁，一方干净谁土。诉烦恼梵王座下，众生似蝇头瓜聚。叹斋粥僧贫未煮，粒中无现金身处。甚信手兜罗，蚕余半叶还爬取。51

料想林葆恒、夏敬观的原唱去此不远。考清人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螺蛳壳里做道场”条云：“螺蛳大如雀卵，其壳固渺然者耳。里边三转旋窝，如僧家所谓大乘、小乘、最上乘具此壳内，故和尚可于此做道场也。”52身为吴人的王韬在他的《淞滨琐话》卷四《辛四娘》篇里也记载辛四娘曾绘有《螺蛳壳里道场图》，为某大僚公子所赏，以二百金购去53。看来，这的确是流传甚广的吴谚。廖恩焘词“蛇影杯弓成底事，扰扰恒河沙数”是一种苦涩的自我安慰：自我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罢了，即使兵燹连天，又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此词最后一结“甚信手兜罗，蚕余半叶还爬取”，充满了苍凉的意味：这个手正是不可知的命运之手，把个体随便掸在叶子上，来回簸弄，饶是如此，蚕依然要在也只能在这半片叶子上奋然前行，果腹充饥。“蚕”是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它只剩下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欲望。廖氏另有《玲珑玉·訒庵赋螺壳道场，谱此赓和》云：“墙牖生涯，总都被画筴消磨。行沙弄文，一双取自恒河。纳纳须弥芥子，问维摩方丈，多少幺么。蹉跎。嗟吾曹身世坎坷。/漫道檀施溢路，叹螺难成饭，翻化为螺。饿死台城，纵梁王也末如何。终是鹦游虫入，算无地能留净土，著我行蜗。狂饮药，醉中人聊当叵罗。”54因此，不可避免的，它将引向一个消解了一切严肃与神圣的解脱；解脱，在世俗意义上来说，也正是虚无。

“螺蛳壳里做道场”或无力感促成他们对自我的消解和对历史的虚无化。对廖恩焘而言，他将不必听从任何的裁断或羁绊；无力感是对指控的消解。在他自己的逻辑里，“附逆”就变成了莫须有的指控。他投入汪伪政权的建设，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对那些清遗民而言，同样消解了附丽在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之下的伦理与史观，正如俞陛云《清平乐》所言：“沉沉万劫，忍向胡僧说。虢覆虞亡同一辄，枉洒玄黄战血。/伏波铜柱摩空，天山卫霍功名。博取数行残拓，误他多少英雄。”55就史观而论，清遗民与廖恩焘们没有什么不同。这能够部分地解释何以清遗民能够很好地融入沦陷区政权之下的生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由此，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一史观之下，他们都成为沦陷区“秩序重建”的一部分。不过，就出处而论，遗民本身是一个政治主体，尽管它常是想象的，但绝不是虚构的，这使大部分清遗民最终没有跨出参与“政权重建”的那一步：他们只是构成了“秩序重建”的一部分。

三、结论：作为政治主体的清遗民

“清遗民”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我们在使用它时，总是保持了它固有的弹性。在任何时候，遗民都是无可置疑的“政治主体”56，他需要承担内在于政治主体本身的伦理。对清遗民而言，忠于逊清、不仕新朝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伦理承担。但是，这遇到了挑战。像傅岳棻、许宝蘅等故老都曾入仕北洋政府，然后又到伪满洲国辅佐溥仪，他们同样获得了清遗民身份。问题在于，这深刻影响到了他们在沦陷区的“位置”。

在北京沦陷区，历史、伦理、现实等维度交织在一起。追溯起来，伪临时政府由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人出面组建，采用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体制，由行政委员长（王克敏）代表临时政府行使职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仍其旧。这里有与汪伪政权博弈的现实考虑，但它确实表征着“北洋旧人”的某种情结。伪临时政府或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要，验之履历，大多是北洋政客57。这使北京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的伪国民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性，仿佛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南、北格局的翻版。相比于南京国民政府，清遗民显然更亲近北洋政府58。现在，日人的入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深刻影响到“清遗民”自身的“位置感”。他们最终只能强化自己的“遗民想象”，逃离这一伦理困境。有时，他们还通过诗文来建构他们的逸民形象。逸民，也是政治主体，一个反政治的政治主体，因而是一个消极的政治主体。这种软性逃离，恰恰成为了“（伪）秩序重建”和“东亚共荣”版图的一部分。

就沦陷区的“（伪）政治合法性”来说，伪南京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北京的场域。从《雅言》、《同声月刊》所载的文艺作品来看，二者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雅言》杂志上所载的大都是登高望远、展禊绂尘之作，直指现实的作品相对较少。而《同声月刊》则不同，其所载作品对战乱的感慨或痛诉比比皆是。它甚至出现“黄昏但闻鬼哭，掩衡门、胡骑满城尘”这样直斥日本侵略者的表达，这在北京的《雅言》杂志上是不可想象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广义的合法性（Legitimacy）超出法律和政治的范畴，有三种纯粹的类型：一是“合法型统治”，即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二是“传统型统治”，即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三是“魅力型统治”，即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及其神圣性，或英雄气概，或楷模样板之上59。显然，中国的抗战尚未结束，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不具备任何“合法性”，不管其外在形态与某一类型的统治有多少相似点。但是，必须指出，汪精卫的英雄履历和个人魅力，以及伪南京国民政府对原先国民政府政体和法统的表面继承，也能营造一种幻象，一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沦陷区生存者所渴望的秩序重建的幻像。清遗民群体在《同声月刊》上的书写，正表征着这样一种机制。

另一方面，沦陷区的汪伪政权与重庆、延安并存，常常会是一个陷阱。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更准确的说，它是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过去的历史不会重演，任何“传统叙事”（Traditional Narrative）都不可能在这里获得完美“再现”。但是，对于置身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中的人——特别是“文化人”或“知识人”——来说，传统叙事却完全可能介入他们的认知模式，进而侵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主体行为。列国纷争、楚汉争霸、魏蜀吴三国鼎立、南北朝的对立或代兴、五代的并存，汇成一部中国史，每一个过往的朝代都曾因某一朝代出于尊事本朝推衍出的逻辑，而被纳入了正统的范畴。从历史来看，即使是异族政权，抑或假重、托庇于异族势力的汉人政权都曾获得正统的资格。因此，并不奇怪，龙榆生想把杂志命名为“中兴鼓吹”，而梁鸿志则吟出“鞭笞六国寻常事，只惜秦人不自哀”之句。在这一文化史背景之下，任何抉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思想资源和正当性。特别是，当个体生命的无力感侵入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传统的带有虚无色彩的文化史观促成了他们的抉择。

然而，就像上文强调的，遗民本身是一个政治主体，这使大部分清遗民没有参与沦陷区的“（伪）政权重建”（伪满洲国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只是消极地构成了“（伪）秩序重建”的一部分。

注释：

1《伪临时政府解消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 4目前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对《雅言》作了初步研究，比如他指出担当（以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为主要事业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事业部总委员会“总务委员署理”及“研究部主任”的桥川时雄与《雅言》及傅增湘关系密切，不过，应该说他的研究还是比较粗略的，详稻畑耕一郎《傅增湘与<雅言>——传统诗歌的继承事业》，陈致编《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494-529页。

3《雅言》甲申卷一末的启事：“敬启者：迩来纸价猛涨，工费骤增，而敝社收入甚微，挹注颇难。同人等筹维至再，为节约计，改为季刊，自甲申年起，每三月刊行一册。页数较前略多，内容亦求充实。值此物力艰窘之秋，敝社不得已之苦衷，凡爱护敝刊诸君子，诸希谅察焉。”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

5张明杰《今关天彭与鲁迅关系考略》，《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8期。

6娟净《三月十三日藏园召集镜清斋展禊分韵得树字》，同作的还有枝巢、勺圃、公坦、会庵、龙友、宾虹、匑庵、愚山、甘簃、略庵等人，《雅言》庚辰卷三，《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五册，460-470页。此后，每年的上巳日，他们都有修禊吟咏。

7《雅言》癸未卷七《思适斋游山图题咏》，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九册，215-241页。图为邢端所有。

8枝巢《和陶诗》，《雅言》壬午卷五，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八册，301-312页。

9《雅言》庚辰卷十《蓬山话旧集》，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六册，301-331页。

10 12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七册，第297-298、298-299页。

11 13 14 17 18 21 27 58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五册，第327、322、322、327、545、546、546、319页。

15 16 19 20 23 24 26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六册，第458、459、462、461、458、156、351页。

22 25南江涛编《民国旧体诗词期刊三种》第八册，第427、427页。

28 30 38 39 40《同声月刊》1940年1卷1期，第2、121、113、113-114、119页。

29《同声月刊》1945年4卷3期，第46页。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没有展开，见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103页。

31张璋《词综补遗前言》，林葆恒《词综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前言1页。

32 33 46 47 55《同声月刊》1941年1卷5期，第149、150、150、149、156、147页。

34 35 36《同声月刊》1941年1卷6期，第142、143、143页。

37《同声月刊》1942年2卷3期，第120页。

41 48《同声月刊》1940年1卷4期，第114、106页。

42《同声月刊》1941年1卷2期，第129页。

43 44《同声月刊》1941年1卷3期，第97、100页。

45参见潘静如《从中心到边缘：民初“海上流人”的结社或雅集新论》，《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1期。

49 51《同声月刊》1942年2卷2期，第149、146页。

50午社辑刻《午社词》，民国二十九年刻本。

52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清嘉庆刻同治十二年民国补刻本。

53王韬《淞滨琐话》卷四，《香艳丛书》本。

5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页。

57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第185-204页。

58有关清遗民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参见潘静如《清遗民与北洋政府的依违离合（1912-1928）——以漫社诗人群体为中心》,《诗书画》2016年4期。

59参见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