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爱与意志

　　罗洛·梅 [Rollo May [1] 1909.04.21－1994.10.22]，美国心理学家，是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是存在心理治疗的代表之一。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埃达（Ada），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蒂伯龙（Tiburon）。 　　 　　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父母感情并不融洽，先分居最后离婚，导致他的姐姐精神崩溃。梅的童年生活不快乐，可能是他以后研究咨询心理学的原因之一。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因参与一激进学生杂志的出版工作而遭退学。转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就读。年轻时醉心文学艺术，1930 年 4 月获奥伯林学院文学士学位。毕业后，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教授英文三年，此期间，他也客串游历四方的艺术家，其画作造诣颇高；此外，他还参加了 A.阿德勒在维也纳山区举办的暑期培训班，梅最初对心理治疗的兴趣以及他早期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都受到阿德勒的影响。 　　 　　返美后于 1934－1936 年在密歇根州立学院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后来改进纽约联合神学院，研究当时正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旨在探讨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1938 年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从德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那里第一次接受了存在主义思想，后来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担任纽约市立学院学生咨询员，并研习精神分析。 1946 年开业从事私人心理治疗工作，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此期间，梅曾患肺结核濒临死亡，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其生命转折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余，梅尤其耽读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 S.克尔凯郭尔之著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攻读精神分析，遇沙利文与 E.弗洛姆等人，交往甚密。病中他精研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中所讨论的焦虑问题。病愈后即以《焦虑的含意》为题提出论文，于 194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纽约社会新学院研究员，并以访问教授名义分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讲课，并曾担任怀特学院的训练兼主任分析师。梅毕生致力于将存在心理学引入美国，直至病逝。 　　 　　在心理学史上，梅是介于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之间的桥梁人物。在他 1958 年出版的《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面向》一书中，首次将德国哲学家 M.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介绍到美国，从此一方面建立了他的存在心理治疗体系，另一方面为以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梅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所提倡的以下两个观念： 　　 　　1.自由意志的人性本质观 对人性本质的看法，梅与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一样，强调自由意志，反对决定论。梅认为，每个人生而具有长成一个人的先天潜能，每个人都会努力以赴地将其天赋潜能表露出来，以期臻于自我实现。不过，人和其他生物不同，其他生物是靠自然条件成长的，人却是靠自己的选择才能成其为人。一粒橡树种子内蕴藏了将来长成一棵大橡树的潜能，一旦落地生根，只要生长环境适当，它就自然会长成一棵橡树。人的成长却非如此，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靠自然条件，而是靠自己的选择。惟其如此，在人的世界中即使环境相似，而各人的成长却仍有很大的个别差异。梅认为，人性本质虽如此，但在现实中个人的选择却未必适当，选择之后也未必如意。因此人在生长历程中难免因选择失当而感到痛苦。存在心理治疗的目的，即旨在协助当事人了解自己，重新选择。 　　 　　2.自由与焦虑 1950 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焦虑的意义》。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局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挫伤。在梅的心理学思想中，焦虑与自由是两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在现实中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做自由选择，个人的潜力才会获得充分发展，亦即谓自由选择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先决条件。此一理念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领导人马斯洛和罗杰斯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心理治疗方面，梅将自由和焦虑连在一起解释。他认为自由是人性的重要本质，惟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自由选择时，选择的后果往往非但未必使人心安，反而使人感到焦虑。原因是： 　　 　　选择之后将带来不确定后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面对选择情境时，个人就可能在心理上产生既想求成又想避败的困境。 　　选择既由自己决定，选择的结果，亦必由个人承担，因而产生心理压力。由此观之，在现实人生中，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如何面对焦虑是人生必须学习的课题。 　　梅将因自由选择带来的焦虑分为两种，一是健康的焦虑，另一是神经质焦虑。所谓健康的焦虑（healthy anxiety），是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所选择时（如升学、就业、转业、婚姻、投资等），如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选择不确定后果带来的焦虑，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自己选择后的责任，即使选择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至少克服了焦虑的威胁，使危机化为转机。所谓神经质焦虑（neurotic anxiety），是指个人在现实生活面临选择情境时，因过分恐惧选择后会带来失败的结果而犹豫不决，不是冀求别人支持，就是畏惧退缩或但求安于现状，不敢遽下决定。一旦因放弃选择而丧失成功机会，却又悔恨交加倍感痛苦。如此，焦虑不但未能免除，而且愈积愈多，最后难免因无法承担过重的心理压力而导致精神疾病。梅认为，心理治疗的目的正是帮助那些因患得患失而不敢选择以致陷入神经质焦虑的人，使他领悟到自由选择和勇于负责两者间的必然关系，以期其面对现实人生去实现自己。 　　 　　当然，现实人生中有些境遇是无法自由选择的，像死亡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在其 1961 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一书中，梅指出，即使个人对死亡无可选择，但如何面对死亡的态度，仍有选择的余地。设想如果人类真的永生不死，人类可能就会不珍惜生命，不努力向美好追求。正因为人生有限，在短暂的人生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才会显得更有意义。因此梅认为，学习不畏不惧面对死亡，是人生在世存在的—个重要课题。 　　 　　主要著作： 　　咨询的艺术：The art of counseling. 1938 　　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 1950 　　追寻自我的现代人：Man's Search for Himself. 1953 　　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面向：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1958 　　创造性生活的动力：1960 　　存在心理学：1960 　　心理学与人类两难：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1967 　　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 1969 　　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 1969 　　权力与无知：Power and Innocence. 1972 　　自由与命运：Freedom and Destiny. 1981 　　存在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Being. 1983 　　我追求的美：My quest for beauty. 1985 　　哭喊神话：The Cry for Myth. 1991 　　 罗洛.梅：爱与意志 2007-03-02 19:48:14 　　来自: 寒羽 (郑州) 　　陈寿文 　　　　 　　　　 　　　　1909年4月21日，罗洛．梅 （Rollo May）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城（Ada）。幼年命运多讁，双亲长期不合，终至离异，姐姐曾不幸精神崩溃。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因参与一激进学生杂志的出版工作而遭退学。另行入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毕业后，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三年，并曾随阿德勒（Alfred Adler）短期研究。返美后，旋入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与存在主义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师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启迪。 　　　　 　　　　 梅年轻时甚为结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生命转换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后，梅尤其喜读丹麦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攻读精神分析，遇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与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过往甚多。1949年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局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罗洛．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挫伤。 　　　　 　　　　在1969年出版的《爱与意志》中，罗洛．梅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爱已被简化为性，而意志亦被误解为过度理性、严峻的意志力。其著书之目的之一，即重新定位古希腊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原型力量──概念。说明此原型力量乃为爱与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观点，爱与意志其实是人类在每一个当下所展现出的生命动力；而且，这眼前的当下，延续着过去（历史性经验）、并投向未来（历史之开创）。此时间三向度的融会，涉及到罗洛．梅在该书中所欲重新诠释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虽然转借自胡塞尔现象学之词汇，但是，当罗洛．梅试图运用此构念，作为心理分析治疗发生效用的根本关键时，即已脱离了胡塞尔的哲学脉络，而跨进了存在主义之境域。亦即，在人们面临茫然未知的生命处境时，意向性如何成为既在后推动，又在前牵引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意识的、理性的，也是潜意识的、超越理性的。 　　　　 　　　　罗洛．梅是将欧洲存在主义思潮引介至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但与萨特的激进反叛路线不同，他所采取的是中庸法则，试图将对立的两端，统整、拼汇在一圆融体系中。他认为人类必须先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决定的，然后才能谈论自由选择的问题。在罗洛．梅心理学理论的铺陈中，我们可嗅到中国传统哲学里阴阳相合的气韵。比方“原魔”（daimonic）（注：大陆版该词翻译成“原始生命力”）的善恶并存、兼具创造与毁灭力量；爱与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离等等。对罗洛．梅而言，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其目的皆是帮助病人获得自由，而达成此目的的根本途径，即为接纳自身的原魔、学习聆听潜意识的呼声，并从爱与意志的共同实践中，回应生命对人类所不断抛出的意义探问。 　　　　 　　　　《爱与意志》是罗洛．梅的成名之作，该书在1969年由纽约诺顿公司一出版，就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在这本著作中，罗洛．梅指出：在西方传统中，有四种爱的形式。第一种是性，西方人称之为肉欲（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爱欲（eros），这种爱的驱力令人有繁殖和创造的欲望。第三种是朋友之爱，希腊人称之为philia，第四种是“同胞爱”，或agape，意指会为他人的福祉设想，譬如：“神爱世人”即为此种爱的原型。 　　　　 　　　　 罗洛．梅指出：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在前一个过程中，由于现代人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并以此来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压抑和人的冷漠；在后一过程中，则由于人越来越陷入外在的技术决定论和内在的无意识决定论，遂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个人责任，丧失个人愿望、意志和决心。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性行为如此之普遍，而其中的意义和乐趣却又是如此之贫乏！他认为：性的放纵由于越来越乞灵于技术，已变得越来“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罗洛．梅并不否认性的意义，但他始终强调性不能与爱分离；性一旦脱离了爱欲，就会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丧失内在的激情，最终将导致性冷淡和性无能。性和爱欲构成了性爱的两个侧面：性是来自后方的动力；爱欲则是一种来自前方的召唤。性与“理由”（原因）相关联；爱欲则与“目的”相关联。性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理由”是对于过去的考虑，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则不然，它是你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理由的概念与决定论相关联，目的概念则意味着你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因此它与自由相关联。我们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洞察和响应，通过使它们脱胎于想象，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参与到铸造未来的过程中去。这就是积极的爱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爱欲对自然和他人的爱欲的响应。 　　　　 　　　　 而什么是爱欲？爱欲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欲是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欲创造生活、唤起激情，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爱欲给生命中纷纭杂多的质素以意义，给我们枯燥散漫的生活以形式，它是整合我们分裂状态的凝聚力。它是永恒的拓展，自我的延伸，是不断更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这种自我的不断更新，乃是爱欲固有的属性。 　　　　 　　　　爱欲离不开激情。没有激情的爱欲是长不大的，他永远只能是一个顽皮而淘气的小孩子。激情则来自原始生命力（或原魔 daimonic）。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更为深邃的生命动力，它超越于善恶之外，但却是性与爱、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源泉。原始生命力类似荣格所言的的阴影（shadow），用罗洛．梅的话说，“原始生命力作为生命中的阴暗面，既蛰伏在黑暗的地下王国，又高翔在爱欲的超验领域。”它既可以使人成为恶魔，又可以使人成为神明。我们的任务，是敢于承认并面对这一人性中的阴暗面，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上将它整合到个人意志之中，使之成为爱与意志、灵感与创造的不竭源泉。 　　　　 　　　　正因为如此，所以意志的功能并不在于压抑个人内在的欲望，而在于组织、整合、保护和指导个人的内在欲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用意志来反对本能和愿望；现代人则用本能与欲望来摧毁意志。罗洛．梅认为，这种自相残杀是一种谬误，“愿望“（注：罗洛．梅对愿望的定义是在想象中把握某一行动某一事件的可能性，即对于未来的“想象性参与”）只有在遭到压抑和扭曲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邪恶的、病态的愿望。而在“本真的存在”状态即在“意志性” （Intentionality）这一层面上，愿望不仅是对世界与他人的主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他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仅是对对方的欲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的给予和想象。换而言之，它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一种内在沟通，是一种深邃的同情和共鸣。 　　　　 　　　　 而什么是“本真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本真的存在”；另一种是选择“不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非本真的存在”。对于这两种存在方式作出抉择之后，则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和别人的关系不同，连时间观也会有所不同。 　　　　 　　　　 处于“本真的存在”状态，个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并不像笛卡儿哲学那样，将自己想象是和客体对立的主体，相反的，他会开放自己，放松自己，让世界中的事物降临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为一体，这种境界海德格尔称之为“与物同游”（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这种境界里，个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会如其所是地展现自身，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为主体性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也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则不然。在这种存在状态里，个人把自己想象成是和外在世界对立的“主体”，并且企图用“技术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而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来掌握或操纵外在世界中的客体。当他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他会选择“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隐藏起来，并且尽量变得跟“常人”一样。如此一来，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择，也不需要担任任何责任，因而也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在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里，时间观的表述方式是“现在－现在－现在”，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未来的尚未到来，也很难有所期待。个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现在”。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死亡”的理解，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的存在”的唯一途径。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随时会死，而宁可相信：自己还有无数日子可以活。这样的信念使个人致力追求“常人”的价值，并且变成一个终日使用“技术性思考”的盘算者。 　　　　 　　　　 死亡的意义是个人永远不再生存在这世界上。“面对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现世的东西都丧失掉原有的价值。这时候，人才会定下心来，严肃思考存在的本质，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正如马斯洛在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所言：“死亡，和它终将现身的可能性，使得爱、热情的爱，成为可能。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将不死，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如此热情相爱，是否还能经验到这等狂喜。” 　　　　 　　　　 本书告诉我们，只有人认识到人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存在”，他才会反省并仔细评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价值；这时候，他才有可能选择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不再把异性当做是满足个人性欲的工具，而乐于和对方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爱与意志合而为一，他对于肉欲的沉迷才有可能超拔成为对于“爱欲”的向往。在这种存在状态里，时间并不是以“现在”作为核心，由“过去”奔向“未来”的直线型流失过程；而变成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断往复循环：“过去”和“现在”打通了，走向“未来”也可以回复到“过去”，认得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无，反倒蕴含着无限多的可能。 　　　　 　　　　2006年4月6日 周四 　　　　 　　　　0：54于北京野兽居 　　 读书笔记:《爱与意志》 2007-03-02 19:42:53 　　来自: 寒羽 (郑州) 　　ZT 　　 　　《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是Rollo Resse May所有著作中的票房冠军，一出版便让书评界如获至宝，盛赞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此书写于1969年，那一年文革还在升温，武斗和破坏随处可见；第一届Woodstock音乐节在纽约州举行，Hippie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Beatles和Rolling Stones步入事业的巅峰；越战依然深陷泥淖；而法国的“五月风暴”还在持续。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时代风起云涌：革命、反叛、存在主义，种种思潮席卷而来，维多利亚时代残存下来的旧道德旧秩序都在受到空前的挑战。当然，与此相伴的，还有遗留至今的时代病——焦虑、空虚。这两者紧密联系，还共生着其他社会问题：性乱、毒品、暴力、冷漠…… 　　　　罗洛·梅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关注这些问题的主要武器，来自两股力量，一股是马克思，一股是弗洛伊德和尼采。马克思影响了战后西方的政治格局，也是促进社会福利化的主要动力。而弗洛伊德对西方精神的影响，很可能比马克思还要深远。 　　　　弗洛伊德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癔病病例的分析，发现了“潜意识”，并通过“潜意识”概念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进化史。他的研究方法常被理性主义者诟病，因为这套理论完全建立在癔病患者的诊疗资料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这并不是定量研究，而且非常幸运的是，癔病患者（并不是人格分裂）和普通人在精神构造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心理的尖锐矛盾正好有助于发现人类精神内部的重要现象（正如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最简化最尖锐的时刻，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一样）。当然，这类诟病也有其清醒和科学可取的地方，那就是由于不节制的肆意外推，弗洛伊德的学说的确陷入了胡说八道的困境：他把“性欲”（Libido）推导为人类个体/社会一切行为的根本驱力。而实际情况是，基于性压抑的癔病患者之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律令的严重压抑和歪曲。从《梦的解析》提供的病例来看，几乎只要把一切梦的因素解释为性隐喻，通顺地解释出患者性压抑的前因后果，就可以疏导他的性压抑。很显然这个迷人的前景从那以后便欺骗了很多《梦的解析》的年轻读者，他们轻率地把梦境解释为潜意识的性饥渴，却发现屡屡不得要领。草率搬用《梦的解析》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这是一本八十多年前出版的书，它无法解释当前的情况——不管美国，还是中国。 　　　　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弗洛伊德时代那样的癔病患者已经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在以后出现了更多的人格障碍者，如抑郁症）。强迫症与焦虑密不可分，而焦虑正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对这一变化卡夫卡和加缪早在战争期间就做过惊人的预言，而这一预言目前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成为现实。与弗洛伊德时代广泛的性压抑不同，罗洛·梅生活的时代，整个美国正处于性解放的亢奋中，“人人都在谈论性……如果真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恐怕我们除了跟他们谈论性问题以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交流话题了”。但性的放纵在解除了社会文化性的性压抑以外，并没有给美国社会带来永久的太平，相反却产生了性本身的异化。而这个问题，恰恰取代了性压抑成为了时代的主要问题。 　　　　“异化”(alienation)最初是黑格尔创造的概念，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人们一般用的是马克思那一脉的含义。人自造的事物，最终反过来反对人自己，这就是异化。机器工业是人类的产物，但为了机器工业人类的生活被扭曲，甚至为了它而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异化。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文学界对异化最早也最经典的表达。人的异化是当代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之一，倘若不是提出“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绝不可能被西方人评为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那么回过头来，性本身的异化是什么呢？用罗洛·梅的话说，是“乞灵于技术”，是性与爱的分离。这正是焦虑的体现：“我们能够一方面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爱人，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我们的自主性吗？”由这个极富代表性的问题着手，可以挖掘出这个时代最深的病灶么？ 　　　　罗洛·梅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爱”，失去了情感的感受力，并且意志与意向性出现障碍。因此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挖掘“爱”的全新基础上。在这本书里，他用一种结合了象征、比喻的分析手法，把这个时代爱与欲的分裂性完整地剖析出来。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分裂性在结构上与焦虑/空虚一脉相承。事实上他也承认，无论“焦虑”还是“冷漠”，都是面对这个日趋危险的社会时更具适应性的自卫机制，用以防止自身受到实质损伤，这是人类心理面对环境适应性地钝化，虽然持续过久，人自身也能受其所害。最根本的问题依然在于这个社会在变得坚硬而冷漠，如同弗洛姆所说，病态社会才会产生病态人格。当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挖掘不深的缺点并不妨碍这部书在其他方面的价值。 　　　　性与爱的悖论 　　　　“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有两种，一种是想要而得不到，一种则是想要，最终得到了。” 　　　　在维多利亚时代，性被置于一种不可说、备受监视的地位，教会规定了性交体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在一整套规训体系中保持“性空白”。（《性史》，福柯）这产生了大量性压抑下的癔病患者。到了二战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性不再是难求之事，更重要的是，社会心理上的重负被搬走了，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性，并以“性感”为荣耀。但罗洛·梅举了个有趣的例子，高校学生们同学校当局就女生进入男生寝室的时间规定进行斗争，但校方不让步（与我们学校的情况颇接近）。罗洛·梅说，“校规的存在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冒犯的结构，……许多大学生由于获得了新的性自由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新的焦虑”。社会结构的压迫性会让人们无法遏制地产生反叛心理，当性还是一种压抑时，人们通过性来反叛，当性自由得以实现，人们发现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反叛，结果只能进行对性本身的反叛。这种反叛是灾难性的。罗洛·梅手头有无数类似的病例，他们毫无目的的与人上床，结末依然怅然若失。当人性内部本身的真正问题没有解决，反叛并不能给人类带来解决问题的途径。 　　　　性与爱持续地分离着。研究动物学出身的金赛写了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给出了性的量化指标，如果做爱时限和频率低于他的基准值，将视为病态。结果金赛的拥护者唯恐自己不能达标，可笑地追逐着技巧、掂量着时间。为了延长时间，男性不惜在阴茎上涂抹麻醉药膏，彻底牺牲快感，只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这种内在目标之间的悖谬揭示了某种荒谬：不是为了爱人无间的交流与欢愉，而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还存在。性实际上被机器化了，它成为了“存在空虚”这显示自己尚还存在的工具，而不再是生命力的表现，这就是许多人迷失于性的原因：“我们上床了，但发现也无济于事”。 　　　　一直以来在西方文艺作品中，性都被作为原始生命力的象征。D.H.劳伦斯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用查太莱夫人与象征自然与原始生命力的园丁偷情，来嘲笑现代工业文明不过像查太莱伯爵一样是个性无能而已。但这一象征意义正在削弱。无论哪部电影都要在可有可无的地方安排床戏，报纸和杂志在色情上打擦边球，《花花公子》刊登着面无表情、毫无生气的女性胴体。自从西方社会实现了性自由，他们便失去了在性领域的斗争、挣扎以及由此得来的生机、珍惜和众多激动人心的意义。性失去活力，是因为它与爱欲分离。 　　　　二元的隐喻结构 　　　　罗洛·梅没有逃脱西方典型的二元化思想范式，但他的理论中明显包含着东方的影响。在揭示了性与爱的悖谬后，他着手建设自己的大厦。他把爱劈为四份：肉欲sex/libido、爱欲eros（Ερο拢⒂寻畃hilia（φιλια）、博爱agape，如同水土火气四根结合为世界万物一样，这四种爱的混合构成了真实世界中的“爱”。 　　　　爱欲是罗洛·梅的重点，eros被定义为一种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人们不寻求缓解，而是力图去培植、生产和塑造，也就是说，是与蓬勃的生命力相联系的。这个概念直接承袭自弗洛伊德，由于弗洛伊德用“无意识”消解了维多利亚时代压倒一切的“理性”和“意志”，因此在他的体系里，人的根本驱力被视为只有libido一种，而肉欲本质上是遵循“快乐原则”的。然而一切只求快乐的原动力最终必然导致自毁，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弗洛伊德不得不发明了eros（生本能）这一概念，与之相对应，libido本身的自毁倾向被定义为“死本能”（thanatos）。罗洛·梅发展了eros这个概念，并且进一步引申出原始生命力daimonic，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这样一来，爱欲/原始生命力就与空洞的肉欲/死本能对立起来，前者是生产性的，后者是毁灭性的。 　　　　我们看到了类似于阴阳的辩证关系：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包容。 　　　　罗洛·梅说，爱原本就暗示着死，它意味着把自己想肯定和否定敞开——向痛苦、哀伤、欢乐和失望，向自我实现和意识的强化敞开。“爱总是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终有一死。”现代的爱之所以虚浮，就是因为人们缺乏死亡意识，当没有阴，阳的存在将没有意义。对死和苦难的焦虑，令爱格外醇厚。按我的理解，《诗经·击鼓》中的爱，便是这种意思的体现，死生契阔的苍茫旷大，泥泞，但是更打动人心 　　　　在随后的《意志》部分，罗洛·梅又一次用了这样的方法。维多利亚时代对“意志”的强调是一种幻相与虚妄，事实上它只是让人们把自己塑造成罗盘一样精确却没有感受力的“罗盘人”，这种人像恐龙一样庞大但却没有适应性。罗洛·梅创造了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意向性”（Intensio）。这个概念具有东方意境，它是主观对外界的真诚体认，是在体认过程中形成的人与外界的一个共同体。“经验与客观对象之间的一座桥梁，意向性是这样一种意义结构，它使我们作为我们这样的主体，能够知觉和理解世界作为世界那样的客体”。也就是说，在一个机械的我与物的关系中，加入了“感知力”这样一种类似灵魂的东西。 　　　　罗洛·梅并不走极端，他不排斥“意志”，只是反对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过分的强调。事实上，旧清教徒最大的问题是只有“意志”，没有“爱”，所以他们僵化而缺乏感受力；而作为新时代的清教徒，嬉皮士有“爱”，但却没有“意志”，因此他们缺乏持久力，朝三暮四，最终同样得不到“爱”的真谛。 　　　　在营造了这一系列二元的隐喻式概念后，罗洛·梅其实作了这样一件工作：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缺陷与现代的优势做对比，然后再反过来做一次，两者间的差异就是“时代的发展”。而罗洛·梅的解决之道，不是倒车，不是埋头猛进，而是在这些差异间作平衡。 　　　　焦虑 　　　　焦虑不是这本书的重点，但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病，它是性爱分离、感受力枯竭这类问题的真正根源。罗洛·梅早年赴欧洲求学，从奥地利学到了精神分析，同时接触了存在主义，后来又与保罗·蒂利希共事，存在主义对存在异化、烦、无意义这些问题的深刻思索显然影响了他的整个理论结构。事实上存在主义并不是时代病的解决之道，而是时代病的产物。克尔恺郭尔对“勇气”的强调源自他自身的无勇气，海德格尔对“诗意生存”的强调对应的是他并不能见光的私人生活，萨特对“自由”的强调实际上最终导致了一种盲动和滑向精神独裁的危险。这种理论与真实生活的落差意味着时代的张力其实正不可避免地折磨着每个人，甚至最有智慧、最有可能挣脱这种可怕张力的人。这个时候，罗洛·梅又转向生命哲学，希望找到解决之道。他就像一个牧童来到四面都是河流的困境，赶着羊群四处循别人的脚印找寻出路。他最终死在这征途中，我们不能肯定他的努力是否真能成功，但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 　　　　在罗洛·梅另一本书《人寻找自己》中，他把对死亡的焦虑视为最根本的焦虑，而死亡实际上正是生命的全部基础，是“生”与“存在”最深刻的隐喻。一切形式的焦虑根本上都可以归结到对死亡/非存在状态的恐惧。在他理论系统的大八卦盘上，生、原始生命力、爱欲、感受力处于光明的那一半，而死、麻木无感知力、死本能这些概念处于黑暗的一半。但阴阳两半是交融的，罗洛·梅认为，焦虑是必须的，适度的焦虑是生命力的体现，在考试前、登台前完全不焦虑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这种紧张状态不断自我激化，便转为病态的焦虑。焦虑就是在行动的十字路口不断决意、放弃、徘徊，不断循环的意向失能状态。 　　　　一个具有真正强大人格的人，必须直面这种焦虑，这种存在本身的痛苦，要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必然死亡。“死亡的可能性使我们从单调乏味的时间链中松脱出来，因为他明白生动地提醒我们，我们不会毫无穷尽地活下去。”而我们最常用的策略是逃避，而这正是虚弱的表现。这样一种意见，带有鲜明的尼采“超人”的印痕。类似的意见是同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流派的法兰克尔提出的“矛盾意向”法，越是恐惧某样东西，越是要对它进行暴露。这也就是“直面”，并且是“完全自由”地直面，一如萨特所揭示的那样。 　　　　意志 　　　　意志是个被弗洛伊德宣判为“幻相”的东西。启蒙时代以来，欧洲思想大师们前仆后继地为世界去了魅，并且让人们相信，我们可以凭借理性战胜一切。自那以来，“拥有坚定的意志方能成功”，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条。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巨鳄们有着典型的清教徒性格，他们严厉地克制个人情感，精确地做着计划中的每一项工作，并把这种作风带到家庭生活中。所谓新英格兰的“旧式家庭”，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如同很多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有一个老卡夫卡式的严厉甚至刻薄的犹太父亲，而子女往往在这种环境中变得胆小或者叛逆。弗洛伊德则宣称，人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无意识”的作用结果，那个被追捧到了天上的“意志”，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用罗洛·梅书中的例子来辅政，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抑郁症患者威廉·詹姆士就是个例子。他每天早上为到底要不要爬起来而挣扎，因为他甚至找不到多活两小时的理由来。但他依然爬起来了，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意志”。罗洛·梅认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是一种强烈的意向性帮助他实现了意向的飞跃，这是主动的、自由的，而“意志”事实上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用来强迫自己的“意志”往往意味着“不这样做的话别人会看不起我”，或者“我对某某事某某人负有责任”。而在事关存在真谛的问题上，被动的激励永远不会起作用。 　　　　但罗洛·梅也并不愿意宣称意志是幻相，关键是它要和“爱”结合。没有爱、没有对他人关切的意志是“罗盘人”的冷漠意志，其性质也是自毁的。 　　　　神话与寓言 　　　　罗洛·梅在书中动用的宝藏不仅仅是各流派的哲学，还包括语义分析和古代神话。精神分析大师荣格创造的“文化原型”和“集体无意识”概念是运用民族传说和神话记忆分析群体心理的典范，罗洛·梅也学到了手。不得不说，神话说明的问题比再多的分析都透彻。我摘录两段我最喜欢的： 　　　　美神阿芙洛蒂忒和战神阿瑞斯剩下了几个漂亮的孩子……Eros，他们的娇小儿子，被任命为爱神。这第二胎生的孩子虽然也得到精心的照料和抚养，却没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他仍然是使一个矮胖、红润的小孩，身上长着纱一般的翅膀，淘气的脸上有一对圆圆的酒窝。阿芙洛蒂忒为他的健康担心，就去请教忒弥斯，忒弥斯以神谕的口吻回答说，“没有激情的爱是长不大的。” 　　　　有一次，关切女神正在过一条河。她看见一些粘土，于是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于是把它塑成一种性状。当她正对着她做成的这东西沉思的时候，朱庇特从旁边走来。关切女神请他给这泥塑的东西以生气，朱庇特高兴地答应了。但当关切女神希望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东西的时候，朱庇特却断然禁止她这样做，而要用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关切女神和朱庇特正在为争执不休的时候，大地女神又现身而出，坚决要求以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因为这东西乃是用她身上的一部分做成的。他们请时间神为他们做仲裁人，时神作了这样决定：“既然您，朱庇特，给了他灵魂，你将在它死后得到它的灵魂；既然您，大地女神，给了他肉体，你将得到它的肉体。但因为关切女神首先塑造这一生灵，所以只要他活着，它就应属于关切女神。现在既然你们为它的名字发生争执，那么，就让它叫‘人’(home)吧，因为它是由泥土(humus)做成的。” 　　　　结尾 　　　　各位看到，这份读书笔记写得杂乱无章，完全无法用统一的逻辑连缀成篇。然而事实上我却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心思，甚至多过前面几篇写得远好得多的书评，尤其在第一部分。但行文很快就失控了，这种失控意味着对自己思维控制力的丧失。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本书虽然写于三十多年之前，但却宛若专为我目前所作一样，看得我大汗淋漓，完全失了分寸。看完之后，很长时间内我处于精神阵挛的状态，一种颠覆性的怅然若失，不知所措。而事实上这本书的主旨并不是非常深刻，它更多地支是提出和解释了问题，并没有给出很令人信服的切实的解决方案，但只是这种提出和解释，便已足以刺中我要害。 　　　　很明显，罗洛·梅用“意向性”和“愿望”代替传统的“意志”，用“爱欲”代替弗洛伊德的“利比多”，用“原始生命力”作为各项生命指标的基准，都是在同做一件工作：为人类的生存基础注入“生命”和“情感”。尽管如何具体地获得这两样现代人正在加速丢失的财富，罗洛·梅并没有说清，但光凭这空洞的原则，他就已经完全点醒了迷途中的大众。事实上今日美国流行起的“禁欲”“守身”风潮已经证明了性泛滥导致的虚无感早晚会令人厌倦，而性学读物也越来越像古印度的同类著作，越来越强调“交融”，而不是完成指标实践量表。这些变化很大部分是罗洛·梅的功劳。 　　　　但对我触动更大的却是其中借自生命哲学的那些思想，而不是性学。我在别人眼中的经典形象很可能就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衰弱者，总是企图用“意志”自励，但却离“生命”越来越遥远。女孩们讨厌聪明的读书人而迷恋篮球场上的蠢蛋并不仅仅是上帝对食用智慧果过量的亚当后裔的惩罚，那是自然的合理的选择：要更展现“原始生命力”的形象，而不是倾向于衰败、收缩、死亡的形象。如果要追溯我什么时候开始刻意梳理“情感”，很可能要退到小学，那个时候我突然对作文里动辄装嫩写“老爷爷”“老奶奶”“农民伯伯”“太阳公公”感到无法忍受，我发誓决不这样恶心地称呼，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再也不愿意轻易喊人了，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这一变化的初始动因，兴许可以归结为“标新立异，不愿与他人雷同”，在年少时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但不幸的是我加入了病态的成分——妄图用与他人不同来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当自我的存在不得不通过强迫式的“异样呈现”来证明的时候，这种存在就开始远离“原始生命力”了。更糟糕的是，名字事实上是人存在的符号，是象征，当我拒绝呼喊别人名字，也就在拒绝他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渐渐失去了对人间情感的感知力。突出自我、无视他人，这就是我确认自身存在的病态方式，体现着我深刻的虚弱。 　　　　这么说未免太狠了，真叫我冷汗汩汩哪。但很可能却是事实。 　　　　一个人的成长从与母体的分离开始，起先是肉体上的分离，然后是心理上的分离。“成为一个人”，这是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困难的一步。生命哲学的核心观念，可以用恩斯特·布洛赫的一句话来概括：“我在，但我没有我——我生成着。”是的，与母体分离、摆脱依赖、获得勇气、面对困境和险境、直面焦虑、获得完整的内心体验、拥有进取的与外界一体化的意向性。这样的全过程必须自由、真诚，并且，以一种美学的方式生存，但却又时刻体验一种深刻地来源于民族文化原型和心理原型的生命悲剧感。我们面对自身固有的有限性，完全拥抱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伤疤一般的焦虑情绪。这种悲剧感阻止空虚感升起，我们因此获得爱与生命的崭新的厚重基础。 　　　　罗洛·梅曾总结说：“人活着的每一刻都必须是自由、诚实和负责任的……诚实、责任感、勇气、爱心与内心完整是理想的素质，从来没有人完美无缺地拥有过这些素质，但这些素质正是我们的心里目标。”（《人寻找自己》）在我看来这个判断未免太乐观太大同了。事实上里尔克在拒绝心理治疗的时候这样说，“倘若我的魔鬼弃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会振翼而飞。”完满的人格没有病痛的刺激，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 　　　　看完全书，我确信自己获得了一些剖析自我的崭新方法，并且很可能看清了自身人格中很多以往晦暗不明的地方。但我厚重的外壳依然紧附我的肉身，我找不到摆脱的方法。人与人的沟通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与自身的沟通同样遥不可及。尽管我能知道自己的病灶所在，但却只能看着它继续溃烂。某种意义上丰沛细致的情感是我最缺乏的，但它之所以缺乏，只是因为它对我太有杀伤性，比如说对女人的全然不解和因此在她们身上受到的过多无谓的伤痛加速了外壳的收缩，造成冷漠——一种消极防卫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收缩阵挛的内心如何敞开自我，“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非常遗憾的，这些并不能通过扩大阅读而获得。 罗洛．梅的存在分析观阐释 2007-03-02 19:27:04 　　来自: 寒羽 (郑州) 　　杨韶刚 　　 　　【摘要】 罗洛．梅是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内部具有浓厚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著名心理治疗学家。他的存在心理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人的主观体验和存在感为目标，运用临床观察、现象学分析和经验描述等个案研究方法，形成了当今美国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的一股重要力量。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及其焦虑时提供支持和指导。他所阐述的某些心理学观点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罗洛．梅 人本主义心理学 存在主义心理学 存在感 　　自本世纪５０年代末以来，西方一些心理学家深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影响，主张必须同化和有效地运用哲学来理解心理科学，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心理治疗，他们以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罗洛?梅（Pollo Reese May）就是使这种哲学与心理学建立密切联系的领袖人物。他是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内部具有深厚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著名心理治疗学家。因此探讨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思想，对我们深刻地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观点，洞悉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发展的倾向是颇有裨益的。 　　一、存在的意义 　　“存在”（existence）一词派生于两个拉丁词ex和stare，其基本含义是，人能够通过自我意识，自我反思，通过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超越，通过创造、工作、爱和友谊而使个体超然于自我之上。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从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萨特等人都把这种本体论的存在视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础，坚决主张通过对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来理解人及其本质。他们反对对人的行为进行孤立和客观的测量，而强调科学研究应从人的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经验世界”带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他们反对传统科学脱离生活现实的研究，主张科学家应该解决有意义的人类实际问题。就是说，科学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生世界，它探索的应该是人存在的意义。 　　罗洛．梅把人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意识、价值、人生的意义；也包含着自然和环境的影响，人生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正是这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有机体构成了一幅深邃的人格画卷。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就是要理解这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他说：“对人类进行咨询的有效性依赖于我们对人究竟做什么样的理解”［①］。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对人的理解必须以存在和存在感为目标，通过对存在感及其基础的探讨，确定人的心理面貌，进而制定心理治疗的目标，帮助病人确立存在感。因此，存在感应该为人生的基础和目标。 　　　罗洛．梅生活的时代，虽然传统的社会禁忌日趋减少，但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却有增无减。如果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当超我和社会道德的狭窄要求相一致，因而不会对人造成压抑和限制时，人就不应该出现心理疾病。本我的充分表现应当使人类有机体的各种需要得到全面自然的实现。但是罗洛?梅发现，现代人所患的心理疾病，主要不是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是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情感动荡不安，社会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更使人感到人生的可怕，从而更强烈地陷入了孤独、寂寞的状态。既然如此，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就不仅是个心理问题，而是一种哲学问题，寻求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就是探索存在的意义，发现存在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洛．梅对心理治疗及其作用赋予了新的理解。 　　二、心理治疗－－一门人的科学 　　　罗洛．梅是个心理治疗学家，但他却十分关注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心理治疗要想准确地预测治疗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了解患者的精神存在，以及为什么有些治疗有效，有些治疗无效，那就必须对这个理论基础进行严格的考察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倡导建立一门关于人的工作科学（working science of man）。罗洛?梅坚信，只有这种科学才能对人做出全面的理解，才能科学地理解人的存在，更好地进行心理治疗。那么，这门关于“人的科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１．它不是象传统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那样专门的人类科学，也不是所有这些科学的大杂烩，而是一种全面的关于人及其存在的理论。其主要特点是能对人的基本本体论特点加以理解和阐述。这些本体论特点包括自我核心、自我肯定、参与、觉知、自我意识、焦虑以及关心。由此出发才能达到对人性的真正了解。 　　 　　２．适用于这门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实验方法、数量化方法和测量法之外，主要采用描述性的或现象学的方法。它是通过对人的基本特点进行专业性的描述性解释，以人的存在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向心理治疗提供理论依据的。这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扩展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使人类存在中的某些特殊结构（如价值、选择、创造力、爱与意志等）能得到较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研究，这是某些专门的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３．建立这门人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研究人的“存在感”（sense of being），即人自己存在的经验。正是这种存在感才把个体的身与心、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就是唤起病人的这种存在感，重新认识自我的价值，而“病人健康或不健康的依据就是病人能否体验到他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有价值的。”［②］ 　　显而易见的，罗洛?梅这种“人的科学”从关注人的生活现实出发，通过对病人的现实存在的具体描述分析，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形成一种整合、谐调的心理结构。 　　三、发现存在感 　　　罗洛．梅在１９５８年与安杰尔（Angel,E?）等主编的《存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一种新维度》一书中明确指出，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和体验他自己的存在”［③］。治疗者不仅要了解病人的症状，而且要深入探讨他对人生的体验，治疗的任务不仅仅是给疾病命名或开药方，而是要发现通往病人内心世界的钥匙，理解和阐明病人的存在结构，即发现病人的存在感。为此罗洛．梅提出了三条原则： 　　　１．“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一种性质”［④］。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没有自由作基础，没有创造性意愿或潜能，甚至也没有自由地做出选择决定的能力，那么，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就只有弗洛伊德式的性本能或达尔文理论中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原则了。当然，罗洛?梅提倡的这种自由是一种本体论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的。罗洛?梅认为自由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时空限制。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是任何自由都无法逾越的。另一个是遗传和环境的限制。只有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一个人才能在影响其存在的诸因素中，如种族、国家、社会地位、时代、经济状态等，随时自由地对他如何处理各种存在的资料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其限度之内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存在。 　　　在对自由做了这种规定之后，罗洛?梅进一步阐述了真正自由的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自由的个体是充分个体化的。就是说，每个人具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特点。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已的生命具有独特的形式，因而想发现和肯定“真正的自我”时，他就必须“把意识的自我和他的潜意识中的各种水平结合起来”［⑤］。显然，这种个体化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个体化，而是把潜意识重新定位于人类存在中的一种全面的、意识与潜意识相结合的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人通过实践充分施展他的自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 　　　第二，自由的个体必须是社会整合的。在梅看来，一个正常、健康的人能够发现对社会有建设性的和可以接受的活动方式，并以这些方式来表现他的存在。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实现其个体化，必须和他人建立联系，必须与社会相互依赖，在一个能创造自己的人格，发现生命意义的世界中实现其个体化。因此，真正自由的个体既表现为强烈的个体性，又表现为他对世界、对社会的一种成熟责任感，这样的人才是社会整合的。 　　　２．宗教道德感是保证个体存在，促使人格不断变化完善的动力因素。罗洛．梅认为，虽然自由的个体可以获得其个体化并进行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的更断。按照梅的看法，每一次更新，人都要经受一次挑战与创造的体验，使人产生一种“罪疚感”。但这种罪疚感是存在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一个不完善的、存在着的人朝向完善的渴望，因而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而不是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病态的和破坏性的。罗洛?梅认为，健康的个体能创造性地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性，并在宗教道德感的驱使下，鼓起生活的勇气，努力克服阻碍自我发展的恐惧和焦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罗洛?梅的这种宗教道德观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崇尚心灵净化，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真实写照。 　　 　　３．要想发现一个人有没有存在感，还必须了解他有没有“健康的自我表现”。为此他描述了健康人的许多特点，例如自主性、真诚、富有创造性、选择、责任心等。他认为这些特点的充分表现才是“人的全部自我”，它们发自人的内心深处。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拥有健康的存在和存在感。显而易见，罗洛?梅对健康的自我表现特点的这些描述是和马斯洛的健康人格、自我实现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又把爱、意志、焦虑及象征表现等作为存在的表现方式进行了更深刻的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心理学理论。 　　四、存在感的自我体验 　　　现代社会中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感到在一个巨变的社会中失去了可以依赖的价值和目标。人生失去了目标，生活也就变得枯燥乏味，焦虑感便油然而生。由于罗洛?梅把人自由地选择价值和目标看作个体自我存在的基础，因此他十分重视存在感的自我体验，认为这是帮助病人恢复心理健康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旨在使病人重新发现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形成自由选择的能力。 　　　１．自由存在的人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罗洛．梅的存在分析观和存在主义哲学不同，它包含着一定的理性因素。首先，他认为人的存在感越强烈，自我意识就越深刻，人的自由选择范围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考察和预想，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在罗洛?梅看来，人一生的任务就是深化这种自我意识，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以期达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去发现新的价值和目标。总之，人类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到的自我存在感。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个体化与社会整合都要依赖这一特点。 　　　其次，在获得对存在感的自我意识过程中，人的存在更加活跃，情感更加生动，存在的各种表现形式更趋一致。这意味着他“不再把身体与自我分离开来”，不再“拆散”人的身体存在或把它视为一种“感觉手段”［⑥］。很明显，罗洛?梅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把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联系在一起，而和传统心理学中主、客体分离的实证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２．能进行价值和目标的选择 　　　罗洛．梅认为在个体的存在与他所持的价值观取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个体的内在力量和心理感受的完整程度依赖于他是否坚信这些价值观，能否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做出自由的选择。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时，他的存在感的自我体验越强烈，他的心理也就越健康。反之，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处处听命于他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就丧失了存在感，便成为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这是导致现代社会心理疾病发病率增高的根本原因。 　　　３．语言是表达个体存在感的手段 　　　按照罗洛．梅的观点，自我感的丧失和语言是有直接关系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某些基本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往往发生变化，一个人如果不能及时适应语言的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他的价值观发生混乱，进而丧失了自我感和存在感。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当今时代发展迅速，语言的变化也相当惊人，由此而造成的人际交往的失败和个体所感受到的定向力障碍及混乱（即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合为一体，则是造成心理疾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罗洛?梅把语言与存在感联系在一起，认为“语言对自我意识的表述是一种符号化的能力，是人根据这种符号把自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是填补内在意义和外部存在之间裂隙的能力”［⑦］。罗洛?梅的这种观点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语言不仅是交往的工具，也是表达个体存在感的手段，是使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相沟通的重要能力。如果语言能力丧失或出现问题，人的心理便会失去平衡，人就会患心理疾病。 　　 　　４．帮助病人体验存在感 　　　在心理治疗方面，罗洛．梅也坚持他的存在分析观。他认为，心理医生的责任是，在全面理解病人心理存在的基础上，帮助病人形成正确的存在感和自我体验。它主要包括： 　　（１）探寻和确定病人所赖以生存的心理前提，即了解他的基本人生信念或产生这些信念的根源。 　　（２）医生必须使病人感到自己是可以被别人接受的，使他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或意识到他的自由以及他对自己存在所负的责任。 　　（３）帮助病人不能仅限于使他对社会和道德标准予以镜像反映，因为这样只会产生道德说教，而无助于道德意识和信念的发展。正确的方法是帮助他在日常活动中确立起正确的道德存在感，即前面提到的宗教道德感。 　　（４）把两种自我整合起来。罗洛?梅认为，存在感中包含着两种自我。第一种自我（ego）只是心理发展或存在感的必要前提条件，它是脆弱、消极和防御性的。在人的心灵深处还有第二种自我（self），它是“个体内部的组织功能和使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建立联系的功能”［⑧］，是“我把自己看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能力，知道自己是做这些事情的存在。”［⑨］因此，一个人只有把自我存在视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结构，才能产生健康的心理体验。不难看出，罗洛?梅的这种思想迎合了时代的思潮，也是一种整体论的观点。 　　五、简要评价 　　　第一，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他是在批判性地分析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的一种新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是一种能对加强自我治疗提供支持的人的存在主义，它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及其焦虑时提供支持和指导。他所阐述的某些心理学观点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第二，从罗洛．梅对“存在”、“自由”、“个体化”、“社会整合”等概念的阐述不难看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他既看到了人有塑造自我的个性化倾向，又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显然，这种自由的个体并不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而是在充分认识自我价值的基础上，与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的自由存在。 　　　 第三，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人的主观体验和存在感为目标，运用临床观察、现象学分析和经验描述等个案研究方法，形成了当今美国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就启示我们，心理学研究不应拘泥于门户之见，对于复杂多变的心理现象，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 　　　第四，罗洛．梅心理学的理论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又有新、老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他所接受的正规神学教育，又使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最终导致他走向了非理性主义。 　　　第五，和大多数西方心理治疗学家一样，罗洛．梅也忽视了造成心理疾病的根本社会原因。尽管他对社会的不平等做过一些严厉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广泛的背景来考虑心理治疗问题。因此，他的这种存在心理治疗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危机”，他也没有提出有效的心理学对策。 　　注： 　　［①］［④］［⑤］The art of counseling,May,Rollo,Gardner Press,Inc;New York,1939,p.44,p.48.p.57 　　［②］［③］［⑨］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May,Rollo＆Angel.E等.New York,Basic Books,1958,p.85,p.77,p.96. 　　［⑥］［⑧］Man’s search for himself,May,Rollo,New York,Delta House,1953,p.94,p.79. 　　［⑦］Dreams and symbols,May,Rollo＆Caligor,L.,New York,1961,p.21～22. 　　（作者杨韶刚，１９５５年生，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