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百年诞辰

苏门答腊

来自:苏门答腊(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2010-11-10 09: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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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0 12:05:59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议 程

    (2010年11月9日)

    上午 9:00 开幕式

    主持人: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

    发言人: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杨卫泽 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

    丁伟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上午 9:40——9:50 会间休息

    上午 9:50——11:40 主题发言

    主持人: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发言人:王水照 复旦大学教授

    陆文虎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黄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世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宏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邓绍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下午 13:30——16:30 大会发言

    主持人: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发言人:与会嘉宾

    下午 16:30——16:40 会间休息

    下午 16:40——17:00 闭幕式

    主持人: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发言人: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致闭幕辞)

    会议议题:

    一、钱锺书与当代人文研究; 二、钱锺书与外国文学; 三、钱锺书的文学创作; 四、钱锺书与中西文化比较; 五、与钱锺书先生研究相关的论题。

  • 青山绿水间人

    青山绿水间人 (此刻倍思君) 2010-11-10 12:25:11

    “想进入历史的人”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1 11:14:59

    杨绛:感谢无锡家乡人民的关爱 杨绛, 家乡, 感谢, 无锡

      没有太多的装点,一幅黑白照片已足够:戴着眼镜的钱钟书以其睿智的“钱氏”微笑,感染着仰慕他的每一个人。昨天,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钱钟书与当代国学、钱钟书与外国文学、钱钟书的文学创作、钱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杨卫泽热情邀请杨绛先生——“请回无锡看看”   北京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因为这里居住的都是部长级的人物。2号门三楼的那户人家,便是钱钟书与杨绛的家。

      门开了,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口无锡话让记者顿感亲切,她,就是杨绛先生。老太的家中很是简朴,但房子里的书卷气,又真切地告诉你,这里就是杨绛与钱钟书的家。

      “你们会不会说无锡话?”昨天,见到家乡来人,杨绛很开心,久居北京的她,听到乡音顿感亲切,她说,杨书记代表家乡人民来看望她,她感谢无锡人民对她的关爱。为示谢意,杨绛戴起老花镜在自己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上亲笔题字,赠予杨卫泽。话题从无锡话转到了无锡的钱钟书故居。杨卫泽与杨绛拉起了家常,从无锡的钱钟书故居,聊到苏州杨绛家的老宅,家常话里包含着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深刻期许。钱钟书夫妇向来淡泊宁静、狷介耿直,“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杨卫泽真诚地表示,无锡近年来修复了一大批名人故居,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修复房子,而是希望能从这些名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杨卫泽盛邀杨绛:“你气色很好,看上去才六七十岁,如果方便,请回无锡看看。”

      一席攀谈,勾起了杨绛的乡情:看到送上的泥人阿福、阿禧,“标致到,”杨绛爱不释手(见图),连连称赞,“下次眉毛芯里也要点粒痣”。幽默的杨绛,让人看到了百岁老人未泯的童心。而家乡送来的三凤桥排骨、百合、油面筋,让杨绛忍不住用无锡土话嗔怪起保姆来:“瞒牢得我,赤赤里(暗地里)问你俚要咯。”

      话峰一转,又回到了钱钟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你们是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会的吧?”杨绛说,她知道中国社科院举办了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她之所以没有出席,是为了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但以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纪念文集的方式来缅怀钱钟书为当代中国文化作出的贡献,杨绛也赞成,但她本人依然不会出席。杨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经常婉拒用于宣传的拍摄。昨天,电视记者也被友情告知,不得携设备进入杨家。昨天,本报记者用无锡话与杨绛寒暄,听到乡音的杨绛很开心,也用无锡话询问:“你也是无锡人啊,无锡哪里?”并欣然合影。拍照时,杨绛还幽默地自称“老得丑了点”。

      杨卫泽与杨绛相谈甚欢,市领导王立人陪同。(首席记者单红)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1 11:15:52

    http://bbs.wxrb.com/thread-131823-1-1.html

    杨绛先生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啊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1 13:28:26

    钱钟书百年纪念文集出版 近50篇文章汇成

    http://www.hn.chinanews.com.cn/news/xstj/2010/1110/66712.html

      昨天,“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全国教学科研等单位及新闻媒体近二百人参加了研讨会,官方、学术单位和学界人士都对钱锺书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突出贡献表示称赞,而丁伟志主编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简体、繁体两种版本,也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牛津出版社同时出版。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承办。与会专家围绕着钱锺书与当代国学、钱锺书与外国文学、钱锺书的文学创作、钱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等主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上午的大会发言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是在钱锺书等学者的无私奉献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严谨、厚重、博大的学术传统,为今天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掘钱锺书先生这座用之不竭的宝库,认真总结他的学术贡献,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

      陆建德

      钱锺书身上有反躬自省的精神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代表文学所做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发言。他说,钱锺书是富有巧思和幽默的人,他能看到人的内心里面曲里拐弯的角落。但是,他也把自己看成无情的讽谐的对象。正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所以他对各种赞美十分警惧,他多次婉谢要求他写自传,说回忆最靠不住的。钱先生身上有反躬自省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为了这次开会,文学所特意准备了一张钱先生的照片。我们就能够在钱先生充满期许而有不无温和的嘲讽的眼光下,说出一些让钱先生感到既痛又痒的话来,这是纪念他最好的方式。这样,钱先生就会把我们引为同道。”

      许渊冲

      钱锺书妙喻中西文化

      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期间钱锺书的学生许渊冲做了题为“钱锺书先生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发言中说,自己当年虽然只在钱锺书门下受教一年,但是受益匪浅。

      许渊冲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化最好的传人,他用两个词概括了中西文化,他说西方文化强调“斗争”,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关于文学,钱锺书说,西方人把它看做“闲人的忙事”,从事者把它当做一个事业;中国人把它看做“忙人的闲事”,忙里偷闲的“雕虫小技”。因为西方人把文学当事业,所以西方文学一百多年来发展蓬勃。“我在将中国的唐诗宋词翻译成外文时,继承了钱锺书先生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杨振宁做物理学研究时,也继承了他的这种本领。”

      家乡

      钱锺书深受无锡工商文化影响

      本次会议上,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代表钱锺书的家乡人民致辞。杨卫泽在发言中说,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他是无锡人,也是这座城市的骄傲。钱锺书出生于亦农亦商的家族,钱氏家族和无锡工商业人士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在钱锺书成长的年代,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和教育都极其发达,这种地域性的工商文化对于包括钱锺书在内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

      友朋

      近50篇文章汇成纪念文集

      为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编辑出版了由丁伟志担任主编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分简体、繁体两种版本,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牛津出版社同时出版。本书征约了近50篇纪念这位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匠的文章,征约文稿都是第一次发表。内容包括众作者对钱锺书的回忆及作品评论,让读者回顾钱锺书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

      丁伟志在发言中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曾和他人登门,要给钱锺书做寿,结果被他拒绝。百岁老人杨绛先生一开始拒绝《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出版,经说服后才同意。自己只是技术性的编辑加工,而这本书的真正主编是杨绛先生,“她亲自打电话约稿,约来的稿件亲自审读,一篇一篇亲自修改。” (记者张弘)

      钱锺书

      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号槐聚,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二十世纪30年代曾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锺书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他秉承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博学多能,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风格幽默,比喻精辟,充满着智慧和哲理,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博大精深,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来源:新京报)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1 15:59:46

    作者阵容: 作者簡介 丁偉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陸文虎 解放軍藝術學院 何西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柳鳴九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許士傑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袁良駿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陳駿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范 培 蘇州大學文學院 胡小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張 穎 蘇州大學文學院 錢碧湘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胡範鑄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馬靖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陳佳璇 廣東韓山師範學院中文系 錢鍾華 復旦大學 郭宏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石定果 北京語言大學 王水照 復旦大學中文系 潘兆平 中國科學院科技物資中心 朱 虹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何肇琛 美籍華人 高 莽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施 亮 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 許淵沖 北京大學西語系 楊宏建 北京國際體育交流中心 胡木英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周振甫 原中華書局編審,已故 董衡巽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葉廷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Monika Motsch University of Erlangen-Nürnberg 漢學系教授 黃寶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朱 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張佩芬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季 進 蘇州大學文學院 黃 梅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孫少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薛鴻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陸永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鍾叔河 岳麓書社 傅 杰 復旦大學中文系 吳泰昌 《文藝報》 陳福康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 黃偉經 《隨筆》編輯部 劉躍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許德政 旅澳學者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2 19:15:19

    2010-11-12 19:11:25 来自: Read my book(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 时间:2010-11-07 06:42:38.0 来源:大公报

    ──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黄维樑

    二十世纪新批评学派喜用的象徵(symbol)一词,也与言外之意密切相关。涵义丰富、以少言多是文学语言的核心艺术,这正是言外之意的诗学价值。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怎样发挥最小资源的最大效能;文学语言之精美者,则能以最少的语言涵蕴最多的意义。就此而言,笔者可以这样「打通」:这就是文学的经济学。

    刘勰重视比喻,与钱钟书不相上下。二人笔下比喻纷纷、对仗纭纭、典故频频,更可作一专题论述。〔刘、钱二人笔下辞釆斐然。其不同点为:刘较严肃而钱常见机智幽默。钱对诙谐文字常感兴趣。《钱钟书散文》中的《小说识小》一文所引笑话提神醒脑,此处聊举一二,以博此处拙文读者诸君一粲,也可见东方西方心同笑同。《笑林广记》谓南北二人均惯说谎,一次二人相遇,南人谓北人曰:「闻得贵处极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时,道中小遗者需带棒,随溺随冻,随冻随击,不然人与墙冻在一处。闻尊处极热,不知其热何如?」南人曰:「南方热时,有赶猪道行者,行稍迟,猪成烧烤,人化灰尘。」钱氏又引英诗人《罗杰士语录》(Table Talk of Samuel Rogers, ed. by A. Dyce)第一百三十五页记印度天热而人化灰尘之事(pulverised by a coup de soleil),略谓一印度人请客,骄阳如灼,主妇渴甚,中席忽化为焦灰一堆;主人司空见惯,声色不动,唿侍者曰:「取箕帚来,将太太扫去(Sweep up the mistress)。」钱氏曰:较之《广记》云云,似更诙谐。〕《文心雕龙.比兴》篇论比(即比喻)和兴(相当于象徵),所说的「物虽胡越,合则肝胆」那样的比喻,更与上述的「曲喻」相通。《毛诗序》言诗艺,早就标举赋比兴三者;宋代陈骙在其《文则》宣称:「文之作也,可无喻乎?」近人秦牧则谓比喻是文学语言这只孔雀的彩屏。刘勰重视文采,钱钟书认为佳作必「精于修辞」。中外同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定义,在强调其情感作用之际,即指出悲剧所用的是「装饰」的语言(英译本相关语句中连用embellished和artistic二词)〔 S. H. Butcher tr. (with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Fergusson), Poetics (N.Y., Hill and Wang, 1961), p.61.〕。比喻是语言艺术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比喻是修辞的三大技巧之一;其他重视比喻的言论,如「诗是韵语与比喻(Poetry is meter and metaphor)」之说,举不胜举。正因为如此,大作家通常也是创造比喻的大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李白、苏轼、余光中。文学中的比与兴、秀与隐,相当于比喻与象徵,有如宗教伦理中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

    人类数千年歷史中,各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百家百花以至万家万花,多采多姿。愈是近代愈多样多元,简直千家争鸣、众声喧哗,心异理异者不能胜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从变者和不变者两个角度看宇宙人生,我们也可从异者和同者两个角度看宇宙、人生、文学。刘勰和钱钟书从异者也从同者看,而他们在「打通」之后,看到同心。刘勰之生也早,未接触西方(佛教所说的西天仍在东方),但他在博观圆览之后,发现「文心」就是「道心」。他在《灭惑论》一文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又说:「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是刘勰「打通」后发现的核心、圆心,也正是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那个核心、圆心。《谈艺录.序》在「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两句之后是「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们也可以说「古学今学,道术未裂」。

    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有「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的「名言」;钱钟书把它彻底颠覆了。

    近日辞世的法国人类学者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10.30)在其1955年出版的名着《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指出亚马逊雨林印第安部族的不同部落,骨子里有相同的深层结构;而原始部族的深层思想体系,跟文明的西方社会并无分别。〔 "Claude Lmvi-Strauss dies at 100".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9/11/04/world/europe/04levistrauss.〕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其1957年出版的名着《批评的剖析》(The Anatomy of Criticism)〔此书在1957年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指出不同国家语言的文学中有其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型(或译为基型archetype)。史陀和弗莱之说也就是「心同理同」之意。二人的学说获普世重视,影响深远。钱钟书的《谈艺录》在1948年出版(其伸延性鉅着《管锥编》则在1979年),钱钟书视野之广大,大概超过史陀和弗莱二人。中华学者中仰钱、迷钱者众,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说深得张隆溪等的认同,〔张隆溪在其《同工异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的《序》中,说此书「L调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在各方面的契合与类同,而不是专注于极端的区别或根本的差异」,见页3;张氏又说「本书中有很多想法,都是受钱钟书先生着作典范的Y」,见页5。在向钱看者、在钱迷中有林耀椿,《钱钟书与书的世界》(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一书,显示其景仰钱氏之甚;书中《钱钟书在台湾》一文,通过多方探索,记述了钱氏生平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学术活动。〕钱学且已建立起来,但可惜的是其学说尚未有国际性地位。心理攸同,中西大同;人类应有民胞物与的心情,应尽量消弭争端,促进和谐。钱钟书中西打通后的发现,应该使他获得全球最高声誉的和平奖。当然,中西文化的异同是个极大的议题,涉及诸种学科诸多个角度既深且广的研探,议论纷纷是必然的。笔者绝无才学独力作全面的研讨与判断,对此所能说的只是比管更狭窄、比锥更尖小的一得之浅见而已,只是震服于钱钟书的海量式论据进而折服于他之高见而己,只是凭数十年的阅读、观察、体会认为东海西海事事物物的基本性质或核心价值相同而已。

    六、结语:「潜」体系或「钱」体系;龙学和钱学

    本文对刘、钱两人文学见解的介绍与比较,并不完整,甚至连体系中的(四)和(五)两大项都未触及;就此而言,本文是篇尚未完成的论文。即使如此,我们已发现刘、钱通论文学,虑周思精,多有心同理同处。一古一今二人都是文论大师。刘勰在中国文论史上,享誉最隆;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钱钟书。刘勰其生也早,歷史与地域视野远不及钱钟书广阔,学科知识也不及钱氏丰富多元,所以《文心雕龙》的广度不及钱氏,对很多议题的析论也不及钱氏深入细緻。不过,高明而中庸的种种见解,使刘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文心雕龙》还胜在有明显的体系。钱钟书自有其「隐」体系,这需要钟钱钟书的学者努力把钱氏着述内容加以分析、分类、整理后建构了。《谈艺录》等论着的点点滴滴、片片段段、则则篇篇,有如「理格高」(Lego)积木块,有耐心的钱学学者可把这些片片篇篇堆砌成理论格局高华的体系──可以是参照上述韦礼克、华伦《文学理论》纲领而成的体系,可以是参照上述「情采通变」《文心雕龙》架构而成的体系,也可以是参照钱学学者如蔡田明的《管锥编述说》纲目而成的体系(我初步的看法是:《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基本思想和写作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正如笔者上面所说,钱氏已建立了一个体系。该文一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体制;二论文章体制;三论体制与品类──体制定文学的得失,品类辨其尊卑;四论文学史之区划时期;五论文学与时代精神之表现;六论文学之价值端在其「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七论文学狭义说之不当;八论虚实真伪之分辨与文学之评赏;九论由行文语体区分雅俗之理,十论文学佳作应有之功用,文末附论兼及八股文之理由。

    钱氏在1945年发表的讲稿《谈中国诗》,是一篇中西诗歌比较的论文,层次井然地指出:

    (一)西方先有史诗,中国不然,先有抒情诗。

    (二)与西洋诗相比,中国的诗短小,「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两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钱氏以诗为论,在论文中常用比喻,这里提供了例证);诗短,所以诗贵有「悠远的意味」。

    (三)「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

    (四)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中国的旧诗词,因为诗意往往包含「浑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

    (五)「西洋读者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蚅的煄C」

    (六)「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 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钱氏继续指出:

    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十大特色」那种商品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哩,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钱钟书,《钱钟书散文》,页532-539。〕

    在这里,钱钟书再一次表明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思想。

    刘勰与钱钟书学博思精,文心共通,且通于东海西海,其论点尽管有歧异之处(如上面论及的「为情造文」),基本上可构成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钱着之有异于刘书的,主要是所谓「缺乏」体系。笔者在上面指出,钱氏的一些论文,已呈现了体系,而他「不成体系」的「隐」体系则可以转变成为「理格高」的「显」体系。明显可见、纲张目举的体系,便于阅读、认识,且予人自成一家、自成格局的感觉。钱钟书的「隐」体系也许应称为「潜」体系,或者「钱」体系。钟钱钟书者不断研究,尝试建构其宏大的文论体系,从「潜」到「显」,而钱学更是显学了。龙学与钱学,併为当世显学。

    (全文完)

  • 袁长庚

    袁长庚 (沉默着欢喜) 管理员 2010-11-13 00:41:51

    纪念钱钟书,居然没有赵一凡…… 看看目录,都是一帮什么牛鬼蛇神……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10:06:54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

    作者 高克勤 发表于2010-11-14 02:39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即王水照先生所指出的,钱先生“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王水照先生还披露,钱先生曾自嘲自谥“钱文改公”。

      高克勤

      在钱锺书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人们往往推崇他早年的力作《谈艺录》和晚年的巨著《管锥编》。诚然,这两部著作内容浩繁,精义迭出,反映出钱先生对中西学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史的深刻体认,以及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感悟。但是,这两部采用笔记或札记的体裁、用文言写成的著作,尽管作者有现代的眼光,毕竟用的是传统的形式,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还是有阅读的困难。相较之下,他的两种论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虽然篇幅不大,但所收均为作者亲自选定的用白话撰写的单篇论文,其撰写时间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几与《谈艺录》到《管锥编》的撰写时间相同,所论与《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相关内容相一致,但更为集中、系统,因此,可以说这些论文是钱先生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发表后尤其是结集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论文集能够结集面世,是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努力分不开的。

      

      1978年,独立建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伊始,便把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作为选题的重点。继1978年1月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并启动《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计划后,又把钱锺书著作列入选题。负责《陈寅恪文集》编辑出版的文学室编辑魏同贤向钱锺书先生约稿,得到了钱先生的同意。

      1978年10月6日,钱先生致信魏同贤:

      同贤同志:

      九月底自意大利归,得读 惠书,极感。我本想选旧作六篇,经再三考虑,只选了四篇,凡与《管锥编》中太重复者都不收,以免浪费纸张。故已写定,题为《旧文四篇》。约五万余字,作一小册子。这个动机全出于您的建议,因此前言内标明。即送上请教,如认为可用,便烦付謄后送我校看再将清本寄上;如认为不可用,便烦送郑煌同志一看。一切已详前信;如钞写,费用亦由我担负,亦详前信。收到后务请先来一两行,以慰挂念遗失,至盼。

      我此次随许涤新同志出国,备受款待,而亦甚觉累乏,自愧衰老。发现我三十年前所作小说,乃英、俄、法、捷等语译本,译者皆纷来叙谈,甚觉惶恐,真乃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之感。一笑。现在当须总结汇报等等,先偷空了此文债。即致

      敬礼!

      钱锺书上 六日

      杨绛同候

      这四篇文章就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和《林纾的翻译》。信中提到的郑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钱先生在《旧文四篇》“卷头语”中也说:

      我在发表过的文章里,选了四篇,合成这个小集。第一篇登载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第二、三篇登载在《文学评论》里,第四篇登载在《文学研究集刊》里——这两个都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第一篇写于三十年前,第四篇的写作时期最近,也去今十五年了。这次编集时,我对各篇或多或少地作了修改,第一篇的改动最多,但是主要论点都还没有变换。它们仍然是旧作,正象旧家具铺子里的桌椅床柜等等,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东西的。

      这本贫薄的小书的编选,是出于魏同贤同志的建议。……一并致谢。

      一九七八年十月

      同年10月30日,钱先生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奉到来函,并拙稿謄清本,费心极感。汇上二十元钞写费,不知够否?如不够,当补寄,请勿客气。拙著《管锥编》,中华定于年内出版上册,前日将二校样送来;又须为一意大利汉学家审阅一书;故定于下月中旬将拙稿送上,望无其它干扰耳。先此敬谢,并致敬礼。

      古籍出版社

      钱锺书上 十月卅日

      次月3日,钱先生又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日寄一信并汇款,想达。拙稿提前校改完毕,即寄上,请指正。如认为可付排,即将二校寄下一读。费神至感,即致敬礼!此上

      古籍出版社

      钱锺书上 三日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10:07:22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

    作者 高克勤 发表于2010-11-14 02:39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   1979年9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五万册,定价0.31元。责任编辑是魏同贤。封面题签是钱先生的亲笔。先曾拟集唐释怀素《自序》和《千字文》两帖里的字作为题签。这本版面字数仅六万、不到百页的薄薄的小书,却以其内容的精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旧文四篇》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水电部六局水电技工学校范旭仑来信,指出了《旧文四篇》的若干排校错误,其中有些为编辑采纳,在重版及收入《七缀集》时得到了改正。范君如今可算是钱锺书研究的资深专家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伍铁平来信,就《旧文四篇》中《读〈拉奥孔〉》引歌德名言“理论是灰黑的,生命的黄金树是碧绿的”德语原文Und,与他所见的Doch,请教钱先生,不知哪个正确,或有两个版本。可惜上海古籍出版社直接把钱先生的复信寄给了伍铁平,以致我们无法知道钱先生的答复。不过,《七缀集》及其修订本仍作Und。

      与《旧文四篇》同时,钱先生百万余字的巨著《管锥编》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钱先生早年力作《谈艺录》的补订本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应魏同贤之约,钱先生将《七缀集》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

      当年《旧文四篇》的编成出版,多亏了魏同贤同志的热心和大力。这一次,依然是他的热心和大力,使下面几篇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仍由以整理中国古典著作闻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仿佛“半吊子”、“二毛子”之类还可以作为“古君子”的团结对象。我向他致深切的感谢。

      《七缀集》较《旧文四篇》增加的后三篇文章是《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81、1982、1983年,收入本书的都是作者的改定本。1985年12月,《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七千册,定价1.10元。责任编辑是王勉(鲲西)。魏同贤时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封面题签是杨绛先生的亲笔。

      《七缀集》出版后,重印过一次,印数五千册。此后,台湾书林出版公司的《钱锺书作品集》和花城出版社《钱锺书论学文选》,均收录了《七缀集》,钱先生又有增补修订。1992年,时在北京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工作的辛广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钱先生《七缀集》(修订本)的出版事宜,上海古籍出版社当即表示同意,并与钱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原版未订)。随后,钱先生寄来了《七缀集》的校改本和花城出版社《钱锺书论学文选》中的《七缀集》,云以花城版文字为准。魏同贤时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勉先生时已退休。这一版责任编辑是李祚唐。责任编辑将原版文字与花城版对核,又补入钱先生提供的五处增补。这五处增补中两处是补外文引文的出处,两处是增补佛经引文作为例证,还有一处是注文的增补。两处外文有字迹辨认不清,恰编辑盖国梁赴京出差,遂去钱先生家当面请教,钱先生当即将外文增补处打印出来。不久,钱先生有信致魏同贤:

      同贤同志:

      阔别忽得良唔,虽匆促亦聊胜于无矣!盖国梁同志来,缴还花城本拙选中《七缀集》无误,并命弟将补注数处审清核正。弟忽忆得花城本《七缀集》本文已于贵社本大有增改,未知此次照样复制否?抑仅据弟后来手迹三四处增订。如仅据弟手迹再印一次,未管本文中改动各节,则殊不值得。故特函询。如欲再印,须将花城本为底,而以弟手迹加入,庶有新面目,否则不如作罢。老人鳃鳃多虑,奉渎不安之至。即颂

      年釐不一

      钱锺书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七缀集》(修订本)于1994年8月出版,首次印数一万册。钱先生《修订本前言》云:

      此书出版以来,我作了些修订。我感谢魏同贤同志,给它机会面世。辛广伟同志辛勤帮助这本书的出版,我向他致谢。……

      钱锺书

      一九九三年四月

      1996年8月14日,我与同事王兴康、李祚唐一起去北京三里河钱先生家,给杨绛先生送《七缀集》的印数稿酬,并续签《七缀集》出版合同。当时钱先生住院已近一年,其女钱瑗也因骨结核住院,杨先生要照顾两个病人十分辛苦,但她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对《七缀集》(修订本)的印制和我社及时支付稿酬的做法表示满意。

      三联书店繁体字初版《钱锺书集》中的《七缀集》以《七缀集》(修订本)为底本,但鉴于该版本未收《钱锺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里的部分增订内容,经杨绛先生同意,2002年的简体字版《七缀集》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出。这是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内容的举措,值得肯定。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即王水照师所指出的,钱先生“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只要他的生命不息,他的著作永无‘定本’”;王水照师还披露,钱先生曾自嘲自谥“钱文改公”(《〈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文学遗产》2006年第四期)。王水照师曾举例说明,钱先生大约在1959年寄赠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宋诗选注》一册,在这册赠书中,钱先生亲笔改动大小九十余处,约三千多字,一律是端正楷书,“在《宋诗选注》出版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钱先生就作出如此规模的改动,表示了前辈学者孜孜矻矻、永不停步的日新之功”(同上)。而《旧文四篇》和《七缀集》所收七篇文章的修订、增补,也不亚于《宋诗选注》。上引钱先生为《旧文四篇》结集和《七缀集》的每个版次写的卷头语、序和前言,就说明了修订、增补的情况。如果把这些修订、增补处细加校核,就可以发现钱先生的文心所在,感悟他的治学精神。

      藏书家沈文冲注意到这些修订、增补处,于1991年致信魏同贤,拟做汇校,认为汇校本销路会更畅。魏同贤建议他致信钱先生征求意见。钱先生复信道:

      文冲同志:

      院内转来惠函并附同贤同志一纸,具悉厚爱,不胜感惭。拙著《七缀集》中已将《旧文四篇》及《也是集》中文自加改订;《论学文选》中又将《七缀集》稍加改订;足下来信似未注意及此两者。然印刷讹脱仍未一一纠正。《论学文选》中文增订若干处。西文尤多,尚未全部修定。将来拟增一二篇,另出一本。“汇校”之事,似乎过早,且亦实无多大价值。请不费精力于此。盖作者本人尚未写定,何必他人匆急多此一举。“销路”之“更畅”,则本非我梦寐以求之事。盛意敬谢,尊请不能允同。歉甚。

      即致

      敬礼!

      钱锺书上 十月十日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钱先生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的改动不少。朱寨先生曾披露,《旧文四篇》出版后,钱先生赠其一册,在第一篇上,用端正楷书增改了九处。一处增加了两句约二十余字,如在“它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它”字后面,增加了“一方面把规律定得严,限制新风气的产生;而另”(《自嘲自谥“钱文改公”》,《文学遗产》2007年第三期)。这一改动为《七缀集》所沿用,其中“限制”又改为“抑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旧文四篇》第一篇中“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两句,《七缀集》中把“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改为“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改后所指更为宽泛;下句改为“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增加了“学者”一句,增改后内容有补充,所指更为明确。《七缀集》(修订本)又在“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后加了两句:“中国也常有相类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紧接着一段,《旧文四篇》作:“这类暴发户造谱牒或者野孩子认父亲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常有;它会影响创作,使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承,所以未可忽视。”《七缀集》作:“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其中“先驱”后还标法文,文后还加了一大段注释,列举西方文论中关于“先驱者”的论述。增改后的部分显然比前者内容更加丰富,意思更加完整,句式更加整齐,文气更盛,文采斐然。增加的注释更显示了钱先生为文广征博引的特点。由此可见,“汇校”之事虽然在钱先生看来“实无多大价值”,但是对研究钱先生及其著作还是有不小价值的。■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10:10:03

    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作者 艾朗诺 发表于2010-11-14 02:40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

      艾朗诺

    钱锺书为莫芝书作序手迹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一百年诞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钱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候的好朋友。那时还闹个笑话,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外盛传钱先生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钱先生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我们翻开《管锥编》,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语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材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有点面熟。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实在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它们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内涵往往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这样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如讨论唐代的税赋制度,三馆,石经等。钱先生的《管锥编》则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择《春秋》而选择《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向来被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的,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清代学者把它当为一部著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清代才蒐罗的集子,很当一回事地逐篇研讨,相信钱先生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这体现了钱先生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因为总的说来清代学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动摇。钱锺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现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的时候,往往过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钱先生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他完全可以接受资料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宁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资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简单化了。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可是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作佐证。钱先生早些时候写《谈艺录》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锥编》里却构成几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个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10:17:24

    艾朗诺这篇有新意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10:19:40

  • 永川龙

    永川龙 2010-11-14 14:35:10

    "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 《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 ————钱钟书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4 21:53:02

    中国社科院召开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陈奎元为《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题写出版感言 作者: 日期:2010-11-12 16:34: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讯(记者周悦)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钱锺书先生对中国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出席研讨会,并在此前为近日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题写了出版感言:“若非学业精诚至,焉得大师天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出席研讨会并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持开幕式,秘书长黄浩涛等在主席台就坐。

      王伟光在致辞中说,钱锺书先生的一生,同我们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同走过风风雨雨。他在文化领域深入思考、勤奋笔耕,以绝世的才华和生花的妙笔,为启迪民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他以其人格魅力和文化贡献,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后来者,启迪着他们探索人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如此,钱锺书先生还为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未来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智慧和精神财富。正如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唁电中盛赞钱锺书先生“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灵感的源泉”。

      王伟光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是在钱锺书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无私奉献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严谨、厚重、博大的学术传统。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要学习和继承以钱锺书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文化、关注民族命运的炽热情怀,学习和继承他们长期潜心研读、为祖国文化发展辛勤耕耘的奉献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杨卫泽代表无锡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此次研讨会表示感谢,他说,钱锺书先生是在无锡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并走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大家,无锡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和人文生态,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人生。他馈赠给后人的,不仅是其学术成就,更加弥足珍贵的是,他为我们标示了人生与精神的高度,展现了中华文化最宝贵的核心价值,是我们的文化榜样。

      作为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的重要议程之一,根据杨绛先生的建议,中国社科院成立了由原副院长丁伟志担任主编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已由三联书店和香港牛津出版社分别出版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

      开幕式后,与会学者围绕钱锺书与当代国学、钱锺书与外国文学、钱锺书的文学创作、钱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承办。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相关研究所科研人员,钱锺书先生生前的同事、学生、亲朋好友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15 10:41:14

    们知道钱先生着手写《管锥编》,是1971年开始的,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他和他的夫人杨绛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两人无家可归,有三年只好睡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办公室。《管锥编》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整理多年累积的笔记。我们要问,他决定写《管锥编》,决定怎样写,和“文革”有没有关联?钱先生通盘讨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说,元明清的戏剧、游记等等,独独不提当下,是不是和“文革”有关?他为什么中文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却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著作呢?

      钱先生在1942年写《谈艺录》的序时,提及当时的中日战争,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接着说:

      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

      匡鼎是前汉一位学者,据说他讲《诗经》会令人开心地笑;赵岐为躲避敌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墙壁里生活,有人说他的《孟子注》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钱先生在战乱的时候写《谈艺录》是要学匡鼎和赵岐。

      恰恰三十年后钱先生《管锥编》的序怎么写呢?这序非常短,大约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无论对外在的环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时局不好,因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来医病的。虽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说对时势完全无补,可是有心人若仔细查一查,就发现所谓“木屑”“竹头”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没有用,因为典出自《晋书》陶侃的传。陶侃监督造船的时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不准丢,保存下来,别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举行朝廷大典时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场,竹头则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时候当钉子用了。

      钱先生写《管锥编》时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这篇序虽然用中文写,国内也许很少人看到,德国女学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讨论《管锥编》与杜甫的书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请钱先生替她写序,钱先生的序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著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这里,钱先生直爽地说道他用典雅的语言,迂回隐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让一般人,包括红卫兵,看不懂,因为这东西是“私货”,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是谁呢?他是苏联斯大林手下专门对抗知识分子的高官,是江青一类的人物。钱先生这里把《管锥编》定位为比较文学。1948年苏联作家协会会长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诺夫的指导下批斗刚出版《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犹太裔作者 Isaac Nusinov 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因为 Nusinov 竟敢搞比较文学,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后来苏联的领导人常常用这句话批评对中央政府不够“忠实”的知识分子。钱先生在这里居然把当时的自己也视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

      我们要问,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有没有批评“文革”呢?直接批评当然没有。但他在第二集讨论老子那一章里,对老子思想的抨击特别严厉。他批评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义(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又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无知无欲”,“浑其心”),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时“文革”各种现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的说法替法家的苛法铺平了道路,而所谓的“无为”造成了无所不为的局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天地无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关”而已。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管锥编》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强梁者残酷而无慈悯,柔巽者必脂韦而无羞耻。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管锥编》2: 421)

      “无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无身”而可以脂韦滑稽,与世推移,全躯保命,长生久视矣;“无为”而可以无不为,无所不为矣;黄老清静,见之施行而为申韩谿刻矣。(《管锥编》2: 414-15)

      我们了解钱先生作《管锥编》时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处是有的放矢的,这些话是带着伤痛写的。我并不是说这是《管锥编》唯一的意义或是钱锺书写这本书唯一的目的。《管锥编》还有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关的种种方面。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都有丰富的贡献。但除了学术意义外,《管锥编》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1980年钱锺书为妻子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序文时,提到“文革”的情况: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 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 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钱先生在序里对自己的行为太苛刻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运动不参加是不行的。其实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文革”还未结束,他在这个一摒弃传统文化敌视西方文化的时期,费全副心力整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念,而且把这些理念与西方文学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国也有,是反潮流的,需要极大勇气。他当时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别是红卫兵看不懂的语言,用迂回的方法,他这样做,非常孤独,感觉上自己是个“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而进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样,钱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地被肯定了。■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18 21:09:57

    钱锺书先生的精神遗产   2010年11月17日《新京报》  11月21日是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不久前,中国社科院举办了“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深入研讨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本版刊发两位与钱锺书多有交往的晚一辈学人谈钱锺书精神遗产与译事往事的文章,以表纪念!

     1

     随着时序的推移,钱锺书先生在我们这些现已年过古稀,但曾和他有过不少接触,并曾深受他滋润的晚一辈人的心目里,愈来愈高大。他的身影已渐隐入历史背景的深处,他的博学、睿智与机敏已深入人心,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在一个个性几乎完全被主旋律与群体意识消融、掩盖的时代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学术文化上,钱锺书先生是一位跨学科、超领域的巨擘,我们很难仅仅以单一的什么家名号来概括他,他是学术文明史上罕见的“全才”、“通家”。他在对数千年中华文化与两三千年西洋文化都有通透精深的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比较的、综合的、互通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特别高难度的领域,我们姑且暂称之为 “通学”,不具有多语种多文化的深厚功底者,是无法靠近的,而他在此所取得的成就,看来今后也很难有能超越他的来者。

     他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既得益于上天所赐给的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天赋,也是他勇于攀越、勤于攀登学术高峰的结果,仅以他的外文字典而言,其中密密麻麻书写着他所作出的修正、校订、补充以及新见语例,就足见他致学之勤,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在语言的积累上如此下工夫,实在令人敬佩。

     在文学创作上,钱锺书先生是写知识阶层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大师。他的学识、睿智与幽默使他的小说作品具有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品位,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写这个阶层人物的笔触是冷峻的、讽刺是无情的,他是站在知识阶级意境的制高点上、以知识阶级理想化的标准,来冷峻地观察这个阶级的芸芸众生,来衡量这个阶级的人生百态,来评述他们在困境中的尴尬、无奈、状态以及选择,在小说中是方鸿渐、赵辛楣,在小说外,则是李鸿渐、张辛楣……他的述说与点评或许过于冷峻了一些,这也许会在书内书外引起不适与不快,但他这是出于更高的对人、对知识人物的理念理想,他是在完成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优秀思想家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识阶级的反思者、把脉者、拷问者,是本阶级的“良心”。作为小说家,作为世态观察家、世态点评者的钱锺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很值得世人思考的。

     2

     在中国,钱锺书先生以自己高度的学术声望与权威的外语技能赢得了一般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重用与礼遇,在这种境遇中,一般人是很容易会有相应的变化,但众所周知,面对着境遇的惯性,钱锺书先生却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以我等能比较就近仰视他的晚一辈的人的所见而言,他显然杜绝了官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这些习性在这个时代已蔚然成风,大有成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之势。与他在学术文化上要求自己尽可能地高不同,他在处世为人上却显然要求自己尽可能持低调谦退的姿态。他虽显赫于朝堂之上,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才使他在中国当代士林中具有一种少见难有的隐逸风度,他是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真正的雅士。

     毋庸讳言,钱锺书先生晚年所得到的高等礼遇与尊崇,对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苦尽甘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可没少遭遇过逆境与困境,在历次“兴无灭资”的运动中,他多次被当做批判对象、冲击对象、需要拔掉的“白旗”,即使是在没有运动的“和平时期”,他超人的才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批斗,承受了丧失家庭成员的痛苦、干校生活的困顿以及后来受人挤对、不得不搬出家宅的尴尬,最后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锺书先生却都承受了下来,坚挺了过来,这不能不说表现出了一种卓绝的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背负着、承受着不公正与伤害委屈而仍然工作着、创造着的坚忍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高贵的品质。

     3

     钱锺书先生另一深具感召力量的人格魅力是他的仁者胸怀,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与晚一辈学人的关系上。这一些学人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他们在业务进修、学术发展、职称、职务、工资待遇、学术荣誉等等多方面都“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身上的束缚、头上的紧箍实在多多,有幸得遇钱锺书先生之时,正艰难地在学术阶梯上攀登。钱锺书先生以近乎悲天悯人的胸怀,一直关怀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即使他与一些人并无直接的学术行政关系,只要你在学术文化上敬业努力,他关注的视线一定会投射在你身上,他迟早总会肯定你、嘉许你,给你精神上的鼓励,你受到压抑与敲打时,他也不忌讳为你说公道话,给予关怀的温暖,至于他在百忙中为青年学子们审阅成果、给予指导、提供建议,更是常事,如果你有幸参与他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即使你只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事情,他也会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待你,甚至在学林人士特别在意的署名问题上,也予以提携照顾,几乎达到了过于慷慨的地步,而当他发现青年学子有经济困难时,他则常常解囊相助,“雪中送炭”,颇有信陵君之风。他是我所见的学术庙堂中的一位真正的仁人君子。

     写于年届七十六周岁之际

     □柳鸣九(学者,翻译家,译有《局外人》等)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18 21:10:42

    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 2010年11月17日《新京报》  ■ 译事一则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

     源于写关于傅译的文章,开始与钱先生有通讯联系。拙稿《读傅雷译品随感》,在《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出后,即写信寄给钱先生,为文中引“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一语,未加引号,更未注明出处而告罪。钱公即于五月二十一日复告:

     我大前天刚从美国回来,今天起须集中在钓鱼台写总结报告;赐函才由文学所转到,草草作复,请原谅。

     我那句话承你赏识引用,何必注明出处?Molière:“Il m’est permis de reprendre mon bien oú je le trouve.”……

     莫里哀喜剧里这句话,意谓:只要我觉得好,自可拿来就用,百无禁忌。钱先生随手引来,足见读书之广,而且不乏风趣,更为我解了围!

     写该信时,我还在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不久,一次去三里河拜访钱锺书先生,说起:在《中国文学》Littérature Chinoise做了十七年中译法,到了外文所都用不上了,一切需从头开始,实际已是强弩之末。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钱先生说,当指“文革”前十七年他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职司。针对我的情况,钱先生建议我就翻几本自己喜欢的小说,并说,(大概为宽慰我,)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只相当于英美中学语文教师的水平。事实证明我后来也只译得几本法国小说!至于钱先生讲到的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当指十年浩劫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刚起步时的情况。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国文学方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各科各门均有精深的研究,且能与西方同步,参与对话,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的友谊

     嗣后,为《傅雷译文集》事,与钱先生往来多了起来。傅钱关系,非同一般。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之间的友谊,广为学界所闻。解放前的上海,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汇,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自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解放后,钱杨夫妇应聘清华,北上北京,傅则仍留上海译书。“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当时往来函件,经过浩劫,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从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五一年致宋淇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傅雷写道: “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51.9.14)给傅聪信中,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54.2.10)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61.6.26)。杨绛六三年“因妹妹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下的却几近于无。

     钱先生给我信中曾说道:“据傅雷先生次子傅敏同志说,他爸爸嘱咐过,译本如要有序言,只愿意杨绛或我来写,不要旁人写。那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付托,使出版单位很为难,愧对亡友,内疚不已。”(79.5.21)可见相知之深,付托之重。八〇年出《傅译传记五种》,杨绛在代序第一段中说:“傅敏要我为他爸爸所译的传记作序。我出于对傅雷的友谊,没有推辞。”文末,为傅雷之死,杨先生大义凛然地诘问道:傅雷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一句接一句,词严义正,掷地作金石声!知识是一种力量,殊不知愚昧是一种更可怕的力量。

     钱锺书为《傅雷译文集》费心

     出《傅雷译文集》的主意,安徽人民出版社得之于范用先生。八一年三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江奇勇突然来访,谈拟出译文集事。我说,傅译《高老头》、《葛朗台》单印本已行销逾百十万册,市场可能已饱和。江说,译文集就印一千部,准备赔本。相约两天后,六日下午,去北京七中,与傅敏共商出版事宜,最后决定由我先拟出编辑方案。

     钱先生实际是傅雷译文集出版的总顾问。编辑方案拟出后,于春末夏初的一天,傅敏与我同骑车去三里河钱先生家。闲谈后转入正题,谈傅译出版事,即呈示草拟的“编辑方案”,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提了很多修改意见,第一段最末一句:“相信傅雷译文全集的出版,将是我国翻译史、文化史、出版史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全句被钱先生删去,认为“似不必réclame”,自己做广告,自吹自擂。

     按钱先生改稿,我修订出两稿“出版说明”,由傅敏寄去,钱先生阅毕附函:“新璋拟稿甚好,我改了几句,for reasons of logic and rhetoric,即送还。供参考,千万不要盲从。”“改了几句”,其中一句:“倘译者本人在世”,改为“假如傅雷先生在世”,直书其名,这样行文更清楚。另一句,讲到编此全集,“钱锺书先生擘画指导”,似嫌夸大,改为“傅雷先生的老友钱锺书先生参加意见”,比较平实。日后,冠于第一卷前的“出版说明”,文字基本上遵照钱先生的改定稿。

     关于傅译文字,钱先生说:傅雷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帮他把全稿看过一遍。事后,他(傅雷)说,大家是老朋友了,序跋上就不提了。——我从开始学翻译,就特别崇拜傅译。钱先生在言谈中说过,后来致我信中还特别提到:“至于傅译在中文文字表达方面,可推敲处不少,把他偶像化有害无益。L’idolatrie  mène  inévitablement à  l’iconoclasme!”钱先生这句法文,意为“过分拜倒,适足以拜而倒之”。总之,对傅雷译文,钱先生持客观态度:文字表达即使有可推敲之处,也不要去改动,全集编法,应存原本之真,复现原译之本来面目。钱先生这一意见,在编译文集以后各卷时得以贯彻始终,也成为后来整理傅雷著作的指导方针。

     傅朱与钱杨两家的通家之好

     钱杨两位对傅朱夫妇的情谊,更延续到其儿辈一代。五四年钱致傅函,言愿“听贤郎妙奏”(54.3.5),但直要到改革开放之初,时隔二十五年之后,才得入座红塔礼堂贵宾席,始聆听到“贤郎妙奏”!也正是在那次音乐会上,我初次拜识钱氏夫妇。据杨先生回忆,傅聪和他弟弟小时候常躲在客厅门外听大人说话,“去年(1979)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 ‘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至于傅敏,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遇有什么为难问题,更得时时向钱杨请教之益。傅朱夫妇与钱杨夫妇之间,可谓通家之好。

     物换星移,今日检视,傅钱两位,各自在译界与学界卓有建树,同为二十世纪杰出学人,而成年时在上海结下的友谊,情逾生死,尤为难得!

     □罗新璋(翻译家,译有《红与黑》等)

  • 莎客-张征

    莎客-张征 (重新开始,上路了) 2010-11-18 21:19:01

    怀念钱先生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19 21:59:21

    http://news.tsinghua.edu.cn/new/readnews.php?id=24190

    清华师生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新闻中心讯 记者 周襄楠 通讯员 蔡文鹏 摄影 郭海军】11月18日下午,在钱锺书诞辰100周年之际,也是他与夫人杨绛先生为母校清华捐赠“好读书奖学金”10周年之际,清华师生召开座谈会,共同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贺美英,校党委副书记邓卫,百年校庆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白永毅以及有关部处负责人、师生代表等80余人参加座谈会。

    学生表演诗朗诵

      伴随着舒缓优雅的钢琴曲,清华学生话剧队队员和化工系分8班同学首先联合为大家奉献上一场声情并茂的精彩朗诵。整个朗诵活动以钱钟书先生经历为时间脉络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突出一个主题,即学生时光、游历英法、执教清华、学术人生、家庭生活。

      随后,教师代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罗选民、覃学岚,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谢思炜,历史系副教授程钢分别作了发言,分别从钱锺书的为学之道、高风亮节、钱锺书的成才对当今人才培养的启示等方面缅怀了钱锺书的精神和学术风范。罗选民还向在座师生展示了他专门为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所做的书法:读书为乐,管锥为器;谈艺为道,槐聚为境;风潜中西,润物无声。

    座谈会现场

      清华大学学生“好读书”协会前任会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税晓霖,外文系研究生王刚作为学生代表分别发言。税晓霖在发言中说:“作为一个学生,我觉得所有纪念活动的目的都不是要把先生神化,或者人为地拔高,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学习。学习钱锺书先生,是学习那种专注于自己兴趣和领域的精神,学习他为了学问和真理不懈求索、不慕名利的境界,成为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让短暂的一生不被外界的诱惑和浮华所填充。”

      首任学生“好读书”协会会长、清华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孔令昭4次获得“好读书”奖学金,她满怀对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感激之情宣读了《致杨绛先生的一封信》,期间声音几次哽咽,她在信中讲述了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为人治学的精神,以及好读书奖学金是如何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好读书、读好书”的学生的。

      10年前与杨绛先生签订《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基金信托协议书》的贺美英教授谈了奖学金成立的背景和宗旨,并指出清华学子要学习钱锺书先生的三方面精神:超常的勤奋、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淡泊名利与对青年的热爱。

    校党委副书记邓卫讲话

      校党委副书记邓卫在座谈会的最后做了总结讲话,他讲到,在百年校庆年之际,纪念清华百年来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大师,能让师生更为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清华的精神与文化;相对于捐赠的数额,“好读书”奖学金给予同学们的精神财富是更加宝贵的,希望同学们学习钱锺书先生“纯粹做学问”的态度,做“好读书、读好书”的表率,做一个纯粹的人。邓卫表示,清华历史上的名人大家灿若星辰,他们的很多事迹被广为传颂,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研究还不够,应该有更多的学科和力量投入研究清华的历史和文化名人,把清华的精神和文化做更准确的阐释和解读。

      会上还展示了清华师生们专门为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所做的红色签名条幅。

      为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百年校庆办、文科处、学生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档案馆等部门主办,清华大学学生“好读书”协会协办,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同参与的组织形式,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除座谈会之外,本次纪念活动还举行了专题演讲、大型图片展览,并将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编辑 崔凯)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21 19:10:26

    华东师大教授范学铸在锡畅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2010-11-21 11:12:25   来源:无锡商报  

      11月20日,在无锡市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范铸为锡城“钱迷”们带来了一场关于钱书的精彩讲座。在这场名为“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讲座中,胡教授从作家、学者、思想家、社会批判家等众多角度,对钱锺书进行了解读。在讲座过程中,胡教授提出了不少耳目一新的观点。

      互联网时代,钱锺书的价值还大吗?

      “非凡的思想单是计算机算不出来的”,在11月20日的讲座现场,针对不少人提出的互联网时代钱锺书的价值已大大缩水的看法,胡教授表示自己并不认可。胡教授说,钱锺书的博闻强识是众所周知的,“钱先生本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但是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一本藏书,为什么呢?因为全记在脑子里了”,胡教授说,锺书先生非凡的记忆力,令人赞叹,也让人望尘莫及。所以不少人借此说,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需要什么知识网上一搜就都有了,我们是否还需要钱锺书这样的人了?“对于这样的疑问,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胡教授说,持这样观点的人只看到了钱先生知识渊博的一面,却并没有看到钱锺书同样也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的大思想家,“钱先生在其著作《管锥编》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不是一般作家和学者所能达到的,试问,这样的思想,是计算机能算出来的吗?”胡教授说,虽然当前互联网非常发达,可是像钱锺书这样学者、思想家,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出现第二个,这一事实应该是对这一疑问的最好回答。

      作品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打官司是为了反对“伪学术”

      “钱先生打官司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反对‘伪学术’”,在11月20日的讲座中,针对钱锺书先生曾跟出版社打官司一事,胡教授指出,钱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虽然姓“钱”,但是并不爱“钱”,曾有国外的大学重金聘请他去讲课,都被钱锺书拒绝了。“钱先生的作品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胡教授说,钱锺书之所以跟出版社打官司,一不为钱,二不为名,而是为了反对“伪学术”。胡教授解释说,曾有人将《围城》出版的历次版本汇集在一起,出版了《围城》的“汇校本”,其中本意首先是要获得商业的利润,却要打扮成为“学术研究”。钱锺书看到后认为这算不上是真正的学术创作,而只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已,是打着学术的招牌去赚钱。“钱先生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伪学术’、‘伪文化’,所以要跟对方打这个官司”。

      钱先生的幽默是思想者的幽默,别人学也学不来   “钱先生的幽默是发自内心的,是他的睿智豁达的一种外在流露”,对于钱锺书先生的幽默,曾跟其书信往来10多载的胡教授觉得自己体会颇深。胡教授说,他在写《幽默语言学》中曾分析过《围城》中的语言,也将钱锺书作品中的幽默语言跟当代其他作家作了比较。“当代作家中作品语言最具幽默特色的,我认为有三位,老舍、赵树理和钱锺书”,胡教授指出,根据他自己的比较分析,老舍先生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赵树理的幽默是乡土式的幽默,而只有钱锺书的幽默是思想者的幽默,“是智慧的流露,达到了另外一种层次,别人是学不来的”,而在跟钱先生的书信往来中,胡教授也感受到了这位学问大家的平易和诙谐。 “在书信中,钱先生诙谐幽默的话语俯仰皆是,常常让我忍俊不禁。”(王娟子)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22 10:57:28

    钱锺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2010-11-21 02:34:50 来自: 阿福汉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node197/node213/node314/index.html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钱锺书先生是该所的最早成员之一。他和俞平伯、何其芳三人都是文学所仅有的一级研究员,是新中国第一批相当于院士的“学部委员”。钱先生是解放前的“海归派”,不仅精通英语,而且掌握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但令人诧异的是,在1964年文学所“一分为二”,分出外文所的时候,钱先生与他的夫人、当年同时“海归”的杨绛先生却也一分为二 ,杨先生来到外文所,钱先生仍留在文学所古代组。后来知道,原来钱先生在文学所一开始就被指派从事宋诗研究,他虽感突然,却也不想推辞,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深入这一新的领域。果然,后来不仅他编出的《宋诗选注》以视角独特博得好评,而且他的代表作、鸿篇巨著《管锥编》简直可以说压根儿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产物。据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钱锺书先生才是最有资格称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杨绛先生在为《管锥编》写的《代序》中提到,钱锺书27岁时曾对她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之力,做做学问。应该说,青年时期有这样志气的人是不少的。问题是,在20世纪这个时而战乱频仍、时而政治狂躁、时而经济呼啸和文化浮嚣的年代,真正能坐得下来做学问,而且能够做得成功的有几个呢?然而钱锺书先生却切切实实地做到了!作为过来人,深知个中之不易。固然有钱公的先天因素,但那不是决定性因素,我认为决定钱锺书走上成功之路的是他的学者人格。正是这种精神人格使他把知识视为人间最珍贵的财富,把学术视为最值得追求的价值,把读书视为最有魅力的生命活动。

    视读书为最有魅力的生命活动

    阅读锺书先生的书,恐怕没有人不惊叹他知识之广博,读书之浩繁;那旁征博引,书海驰骋,没有“读书破万卷”的功力是断难做到的!这涉及到钱锺书学者人格的第一个稟赋:酷爱读书。人们都知道他当年在赴英求学途中,在轮船上总抱着一部英文字典在读唸或背诵(他的博闻强记能力是惊人的,不用担心他会如我等读完就忘)。其实他的这一天性从小就四邻皆知了:一位姓邹的街坊常常这样督促他的儿子:“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琅琅……”。(《钱锺书评说七十年》中的邹海文文)我们从杨绛先生的晚年著作中也能得到旁证:“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以致“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有去过。”(杨绛:《我们仨》)只有在读书中感觉到其乐无穷乃至达到忘我的人,才会对眼前山水视若无睹。任何人的大脑的兴奋点总是有限度的,它对一方面的痴情,必然是对另一方面的淡漠。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获取知识时的愉快,常常会在使用知识时表现出兴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提到一个观点、一桩事件或一个典故时,他会迭句式地引用种种出典或不同来路,甚至列出多种外语的不同表达。难怪有的读者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作者似乎在炫耀或卖弄自己的知识渊博。不过笔者的看法是,读钱锺书的著作不可忽略一个前提:他是作家型的学者,也可以说,他是学问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不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建构或阐述某种系统理论,而是用散文式的书写表达他的各种观点和对知识的探寻及追踪。故他的著作少有枯燥的学究气,而是经常妙语连珠,不时迸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闪光和催人一笑的幽默。我们不妨说他的著述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对他是一个审美过程。

    读书、思考、著述是他的终身职业

    大凡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是爱读书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至少在笔者所经历的这60年来,要安心读书,而且像钱锺书那样读如此多的书,写如此多的著作,谈何容易!关键是在阶级斗争那些岁月你经不经得住“白专道路”这一恶谥的恫吓;在经济大潮年代你经不经得起各种“美事”的诱惑。作为过来人,深知要能经受得住这两个关口的考验是非常不易的。诚然,在前30年,你要他们(还有夫人杨绛)“思想改造”,认真“洗澡”,他们也照“洗”了;你要他们下放劳动、下放“五七干校”,他们也照“下”了。然而除此以外,你要他们接受“读书无用论”,在一切可利用的合法时间内放弃读书和研究,而去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或别的与学术不相干的什么,他们是决不干的。他们在是非面前的这种清醒和冷静,对于学术的这种挚爱和坚守,不仅需要胆识,而且需要勇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又红又专”才是康庄大道,甚至“只红不专”也是前程看好,而“只专不红”的“白专道路”是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等号的!尽管在一个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梦魇的时代氛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深层的文化积淀而言,大多数迄今依然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有几个配当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那时对这个黑色的雅号几乎人人避之尤恐不及,哪敢接受这顶帽子,包括笔者在内!君不见,为了避免与“白”沾边,多少人要求“进步”,追求“又红又专”,许多人为此成了党团成员,包括不少已经知名的专家、学者,尤其在“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高潮”的1956年。同样,在1957年,当周围同行们响应“助党整风”的号召,激情满怀,大鸣大放,只见钱氏夫妇依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怕你说他“不关心政治”,不怕你扣他“白专道路”的帽子,他始终问心无愧亦无畏,坦然面对一切。这种态度非有大智慧的支撑是难以做到的。这个大智慧使他把自己永远定位在“读书人”这个身份上:读书、思考、著述,这是他的终身职业,是他的生命的核心价值之所在,须臾不得偏离。

    不过在“文革”以前,钱锺书先生尽管承受着一定的思想压力,但除了《宋诗选注》受到不公平的批判以外,政治上总还没有受到冲击,人格尊严还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然而在“文革”中可就不一样了,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原罪”而被大字报揪了出来,后来与全所、全学部(社科院前身)老少一起被“一锅端”到河南“走‘五七’道路”。他除了与大家一起从事体力劳动,还充当文学所邮递员的任务;夫人则与笔者在同一个“菜园班”劳动。不久,他和杨绛唯一的爱女的丈夫被迫害致死了!谁知,祸不单行,从干校回城不久,他的四室一厅的住宅没有资格再住了,不得不“蜗居”在文学所7号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住就是两年零5个月!在那个年月,古代的、外国的文学和文化统统被贴上“封资修”的禁条,一般人如笔者,虽然不完全相信真的会如当局宣称的“一辈子走‘五七’道路”,可学习和研究的信心与情绪确实被瓦解了!笔者尚且如此,遑论遭遇更甚的钱锺书呢?然而“文革”后不久,锺书先生却突然推出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编》,令笔者赞叹不已。哦,“文革”中他并没有辍笔啊!这需要多么坚毅的精神力量和恒定的心理素质!而且“文革”中他还担负着一件重要公务——《毛选》英译的定稿工作,他是很少的几个定稿者之一,其工程量之巨不难想见。

    可以想象,在那些我们许多人任凭时间哗哗流逝的荒诞岁月里,钱先生是如何一如既往地隐忍个人的屈辱与家庭的悲痛,照样抓住了每一分钟!正如杨绛先生后来所追述的:“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我们仨》)干校期间以及后来他们住在7号楼那几年,去看望他们比较方便。每次见面谈的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但从未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遭遇。有一次在7号楼我跟钱先生说:“‘文革’以来一直不务正业,我的德文都忘了大半了!”他马上沉下脸来,带点不无批评的语气说:“外语怎么能让它忘了?!不管多忙,每天至少也得读一个小时!”这句话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我想钱先生之所以能熟练地掌握那么多门外语,重要一点是他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每天阅读。我牢记着他的这一教诲,此后尽管我做不到每天阅读,但当我想起他的这句话时,我总要拿出德文书刊来读一阵子。

    关于钱先生的时间观念我还有一次领教。那是1983年夏季的一天,我从西三环北外回家,须经过钓鱼台国宾馆那条路,离南沙沟很近,想顺便去看看久违了的钱、杨两位前辈。那时打电话不方便,就直接去敲门了。钱先生先轻轻地把门掀开一条细缝,见我后马上高兴地说:“哦,叶廷芳!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快进来!”遂将门链卸下,把门打开。但当我刚刚步入客厅,他马上跟我约法三章:“但今天我只留你一刻钟,一刻钟!”他看我有点不解,马上指了指写字台右上角堆着的一摞信件,说:“你看,那么多外国信件等着我回……”我一看立刻感到不安,不应该这么唐突地来侵占老先生的宝贵时间,便抢着说:“我非常理解,非常理解;今天不告而来,太冒昧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搞学问的人,就应该像钱公那样“惜时如金”,对社会应酬,如果不作一些“硬性规定”,不学会一点“铁石心肠”,就成不了真正的学者!难怪据说当年上海有一位老教授要在门口贴出“谢绝会客”的字条,据说还因此让陈毅市长也吃了闭门羹!越到晚年,我越感谢钱先生的学者风范对我的启迪,并多次学着他对不速之客“约法三章”。

    赤裸裸的学者

    如果单单是爱读书,有勇气,还不能构成一个读书人完整的学者人格。一个完整的学者人格除了“勤奋”这一必要禀赋以外,还须与另一个非先天因素相联系:心无旁骛。大家都知道并承认钱锺书先生学问渊博;不是一般的渊博,而是极其渊博。中国的“爱读书者”其实很多,堪称“学问渊博”者亦不在少数,然渊博达到“极致”程度如钱氏者,寡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能做到“心无旁骛”,而绝大多数的同行包括笔者都不能。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为学都与“功利”挂钩:挑灯夜读,心里却盘算着仕途前景;刻苦钻研,却苦恋着功名利禄:当不上部长、厅局长,也要拼一顶院士、教授的桂冠。一个学人被这类名缰利索纠缠着,能真正地专心钻研吗?至于那些一心想着“黄金屋”与“颜如玉”的人,压根儿就进不了我们这个话题。可是钱锺书却将这些身外之物撇得干干净净,安于清心寡欲,淡泊做人,成了赤裸裸的学者。只要你能保证他安安静静治学,即使身居像当年文学所7号楼那样简陋的斗室,他也其乐融融,未听怨言。即使他因翻译《毛选》有功,权势者如江青曾以钓鱼台贵宾引诱,他也不为所动;以国宴相邀,也被他拒绝。(见《我们仨》)多少人以什么什么学会会长相邀,他也一概婉谢。不错,他曾经有过一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冠戴,但这并非他的真心所愿。稍知底细的人都知道,这是当年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院长为提高社科院的学术分量请他出任的。他曾推辞再三,最后乔木以当年清华老同学的名义提出恳求,他才勉为其难地以只挂名、不履职为条件,接受了这个虚位。但这对于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却是趋之若鹜,求之不得的啊。

    正义的良心始终醒着

    锺书先生潜心治学,却绝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关心世事,是非分明。不是他管的事或管不了的事,他决不去管。可他的正义的良心始终醒着,一旦遇到岂有此理的乖张之事,他决不沉默。“文革”期间有过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即所谓“清查‘5·16分子’运动”,学部被指定为“‘5·16分子’的大本营”,因而成为全国清查运动的重点,期间1970至1972年的“五七干校”两年是高潮。斗争之残酷、之无妄,使学部22位中青年学者含冤死去。钱、杨在北师大的爱婿也同时成了冤魂,他俩的悲愤可想而知。但杨先生也许觉得这场旷日持久而且充满腥风血雨的斗争太不堪回首了,她在《干校六记》里干脆一字不提!然而这在钱先生那里却通不过。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里严正指出,“清查5·16运动”才是两年干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六记”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钱先生还指出,真正应该“记”的是三种人:受害者应该“记冤”、“记愤”;充当“糊涂虫”而“大判‘葫芦案’”的人以及因“怯懦”而说违心话的人。这场轰轰烈烈、死者无数的“阶级斗争”至今没有人出来作结论。上世纪70年代末钱锺书先生的这篇简短的序言第一次指出了这个“葫芦案”已“水落石出”,第一次对这场莫须有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谴责,事实上也为这场伪造的运动作了结论。一个正直的学者做了一件政治家们做不了的事情!

    钱锺书先生的正义感还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支持,对某些落后的社会习惯势力的抵制和批评。在他那里看不出对社会群体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住文学所7号楼期间,家里请了一个姓周的中年妇女帮助做家务,那时只听他喊她“周太太”。这个称呼表明,在他心目中,“周太太”的身份与他是平等的。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总是予以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人家向他借钱,他问清数目后,打个对折把钱递给他(她),并当场嘱咐:“不必还!”遇到不公之事,他立刻打抱不平。对此本人有一件难忘的经历。我年青时没有出国留过学。上世纪70年代末,我得到一个赴德深造两年的机会。正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突然接到本所科研处通知:院部有规定,由于你的“身体条件(左肢残缺)不能出国!”当时社会上普遍对残疾人的自助、自强能力缺乏信任甚至歧视。一天我去南沙沟钱先生家看望两位老人。在与钱先生交谈中他说,现在出国条件放宽了!他问我有没有出国进修的打算?于是我把院部的“规定”向他重复了一下。只见他“哧”的一声把脸往右一撇,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随即站了起来,大不以为然地说:“解放前潘光旦一条腿走遍世界!难道你叶廷芳少一条胳膊行动还不如他一条腿!”我听了心里无比振奋和温暖,心想:“毕竟是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于是我也激动地站了起来,说:“知我者,钱先生也!您的话真让我欣慰啊!”后来在与冯至先生的一次聊天中,我提到了钱先生的这番话。冯先生亦颇有感触地说:“钱先生讲得对!就是嘛,正因为你身体有困难,才应该以积极态度支持你,帮助你,而不应该从消极方面阻拦你嘛!”后来经冯先生与院部交涉,首先为我争取到三个月的赴德考察机会,从此排除了我后来多次出国的人为障碍。这首先要感谢钱先生的关键作用。

    “三合一”的夫妻体

    一个需要精力集中的学者,怎样处理两性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出色的男人,若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须有坚强的毅力去抵御异性的包围和诱惑。当年伟大天才歌德在诸多女人、诸多诱惑包围下,经常勉励自己要“节制”、“断念”甚至“放弃”。钱锺书先生年轻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相貌堂堂。但他从未以自己作为男性的优越条件沾花惹草。他与美丽、贤淑的一代才女杨季康(即杨绛)一经结合,就一爱到底;相濡以沫,厮守终身。他把对方看作“妻子、情人、朋友”三合一的统一体,从而把亲情、爱情、友情熔于一炉。对方作为妻子,他要承担义务;作为情人,他要付出感情;作为朋友,可以相互切磋。对这个“三合一”的夫妻体,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是一首动人的“田园奏鸣曲”。在河南信阳的两年“干校”期间,杨绛先生与我在同一个“菜园班”劳动。菜地里有一座尖顶的窝棚用来看守几十亩菜园;夜里它是我和邹荻帆、张振辉三人的宿舍,白天它是杨先生的“家园”。她便利用这看园的机会,坐在棚口那张低矮的马扎上看书或写东西,两个膝盖是她唯一的“写字台”。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钱先生作为兼职邮递员从文学所营地去镇上(当时叫“公社”)取邮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窝棚看看他的妻子兼情人。我们从干活的地方远远看去,常常是杨先生先递上她写的东西,钱先生一般就站着阅读她的稿件,然后坐下进行“朋友”般交谈。留在我记忆里的这诗意的一幕正像杨先生在《干校六记》里写的:“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相会的情人”。的确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婚姻了,不啻是典范!加上瑗瑗,那个既像母亲,但也许更像父亲的睿智而娴静甜美的女儿,他们仨构成一个多么和谐美好的家庭!在这个问题上,钱锺书先生也表现出一个学者的高度理性与真诚,世所罕见。它反映出这位杰出学者精神情怀的丰富性和纯粹性。它在推动钱锺书先生成为一代宗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廷芳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22 11:03:09

    ……”。(《钱锺书评说七十年》中的邹海文文)

    邹文海?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22 11:30:27

  •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组长 楼主 2010-11-22 11:33:27

    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杨先生坐”

    2010年11月21日 成都商报电子版

    杨绛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消逝的风度

    我们见到了100岁的杨绛,10分钟的时间。

    作为一张报纸,我们希望把这10分钟内容告诉读者,我们相信,你会和我们一样感受到杨先生的美丽、剔透和豁达———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因为杨先生的习惯,不希望自己见诸报端。我们曾想进行沟通,但这种沟通甚至没有达到她的保姆吴阿姨那里。

    最后我们放弃了。我们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发自内心的尊重,不是对她老人家风度最好的学习吗?———编者按

    在整个走访过程中,在学术研讨会上,在纪念文集中,记者反复听到和看到这个词:南沙沟。33年以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在这些寂寞当中,往来当中,钱杨二老的风度被完整地折射:这当中,既有高贵的倔强,隐逸的清香,也不缺生动温暖的情怀,无一不让人仰视。

    随着钱锺书离世,杨绛的隐世,这种老式而又孤傲的风度会渐渐消逝,被风驰电掣的岁月和一路叫嚣的繁华渐渐遗忘吗。

    成都商报记者 潘媛 北京为您报道

    住了33年,家里还是水泥地

    1977年春天,钱锺书一家三口告别了在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进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这里成为钱锺书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记者曾在三里河一带寻找过南沙沟,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是一个颇神秘的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高的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黄克诚大将军的女儿黄梅是钱家的老邻居。钱先生去世的最后几年里,已经不大出门,黄梅断断续续去看望杨绛,跟她聊聊家常。杨绛讲究待客之礼,即便是晚辈,也每每要喊钱先生出来。钱锺书应一声,慢慢踱进客厅———杨绛是南方女人,一生说话都是细声软气,她唤“锺书,锺书”,不管多小声,钱锺书都能立时听到———他家的住所仍旧是水泥地面,客厅里有几件旧的家具。钱先生身穿蓝色旧中式上衣,袖子上面有补丁,面容清癯,目光宁和,嘴角微微弯起。

    这是黄梅对钱锺书的最后印象。

    钱锺书去世后,公家曾出面主持南沙沟小区住宅的重新装修,普遍铺装了复合木地板。杨绛是极少拒绝的人之一。黄梅说,也许那素粉墙和水泥地融进了太多有关亲人的记忆,她舍不得改变。让众多拜访者回忆起来仍略感惊奇的是,钱锺书夫妇满腹经纶,但家中却并不藏书,也不刻意收集古籍古物。他们在南沙沟的寓所,客厅即是书房,只不过两排书柜,一个书架而已,且多数是工具书。

    这种摆设持续了30年。

    拒绝摄像,端着蛋糕进了被窝

    由于夫妻俩的脾性,这个小屋子很少接待正式的拜访。中国文联的相关领导曾在12年前拜访过钱宅,为了给当时已经住院的钱先生颁发文联荣誉委员会的证书(此事后来被坚决恳辞)。随行的中国影协副秘书长柳秀文回忆说,为了留资料,文联的人要为杨绛拍张照片,不料相机刚刚举起,她连忙说,对不起,我从来不拍照———与钱锺书先生拒绝录音和录像的态度相同,两位老人流传在外的影像资料极为稀少。

    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郑士生跟钱、杨二老关系都比较亲密。外面的人也都知道他跟二老的这层关系,就经常辗转托人,来找他替人带话,他进出南沙沟尤其多,也偶尔“闯祸”。有一次,一个出版社的青年编辑编撰了一本钱锺书语录,因为事先没有征求钱的意见,出版社被要求将20多万本“语录”全部销毁。这件事辗转到了郑士生手里,他左思右想,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年莎士比亚遭遇了无数盗版,没有想到,这些都成了日后人们研究他的重要史料。据说,这封信最后还是让钱老消了气。另一次,一位来自贵州的工人,姓夏,辗转找到郑士生,想拜访钱先生。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随便带陌生人去打扰钱先生,但郑士生还是硬着头皮带这位小夏去了钱宅。小夏对钱先生的著作研究极深,聊到兴头上,钱锺书提出跟小夏一起写文章,但小夏万万不敢。这次珍贵的谈话,小夏竟然偷偷在口袋里放了录音机!郑士生说,他不敢想像钱先生知道了这个事会多么生气,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关于这类事,另有一件生动的插曲,鲜为人知。在钱锺书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有人讲起一段旧事:央视一位编导,有一次在医院采访时,偶然得知钱先生住在隔壁病房。他深知钱先生的脾气,所以扛着机器,推门便拍。其时钱先生正独自坐在床上享受蛋糕,一看有人对着他拍,竟然连人带蛋糕都裹进被子里去,全然不管奶油弄得满身满被子。这段珍贵的影响资料从未公开,但这个典故却引发了会场少有的笑声。

    碰硬钉子的人是大多数。江苏电视台的记者曾在南沙沟的小院子里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上演了一出“钱门立雪”。哪知钱先生也是一个极倔的老头,他对前去劝说的人说:我不给他们这个脸,不能开此先例。

    据说有一次,一个远道而来的读者,因为倾慕杨先生,从早上7点开始按门铃,索要签名,杨先生不胜其烦,只得顺了他。但这个偏执的读者依然不肯离开,他要求杨先生在书的扉页,写下“给某某”,某某是他自己的名字。这简直犯了杨先生的大忌。她跟钱先生一样,最恨别人拿自己做噱头,哗众取宠。

    极少的一次采访,是1986年冬天,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一位记者在南沙沟拜访了钱锺书。钱锺书正式地接受了专访,那天记者没有录音,专访结束时,钱锺书提出两个要求:一,专访发表前,一定要将原稿给他看,怕“失真”;二,专访发表后,请记者将境外的不同意见转告他。在这次采访中,钱锺书谈到了诺贝尔奖:“其实咱们对于这个奖,也不必过于重视。”中国文坛与舆论始终纠结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虚无的情结当中,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偏于理性,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提前了20多年。

    每次用车都给司机一笔“巨款”

    钱锺书官至社科院副院长,这还是他再三请辞,最后以“不开会”为条件勉强任之。有一次一位故人到北京,本来想拜访钱先生,但当时正值两会期间(钱是政协委员),这位故人放弃了念头。事后跟钱先生提起,他顿足叹道,自己失去了小学生逃学般的快感。钱先生不收学生,没有秘书,甚至也不要专门的办公室。社科院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他的司机小陶师傅。“这个小陶,真该写一本回忆录”,曾在社科院担任外事工作的周永琴说。钱先生只用这辆车办过一件事,还是为别人拉地毯,其余时间,都留在所里给同事们用。有时钱先生参加外事活动,但凡超过了正常的下班时间,钱先生一定要为小陶解决晚饭问题。杨绛先生总是对小陶说:“我们晚上只是吃稀粥”,她每次都掏十块钱给陶师傅,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遗憾的是,记者辗转打探,得知退休后的陶师傅年老多病,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

    晚年的钱锺书不愿意见客,但有一次他破例见了一位中学老师。当时引见这位老师的作家施亮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起此事,没料到钱先生爽快答应。原来曾有一位中学老师写信给钱锺书,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非常高兴,还回信致谢。这次会面持续了近两小时。这位老师的“观后感”是:钱先生真是一片纯真呀。

    钱锺书跟杨绛很早就被社科院特批在家里做研究工作,同事们都极少见他。社科院的同事叶廷芳回忆说,1983年的一天,他路过钓鱼台国宾馆,离南沙沟很近,想顺便去看看久违的钱杨两位先生。他兴冲冲直接敲门,钱锺书将门开了一条小缝,一见是同事,高兴地说:“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快进来!”但紧接着,他又约法三章:“我今天只能留你一刻钟。”

    郑士生倒是仗着脸熟,常去南沙沟拜访。有一次,郑士生进门就看见钱锺书坐在椅子上,发着高烧,头上包着白毛巾降温,椅子四周堆满了高高的书。“他想用看书来减轻生病的痛苦”。郑士生叹息自己没能拍下这个经典的画面:钱先生坐在一堆书里,就像被困在围城里。

    杨绛亲任保姆女儿的英文教师

    1998年钱锺书辞世后,杨绛更加深居简出,几乎和外界断绝了联系。偶尔只是几个亲友打电话去,问候两声。曾有一位记者想采访杨绛,她婉拒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拨通了电话说,想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面,就算是读者代表吧。杨绛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这个老人聊聊天吧。

    “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世时的旧样,”杨绛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读者代表”问杨绛最近在忙什么?她说不忙什么。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这些被人再三转述的话,与杨绛的散文意味一致。她对于酸楚和痛苦都轻描淡写,不多著一字,但却隐藏着巨大的情感内容,是高贵的倔强,也是清醒的自持。

    周永琴最近一次见到杨绛先生还是去年她生日。和所有人一样,她也尽量少去打扰杨先生,偶尔会打个电话,问声好。有一次,杨先生在电话里对周说:“我现在已经是老朽了,什么超女、博客,我都不知道了。”杨绛以百岁之龄笑言如今流行之事物,闻者无不惊讶。据说,杨先生如今仍每天坚持看书、练字,甚至写一些东西,她把这称之为“做功课”。

    杨绛偶尔会看电视,但是“看着看着就要打瞌睡”。她拥有老人家里极其罕见的睡眠,每天早上能睡到九、十点,是内心不存一丝腌臜、半点纠结之人。每每有人感慨她的状态好,她就会笑笑说,也许是我的个子小吧,消耗得少。白天她吃一点面条跟点心,晚上一般就是一小碗稀饭,至今仍保持南方人的饮食习惯。郑士生说,杨绛每天上午可以工作一两个小时,中午休息,下午4点以后才见客,他每次都是下午四点以后才去找她。

    杨绛惟一的活动就是在院子里面散散步,现在她一百岁了,下楼不容易,也就很少出门散步了。郑士生透露,杨绛身体状况不错,但有糖尿病,有个协和医院的保健医生定期来给她检查身体,开药。

    杨绛的保姆吴阿姨,50多岁,在钱先生去世之前就已经到了钱家,照顾老太太至今,已有十八年。据说,杨绛还曾亲自担任吴阿姨女儿的英文老师———中国没有几个孩子能有这样的福分。

    我们见到了她,那么好

    在此次制作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专题的过程中,成都商报记者有幸以读者身份在北京拜访了杨绛先生。但是,基于一种基本的尊重,这次拜访不能做细节的公布。在短短十分钟的拜访过程中,记者为杨绛先生的美丽、剔透和豁达深深折服,也为她在百岁高龄还能有如此健康的身体和精神感到惊讶和高兴。对于个人来说,这将是温暖终身的记忆,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卷入浮躁的洪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却是一种遗憾的缺失,因为像杨绛先生这样的风骨,已经越来越珍贵,越来越稀有。

    是的,如今我们一夜之间也可以生产一个偶像,但却只能让孩子尖叫,无法令众生倾倒。而这个一百岁的老太太,她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只花了十分钟就让人觉得,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http://e.chengdu.cn/html/2010-11/21/content_193608.htm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23 20:34:05

    钱锺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艾朗诺 季 进 余夏云) 发布时间:2010-11-22 14:04

    钱锺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

    艾朗诺 季进 余夏云

    钱锺书,远未得到充分认知的天才

    季进:Ron,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你曾经是白先勇的学生,1976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你从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成长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现在回过头看,你有什么感言?当初怎么会把中国文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志业?

    艾朗诺(Ronald Egan) :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内心深处对他们一直充满了感激。第一个就是白先勇,他是我的中文启蒙老师。19岁那年,我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学二年级,他就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就是因为那本书,我一头扎进了中文世界。后来,他还专门安排我去台湾进修中文课程。第二位是我在哈佛的博士导师海陶玮(James Hightower)教授。他是老一辈的陶诗专家,也研究过贾谊的汉赋,从他那里我接受了最严格的古典训练,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研究《左传》以及先秦的叙述形式。第三位,就是先后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任教的宋史宗师刘子健(James T. C. Liu)。我们有过长期交流,他对我的宋代文学研究启发很大。最后一位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他和钱锺书是清华的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学问极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但在哈佛却很不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但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都成了名教授。

    季进:我正想了解方志彤的情况,你的《管锥编》英译本就是题献给他,你说是他引导你走进了钱锺书的著作。能不能谈谈方先生的情况?他有什么著作吗?

    艾朗诺:方先生是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他40年代曾参加编写《十三经索引》,后来到哈佛大学读书,博士论文研究庞德,与庞德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毕业后留在哈佛教古代汉语,花了很大的精力编一本《汉英辞典》,可惜没能编完。另外,他还翻译过陆机的《文赋》,译得非常好,是一个权威的译本。可惜,他一辈子都不得志,脾气也越来越怪。他非常喜欢买书,新书旧书都买,退休后把自己收藏的各种外文图书全部捐给了北大,当年我们都曾帮他打包寄书到北大。他早就读过《谈艺录》,《管锥编》一出版,他马上也读了,评价极高,竭力推荐我研读和翻译《管锥编》,后来才有了那本选译本。

    季进:今年刚好是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上半年你也参加了汪荣祖在台湾主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那我们先谈一谈你的钱锺书研究吧。你的那本《管锥编》选译,即Limited Views :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后,钱先生有什么评价?本书出版以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反应如何?

    艾朗诺:我的译本出版后,马上寄了一本给钱先生,那时他已经不能自己阅读,是杨绛先生念了一些片断给他听,据杨绛说,钱先生听了很高兴。至于西方的反应如何则很难说,我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此前已经注意钱锺书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本书更深入地理解他,但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却未必会因为这本书而去关注他。有好几个书评都对本书表示赞许,认为把钱锺书介绍给西方读者,意义重大。但这个目标达到没达到,很难说,在欧美的比较文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这种偏见也在慢慢地改变,但真正要全面地理解、认识并接纳东方,我认为还需要等待。

    季进:现在国外研究钱锺书比较有名的,除了法国的郁白(Nicolas Chapuis)、德国的莫宜佳(Monika Motsch)、美国的你,还有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之后就好像很少有人再专门研究他了,而且,这些大家都普遍关心作为文学家的钱锺书,而不是学者的钱锺书。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钱锺书绝对是超一流的,而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只能说是一位优秀作家。换句话说,钱锺书真正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大家充分的认知。

    艾朗诺:在英语世界,全面讨论钱锺书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只有胡志德的那本Qian Zhongshu,他写得很早。

    余夏云:1982年出版的。

    艾朗诺:对,他只在前言中提到了《管锥编》,认为它博大精深,但很可惜,《管锥编》1979年才出版,所以作者没有办法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后来胡志德的研究也转向了,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文化了。

    季进: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作为20世纪少数几个能真正打通中西文化的学者,钱锺书努力融通中西文心,却不被西方所关注。虽然中国国内的情况比起国外要好很多,对他也非常关注,但总的说来,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还是太少。热闹背后仍是寂寞啊!

    艾朗诺:确实如此。国外研究钱锺书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著作,也包括我的那个选译本,影响也不算大,但我相信将来还是会有新的变化的。比如,今年的十月份,Christopher Rea会在加拿大召开一个有关钱锺书的专题研讨会,这是海外首次举办有关钱锺书的学术会议,会议之后会有论文集,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钱锺书研究的新成果。所以,我相信,通过一点一点地努力,我们对钱锺书的理解会不断加深,不断扩展。

    季进:Chris啊,我们很熟悉,他的中文名叫雷勤風,我知道他研究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包括钱锺书的小说,可能他是从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传统来研究钱锺书的。我一直在想,钱锺书的海外影响力十分有限,是否跟他那种片段式、零散化的著述风格有关?西方人好像很在乎框架和体系?他们不太容易接受通过大量零散的材料来讨论问题的方法。

    艾朗诺:当然。我的选本就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可能按照周易、诗经、左传这样一路译下去,我必须给它换个样子,否则,西方的读者就根本弄不明白这本书在讲些什么。虽然我自己认为,已经把它变得符合英语读者的要求了,但是,作品本身那种鲜明的行文“性格”,还是会影响到西方读者对它内容丰富性和丰沛性的理解。

    余夏云:你的选译本从美学和批评,隐喻、意象和感知心理学,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老子、道教与神秘主义,神与魔,还有社会与思想六个方面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采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体系,目的就是要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好地接受它,而不是试图梳理《管锥编》的理论框架?

    艾朗诺:对,我没有别的目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西方读者接受它,理解它。钱锺书用古奥的文言和片断的形式来写《管锥编》,这是由他的秉性、爱好决定的。这种秉性使他对一般的文学史或知识史建构的那种体系、框架不感兴趣,而是格外看重具体的原创性的东西。虽然我从几个方面来归纳他,但我还是反复提醒西方读者,钱锺书著作片段的价值和意义。

    季进:我觉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们没能充分意识到钱锺书著作的丰富性,这是一种缺憾。

    艾朗诺:无论是他征引的,还是思考的,内容之丰都令人惊骇。像他这样的天才,在西方却不受重视、不被理解,实在可惜。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幽默的例子来说明他在西方的接受情况。在很早之前,也许是在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学刊就把他列为唯一的一位中文顾问。他的名字出现在编辑委员栏目里,以拼音的形式出现,但有好多年,一直没有拼对,他们把“钱” 拼成“q-u-i-a-n”。因为在英语中“q”后面一定会跟一个“u”。张隆溪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谈起,觉得很无奈。

    《剑桥中国文学史》,面向普通西方人的文学史

    季进:虽然《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还没有出版,不过,大家都对它翘首以待,也在不断地谈论。你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作者之一,能请你谈一谈这本文学史与过去的文学史,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又是因为怎样一种特质在不断地吸引人们去关注它、谈论它?

    艾朗诺: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它毕竟是个集体项目,每一章都有一位不同的作者。虽然我们在动笔之前也曾一起开过会,讨论过总体的框架和思路,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尺度和目的都不一样。也许要等它出版以后,由大家亲自去比较,去观察。

    季进:那你是如何写北宋部分的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一般的写作思路都是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概述在前,作家作品的分析在后。诗歌、散文、小说一路写下来,谈它们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历史地位等等,你也这样做吗?

    艾朗诺: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写唐代那篇的是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起初,他过来和我商量,说Ron,我写唐代,要把唐以后的五代和宋代最初的几十年包括在内,你同意吗?我说,我当然同意。因为宋代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实上还是对之前文学的一个延续。所以,我写宋代文学史,并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写起,我想,在中国国内写宋代文学史,一定不会这么做。

    季进:不会,绝对不会,基本上还是历史、朝代的框架。你们是比较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会考虑到文学演变过程中的缓冲、惯性,所以你写宋代,会从它拥有自身特色的那一刻写起。换句话说,文学史的观念,在你们看来,是它内部的发展比外在的朝代更迭更重要。

    艾朗诺:对,这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理念很不一样,这样做会有很多麻烦,但也有优点。

    余夏云:那比起国外的文学史呢,比如说之前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它又有什么不同?

    艾朗诺:很不一样,比如说,它们的structure(结构)就完全不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以文体来分类,乐府、古诗、律诗、散文,分成很多篇,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主要是以时间,以朝代来划分。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无论你是写两百年,还是三百年,这个期间涉及到的书籍、文章、体裁,你都应该写到。相比起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就不够系统,太杂乱,而且参与其中的学者也很多,把各种各样的角度、意见都写出来了。剑桥这本基本上找的都是每个时段比较成熟的学者,也就是英语所说的senior scholar ,撰写哥伦比亚那本的学者,成熟的也有,年轻的也有。

    季进:宇文所安有一篇文章叫《瓠落的文学史》,里面提到,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历史过滤、历史选择的结果,而且当中还伴随着一种强大的历史想象。他说,文学史家常常是从自己的知识、立场出发,来重建当时的文学场景。在我看来,这多少是受了“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你也同意宇文所安的看法吗?或者说,你在写宋代文学史的时候,也秉持这种认识吗?甚至更进一步地问,这种理念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吗?

    艾朗诺:对,我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在西方它已经很普遍了。

    季进:我刚刚写了一篇有关钱锺书和新历史主义关系的文章。钱锺书讨论的一些观念,比如“史蕴诗心”、“文史互通”、“六经皆史”,其实都是在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讲历史中包含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化的叙述。我想,这种观念的兴起,很大的原因是想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做出一个反驳。过去,国内的文学史写作,太过拘泥于“历史反映论”了,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和表现,它反映政治、反映经济、反映意识形态。但现在,大家都开始慢慢接受文学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而这个观念在西方已经大行其道了。

    艾朗诺:是的。有一点我要补充,就是中国的读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很好奇,很期待,我们也想借此对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做出一点新的贡献,不过要记住,这本书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它最初的定位中并不包括中国学者。其他的作者我不敢保证,但我自己写北宋这部分,我心里想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读者,绝对没有因为它以后可能会被翻成中文,而觉得自己应该考虑到中文读者。我给你们看干嘛呢?我所知道的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是写给那些根本不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看的。

    季进:读者定位不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等它被翻成中文后,针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中西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和碰撞。

    艾朗诺:当然,这是不可避免,新的观念、看法、perspective(视角),都会给原来的观念带来冲击。

    余夏云:那《剑桥中国文学史》定位的读者是哪些,东亚系的学生?

    艾朗诺:对,还有我们所说的general reader(普通读者)。因为有很多人还是会对不同国家的文学史产生兴趣。

    季进: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人很少写文学史,除了几种比较权威的,像剑桥、哥伦比亚文学史,但中国人却普遍热衷写史,光是一个现代文学史就有好几百种,蔚为壮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

    艾朗诺:很难说。以我参加《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我们每个人写一篇,但多半的人不会把它当作一个“rational research”(理性化的研究),而只是把它看成“general presentation”(一般性的描述)。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贯注在李清照身上,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本书我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和看法。但我写北宋文学史,立场不同,我有义务收敛自己的个性,使其中的观点不要太过张扬。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自己的project(研究项目)里展露锋芒,但最好不要在集体项目中出位。

    季进: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说到了李清照,那我们就谈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说你对李清照研究有一些新的看法和发现,这些看法跟过去的研究有什么不同,你是从什么角度来写的?

    艾朗诺:前天我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就是从接受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李清照。我的材料是五首“调情词”。对这几首词的归属问题,起初还有争议,但后来大家都普遍相信那是李清照所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晚明,那个时候李贽等人大力提倡“情教”,所以大家认为能写“调情词”是一个人真性情的表现。因此,这些仿“易安体”的著品,很自然地被归到李清照的名下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李清照是一个被历史塑造过的形象。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跟你们国内研究李清照的学者对话。

    余夏云:哪些学者?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与他们形成一种对话,一种修正呢?

    艾朗诺:我这里带了两本书,一本是诸葛忆兵的,一本是邓红梅的,还有一位是陈祖美。我要说的是,他们学问都比我好,即使我再做20年,也未必会有他们现在的水平。

    余夏云:你是指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吧?

    艾朗诺:是。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研究受了太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分析的批判性不够。譬如说,大家都以为,李清照用女性的声音来写作,就代表了她本人的思想,和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李清照是完全一致的。其实,男性作家也在写,但没有人会立马把他作品中的声音和他现实中的声音等同起来。这也是一种偏见,就因为李清照是女的,所以她传达出来的声音就必须是她本人的声音。

    季进:这就是叙事学所讲的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两者有关联,但不能混同。另外,这种误解,也跟女性理论的风行有一定联系。大家都拼命地在套理论,认为只要是女性作品就一定传达女性声音,就一定反映女性主义的思想。但结果,是完全被理论牵制了。

    艾朗诺:对。我还可以再讲一点,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李清照作品大约有五十几首,而真正能够确定是她在世时所写的只有23首,其余的三十几首,都是在晚明的时候才归到她名下的,那个时侯她都死了四百多年。而一般学者,包括这几位学者,都对此不加区分,混作一谈,其实它们的可信度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那三十多首词,很多都是模仿易安体的。

    季进:这跟田晓菲谈陶渊明和手抄本文化有点近似。在她看来,陶渊明的形象、作品,就是在不断地被篡改和修正中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艾朗诺:对,他们有相似处。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李清照的文集完全失传了,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词选本,而这些词选本又非常混乱,很多都是不可靠的。我觉得李清照在中国被过分理想化了,她已经被变成了一个“文化偶像”。希望我的研究出来以后,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李清照,不要一写到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写的像小说一样,过分的浪漫化。

    汉学研究,身处海外学界的边缘

    季进:目前在美国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不能算多,也能不算少,但总体说起来,汉学研究好像还是很边缘的一门学科,甚至连“日本研究”都比不上。当然比起以前,现在情况要好的多,开始慢慢得到重视,由边缘转向中心,但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艾朗诺:是,这个问题还在,而且还很严重。就拿美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来讲,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矛盾。一方面,每个系都希望多一些中国研究专家,历史系需要,人类系、社会系也一样,但是,偏偏这些科系又是欧美中心主义偏见最强烈的科系。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它的历史系有40几位教授,研究中国的只有两位,可是专门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却有20多位。这几乎成为一个笑话。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以为然,甚至还坚持认为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应该有一个专家来研究他。

    季进:美国中心主义很厉害啊!

    艾朗诺:美国历史系的人是最要命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跟他们抗争,但后来不行了,就只好转到东亚系。但一退到东亚系,问题就来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被边缘化了,一辈子都跑不出来了。这个矛盾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东亚系的设置,使得它和其他科系的互动联络减弱了。

    季进: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还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地方都与国内合作,创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你们学校有吗?

    艾朗诺:还在谈,不过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都已经有了。虽然它很热闹,但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推广的对象大部分是一般的民众,他们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语言上。另外,好些大学对它也不太接受,有的根本就不上课,纯粹只是在夜间进行一些娱乐表演。

    季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解中国不能太过表面。要想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像你们一样读中国的原典,做中国的研究,跟中国的学者交流对话。我记得你上次来苏州大学演讲,好像是2006年,谈得是北美汉学研究的基本动向,现在又有五年过去了,海外的中国研究又呈现出怎样一种状态,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话题和著作呢?

    艾朗诺:这个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总体而言,成就很高。尤其是最近十年,你去看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哈佛东亚丛书),出了很多成果,水平也相当高,不论是文学、历史,还是思想史。而且有许多有意思的课题,是你们国内学者不容易想到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哈佛大学出版了一位年轻学者的书,他的名字叫Jeffrey Synder-Reinke,研究清代的地方官和他们的宗教活动,无论是用道教的,还是佛家的方式来rainmaking(祈雨),来解决地方的干旱问题。英文的题目叫Dry Spells: State Rainmak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他的研究试图说明,虽然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完全Confucianize(儒家化),但一遇到自然灾害,还是会借助于那些非儒家化的方式来处理。

    余夏云:类似的视角好像很多,比如Philip Kuhn(孔飞力)的Soulstealers(《叫魂》)在国内竟然流行一时。你觉得现在做中国文学研究,除了参与剑桥文学史的宇文所安、孙康宜等人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年轻学者?

    艾朗诺:明清时期的女性史、女性文学研究,目前在北美的成就相对较高,当中有一位,Ellen Widmer,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什么。

    余夏云:魏爱莲。

    艾朗诺:她在几年前出了一本书,题目也很有趣,The Beauty and The Book(《美人与书》),主要是探讨清代的女性,包括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和女性编辑,她们一切与书籍相关的行动,写得非常好。当中涉及到《红楼梦》对当时女性生活、阅读和写作的影响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人值得注意,Grace Fong。

    余夏云:方秀洁,她研究过吴文英。

    艾朗诺:对,她后来专门研究明清女性诗词,而且还在哈佛、香港收集到了上百本的女性文集,这些东西都是以前人不太注意的。她把它们电子版化,这个工作刚刚才完成,现在还没好好地去研究它们。

    余夏云:不过,这些女性主义研究也会带来了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前我们把女性看成是男性压迫下的受害者,但她们却强调,女性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她们有自己的文化空间和自由。大家好像都普遍接受这个观念了。

    艾朗诺:我不接受。你若好好地读一读李清照因再婚案下狱后写给綦崈礼的那封《投内翰綦公崈礼启》,就不会觉得女性没有受到伤害。如果再读一读王灼的《碧鸡漫志》,就会明白社会舆论对女性再婚的道德控制有多大。王灼说她有诗才不假,但是其影响实在恶劣,淫言媟语,流毒内闱。根据我对李清照早期接受史的研究,我相信,至少在南宋,女性再婚所遇到非难和指责是非常严重的。刚才你们问有哪些人比较重要,还有一位,值得一提,Mark Lewis,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秦、汉两代文化史的。中文名字好像叫陆威仪。

    季进:最后我想再问一下有关宋代笔记的问题。你怎么来研究笔记的?和之前的笔记研究有什么不同?

    艾朗诺:以前读过一些笔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笔记这个十分丰沛的宝库,对它产生了深厚的研究兴趣。以前的笔记研究相对较少,多数是当做史学材料在用,并没有注意到笔记本身的价值,没能将它看成是一个严肃的研究对象。至于怎么去研究它,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因为材料实在太多,做起来很不容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今年起开始出版《全宋笔记》,估计出完全套,要上百本,这是庞大的一批材料,有点无从下手。我现在只是欣赏,至于怎么研究、怎么分析,还有待思考。

    余夏云:你如何界定笔记的性质?它的身份好像有点多元。

    艾朗诺:对,它的身份有点模棱两可,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是一种由文人记录的文化现象,而且它关注日常,关注下层人民。欧阳修的《归田录》是一个转折,在他之前,宋代笔记记载的多数是宫廷、官员的稗史、轶事,还有部分志怪的内容。但在他之后,笔记的题材、范围大大扩展了,叙事的格调也变得轻松诙谐。比如,你们熟悉的“卖油翁”的故事。

    余夏云:整个宋代文化在不断地走向“精致”,而笔记则日益地显示出它的“世俗性”,这种雅俗之间的互动倒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艾朗诺:秦观讲“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雅俗的互动在宋代是很明显的,但是具体到怎么展开,我现在还很难说清楚。我希望这个领域,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http://www.xinpiping.com/?p=578

  • 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管理员 2010-11-23 20:34:40

    社科院学者:学习钱锺书,应该学什么?

      春节期间传来消息,说是杨绛先生提名要我主持《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原本我是想过了春节最热乎的这几天,再去拜望杨先生,这回只好和她电话预约好提前登门拜年,以便及早地聆听她编印纪念文集的意愿,以及对我做何差遣。听过她讲述了与陈奎元院长就此事商谈的经过后,我首先表示了对他们信任的谢意,然后说:“突然接到这一授命,有两句话涌上心头:一是‘力不胜任’,二是‘义不容辞’。”

      说“力不胜任”,绝非虚情假义的客套话,而是区区略有自知之明的“实情”。钱先生是“通人”,学问博大精深,汪洋恣肆,会通中外古今。当年读他的书,我就常常苦于学力的不足。如今约请学界中的人士,来写纪念这位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匠的文章,人们自然会对其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做出充分评估。让我来评判和编辑这样一批文章,必定会愈加现出学力不逮的原形。至于面对钱先生倾心专攻的“文学的鉴赏和评判”这一专门领域,我又恰恰是个像他指斥的“不通艺事”的“学士”,而非够格的“文人”。老实说,就个人才识而言,我要应承下这项“力不胜任”的委托,便无法不违背钱先生的遗教:去充当一个不称职的“挂名主编”。

      无可奈何的是,自己的本事再不济,我也不能够推辞杨先生的这项派遣;为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出点力,我“义不容辞”。

      掰开来说,不容辞之“义”,有两重含义。一是钱先生于我的深厚情谊。钱先生比我整整大二十岁,钱先生和我交往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的交情,只把它说成是忘年之交,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的,是深厚的师生之谊。虽然他一再写信训斥我称呼他为“默存师”是“蓄意折他的寿”,但是实际上他对我诱导教诲、从未间断。二十年间,举凡我向他请教问题,以及请求他帮助解决疑难事项,不管是合理的,还是古怪的,甚至是不情之请,他都一概耐心地解疑释惑,竭诚相助。与钱锺书先生对我的关爱之深、期望之殷相对照,我就愈加对钱先生有着一种愧疚之感。今天能够为他的百年诞辰编辑纪念文集的事稍尽绵薄,不但可以略效弟子之礼,而且也可以算是聆听先生教诲的又一次补课吧。

      不容辞之“义”的第二重含义,远比个人间“师生之谊”重要得多了。编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亲朋好友们寄托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更重要的,我们是想通过出版这本文集,再一次呼唤学术界文化界加深认识钱锺书先生学术贡献的重大价值,进一步推动新生代学人学习钱锺书先生学术成就的自觉;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传承与发展钱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宗师筚路蓝缕开创的文化大业的重任,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归总一句话,纪念钱锺书,就是号召一切有志于学的人,都来学习钱锺书。作为与钱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共事多年的晚辈,我为办这件有益于学界的大事当个义工,还能不心甘情愿!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设若将三篇文章的题目统一格式,那就可以依次表述为:《送别钱锺书》、《走近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别,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心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应该学什么?笼统说来,自当是:钻研他的学术成果,鉴赏他的文学创作,接受他的丰富知识,领悟他的独到见解。不过钱先生是博学的大家,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以及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他都卓有建树,更不必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我们自然盼望中国能够早日涌现出钱锺书式的博学大家;不过一时出不来这样的大家,倒也不用着急,能够有人把钱先生某个方面的学问学到手、学到家,那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我们能有几十个、几百个专家,凑一起,岂不也有可能“赛过钱锺书”吗?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正像冯友兰先生早年提倡的对待理学的态度那样:“不是要照着他说,而是要接着他说。”怎么才能跟上先贤的脚步“接着走”?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独立地探险寻幽。比如要想学好《管锥编》,要想彻底领悟其中的精思妙想、微言大义,那至少就得认真钻研他所论列的十部典籍;要想透彻地领悟他所论列的西方典籍,那就不得不花力气去学通一门门外语。“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态度和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是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至于钱先生在其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丁伟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 我是我的倒影

    我是我的倒影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10-11-24 07:09:40

    谢谢几位,学习了

  • 苏门答腊
  • 阿修羅

    阿修羅 (每天眼見的 永遠不相似) 2010-11-25 16:18:51

    成都商报那篇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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