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作者：徐静蕾

现在想起来，考电影学院的那段日子是不堪回首的，说是像做梦再贴切不过。爸爸从小不让我沾文艺的边儿，认为唱歌跳舞会让人浮躁，他是很有一些自己的教育理论的。有段时间我迷上了宋词，他就很不主张，他说宋词的婉约容易使人感情脆弱，应该多读唐诗，或者像“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些更适合追求上进的年轻人。连书法让我学的都是颜真卿的颜体，颜体浑厚、遒劲，非常漂亮，但比起柳体欧体那些清瘦优雅的字体来说更像男孩子学的字。因此有时我想，爸爸是把我当成个男孩子来教育的，希望我大气、坚强。 　考电影学院是由无数新鲜恐惧和豁出去的感受组成的，现在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考电影学院这类的问题，常常把我问愣了，回家仔细想想，好像任何答案都是矛盾的，不真实的。我从小热爱表演？从小热爱电影？不是，谈不上。是去瞎蒙的？觉得自己挺漂亮，挺有表演天赋？好像也不是。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一个连读课文都会紧张得心在嗓子眼儿里跳的人，怎么会去蒙这个，更不要说觉得自己漂亮有天赋了，说出来自己都想笑。那是为了虚荣心？有可能吧，可虚荣心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动力，能够驱使一个有些自卑和自闭的人去考一个她从未想过的专业，况且她父亲教她的一句拿破仑的格言她一直记得，就是：“露脸和现眼只差一步。”——如果都不是，那也许只有当时的我知道了。或者要去找那个当时撺掇我考的人赵海问一下才知道。 　　时间就是这样，它会让人变得不了解自己，忘了自己曾经为什么做一些事情，甚至为什么动了一些感情，小时候日记里写的那些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再回头看也都记不起是什么了。 　　仅有的几个考试印象也记不得那么准确，只记得我朗诵了一段歌颂父亲的很短的散文，唱了一首儿歌，跳了一段自编的惨不忍睹的慢舞，并在老师的要求下围着教室跑了一圈，演了一个命题是“一楼的男孩爱上了二楼的姑娘”和一个只许说“是你是我”的小品，参加文艺理论考试之前爸爸告诉了我有一个表演理论大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说到这儿，我最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刘汁子，很多次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会要我这个学生，但想想也就算了。无论如何上电影学院都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从此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学习一个刚开始设想就已经进入了的专业。我清楚地记得考试上台前的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形体考试的时候，坐满了一教室的人，考号一个一个地向我临近，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跑还是不跑。其实真是一念之差，如果跑了，那今后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也许在多年以后考上了美术学院，也许最终没考上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也许去了国外念书，没有好坏之差但会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最后，不跑战胜了跑，因为即使是跑，也要有站起来、穿过众多老师和同学惊诧的视线出门的勇气，所以一咬牙一闭眼，这电影学院也就进来了。 　　1993年4月和5月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一生自我感觉最成功的一段日子，以往的不自信好像全都是毫无必要的。可笑的，连爸爸都对我另眼相看，这孩子居然能考上电影学院的意外取代了对“搞文艺”的种种担心。我们经常在家得意地想：全国才有几个呀，全北京才有几个呀，全朝阳区才有几个呀！我不禁觉得自己太棒了，简直什么都能，这种成就感持续了很长时间，全家上下一片欢乐的景象。过了不久，开学了。 　　电影学院的那段生活很模糊，只记得晨功出得越来越晚，小品做得越来越多，住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一转眼，4年过去了。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在许多假象里，外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其实里面一团糟。一个学习一般的孩子进了人人向往的重点中学，一个不爱写书法的孩子进了只有有特长的聪明孩子才能进的北京市少年宫，一个完全没有表演欲的黑黑瘦瘦的同学进了全国唯一的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这个学校里人才济济，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师是这个黑黑瘦瘦的同学的校友，这个同学是够风光的了。可实情是，在这些风光背后，这个同学过着诚惶诚恐的日子，小品永远编不出来或者编得差强人意；朗诵永远感情不够充沛；唱歌永远上气不接下气；舞蹈永远也跳不了一个完整的。最可笑的是这个同学还要表演说相声，穿着大马褂摇着大扇子，完全是把台下的老师同学气乐的。黑瘦同学常常无地自容，想，怎么了，怎么我就跑到这儿来了，有种走错了时空隧道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已不见了来时的路，生活还是要继续。 　　总的来说，其实黑瘦同学还是幸运的。上大学的时候就拍了赵宝刚导演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成绩虽然不好却也顺利毕业；和同学中的几个人成了好朋友，还分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奶奶、父母身体健康，弟弟考上了北工大，又有了个可爱的女朋友；毕业之后拍了几个戏，算小有一些名气，人缘不好也不坏。所以，知足吧，再不知足就成得便宜卖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