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里·布克金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节选自——[美]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