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蓉：韦伯1895年就职演讲——语境、文本与文本间关联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提要：本文以韦伯1895年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作为关键文本，分析早期韦伯（1889-1898）的学术路向。在梳理其思想与社会背景的前提下，分析了该演讲的实质内容，即人口、经济等潮流变化所显示出来的德国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而且，从韦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演讲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分析与社会理论的内容，表明一个学术上勤力耕耘的早期韦伯与后来作为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之间的思想联系。以这篇演讲为立足点，本文建立了相关文献的文本链，试图勾勒出韦伯在农业发展、社会阶级、国家建设等问题上的思考线索。进而，本文提出，要以语境、文本与文本间关联的考察来写作韦伯著述史，建立其多维而统一的思想肖像。

关键词：早期韦伯；韦伯著述史；关键文本；文本链

1895年5月，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第二个学期之初，马克斯·韦伯循例进行了公开就职演说，7月，演讲内容公开发表，即《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

根据玛丽安妮·韦伯的记录，作为演讲者的韦伯非常投入，台下的听众也被他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他所宣示的原则立场所激发，反应热烈。在给弟弟阿尔弗雷德的信里，韦伯说，演讲所表述的“观点之残酷”令观众“惊惶不安”（Weber,1988:216），言辞间对于演讲效果颇为满意。此后，他还专门说明，之所以公开发表演讲内容，并不是因为听众的认可，而恰恰是他们反对那些观点（Weber,1994:1）。

确实，尽管存在争议，但这篇演讲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韦伯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瑙曼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立场因这篇演讲而转变，从基督教社会主义转向民族社会主义，并在次年建立了民族社会主义联盟（National Socialism Association）（Weber,1988:216、220；Theiner,1987）。不过，就职演说理应是学者对其学术立场的宣示。韦伯在这次演讲中，一方面以社会现实的细节支撑其系统论证，另一方面则直率甚至是鲁莽地表明政治立场，与其作为学者的风格迥异，也正因为后一方面的原因，这篇演讲使韦伯被冠以民族主义者等标签。

一般来说，韦伯的著述论证层次多，内容错综复杂、旁征博引，用词遣句细致讲究，以至于其立场往往暧昧不明、难以遽然领会。《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之“残酷”和直接，在韦伯的学术写作中是较为少见的，更不必说与其后来表述的方法论立场的张力。

在韦伯的个人生活史上，更常见的是精细与复杂的分析、不肯随意下论断、不愿为达到目的而妥协的正直，以及内在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他几次试图涉入政治实务时都未获成功的内在原因。对此，沃格林的评价不无贴切之处：韦伯的个人悲剧在于，一个骨子里是要做事的人（doer），终其一生，都因思虑过多而无法行动（action paralyzed byintellect）（转引自Mommsen，1984：31）。

在蓬勃发展的韦伯研究的领域内，这篇演讲未得到重视。除了玛丽安妮在传记中的点滴记录之外，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迪尔克·克斯勒的两部经典学术传记都没有专门论述这篇文献（本迪克斯，2002；Ksler，1988）。在近十年间影响较大的两部新出传记中，这篇演讲的一些内容被结合到其他作品中进行了综合讨论（Radkau，2011：77-95），而即使进行专门论述的作者，也主要在清理演讲所用语词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倾向（林格，2011：48-57）。

传记类研究之外，在专门研究领域中情况也基本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莫姆森对1895年演讲的政治意义的评述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这篇演讲是一战爆发前韦伯的政治纲领的体现，其中既“充满着政治与价值判断”，又试图建立“客观性和纯粹科学”的基础，本身是自相矛盾的（Mommsen,1984:36-37）。

特别是，他认为，韦伯在演讲中将权力（power）与民族（nation）镕铸在一起，促进了威廉德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liberalimperialism）潮流。他提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ūck）接受了韦伯弗莱堡演讲的倾向，其《普鲁士年鉴》（Preussiache Jahrbücher）自此开始关注世界性的议题，逐渐成为德国帝国主义思潮的基地（Mommsen,1984:51,71）。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莫姆森在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著述中，追溯了西方社会思想史中帝国主义的理论来源，韦伯的1895年演讲即在列（Mommsen,1980）。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莫姆森等德国年轻一代学者对韦伯的批评引发了罗斯、本迪克斯、卡尔·略文斯坦等韦伯研究者的反驳。其中，罗斯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分子和自然法学者对韦伯的批评，认为应区分韦伯的学术立场与政治抱负（Roth, 1965）；迪布尔认为不应简单化地使用韦伯后来表述的免于价值判断的原则来评判其早期作品，何况他是在学术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Dibble,1968）；毕瑟姆亦基于韦伯思想中的政治论述反思了政治社会学的原则（贝顿，1990）。雷蒙·阿隆总结了莫姆森的著作及1964年韦伯诞辰百年纪念会议上的争议，指出韦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于斗争主题的强调与马基雅维利等有相似之处，其责任伦理、个人权利等思想使其虽与一般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但仍属自由、民主传统（阿隆，2000：333-391）。

本文认为，由于莫姆森著作的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手研究中对这篇演讲的忽视，因此，尽管已经有个别学者尝试将其与其他的农业研究著作和一般社会学著作进行联结（Honigsheim,1949; Munters,1972），却没有得到普遍的回应。实际上，莫姆森的研究既未能清理韦伯演讲与其时代潮流的关系，又未区分演讲自身内容及其政治影响之间的差异，使得韦伯被定型化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鼓吹政治强权、带有扩张倾向的帝国主义者。

自20世纪80年代起，韦伯研究领域有新的进展。尤其是，威廉·亨尼斯、劳伦斯·斯卡夫等致力于对韦伯早期作品，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前的研究进行挖掘，认为早期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社会学者韦伯，无论逻辑上还是文本上，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其后期的支配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著述具有一致的旨趣和思想联结（Hennis，1983，1987a；Scaff,1984）。同样在这一路线上，施路赫特提炼出了韦伯早期的农业及农村研究中的几种不同发展模式，认为其中包含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原则、特殊关联（Schluchter,1989:303-311）。

在这些研究者的努力之下，韦伯思想中“失去的十年”（1889-1898年）（Sica,2003;Kaelber,2003）逐渐得到重视，一个涉猎广泛、成果颇丰的青年学者的形象逐渐建立起来（Scaff,2004），韦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Hennis,1987b;斯威德伯格，2007）及对贸易、期货、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制度的论述（Borchardt,2002）等实质内容开始真正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

其中，对于1895年演讲的评价亦有重点和立场上的转变。例如，有学者以该演讲及其他早期文献为基础，分析人们对韦伯的民族主义者的印象之文本来源及其中可能的舛误（Palonen,2001;Norkus,2004；Roth,2002），考察了韦伯早期与后期社会学之间的思想发展的关联（Barblet，2001）。

但整体上，对早期韦伯著作仍缺少关注，尤其缺少对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讨论。杰弗里·亚历山大的看法具有典型性。他认为，从理论发展上而言，不存在一个所谓“早期韦伯”，在其早期作品中，“无法找到对于成熟的理论展开而言至关重要的理论立场”，可以认为他是一位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法律史家，但非社会学家（亚历山大，2012：18）。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资料限制等客观因素，但是，忽视早期著作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对韦伯著述史有一个隐含的目的论式的假定：似乎青年韦伯只是朝着一个确定方向——即社会学家韦伯——在做准备，因此忽视了韦伯早期作品中包含的多种可能性和社会学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要全面挖掘韦伯学术的潜力，要从事后（expost）视角，转向发生学的（genetic）和背景的（contextual）因素（Riesbrodt，1986），剥离加诸其上的各种主义的标签。本文拟以1895演讲文本为基础，梳理其主题，分析其真实立场、意图与可能的贡献，从思想背景和主题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建立早期韦伯的思想线索。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讨论韦伯研究中的文本策略，即如何在主题梳理的基础上建立各文本间关联，从而有可能将锁闭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中的韦伯著述联结起来，树立兼具多样性与统一性的韦伯的学术形象。

一、1895演讲的争议之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业与农民状况

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韦伯正处在事业的转折点上：首先，是成为律师、从事商法和政治实务，还是进入学术圈，成为学者；其次，如果从事学术工作，是作为声望显赫的莱文·戈德施密特、奥古斯特·迈岑的学生进入法学界，成为吉尔克等大人物的同事、继续在法学领域拓展，还是转而成为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尽管他正式的经济学训练只有1883年在海德堡大学听过卡尔·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课程而已。

在求学阶段，韦伯接受的是法学训练，其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分别研究了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人合伙制、罗马的土地法，涉及法学、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地带的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韦伯既作为律师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又受古斯塔夫·施穆勒领导的社会政策协会委托，分析其农业工人的调查数据，与福音派社会大会的弗里德里希·瑙曼等建立密切关系，还在老师戈德施密特生病时替他在柏林大学教授商法等课程。到1893年左右，他被同时考虑委任为弗莱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或者柏林大学的法学编外教授。

在两门学科、不同前景的对比之下（Weber,1988:200），韦伯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一生的志业。1894年秋季，他前往弗莱堡就任教职，一方面继续广泛涉入社会与政治事务，另一方面致力于讲授理论经济学、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课程。

因此，从韦伯的学术发展史来看，1895年演讲标志着韦伯选择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转折，凝聚了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现实思考与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他从法学转向经济学，从历史取向的研究转向现实问题，从农业、农村与人的现代化角度探讨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建设问题的重要文献。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依据此前对德国东部农业地区的两次调查，勾勒出了易北河以东传统的庄园经济面临的经济上的挑战、政治上的危险，提出了要关闭东部边界、实施土地国有化和屯垦等政策建议。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韦伯提出，截至19世纪90年代，德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土地、聚居方式与人口的变化趋势显示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土地肥沃的庄园区农民人口下降，而土地贫瘠地区的农民人口反而增加了。其原因在于，原来的德国雇农纷纷离开容克的庄园，代之以大量涌入的波兰季节工人。这一现象意味着传统的领主——依附农的关系正在消失，廉价的外来劳工为经济上困顿的普鲁士容克阶层带来了利润，维持并巩固了其政治上的特权地位。

韦伯认为，摆脱容克阶层及农业利益集团的支配，有利于德国国家利益。他提出两个重要的政策建议：关闭东部边界，禁止波兰劳工流入；扩大皇室自有（demesne）土地，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进行国有化，招募德国农民以家庭聚居形式屯垦国有土地。

最后，在提出以经济学的方式看待问题的基础之上，韦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性质与作用，认为具有长远眼光的利他主义、而非注重当下的快乐主义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是说明性、分析性的，是普遍的，但政治经济学家自身应认识到，个人所作价值判断本身具有其局限性，或者说具有特定的人之为人的属性，例如，属于某一族类的一分子、作为某一世系传承的环节等。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体的建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以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体现出来，但德国国内经济权力、政治领导权力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传统的容克阶层难当重任，市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使得德国缺少足够伟大的领导阶层，因而，时代赋予了政治经济学家“政治教育”的重大工作（Weber,1994:1-28;韦伯，1997：75-108）。

其实，在1892-1894年间，韦伯已经通过发表文章、为社会政策协会、福音派社会大会等提交研究报告等方式传播了他的发现。他在1892年发表《易北河以东地区德国农业工人状况》一文，分析了容克庄园体系和农业资本主义体系；1893年，韦伯就农业工人调查中最重要的、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东普鲁士地区的调查数据加以分析，写出了一份厚达800多页的两卷本研究报告，在社会政策协会的年度大会上报告了调查结果和结论，这项工作为年仅29岁的韦伯赢得了政治经济学家们，例如普鲁士农业史专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的赞誉，使他得以进入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委员会。

就具体内容而言，他的立场也并无特别惊人之处：关闭东部边界的政策曾经在俾斯麦时期实施过，用以阻挡波兰人与俄罗斯人流入，只是在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形同废止。至于东普鲁士的人口流失和农业工人的状况，在当时已经是备受关注的议题，韦伯的父亲还曾在1886年作为普鲁士议会的立法委员会成员，制订了旨在扭转东部人口下降的公有地放领法案（Roth,2002）。

既然演讲涉及的基本情况与政策建议并非闻所未闻，那么，韦伯所说的“残酷”之处何在呢？他有意为之的夸张和引起争议之处可能会是什么？

在目前的韦伯研究当中，对这篇演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措词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韦伯将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分别处理为较高等的与较劣等的民族，并将波兰劳工来到德国东部农业地区视为劣等民族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的胜利，这样，其关闭东部边界的建议看上去显然带有强烈的民族排斥甚至沙文主义色彩。

研究者从演讲的话语和语境分析、韦伯家庭史等角度入手，分析其实质含义（Palonen,2001；Roth,2006）。林格正面应对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韦伯当时对波兰人确实持有种族主义的敌意，但后来对此立场的缺陷有所认识，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做了修订，《经济与社会》中有关种族、民族及民族主义等部分表明，韦伯已经远离了对民族的种族式的或者本质式的界定方式（林格，2011：56-63）。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忽视的一点是：对于当代人来说很刺耳的民族主义腔调，在韦伯时代却是耳熟能详、广被接受。正如林格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一个“几乎所有欧洲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林格，2011：56）的思想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韦伯能够引起人们争议的，恰恰不大会是民族主义。

况且，韦伯的演讲对于当时的进化论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表示出了某种节制和距离。这表现在，尽管他使用了“经济民族主义者”等作为立场宣示，但他对当时的社会研究者将“物竞天择”、“遗传”等生物学术语应用到有关人类社会研究中的尝试保持了距离，对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历史的价值与效力表示了怀疑（Weber,1994:10）。

而且，从韦伯著述史来看，他对带有生物或生理学色彩的民族（Nation/Volk）概念的批评要早于林格所说的1914年左右。在1902年写作《罗雪尔的“历史方法”》一文时，他就反复对有机体论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了批评。例如，他提到“民族”的几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包括“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的国家公民的全体”这样具有契约论立场的定义；他批评罗雪尔将民族视为“某种作为文化承载者之有意义的全体存有者之直观上的整体性”，从而在其中加入了“有机的”社会理论及相应的种种生物学的类比（韦伯，2013：14-15）。由于韦伯从1898年起深受精神疾患困扰，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法读书写作，有关罗雪尔的方法论论文是其精神恢复期的首篇重要作品，这就提示我们，从时间线和生活史来看，1895年演讲应该比较接近他在1902年的立场，结合前述就职演说中对进化论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怀疑态度，可以认为，他对基于有机体论和进化论思想的民族概念一贯是持批评态度的。

综合来看，本文尝试提出的一个可能性是：1895年演讲中令当代读者不适、容易招致批评的说法，原本是当时人习惯的；真正能挑战其时代的神经的，是其超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见解。

基于此种立场，本文尝试整理了韦伯在演讲中的三个方面的内容，认为这有可能是与其时代风潮不尽一致、从而会引起争议的方面。

首先，韦伯在演讲中显示出了流行概念或做法中的逻辑不通、前后不一致之处。例如，以有机体类比的民族概念，将不同民族依其文化的状况分为高级与低级，认为世界诸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上，具体在德国东部地区，就是日耳曼人高于斯拉夫人。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的确使用了“较低等的种族”（inferiorrace）来指称波兰移民（Weber,1994:14;韦伯，1997：89）。但韦伯指出，就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而言，演化的结果并非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恰恰相反，处于较低级阶段的民族占据了优势：文化上居优者离开了土地，前往城市地区或美洲新大陆，处于一种自由然而一无所有的境地；越来越多的波兰劳工前来垦殖土地，作为廉价劳动力，契合了商业化的容克阶层的逐利要求。

这样，如果认为民族间差异是历史演化的结果，那么，韦伯指出，东部地区的情况正好是流行的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反面，即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民族成为胜利的一方：土壤优质的庄园雇工人数减少，土壤贫瘠地区的农民人数增加；斯拉夫人成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力，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东部地区的谷物种植无利可图，改种土豆，农民用以果腹的，以前是较优质的谷物与奶，现在却成了营养成分较差的土豆；粗放式的、而非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占了优势。简言之，整个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水准都下降了。

第二，韦伯的矛头与其说是针对波兰人的，毋宁说针对占据政治优势地位、在经济上掠夺波兰劳工的容克阶级；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农业工人的状况，实际上包含着重要的国家整体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韦伯指出，容克阶层对自身应肩负的使命缺乏清醒的意识。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地产信托等方式成为食利者，通过收租取息维持贵族的生活样式，压制德国工商业资本主义和市民阶层；而且，由于东部庄园乃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基础，德国东部地区的走向对政治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后一方面的影响，韦伯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演讲中进行了明确的总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是德国地主阶级——容克——的主要成分。这个阶级是德国普鲁士邦的政治领袖；而普鲁士邦又是德国的政治中心。普鲁士邦的贵族院（上议院）就是代表这个阶级；而普鲁士根据财产多寡为基础的选举法，又使地主在众议院（下议院）也占得主导地位”（韦伯，1997：123）。也就是说，源源不断的外来劳工为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容克阶层输入了经济上的支撑，使他们得以保持政治主导地位，在德国议会中获得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称的票数优势。这样，人口大量流出的东部农村地区的土地贵族统治模式掌握着控制权，而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地区、工商业者和新兴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难以得到体现。

韦伯指出，与容克阶层的政治优势地位不相称的是，他们在经济上攫取、在政治上短视。例如，容克阶层在移民问题上持一种赤裸裸的剥夺和压榨立场：他们容许波兰人进入德国，但却不能成为永久居民，只能是外来劳工身份，而且只在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才被允许作为季节工进入，到了冬季就被强迫遣返。这样，波兰人无法在德国定居，更无法在文化上融入德国社会。韦伯认为，容克阶层的这种行为，威胁到国家利益，德意志国家实现了外在的统一，但内在的、人民的或民族的统一还远远未完成。

正因如此，韦伯在为社会政策协会的农业工人调查做数据分析和报告时，选择了易北河以东地区，而非其他调查地点。玛丽安妮在解释韦伯这一时期对农业问题、交易所问题的兴趣时指出，所有这些问题“首先”都是政治问题（Weber,1988:197）。

韦伯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认可容克阶层以往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认为其强大的政治本能有利于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但是，德国并未在政治上统一和成熟起来，德意志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秩序来整合其社会、发展其经济，而非容克的家长制统治（Weber,1994:22）。

基于这种立场，韦伯反对由政府垄断谷物进口，不赞同政府每年以五亿马克津贴东部庄园的建议。但现实是，整个19世纪90年代，农业利益集团作为德国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持续存在，它们一方面通过选举体制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有强大的地方势力。新兴的政治力量，如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均受制于此，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运动和改革（Tribe,1983）。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韦伯在1895年演讲中对德意志民族的殷殷期待中深刻的悲观主义有非常直接的现实基础。

第三，韦伯在这篇演讲中强调了某种“斗争”（Kampf）的态度。他认为，各民族间的经济斗争从未止歇，斗争是一种必然要面对的、实际存在的对立，在“和平”的外表之下，为着生存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可能是静悄悄的，但始终并且仍将存在，任何期待人类未来会享受和平与幸福的生活的，必然会落空（Weber,1994:14）。

莫姆森对此有非常强的批评，他认为韦伯“直言不讳、毫无节制地将政治领域描述为无时或止的权力斗争”，进而，权力的斗争渗透政治组织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念，向德国人灌输了“人与人的斗争”、“争取生存空间”等思想（Mommsen,1984:40-41）。类似地，迈耶将韦伯视为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yer,1944）。在这样的批评路线上，韦伯对斗争的强调必然会导向德国的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

对此，本文认为，韦伯对斗争的强调，明显带有马克思、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不过，从他对和平主义（pacificism）的反思和批评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强调斗争，并非否定和平的价值，反而是要揭示出，只看到或者满足于表面的和平是不够的。

韦伯自身确实具有某种战斗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气质，但他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和平、非暴力等吁求非常了解。例如，由于母亲海伦娜·韦伯的影响，早在青年时期，韦伯就熟悉美国废奴主义者威廉·钱宁牧师的宗教观念和和平主义立场（Weber,1988:86-90）。从他后来的言论与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了解诸如基督教传统上的和平主义（福音书和耶稣的立场、贵格会、威廉·潘恩等的观点）、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提倡的和平主义、东方社会中的寂静主义与和平主义等。

韦伯尊重和平主义者，但是，基于实践的观点，基于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责任伦理等立场，他不赞成和平主义的做法，他认为：要注重理念或设想的实际后果，而非理念的宣称、感性的自我陶醉；关注理想秩序的设计与现实运行之间的差距；要承担自身的历史责任，而非沉浸在对和平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韦伯的现实主义立场以行为的实际后果、而非口号或立意来看待各种理念或主义，这也是他所谓的“经济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之实际含义。

具体到东普鲁士的情况，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他也能从表面的现象之下看到实质的经济利益之争。以波兰农工进入东部事件为例，韦伯指出，德国的农民和雇工并非在公开的冲突中被某种政治支配力量驱逐，而是在一种暗淡无光的、为着每日的生存而进行的静悄悄的斗争中被击败，迁徙到城市或新大陆的德国农民面对未知的生活，认为至少自己有了自由；韦伯认可这种追求自由的本能，但自由却一无所有的境地，只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韦伯，1997：89）。

由于韦伯的这种注重实际效果的立场，使他同当时两种主导的经济学取向都有所不同。

一种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韦伯称其目的为“普遍的幸福”，但在自由贸易的原则和各国经济实力不尽相同的情况下，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往往是：自由竞争+国际贸易=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经济学家们预想的普遍幸福无法达成，反而成了为强者背书。

另一种是德国国内以社会正义为念，以抚恤贫弱为职责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依靠国家的力量，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充当一个平衡力量。基于这种倾向，德国建立了以公共教育、限定物价、最低工资制等为特色的社会政策体系。但是，家长制框架之下的国家政治体系为容克保留了政治特权，容许其作为食利者获得经济补偿，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却缺少良好的发展前提。

韦伯认为，这两种经济学，或者只注重生产，或者只注重分配，而忽视了在生产与物资的全球流动的背景之下，国内阶级矛盾以国际贸易的形势被输出、国外的经济要素加重国内的经济扭曲等情况。具体到东普鲁士等地区，要突破表面现象的遮蔽，揭示并正面应对经济领域的静悄悄的斗争；需要突破种种想当然的设定，从现实的、结果的角度去看待、评估具体的理念或方案。因而，韦伯的主张代表着某种讲求实际、注重实效的社会现实原则，对于当时流行的、以良善意愿为立足点的和平主义的理论或情怀来说，这无疑是“残酷”的。

通过以上三点论述，本文试图表明，韦伯1895年演讲之所以独特，在于他从习见的现象中挖掘出了流行概念不能解释的现象，揭示出一般看法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提供了有关当时德国现实的洞见。在此意义上，1895年演讲足以成为有关德国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的社会学文献。

同时，尽管篇幅不长，但是，1895年演讲如同韦伯的其他著作一样，涉及的问题既多又杂，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韦伯社会学的多种理论线索。下文将通过问题系与文本链的构建，来揭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

二、1895年演讲的社会学主题：社会变迁、人口流动与国家建设

以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趋势与经济发展为例，1895年演讲分析了德国社会经历的社会变迁、阶级与阶层的演化及其政治意义。东部庄园在经营上的变化，折射出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其中，工业化、城市化的潮流，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并对农村地区造成了某种拉力。

实际上，德国农村地区亦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在以自耕农聚居、村庄形式为主的德国西部，以多样化的农作方式为基础，形成了为城市中心服务的市场化园艺。

而在德国东部以容克庄园为主的地区，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以大地产、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其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城市的压力：城市生活给容克们带来了吸引力和经济上的压力，为了与其优越的社会地位相契合，容克们需要金钱来维持与其声望相称的生活方式。

但是，容克那些神气的贵族宅院无法掩盖他们相对于城市和工业的经济落后地位。因此，土地及其产出成为其汲汲求利的手段。容克庄园里盛行以国际贸易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模式，一方面采取大规模集约化、专门化经营的方式，种植土豆、甜菜等根茎类作物，施用肥料、杀虫剂，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庄园的专门化生产会出现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容克们倾向于雇佣来自波兰、俄罗斯等地便宜的移民劳工，最大限度地获取其劳动剩余。

韦伯的分析认为，德国东部庄园的经营方式不仅形成了特定的土地占有、开发的模式，还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居住格局、人口分布和社会—政治结构。

一方面，原有的社会关联瓦解了，新的社会关联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东部地区，原本盛行的是庄园制基础上的领主—依附农的关系，通过分成制、实物报酬的形式，这种关系带有某种共享的伙伴关系的性质，因而双方之间的主奴关系被多种明确的或暗含的物质、情感的纽带所强化。但是，随着出口贸易的拓展、大地产和专门化生产的流行，使得东部农业生产成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地主们日益按照商业原则来经营，货币工资、例如计件工资制等，渐渐取代了分成制、实物津贴等形式。

工资形式的变化不仅是个经济事件，而且代表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实物地租体现出来的、原有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消失了，基于地产之上的共同经济和家长制人身依附关系濒于瓦解。货币工资带来的抽象的金钱关系，使得农民如同工厂流水线前的工人一样，成为只具有价格标签的、可替代的劳动力。对于原来的依附农民来说，在土地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因此，不如离开这样的既具依附性又赤裸裸的货币关系，前往城市或新大陆。

至于主奴关系的另一方，即容克地主阶层，一方面作为地方的惟一雇主而居于主导地位，攫取并把持着地方公共经济的利益；另一方面，把持了地方的行政、司法等权力，借此强化了自身的社会经济优势。

从国家的政治层面来看，容克地主们形成了农业利益集团，主导着地方政治，老一代的民族自由党人（National Liberals）在乡村的力量损失殆尽，新起的社会民主党人（SocialDemocrats）局限于城市，也无法影响农村的斗争格局。由于容克阶层在政治上所处的优势地位，他们通过反对谷物关税、开放东部边界等政治举措获得了经济利益，并且还不断地要求政府予以各种优惠或补贴。

因此，在面对城市与乡村、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对立时，韦伯的选择倾向于城市和工业。其理由并不在于是否足够先进或现代，他反对的恰恰是乡村当中较具有现代化经营方式且机器化生产、化肥等新技术采纳较多的大地产制。他对乡村变革的担心主要在于社会关系变迁、社会关联被瓦解的现象，特别是，这种变化的政治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势力的问题，而且影响到了德国国家的整体利益。

韦伯指出，容克对于国家利益的妨害主要在于，他们以其阶层利益为念，借助其政治优势地位，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完全不顾其身为政治主导阶层所应负有的责任。因此，德国政治的麻烦在于，家产制的传统被打破了，但是家长制的政治遗产却被继承了下来，资本的力量在农村造成的是食利者的心态（而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汲汲进取与创新的经济心态）。

全新的经济力量、经济手段并没有带来社会的革新，反而与老旧的政治势力合一了。经济权力与民族的领导权不一致，将对德国国家的未来造成威胁，因为“社会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在于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韦伯，1997：106）。

面对德国其他阶级的现实，韦伯的看法也非常悲观。市民阶级“已掌握经济权力而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韦伯认为，这个阶级的“非政治”的传统使得任何政治教育都有太迟之虞。

对于城市工人阶级，韦伯认为，从农村前往城市的人，内心受到了自由的召唤，哪怕等待他们的是一无所有的状态。但是，城市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担得起政治领导权的要求？韦伯持否定态度，主要在于工人们的领导者只是“一小撮想要垄断德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落魄文人”（韦伯，1997：104），空有语言上的煽动性，却既无行动魄力，又无民族主义激情。从工人阶级自身来看，也不像英国工人那样，有为着自己的利益起而斗争的传统。

这样，当面对着缺乏政治意识、缺少政治教育的国民之时，当社会的联合陷入分崩离析之时，国家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在韦伯看来，国家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或者全民族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代表、民族的担纲者（韦伯，1997：93）。因此，与容克阶级只注重自身利益形成对比的是，国家代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与经济学家只注重当下的快乐或满足相反，国家承载的是民族的历史命运，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相应地，韦伯提出了“国家理性”的概念，即以整个民族的长远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国家对经济的各种决策，例如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活动、采取自由贸易体系还是关税保护等，最终都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准。

同时，韦伯提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即对内实施保护民族经济，减少城乡差异，实现经济发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并不就是要对特定阶级（例如容克）进行救助，而是为国民的自力自助、自由竞争建立制度环境；对外在“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张、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中捍卫自身的利益。他指出，在德国东部地区发生的变迁，恰恰就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竞争与冲突在国内问题上的体现，即“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和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韦伯，1997：92）。

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与人民的关系时，既要保障人民行使其自由和权利，又要使得人民或社会群体通过自由竞争争取自身利益。在此基础上，要以民族的长期利益为最终目标，通过适度的经济干预、社会救助等政策加以调节，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保护民族的权力与利益。

除了以上经济与社会变迁、阶级特征与政治结构等经验内容，1895年演讲中还包含着有关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理论命题。

例如，韦伯对德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斗争主题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很有亲和性。不过，他对社会主导阶级的看法不是单线的，而是加入了社会流动因素，强调“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共同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未来；同时，其斗争概念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而是在和平前提之下为自身利益的竞争。

其次，他对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历史责任、经济角色等思考，已隐然具有一个国家社会学的框架，即一个有清晰边界、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的民族的长期利益的担纲者的概念。这一理论关注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之初，韦伯在一系列政论文章里提出了议会制、民主制、总统制等德国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涉及国家与经济发展、国家社会学的制度因素（Weber,1994；何蓉，2011）。

最后，韦伯的这篇著作中还包含着演化的主题，即从经济发展的现象看社会的变迁。他注意到了个人与阶级都会因争取其利益而形成竞争、斗争的格局，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设定相反的是，竞争的结果不一定就是物竞天择、优者胜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化论点不尽相同的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收益可能会不同步，新的经济手段有可能会服务于没落的政治势力；决定国家未来的，也不仅是正在实施统治权力的阶级，还包括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各阶级是否能够意识到、并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其经济权力，还在于政治素质，即政治上是否成熟。

三、以关键文本为核心建立文本链：早期韦伯的思想地图

以上对1895年演讲的内容爬梳，将其置于韦伯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脉络之中，试图表明其作为社会学文献的重要性，并将早期韦伯带入社会学理论史的关注当中，梳理其著作中的理论脉络，打破历史分期对全面理解韦伯社会学的分割。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在著述史写作上有所推进，即抛开单一的时间线或历史分期，而以问题系为中心，建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

这里的问题系，指的是所关注的相关研究主题所形成的问题脉络。由于韦伯作品很多都是因人因事而作，较少主动的、系统的论述，造成他所关心的主题往往散见于不同作品之中。那么，循着具体问题来排比文本，就有可能将表面上看似不相关的某些文本连缀在一起，建立文本之间的关系链。

例如，1895年演讲的一条主线是当时的农业、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按照蒙特斯的梳理，韦伯在1892-1909年间所发表的23部作品均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Munters,1972）。从克斯勒所编排的著作目录来看，从1892-1895年间，韦伯围绕着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工人等问题，集中发表了约12篇文章（相关的书评、评论等不计在内），1895年演讲是其中的最后一篇；之后在1899、1900年发表的55、56、56/I、57、58、58a等文献，皆是他1893年为社会政策协会所做的研究报告（Ksler，1988：244-255）。

这样来看，1895年演讲作为某种“结语”，与相关的十余篇文献一起，构成了一个直接的文本群，反映出韦伯在1892-1895年间的工作，即对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分析、问题提炼和总结。

而且，以韦伯所关注的问题而论，这一文本群并非孤立，在内容上，它还有“前因”和“后继”，形成了一个文本的链条。

所谓前因，主要是指韦伯189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私法的意义》（Die Römaschier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在其中，韦伯讨论了法律的农业基础——农业组织方式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罗马的土地制度、土地勘测和公共土地到私人土地的演化等内容。之所以认为它构成了19世纪90年代农业工人文本群的“前因”，是韦伯在古今之间发现了相似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转变的机制。莫姆森也注意到，韦伯一方面论述奴隶劳动力的短缺造成了罗马共和国崩溃、古代文明衰落，一方面联想到了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类似问题及其可能的后果（Mommsen,1984：22）。

这种“古今一也”的思想关联，与韦伯的论文指导老师奥古斯特·迈岑有关。迈岑在柏林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指导了韦伯的教授资格论文，但他的正式职位是在普鲁士统计署，曾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普鲁士土地产权和农业税体系的调查、评估等工作。在农业政策方面，迈岑强调以农业史为基础，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农业的结构因素，将古代与现代的问题联系起来看（Tribe,1983）。

所谓“后继”，主要指的是1904年韦伯赴美参加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发表了有关美国与德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比较的演讲，提出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之下，现代化如何以多重路径得以实现。同时，韦伯深入美国西部地区，观察到了西部的土地分配与联邦制的政治制度等相关问题（Scaff,2011）。这些可以说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有关农业经济与国家政治体制等思考的延续。

这样，通过以上对韦伯文本间关系的梳理，以1895年演讲为关键文本，建立了以共同主题为核心的文本群与文本链，有助于按照问题的线索，深入地分析韦伯的思想。

这一文本研究的方式，即关键文本的确立、文本群的梳理、问题系的建立和文本链的搭建等，可以将早期韦伯的其他面相也提炼出来，并与后期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建立主题关联。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交易所（Die Börse）研究主题、19世纪90年代农业劳动者和20世纪头十年工业劳动者的（心理和生理物理学意义上的）状况的主题、从早期诸古代文明的社会状况研究到后期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主题，等等。这种多重线索交错、各行其道的多维理解方式，有助于建立一个贯通的、丰富而立体的韦伯思想的图像。

从整体的韦伯文本出发，本文的研究方法，即以关键文本、核心问题来梳理文本链条、建立文本间关联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地建立文本间比照和对应的阅读方式，从而在某些具有内在关联但却分割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文本之间建立镜像式的、平行的或交互性质的关联。

例如韦伯的方法论文章《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知识中的“客观性”》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文第一部分，这两篇的写作基本同时，被分别视为韦伯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但实际上，前者的方法论原则，如“历史个体”、“理想型”等，在后者当中有多处应用，两篇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关系。理解这一关系，有助于理解新教伦理命题及其论证特征。

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韦伯作品的一些看似不相干的文本当中，存在某些散布的、相通的主题，形成了相互间的呼应关系。仍以1895年演讲为例，通过主题线索，可以发现它与其他文本的某种平行或呼应关系。

例如，关于压低劳动者工资的问题。在1895年演讲中，韦伯指出容克们通过雇佣波兰劳工来获利，以降低工资、住宿和社会福利等支出等方式控制成本。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低价策略，看似有效，实际上却形成了“最不适者生存”的结果。同一问题后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再次进行分析，韦伯将其提炼为“低工资和高利润直接相关”的看法，指出其局限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尽管压低人力成本支出带来了利润的量的优势，但是，低工资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质的提高，减缓了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型，当需要熟练劳动、关注创造力等素质的时候，就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工人（韦伯，2010：34-35）。

类似地，1895年演讲中对容克地主的家长制统治秩序的反感、对食利者心态的反对和对城市工商业者的认同，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理性而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等形成对比，为理解所谓新教伦理命题提供了宗教以外的思路。

再如，关于民族发展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问题。韦伯在1895年演讲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从可观察到的情形来看，各民族的确各有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不过，用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框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时，对其效力应有所警惕，因而“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特征”及其“生存环境的关系”的问题需慎言。20多年之后，在其经济史课程的讲义中，韦伯再次聚焦于此问题，分析了资本主义时期之前，欧洲各地基于不同的外在条件而形成的劳动与组织方式，如马尔克、米尔等（Weber,1961）。

透过这种文本间的相互呼应，可以看到韦伯思想中既定主题在不同的语境下的发展和变化，显示出韦伯著作存在两方面的复杂性：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的主题关联，另一方面，在同一文本中存在着纵横交错的歧异主题。因此，本文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即以关键文本为立足点，建立文本间的呼应关系或发展链关系，力图更为全面地勾勒出韦伯文本的丰富主题。

四、小结：建立韦伯作品的文本间关联的著述史意义

韦伯作品被喻为“迷宫”，形象地体现出其著述史写作所面临的挑战。由于文本的复杂性，任何试图从这座迷宫的多彩断片中拼出一个看上去清楚可靠的图景的努力，都有可能被视为对韦伯作品的人为切割。即使如本迪克斯的韦伯“思想肖像”这样的经典研究，在试图清晰地描摹其轮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割了其内在筋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对韦伯的“创造性误读”往往已近美誉。

从韦伯这方面来看，造成这种阅读的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其作品的未完成性质和反应性写作方式。韦伯早年的精神疾患和后来的早逝，都令其作品中潜藏的主题未得充分的阐发，其著作的产出并非稳定的细水长流，而更像一座沉默火山的不时爆发。而且，韦伯的许多作品都是应人之邀写就的，常常未及展开就匆匆付梓。例如，韦伯原本希望将《社会经济学大纲》做成能够反映德、奥等国经济学最新成就的共同展示，最后却不得不自行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写作。尽管滕布鲁克批评《经济与社会》是定义的堆砌（Tenbruck,1980）不无道理，但如果细读其文，不难发现韦伯在注解文字中屡屡发出慨叹，如何囿于体例而不能进行因果性关联的探究。

即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广为人知、甚至享有某种社会学“圣书”地位的文本，由于其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涉及到1904-1905年写作与发表，1910年之前与经济、宗教和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的争论，1920年辑录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之第一卷等不同时期的文本变化，因而，在阅读与评介时，需要注意到不同阶段的文本侧重点、韦伯1904-1920年不同时期的不同关注点等写作过程中的问题，还要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编撰和翻译史的因素，即参与德文编撰与英文翻译的人、事等因素所带来的诸多影响。

韦伯作品的这种复杂性为著述史写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依据本文的立场，简单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韦伯学术的分期问题，另一个是是否存在一个整体的韦伯思想的问题。

分期问题表面上是划分韦伯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实际上存在一个对韦伯学术形象的判定问题。当以某种发展、演化的眼光来看待韦伯学术史的时候，背后就存在着一种假定，即韦伯思想具有某种基于时间的发展次序，且将其作品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韦伯的著述史便成为一个朝向社会学家韦伯的、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演化史，忽视了韦伯思想中复杂精微的方面，切割了其作品内在的主题关联。本文对1895年演讲的社会学主题的梳理就试图打破这种简化的时间分期，清理不同时期作品之间的主题关联。

另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韦伯的理论遗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个整体的、统一的韦伯？或者说，当我们用碎片化来总结韦伯作品的特征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社会学至少有一部分是奠定在零落或分立的基础之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的学者都试图找出韦伯作品贯穿始终的红线，即其基本问题和代表作。但是，简单地将关注点从《经济与社会》转移到《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或其他文本上是不够的。

不少学者在深挖韦伯的思想脉络时，往往假定韦伯学术著作背后有一个具有某种自我意识的、具有统一性的伦理或现实的目的，略维特、亚伯拉莫夫斯基的分析即具有这样的特色（贝顿，1990：15-21）。这是主题在先的一种切割。同样成问题的是，米茨曼以原生家庭等外在境遇来解释心理映射（Mitzman,1984），拉德考的传记在某些方面上发展了这一路向（Radkau,2011）。这样的路向，对了解韦伯不同时期的生理心理状况等有益，但反而矮化了韦伯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的斗争意志、悲观又英雄主义取向的学者的真正贡献。

在此，我们不妨回到韦伯夫人的说法，即韦伯的核心思想在很早就形成了，后来的著述只不过是其想法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或展现而已（Weber,1988）。表现在其著述史上，就可以看到，韦伯思想中不仅有变化，有转折，而且有特殊的延续性。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某一个韦伯，而是许多个韦伯（many Webers），是内在通贯、但又对社会实在保持开放的韦伯。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以关键文本、核心问题为出发点，基于问题系建立文本群、文本链的努力，对于挖掘错综复杂的韦伯文本的潜力而言，是有意义且恰当的。

这种依主题打通文本的方式，突破了作品分期、研究领域划分等带来的对韦伯文本的切割，注重直接面对韦伯思想之迷宫，即某种多层次的、多路径的、多出口的系统。与韦伯方法论的立场相一致，这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以主题的呼应来重建精神的漫游，实现表层文本与内在主题相结合、跨越时间和领域界限的文本联合，重建韦伯文本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揭示其错综复杂的文本编织之下的多重主题、表面的径流之下的潜流，呈现出多线索的迂回曲折、多重主题的复调与变奏等，形成一个立体而精微的韦伯思想的图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