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解读陈道明

陈道明解读陈道明 《新民周刊》2010年41期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严肃,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严肃呢?第一,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跟生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工作内容,我会一句话都不说;第二,我平时不喜欢去参加吃饭、喝酒聚会什么的,这些社交的场合、活动我都不会参加,我站在那儿很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陈道明 　　 　　在《唐山大地震》里,陈道明演了一个完美的父亲:收养了从地震现场死尸堆里被雨淋醒的方登,在她成长的岁月里,对她充满了爱心、耐心和温存。很意外的是,这个配角却获得了观众最大的认可,陈道明的表演越来越炉火纯青。 　　陈道明是在深圳碰到冯小刚的,当时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冯小刚正为该不该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给冯小刚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当时冯小刚就借机问陈道明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在《一地鸡毛》之后的十几年里,冯小刚和陈道明就没有再合作过。拍《夜宴》的时候,冯小刚想找陈道明演厉帝,当时陈道明刚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点黔驴技穷”,没有答应。后来冯小刚找了葛优。 　　对冯小刚担心的片酬问题,陈道明回答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给合同就签字。” 　　 　　舞台剧出道 　　 　　我是16岁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的,当时进这行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进了这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 　　因为当时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一个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老师叫老演员看看我有没有教的可能,然后从做小品学起,一步一步就进了这行。当时我父亲反对,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下乡,两者之间自然就选择了这个工作。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孩子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条走向名利场的捷径。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个之前,我不是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主角和龙套拿的都是2毛5,就是夜宵补助,没有什么区别。你一个月拿这么多工资,就吃这碗饭,也不会下岗。 　　真正让我在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那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奠定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天津人艺。其实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 　　我想像我父亲那样,当医生或者教师,阴差阳错当了演员。但我有我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努力使人变小”。“努力”两字对于我来讲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可能“认真”比“努力”更贴切。 　　我是属于运气好的演员,也没什么挣扎,也没有参与什么竞争,然后一部戏、一部戏地就这么演过来了。 　　 　　电影里的小角色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时代久远,我想不起这个戏怎么找到我的。这个戏当时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1983年,我留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一个和八个》的导演是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师张艺谋。我在里边饰演锄奸科长许志,一个小成本电影,拍得十分认真,竟然拍了四五个月。当时为了皮肤能够黑一点,我们在太阳下晒了一个月。 　　1987年我在《一代妖后》里演同治皇帝,这是我演的第一个古装电影,是在我演了电视剧《末代皇帝》之后,导演就找我来演同治。电影里的这个皇帝是配角,属于体制的玩偶,主角是慈禧。我当时演这个戏也懵懵懂懂,我对这个人缺乏设计感。 　　1999年我拍了《我的1919》饰顾维钧,后来拿了华表奖。2001年的《英雄》,张艺谋找我演秦始皇,这个角色我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坐着的皇帝,电影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位置,他就是一个符号,空间就这么大。电影的主角不是秦始皇。这个人物不是我理想当中的英雄,我希望未来我自己能够完成我喜欢的那种英雄主义,这个英雄跟秦始皇没有什么关系。 　　电影的量一般都拍得很大,包括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拍了很多素材,最后选的时候可能会拉掉很多。你本来可能有100场戏,但是导演觉得这个人物不是很光彩,他可能会砍掉。也许那个人物一般,但他好看导演可能又把这个人提出来加戏份。演秦始皇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我也不抱多大的希望,所以也谈不上失望。 　　2002年高晓松拍《我心飞翔》,找我演旭校长,当时高晓松跟我说他剧本都没有,就三页故事梗概。我当时受他感染,讲讲就答应了。2003年的《无间道3:终极无间》,刘伟强找我来拍沈澄,一个戏份没有多少的角色。因为林震岳一直对我挺好的,在这个电影当时的新加坡新闻发布会,我就跟林震岳说,以后这种片子别找我,因为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05年,冯小刚找我演《夜宴》里的厉帝,我觉得和康熙重复了不想接,我觉得一个演员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什么都能演,很多是我不能演的或者是演不好的。我演过的一些不好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已经验证了这个规律,跟编剧、导演都没有关系,是我没有演好,高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的执行能力,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2009年拍了《建国大业》,这个是国家的生日礼物,韩三平让我演阎锦文,我研究了厚厚一叠阎锦文的史料,并发掘出人物身上喜欢耍酷的特点,设计戏中人物的动作,力求一招一式都能够贴近人物原型。甚至连军装也是经过我亲手改良过的。总共就1分多钟的戏,我在内容上下功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最小的空间里强化人物的视觉支撑,只能这样了,要不然观众打哈欠就过去了。 　　《刺陵》里我演的华定邦,和周杰伦、林志玲、曾志伟一起拍戏,因为朋友第一次做电影,我必须帮他的忙。其实当时《孔子》同时在找我,按照正常来说,我应该上《孔子》的,但就是情感的因素,拍了《刺陵》。这个电影的市场焦点在周杰伦和林志玲身上,他们可能是票房的保证,我的表演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就是《唐山大地震》里演王德清了,最后电影只保留了我1/3的戏份,有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掉了。如果这几场戏能够接起来,会很感人。因为大部分戏被剪掉了,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的戏还是有点突然,在情节上看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如果是一般的戏剪掉也就算了,觉得自己演得还可以的戏怎么也给剪掉?电视剧往往你规定的是30集,制片人恨不得给你剪出40集来,你不会有你的表演丢失,也不会有白费力。但小刚也确实无奈,一个是片长就这么点,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的铺排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知识分子还没有拍透 　　 　　我最早演的是电影,但我却是靠电视剧为大众熟悉的。 　　1990年,黄蜀芹找我拍的《围城》热播,我靠这个角色拿了好多奖。当时这个戏是上海拍的,黄蜀芹是很好的一个女导演,10集电视剧拍了100天,按照电影的手法拍的电视剧。拍《围城》特别愉快,时间长,很从容,大家在创作上有来往,很有空间,也有余地。我们那个戏,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摸索着拍,觉得这个不对,不对就再来一遍,特别放松,没有现在拍电视剧这么仓促和匆忙,从容极了。 　我也不知道黄导演是怎么找到我的。《围城》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看了,她来找我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想起让我去演方鸿渐,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上海演员?我是北方的演员。”她回答我说“就觉得你像”。我本来不想上,因为我又复读了一遍《围城》,我说这个人物怎么演,又没故事,又没有所谓明确的命运感,没法演,我说算了,不演了。但黄导演锲而不舍。后来他们的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演《围城》这个戏就不拍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她到北京来,是被人推着轮椅来的,她看景的时候把腿给摔折了。我一看都这样了,人还来找你,那行吧,上吧。 　　后来在拍之前和拍之后,我和钱钟书老人有过几次交流,他当时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很长的时间,聊了好几次。1990年后我的文化观有所改变,跟钱钟书老人也有关系,我看书的方向,看问题的方式变了,让我受用了好几年。 　　前些日子北京人艺的张和平找我,说他们要拍话剧《围城》,和导演杨立新一起找我,让我去演方鸿渐,谈了两次,我还是给推掉了。因为今天的陈道明跟过去的方鸿渐有相当的距离,那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人物,你现在让我去重新演方鸿渐我演不了,那个年代的感受跟人物是同步的,那个时候的创作心态跟人物的释放是同步的,现在不对了,这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1994年的《一地鸡毛》我演的是小林,这个戏开始是张元找到我的,女主角是蒋雯丽。后来突然间下马,搁了一些日子,冯小刚就接手了,女主角变成是徐帆了。小刚是一个特别性情的人,我特别欣赏他,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于文艺和文化有追求的人,很执著甚至有些自残,而且不怕伤重的那种自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小林是个底层小人物,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小职员,他在进入官场时,那些规矩已经设计好了,他只能接受,扭曲规则、破坏规则就要付出代价,单位里的同事们绝大多数人不接受他。 　　最近的《手机》其实我真不想上,原来让我演王志文扮演的严守一,后来我坚决不演,导演给我开了好几天会,就是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弄得我心软,接了费墨。我觉得费墨这个人有得可演,准确讲叫“没写透”,其实他有一个好的指向性,就是可以把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问题都可以囊括在这人身上,但是剧本里这个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没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的真正功能性的作用,有一点浅尝辄止。哪怕你把费墨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都比现在要好。 　　其实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不加意识形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一个戏写得特别好的。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是安心于坐的人,但是现在纷纷出笼,走到前台来,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体系金钱化,知识分子的退化,卖文凭的,办各种镀金学校的,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始作俑者还是知识分子,包括学校的高收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假教育、假学历、假论文,很值得好好写。 　　 　　古装戏和帝王戏 　　 　　1984年,《末代皇帝》找到我演青年溥仪。那时候电视剧的报酬就是三四百块钱一集,电影就是几千块钱,那个阶段延续着70年代的文艺思想,一个电视剧基本上当作一个工程来干,一部30多集的电视剧,我们拍了4年,想想多可怕,每天就等于上下班。那时候骑个自行车就从东城跑西城排戏去了,摄制组用汽车接一次,特高兴,没有说像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撑伞的,拿椅子的,没有那么多排场。当时伙食补助一天好像是10块钱,结果我们伙食补助费比片酬拿得多得多。这个角色让我获得第九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 　　2000年的《康熙王朝》里,我想把康熙的后宫跟前宫分开,因为我们以往的电视剧,帝王的后宫和前宫生活,皇帝都是一个姿势,一个状态,这皇帝太累了。皇帝在后宫的时候,他是属于天无二主的人,应该是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他可以在接见大臣的时候正襟危坐,他也可能到了后宫席地而躺。 　　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别这么拘着,撒开手来演。康熙的重点就在两点,一个是他的政治化,一个是他的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这一块我不太重视,我更注重于人物心理的转换和政治事件的那种敏锐和他的评述,我对这个感兴趣,不管是跟群臣还是跟对手,那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我的着力点在这儿。然后又对于家庭的那种无奈,一个皇上本不该受的痛和苦,主要是在这上面。 　　就是因为不拘着,后来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皇帝坐无坐相,站无站相,但是我不觉得。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的皇上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见过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人不可能永远是这么待着的,目不斜视,我觉得他很累,我替各位皇上解累了。我想放松一下,解放一下。我觉得皇上该出现皇威的时候就出现,皇上一天到晚都是皇威他就没味了。 　　我的解读,可能有一些让别人觉得他不像皇上,这没有关系。中国的帝王,有43年不上朝的,在那里做木匠的,养鸽子的,丰富多彩。今天我们看到皇上的东西,留下来的基本都是画像,都是坐在这儿,然后戏曲舞台一出来,都是目不转睛。我觉得那是人吗?他是皇上吗? 　　2002年的《大汉天子》,演东方朔是因为价钱给得有点高,那是我演的所有戏里面第一部钱比较高的电视剧。现在来看,那个东方朔演得有点紧,不放松,跟我后来看的几个版本关于东方朔的记载有出入,其实我还是有放松的余地的,那个人应该亦正亦邪式的角色,带有一点智慧的坏,不一定是所谓的玩幽默搞笑那种路数。如果现在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那个演得有点拘谨,像一个正派文人。 　　在《卧薪尝胆》里,我演勾践,这个皇帝从开始到最后很丰富,我觉得有些分场戏演得很好,但从全剧结构来看,我演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完整,或者表演不是很流畅,这里头有两点问题:一是我用力过猛,我想改变一下帝王的演法,往莎士比亚的那种叙述和解读人物的方式去改变,包括他的台词,包括他的形态,想往戏剧化这个方面去走。现在看来,这种实验不是很得到别人的认可;另外一点是这个戏我费的心力特别大,恐怕跟全片其他人的配合,和整个电视剧里人物的进程,铺排上没有把握得很好。 　　我还想演演李鸿章,这是我的一个情结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能演出真实的李鸿章,我看了许多他的档案和资料,让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刻,目前的影视剧里,对他的呈现太薄太刻板单一了,这个人的丰富性还没有完成,我也知道现在演李鸿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想演的。 　　 　　不一样的反面角色 　　 　　2001年,我和管虎合作,演了《黑洞》里的聂明宇,这是我30年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反派人物。我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派人物,来个反程式表演,长期以来,我们的电视剧就像我们的京剧脸谱,好人可以很多种,坏人就那一种。但你在现实中会发现,坏人其实不只是一种的,他也可能很斯文,也可能学问很深,也可能很朴实,但是这些东西不影响他做坏事,不影响他做坏事的能力和程度。我就演这样一个外表不像坏人的坏人。电视剧里他在临死前有一段独白是我自己写的,多好的一个人啊,“五好学生”、“三好战士”,他怎么变成这样? 　　这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是给人们想想一墙的奖状,这人是怎么了?所以他到最后也说,我知道我是十恶不赦。你如果看表象,你会觉得你怎么把坏人弄成那样,其实你仔细想这个人,这其实是一个人性最大的悲剧,就是人性的弱点导致的,这个人在他成长和他的理想破灭中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其实他都明白,他知不知道自己坏?他知道,可是他为什么还这样? 　　当时中宣部的徐光春部长找我开会,说老明,你怎么演这么一个人?我说不好吗?不好,你不应该演这个。我说别看表象,其实那是在警示民众。 　　接下来的《冬至》还是和管虎合作,也是一个反派人物,但这个反派人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本来是一个活得很紧张、很老老实实的一个人,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一个贪污公款的罪犯。其实这个故事大纲是我出的,它没有小说,被制作人顺便抢走,就改成了剧本,我原来的戏是20集,是一个都市寓言故事。它的原型是我看到山西发生的一个案子,一个人贪污了一个多亿,结果抓到他的时候,他一分钱没花,不敢花,这么一个案子。电视剧里强化了戏剧性,一个很好的人到开始贪一点儿,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事儿就找他来了,有人要敲诈他,勒索他,最后他一分钱没花,却家破人亡……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就是人在贪欲面前别存侥幸,否则早晚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