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

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 ——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100周年 李华瑞 自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诺夫发现黑水城文献以来迄今已100年。黑水城文献内容所涉时代大约跨宋、西夏、金、元，甚至更早或更晚的历史时期。其中尤以西夏文献为著，为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00年间研究西夏的各类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人对黑水城文献发现以来的西夏研究进行总结，[1]其综述内容之详尽，殆无以复加，本文不能再重复赘述，只是拟从文献资料与历史研究关系的角度，对黑水城文献之前之后的西夏史研究著作作一些梳理和评述，以此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100周年。 一、黑水城文献发现前的西夏史研究 一般地说，西夏学包括西夏文字释读、西夏文文献整理和西夏社会历史研究两部分，对于西夏文的释读真正成为国际间的一门专门学问，无疑是从黑水城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出土开始的。而对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则在黑水城文献出土之前很早就起步了。 西夏虽然只是一个由党项族建立而偏居西部的地方政权，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但是宋在与西夏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揣揣然，惟恐其盗边也。”[2]南宋初年李刚也感叹说：“谋划之臣竭智于内，介冑之士用命于外。”[3]所以宋朝官府文件、国史和士人奏章、著述留下了大量的有关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人文地理、民族风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西夏社会历史汉文文献的主干部分。 “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分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记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对此，笔者在十多年前对元朝人不修西夏史曾发表过二点意见，以为一是西夏作为辽宋金的藩属国地位，不合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二是蒙古统治者仇视倔强不顺的西夏，亡其国并亡其史。元人不为西夏修史，以及西夏人自己不重视修史，[4]为后世研究西夏史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和困难。 因而自元以降，明清两代主要是拾辍辑补以宋代为主的汉文资料来研究或探索西夏历史。明代对西夏历史的描述主要反映在两部宁夏方志上，一是明宣德初年朱栴《宁夏志》，一是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前者仅上下两卷，32000多字，西夏部分所占篇幅甚为有限，后者内容有了相当大的扩充，卷六专设《拓跋夏考证》，这是元史臣修辽宋金三部正史后，首次较为系统考证西夏历史，其资料也在三部正史的西夏传记基础上有所前进。如征引现已失传孙巽《夏国枢要》，以及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岳珂《桯史》等宋人材料，由此提高了资料的可信度。[5] 清代在乾嘉学派学风影响下，西夏历史受到很大关注，官私先后编成《古今图书集成·方与汇编·边裔典·西夏部汇考》《续通志·载记·西夏》、徐松《西夏地理考》、周春《西夏书》15卷、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张鉴《西夏纪事本末》36卷，还有6部现已亡佚的著作。[6]清人所编西夏历史著作虽各有特点，各有千秋，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吴广成《西夏书事》的成就最高。吴广成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钩沉和系统归纳了宋元人的记载。吴广成在搜集材料上是很下功夫的，“寒暑十周，始蒇厥事”，“是编分年析月悉尊三史帝纪、夏国附传，或尊王氏偁《东都事略》、李氏焘《通鉴长编》及薛氏应旗《宋元通鉴》商氏《续通鉴》《宋元续纲目，王氏宗沐、徐氏干学、毕氏沅《通鉴后编》、《续通鉴》诸书，”“至于前贤章奏、郡国图经以及家乘、志铭、丛谈、野说见有不同，词多相戾，窃附己意订正之。然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7]由此可见吴广成对宋元人的记载不同于一般的辑佚，只做简单的荟集，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史料作了一定整合。二是对西夏政治军事事件、制度、人物作了初步的勾勒，比《宋史》夏国传有较多补充。直到现今仍然被一些研究西夏政治军事史的学者所征引。三是宋夏关系史叙述最为突出。宋人对西夏的记载多限于双方的来往，因而留下宋夏关系方面的材料最为丰富，所以西夏书事的内容也主要是从附丽于周边王朝（五代、辽、宋、金、蒙古）的材料中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从与宋朝的关系来考察西夏党项人自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活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夏书事》实际上就是以宋人文献为主的一部宋夏关系史。 吴广成的局限有三点：一是所引数据一律不出出处，这直接影响了《西夏书事》的可信度，虽然编者自己强调对征引的材料“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但也很难让后人完全相信，因为无法分清哪些言之有据，哪些是作者引申发挥，整理过的文献毕竟是二手资料，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臆断、错讹的遗憾，笔者一向主张对该书的使用，不适合作为原始资料征引，而是作为带有研究性质的重要著作来参考。二是体例、观点陈旧，吴广成比照前人修霸国史书的成例，仿朱熹纲目体，对西夏三百年历史多有评论，除了少数评价较为客观外，大多数评价都是充斥着纲常礼教的观念和所谓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让人难以卒读。而且其材料的取舍也与此有一定关系。三是对西夏后期历史叙述过于简略。由于《西夏书事》主要依赖宋人记载，南宋以后与西夏交往基本隔绝，有关西夏的记载遽减，因而吴广成也只能付之阙如。全书42卷，头两卷叙述唐僖宗至后周显德六年党项族兴起的历史，卷三十四至四十二叙述北宋灭亡至西夏灭亡约一百年的历史，两者相加仅10卷，而叙述北宋时期相应的西夏历史占32卷。 要之，从元至清，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至晚清时西夏历史的面貌已依稀可见。但是不论是宋朝文献留下对西夏的认识和印象，还是元朝史臣截取辽宋金文献而对西夏进行的描述，或者是明清人重复拾辍旧载再编排的西夏历史长卷，都不是创造西夏历史的人自己写就的历史，换句话说，宋元明清的史家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任意的评判西夏的历史，真好像西夏是一个被随意打扮的小女孩，这即是黑水城文献出土前西夏历史编纂的真实写照。所以有人称黑水城文献的公布标志着“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 这或许正是黑水城出土文献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二、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前的西夏史研究 1908年黑水城文献出土后，一直为俄国学者所垄断。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文献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尤其是汉文文献与西夏文佛教文献，俄方仅编制发表了部分专题叙录。[8]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俄藏黑水城文献》才得以正式在它的故乡公布出版。在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前的近九十年中，西夏史研究在三方面取得进步。 首先是在黑水城文献出土影响的带动下，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等地又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资料，包括西夏文书、碑文、石刻、题记、印章、牌符、钱币、壁画、绘画等等。[9]这些种类繁多的西夏文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汉文史籍之不足，特别是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分期，从考古发掘的角度对西夏王陵、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文物进行系统地整理，为西夏艺术史研究提供弥足珍贵而又无法替代的资料。[10]可以说这些考古文物发掘，在汉文文献和西夏文文献之外，构成西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三大类资料来源。 其次，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分量的论著。中国学者林旅之《西夏史》（1979年）；钟侃、吴锋云、李范文《西夏简史》（1979年）；吴天墀《西夏史稿》（1980、1983）；1984年，白滨先生选编的《西夏史论文集》共选编48篇文章，大致代表了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论文研究水平，书后附有国内西夏研究论文、数据目录索引，其中历史部分66篇，考古部分56篇；史金波《西夏文化》（1986年）；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1993年）；白滨《元昊传》（1988年）、《党项史研究》（1989）；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1996年）；李蔚《简明西夏史》（1997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1998年）；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1998年）。这些论著当中可以《西夏史稿》为代表。1994年前，美国学者邓汝萍女士在撰写《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西夏部分概述时曾指出：“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吴天墀《西夏史稿》，这两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11]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西夏史稿》的出版，被学界称作：“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对于推动西夏史的研究和向普通读者普及西夏史知识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其三，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打破旧的西夏历史编纂体系，使问题讨论逐渐成为研究主流。前引白滨《西夏史论文集》所选48篇，若从内容来看，讨论的问题有五个方面，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二、关于西夏历史分期与社会性质问题；三、西夏文化所受的影响问题；四、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下落问题；五、西夏的历史作用及其贡献问题。此外，据白滨《党项史研究》的介绍，讨论的问题还有：西夏的国名与名号；政治制度研究；历史人物评价；佛经与佛教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研究等。 在充分肯定近九十年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两方面的不足，第一，毋庸讳言，由于不能利用丰富而价值极高的黑水城文献，大大限制了西夏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比如吴天墀先生的著作无疑在钩沉汉文献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即使是今天的西夏史著作也很难企及或超越。但是限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公布、整理有限等因素，吴先生没能引用更多更为原始的西夏资料，如《天盛律令》《贞观玉镜将》等。若求全责备，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因而在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都留下了较大的有待于弥补的余地。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亦与此相仿佛。又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也是径直重新梳爬宋朝史料，引用书目近二百种，但是没能收集到更多更原始的西夏文献，因而不得不改变力图平衡地描述宋夏之间关系的初衷，更多地从宋朝的角度去考察宋夏之间的关系。 第二，对汉文资料文本的原始可靠与否重视不够。众多研究者在论著中大量使用清人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西夏书事》及民国戴锡章《西夏纪》，如林旅之《西夏史》凡例：“是书以吴广成所撰《西夏书事》及戴锡章所撰《西夏记（纪）》为依据。惟原书所引事实不免错误，今检而唐书、二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等正史及其它典籍文献，于其错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又如《西夏简史》也是以《西夏书事》史料为基础，而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虽然利用了大量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但也较多使用清人、民国时期整理辑佚的西夏史著作。而且对汉文文献的释读有较多错误，为中国学者所诟病。[12]其它如《西夏战史》《简明西夏史》也不同程度依然把《西夏书事》《西夏纪》作为重要史料加以使用。此类情况并不是仅出现在著作类当中，在国内学者研究论文中的使用更是比比皆是。前揭《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西夏纪》大都是辑录宋人著作，属二手资料，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作为论著的直接证据的。大量使用清人的辑录著作，导致西夏史研究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换言之，前揭新方法的引入，打破了旧的西夏历史编纂体系，使问题讨论逐渐成为研究主流。但是这种讨论不是建立在依据大量可信新材料基础上，因而重复研究、大而不当、泥沙俱下、佳作不多是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前西夏历史研究一个颇为突出的现象。 三、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后的西夏史研究 1997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应看作是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的重要标志，其后又有《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相继出版，迄今为止，目前知晓的西夏世俗文献的公布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过，国内学者直接利用黑水城文献研究西夏历史在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已经开始，而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利用黑水城文献撰写了一些西夏史著作，所以黑水城全面公布后的西夏史研究包括这两部分研究著作。 按时间顺序统计，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1968年）、美国学者保罗·弗里德兰（Friedland,Paul）《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论文）；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1972年），（俄）Λ·П·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西夏书籍业》（1981年）；邓如萍(Dunnell,Ruth)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1988年）、《西夏出版研究》（２００４年）、《西夏社会》上下（2007年）；（德）傅海波（Herbert Franke）、（俄）Ε·Ι·克恰诺夫合著《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巴亚尔科学院哲学历史论文集》，104卷1990年）、（俄）Λ·П·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西夏物质文化》（１９９３年）；（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１９９４年）；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１９９５年）；（俄）Ε·Ι·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１９９５年）；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1998年）；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１９９８年）、《西夏美术史》（与孙昌盛、陈悦新合著，２００１年）；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2002）；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2002年）；杜建录《西夏经济史》（2002）、《〈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2005）；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2004）；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２００５年）；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2005年）。[13] 从上面列举的著作可以看出使用黑水城文献对于西夏历史研究的推进主要反映在三点：一是西夏专题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上述著作所涉内容涵盖西夏宗教史、军事史、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艺术史、出版印刷史。而这些著作除了西夏艺术史外，恰恰都与黑水城出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贞观玉镜统》《官皆封号表》《圣义立海》和大量西夏写本、刻本、佛教经卷等文献为其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较为系统的资料密切相关。这些专题著作比前面提到的未利用或很少利用黑水城文献的专题讨论，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明显的进步。二是对全面综述西夏历史有所补充。就文献征引而言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与吴天墀《西夏史稿》相比，在汉文献的征引和把握上，前者并未超越后者。但是在吸收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今人研究和新材料的解读上，前者确实有所进步，这是时代之使然。诸如过去对西夏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生活的描述都是极其简略，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现在经过补充西夏文献已能观其大概，有了较为清晰的勾勒。三是对西夏科技史研究的推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夏科技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八十年代以后，从西夏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逐渐发掘出有关农耕、水利、冶炼、锻造、纺织、酿酒、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等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对西夏在印刷术上取得的成绩有较为充分的讨论。黑水城文献中有关西夏时期泥、木活字印本和1991年宁夏贺兰山腹地拜寺沟发现活字刊本西夏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从20世纪三十年代罗福苌先生到八十年代俄国学者克恰诺夫，再由我国学者牛达生、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诸位先生不断探索和研究，终于确定了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实物。 同样，在充分肯定黑水城文献对西夏史研究所起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黑水城文献尚处在全面公布的时期，对它的整理也处在起步阶段，因而它为西夏史研究提供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从《西夏通史》《西夏经济史》《西夏地理研究》《党项西夏史探微》等著作征引文献来看，汉文资料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西夏美术史》《西夏艺术》《西夏佛教史略》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考古文物资料；《西夏社会》大致以黑水城文献和考古资料并重；只有西夏佛教绘画、西夏法制史、西夏军事史、西夏出版印刷史以黑水城文献资料为主。 从目前所知晓的西夏史资料情况看，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改变汉文文献资料、西夏文文献资料、考古文物资料三足鼎立而略偏重汉文文献资料的格局。但是这三者之间，今后最有可为的当属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资料。这是因为汉文文献资料在韩荫晟先生积多年心血编写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1册，中卷6册，下卷1册，补遗1册出版后，[14]所留空间余地有限。中卷、下卷征引宋人文献近200种。其收罗之宏富，为前所未见。虽然这部资料汇编仍没有穷尽，因为韩先生书稿编成后，新印行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辽金元时刻文献全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全宋笔记》《全宋文》《全宋诗》等都没能利用，所以还可继续穷尽。但是想要再收集到足以推翻已有的主流材料可能性甚小。而考古文物资料，可遇不可求，未知的成分很大，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地下发掘。黑水城文献价值很高，但距离充分利用还要走很长的路。西夏汉文书一类的资料，如果假以时日，应当会有很好的收获，近年来，随着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公布，考释西夏文书日益受到西夏史研究者的重视。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学》年刊，已出版两期，考释西夏文献的文章占到五分之三的篇幅即是一个显例。河北社会科学院与河北师大联合整理考释“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应当说形势是喜人的。黑水城文献整理的难点在西夏文文献。西夏文字的释读，在黑水城文献发现《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后才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夏文释读的进展似不显著。尽管出版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如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986年）、李范文《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1994年）《夏汉字典》（1997年）等等，但是对西夏文音标、释义、句式至今仍存在较大歧异，因此也直接影响到对西夏文文献的准确翻译。如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翻译，俄译《西夏法典》（1988年）、中译1994年与2000年天盛律令三者之间有很大差异；对出土西夏贞观时期的军事法典，陈炳应译作《贞观玉镜将》与胡若飞译《贞观将玉镜》不同，而国外学者又译作《贞观玉镜统》，有的西夏文文献如《亥年新法》还没有确定是西夏时期的哪一个猪年。而大量的佛经更是无人问津。种种迹象表明，西夏文文献不能释读，或者不能正确释读，直接影响了西夏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所以西夏文献资料的整理任重道远，今后的西夏史的研究希望与困难并存。 （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4期，仅五千余字，此为全文） -------------------------------------------------------------------------------- [1] 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国西夏学的发展》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陈学霖《八十年来西夏史研究评议》，收入氏着《宋史论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史金波《西夏学百年回顾》，载《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2002·西夏研究专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西夏学概说》载《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范文《20世纪中国西夏学的回顾与展望》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1期、李范文《西夏通史·导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癸巳。 [3] 李刚《梁溪集》卷一四四，《御戎论》。 [4] 笔者认为就西夏文化的总体情况来看，西夏是一个不重修史的地方政权。中国自古以来史学与经学、文学并重，缺少了史学，一代文化就是不完整的。虽说蒙古火使西夏文献百不存一，但是既然其它门类的文化，现今都能从废墟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进而集腋成裘，可以述其大概，惟独史学著作空撼，则不能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不重修史所造成的匮乏。参见拙作《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3期。 [5] 参见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丛考》第三编，明朝汉文西夏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6] 详见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丛考》第118—13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7] 《西夏书事》吴跋、凡例。 [8] （俄）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柯兹洛夫藏卷）》，中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罗福颐辑、李范文释《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雷润泽等《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10] 汤晓芳主编《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73页注1，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2期。 [13] 汤氏此着所收论文多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少数篇章发表于1996年前，结集出版时增加和补充了若干业已刊行的黑水城文献，故列入这个时段。 [14]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