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识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差异。现代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将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那么这一转向是否真正解决了传统哲学的危机呢？它对哲学的真实意义何在呢？ 一 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 首先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到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又动摇了“由笛卡儿创始的、与牛顿力学同时发展起来的近代哲学范式”(库恩语)。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也就是说，任何科学知识都要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才能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知识领域里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从而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这样，逻辑性一致性取代历史性成为知识的要求。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繁荣连同科学理论的巨大成功，使得科学理论的描述方式及其形式化体系成为人们评价的重要标准。人们要求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也能为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像经验科学一样严谨，并且“有能力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胡塞尔语）。 1914年，罗素开始将数理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运用于哲学领域，他发现凡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就象数学最终都可以还原为逻辑一样。他说：“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即每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给以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就会发现，它或者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2通过逻辑分析，罗素宣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许多传统问题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虚假的。后来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中进一步指出:“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3这样，通过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之中，语言分析哲学产生了。 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思辨转向语言分析之后，哲学便不再探求终极实在的秘密，不再提出新命题，而是澄清已有的命题，通过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语言，排除因语言表达式的混乱而产生的基本概念混乱，从而使哲学达到科学主义所要求的“精确”、“明晰”的标准。这样就可以消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困惑。 二 如果说语言分析哲学是以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为起点，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以现象学和存在论为起点。 虽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没有明确提出哲学以研究语言为中心，但他创立现象学的目的与实证主义不谋而和，即希望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他认为凭借“直接地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就可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这无疑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人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4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5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高到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6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7 三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对语言分析哲学而言，其所探讨的问题依旧属于认识论范围，研究的目的仍在为知识寻求可靠的保证，只是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代替了对心智问题的研究。他们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特点与心智的固有特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原先不可见的心智特性从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8语言结构作为心智活动的一种初始结构或固有结构，不再是笛卡儿的理性假设和康德的先验图式，相反具备充分的经验理由。 语言分析哲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特征，认为语言虽然与几何形式和逻辑推理形式同为符号化的产物，却并不属于一种“纯形式”。因为我们无法预先为语言制订精确的规则，而且语言本身指意含糊，容易造成误用，正是这种误用才产生了各种哲学问题。只有限定语词的意义，揭示语法规则的空洞，使语言符合严格的逻辑形式，才能对各种“语言谬误”进行疗治，前期维特根斯坦即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如果说传统哲学家一直以超越经验世界又制约经验世界为理想，现在语言分析哲学家似乎找到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他们相信通过数理逻辑方法，可以帮助建立起形式的语言，把认识的基点定位于“逻辑一一语言”的基础上，对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和概念，如存在、必然、可能以及个体、对象、关系等可以进行逻辑演算或符号化、量化的处理，从而整体地、系统地处理哲学问题，推动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分析哲学家明确提出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建构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语义分析方法是最有效的手段。哲学只关注语词与世界、语词与规则、语词与现象以及语词与实体之间的关联，它的唯一功用就是为语词的意义提供辩护。分析哲学家们认为由此就可以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使哲学获得明晰性和确凿性，成为类似于科学那样的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纳普断言：“哲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部门”。在分析哲学的直接影响下，科学哲学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主流，一个“分析哲学”的时代产生了。 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求助于科学和逻辑学不同，由海德格尔开创的语言学转向则从哲学运思和言说的方式上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体批判，批判的矛头甚至指向了分析哲学本身。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哲学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起了一种对象性思维，世界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客观对象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是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揭示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基本思维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9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对象性思维恰好是对存在的一种遮蔽和遗忘，哲学的对象不应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而应是对“存在”本身的领悟，是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 因此，海德格尔提出要以诗化语言重建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艺术一直被排斥在哲学之外，被认为与真理无关，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唯一合法的语言。而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并不是所谓主体与客体相符合，而应是“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而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存在澄明、显现，使哲学可能。 在他之后的许多追随者也继续了这一思路，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某种特质，与社会具有共同的基础。所以 “言语表达方式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梅罗一庞蒂语），语言“能表示每一方面的特殊结构所共同具有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语)。伽达默尔则直接把“逻各斯”译为“语言”，以语言取代“‘理性”，形成“语言中心主义”， 他们都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就这点而言，它的文化意义要远远大于语言分析哲学。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交汇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欧陆和英美自近代以来在文化特质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而对语言的共同关注则使两个传统找到了沟通和交流的话语中心。罗蒂在前后期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早年是分析哲学的干将，后来接受大陆哲学思潮而开始反省分析哲学，并提出两种传统融贯互补的要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因次也显示出文化一体化倾向。 四 语言转向为哲学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是语言果真能代替形而上学的本体么?语言转向的最终归宿又是什么呢?在现代哲学的观照下，哲学的危机是否真的解除了？哲学是否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和价值意义呢？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新问题。 语言分析哲学将科学主义的框架植入了哲学之中，利用现代数理逻辑技术对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清洗和消毒”，消除了一些固有的弊端，同时，却把哲学引向了唯科学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依赖于分析技术的合理性，表面上强调中立，实则将哲学降格为简单的技术操作，使哲学丧失了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例如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对哲学进行逻辑分析时就认为哲学连还原为逻辑的资格都值得怀疑，因为哲学并非错误而是没有意义。他《逻辑哲学论》中写道：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与命题，都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所以，历来对于哲学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的。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他依然否定哲学的意义。他根据意义即用法的观点，认为语言活动如同语言游戏，没有本质，没有共同的特征，语词的意义就是它们在语言中的用法。语言不再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生活形式，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生命)形式。”10他最后指出：“哲学是一场以语言为手段的对我们智性的蛊惑所作的斗争”11。语言分析哲学确立的逻辑话语，事实上建立起新的意识形态，使哲学成为技术统治思潮的理论注脚，阻塞了思想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海德格尔倡导的思与诗的对话生发出来“思想——诗——真理”之路，强调从语言中寻获存在的原始经验，以期摧毁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这条线索为德法现代哲学所接受，他们对时代的危机和技术的本质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对哲学语言的诗性特征的过分挖掘，则面临着使哲学语言消解的危险。在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以及当代的解构主义中，语言的所指与能指都被绝然划分，在语言宣泄的“能指的滑动”中，语言不再负载思想，而是游戏，成为一种无思的堆积物。哲学逐渐失去了表现的基础，哲学语言几乎成为碎片，表现出意义的多元性和模糊性，不再能整合完整的形象。 对此，德里达的解构最具代表性。德里达用“解构”来颠复形而上学话语中隐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解构”即类似于海德格尔式的“去蔽”方式。而且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也强调“解构”不是外加的、人为的，而是进入语言内部的自我解构(自我去蔽)运动。他说：“‘解构’哲学因此即是用最为谨慎和内在的方法，通盘考查其概念的结构谱系，同时从它无以命名或描迷的某一外在角度，确证这段历史在通过这一与它利害攸关的抑制来构筑自身使为历史的过程中，可能掩盖了什么，排斥了什么。”12德里达认为语言中即包含着无蔽与遮蔽的矛盾：一种结构可能遮蔽着另一种结构，一种意义可能掩盖着另一种意义。“解构”就是要昭示原来被压抑、被遮蔽在话语中的另一种敞开的可能，故乔纳森•卡勒评价道：“解构不是一种界定意义以告诉你如何发现的理论。作为诸理论接以奠基的各种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消解剂，它阐发了任何欲从单一途径来界定意义(如看作作者意图所指、惯例所确定的、读者所经验的等)的理论所面临的困难。”13哲学的终极目的是要揭示出“意义本源”，“解构”却指出这种本源从来就不在：语言是意义的原发之地，但意义的本源始终是一个“谜”，语言只在无控制的状态中自由游戏。“解构展现了一切文学科学或话语科学的不可能性”14。 可见，无论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还是存在论哲学的语言诗化努力，最终都趋向于“解构”哲学本身：前者使哲学过分依赖于理性而丧失了思想的活泼性，后者则使哲学过分强调语言自身的神秘性和多意性而远离现实；前者将哲学改造成精确、实证的学科而变为科学的附庸，而后者则使哲学成为文学（诗学）的一个分支，在当今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常常在苦思经典哲学著作，而当代哲学著作则成为文学系师生的教科书，即是此明证。沉沦在语言游戏状态中的现代哲学家不再有建立确然可信的理论体系的信心和兴趣，终结哲学的灰色论调代替了历史主义的“扬弃”性反思。 但是哲学并不会就此真的终结。许多哲学家通过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反思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罗素曾说过：“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15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实质：对语言的聚焦、透视和反思，是人类认识能力深化的结果，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正在将语言神秘化、迷信化，从而陷入了语言的牢笼。 对于语言分析哲学，马尔库塞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语:“语言分析也许是卓越的，是正确的。但不过如此而已。”16他为此指出我们必须留出特定的“保留地”，允许思想和语言合法地不精确、模糊甚至矛盾，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规范的言论领域免遭不合适的观念严重干扰”17。而对于大陆语言哲学倡导的思与诗的对话以及当代的解构之学，我们同样要保持警惕：一方面，在对现有语言结构的消解、颠覆的同时，终极价值或中心也正在被消解，这必然使人类文化呈现为虚无，在一片虚无之上是不可能凭空开启一个未来图景的，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依赖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且正是因为传统的存在才构成了张力，使解构得以可能；另一方面不管语言具有怎样的本体依据和文化表述功能，但语言无法代替人类生存本身，将语言作为一切思的边界，也许恰好是对存在真正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