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斌谈白薇自由婚恋与其文学创作

　　1918年，白薇只身逃到东京，她悲惨的过去，贫困交加的现实，陈昊斌认为这注定了她“作为女人生存下去，就要面临着各种心灵束缚，面临着时代潜流中归宿无着、浮沉不定的命运，面临经济的惨淡和精神寂寞，面临着她无法更改的个人的和女性的孤独。”因而，陈昊斌断定她特别需要人间的温暖和爱情的慰藉。而陈昊斌了解到此时杨骚在日本留学生中是一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知识男青年，这与她前任丈夫形成强烈对比。 　　

他清秀、有学识，与白薇有共同语言，是白薇理想中的婚姻伴侣。特别是一句“你的性情我很喜欢，我很希望你肯和我做朋友”“你喜欢我好吗?你和我做朋友好吗?”这使有“病美人”之称的白薇如闻天簌之音，她带着一种惊喜回信道：“来信辨不出是铛铛唤醒阴魂登场的警钟，还是有人在叫我的优美的肉音……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敬爱的维弟。”从那以后两人便以姐弟相称，书信频往，互诉衷肠。太多的忧愁，太多的伤感，两人很快就走到一起了。尽管此时她明白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一个不很牢固的基础上，杨骚只是在失恋之后，百无聊赖，把她暂时填塞在他心头的空隙。 　　

但是，正如她在《琳丽》中说到的：“就是下地狱天堂，不也是人生的旅路逃不脱的么?”她歌颂这种崇高的爱情，追求这份真实的感情，认为恋爱是人生的桥梁，有了恋爱，人生就能踏上有意义的大道，恋爱是雨露，有了恋爱，人生就会发芽与滋长，同时，一个人为了追求恋爱而去自杀是值得的。现实生活中，白薇在初恋中的天真与幼稚，以及对人类美好高尚的两性关系乌托邦的构想与中国社会黑暗的现实极端对立，白薇长期遭受性别岐视，一开始便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