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美人鱼》、《琅琊榜》和《疯狂动物城》

2016-03-17 纸品

“愿微风轻吹……”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敏锐地评论的那样，当今再也没有人严肃地考虑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替代了，尽管大众想象受到有关即将到来的“自然之崩溃”、地球上生命灭绝等等种种幻影困扰——想象“世界末日”看来比对生产方式进行极小的变革还要容易些，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最近在中国热映的电影《美人鱼》恰好从出人意料的角度镜像反映了这一状况：从基本维度上，《美人鱼》站在了《阿凡达》的平台上，简单说来，他们欲图折射的是人类文明的自反性——就如俗语所说，“人类是自然的伤口，当我们我们破坏自然，我们终将被我们的破坏所破坏”。这种黑格尔式的“优美灵魂”难道不是当今最大的意识形态吗？我们难道不是宁愿相信一切罪恶都源于自我的欲求，却不愿违越规范着我们所欲的框架本身吗？

关于这一框架的运作，我们可以在关于“性”的陈词滥调中找到一点线索：当今最常见的一个陈词滥调，就是所谓“虚拟的”或者“赛伯的”性带来了与过去的根本决裂，因为在其中，与“真实他者”的实际性接触让位于手淫享受，后者的惟一支持就是一个虚拟的他者——电话性交、色情文学，直至电脑化了的“虚拟性爱”……对这个问题的拉康式回答是，首先我们在虚拟性交尚未到来之前就必须揭穿据称可能的“真实的性爱”之神话；拉康“不存在性关系”命题的确切意义就是，“真实”性行为（有血有肉的性伙伴的行为）的结构已经具有内在的虚幻性——他者的“真实”身体只是我们幻想投射的支持。换言之，在“虚拟的性”中，一只手套刺激我们在屏幕上所见到的各种刺激物，如此等等，这样的性并非对真实的性行为的一种畸形扭曲，它只不过将真实性行为之根本的幻想结构变得明晰明了。因此，真正的逾越并非两人偷食禁果，而是两人相互观察着对方自慰。

我们不能接受的恰恰是后者，是我们欲望的形式本身。这种“宁愿相信一切罪恶都源于自我的欲求，却不愿违越规范着我们所欲的框架本身”的逻辑清晰地反映在犯人被审问的过程中：犯人不断被问及“你是否知道你有罪”、“你还犯了什么罪”、“就这些罪了吗”，而在此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恰恰是警察本身并非“知晓一切”的主人，但他却总是已经被犯人设想为“知晓一切”了。这恰恰证明，驱使人们相信可以在法律中发现真理的那个必须的结构性幻觉，精确地描述了移情（transference）的机制：移情就是对于真理的假定，就是对隐藏在愚蠢、创伤性、不一致性的法律后面的意义的假定。换言之，“移情”是对邪恶的信仰循环的命名：为什么我们应该信仰，其理由只对那些已经信仰的人们有说服力。为了搞清这一点，让我们以作为“家庭栋梁”的苦难母亲的焦虑为例：家庭的全部其它成员——她的丈夫、孩子——都在毫不怜悯地盘剥她，她要做全部家务，她当然还要不停地叹息，抱怨她的一生都在默默忍受，没有回报地作出牺牲。不过，要点在于，这一“默默牺牲”是她的想象性认同：它为她的自我认同提供一致性——如果我们从她那里抽走这种不断的牺牲，她就什么也没有了；她真的要“大厦将倾”。母亲不停地抱怨，其意义就是需要：“盘剥我吧！作出牺牲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换言之，母亲抱怨的真正意义在于：“我准备放弃，牺牲一切……牺牲牺牲之外的一切！”如果可怜的母亲真想把自己有效地从这一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她必须要做的就是牺牲掉牺牲。

这难道不也是最近上映的电影《疯狂动物城》所反讽的内涵吗？对草食动物而言，最难以接受的并非肉食动物的残暴，而是肉食动物的不残暴。草食动物一切自我认同都基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而一旦它们认识到肉食动物其实和自己一样，它们所遭遇的也是“大厦将倾”。这种状况恰恰展现了若干年前西方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凝视，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巴尔干人过着最为平凡的生活，因为他们需要保持的只是一种“施善者”的身份。

所以说，中国电视剧《琅琊榜》的主人公梅长苏所扮演的恰恰是这个母亲角色的反面。梅长苏产生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裂缝（冤案、未偿还的旧债）中，作为主体，他以“空洞的姿态”（帮助靖王夺嫡）悄然完成了“精神无声的编织”，最终通过回溯性的标记完成了冤案的平反，因此他所做就是他已经做的——正如莫扎特歌剧《女人心》的三重唱所道“愿微风轻吹，愿波浪宁静，愿每个因素，仁慈地回应，我们的欲望。”颠覆意识形态框架唯一的方案并非去做，而是不做，是让“微风轻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