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良：歷代朝廷祀典擇日不受日書影響論

前言

擇日是起源極早的人文活動，不少民族都有。遠從卜辭、《周易》、金文之辨吉凶，《春秋》、《三傳》暨《儀禮》之擇剛柔日，以至戰國時期的《墨子．貴義》中日者之論出遊方位，古代文獻中都可看到各種擇日的活動。東漢王充《論衡》〈辨祟篇〉、〈譏日篇〉等載有漢代人民生活上的眾多禁忌，特別是迴避特定日時的某種舉措，如某干支不宜行某事之類，與占卜行為訴諸鬼神者又有不同，影響層面甚大，易言之，此亦擇日行為。王充對此雖極力批判，卻反映出當時習俗確有此一傾向。近年大陸出土不少秦漢日書，學界乃證實了戰國以來已有日書的事實，其禁忌名目繁多，遍及冠、婚、喪、葬乃至出遊、沐浴等等層面，且各派均有其理論與操作模式，與春秋時代及之前選用剛柔日或特定干支之禮俗異趣，因而引出了學界前所未知的課題，研究或關懷者日眾。筆者之意，此等日書當即後世黃曆（今民間所傳者，乃簡化之農民曆）之前身，對秦漢以降廣大人民之生活步調影響極大，迄今猶然。但日書與黃曆系統影響傳統擇日禮俗究竟包括那些範疇，學界似乎尚欠評估。

本文之寫作，企圖心不大，目的僅在指出：儘管日書與黃曆影響了後世人民的生活習慣與步調，但因受到某些流傳長遠的傳統或禮書的制約，朝廷在擇日行禮時，雖有部分受到民間習俗的滲透，但仍有部分禮儀，特別是朝廷祀典，仍然依據傳統禮俗行事，不受日書或黃曆影響。易言之，日書與黃曆對人民（含朝廷、官吏）生活影響雖大，但並未遍及於朝廷祀典，朝廷祀典仍有沿襲西周以來擇日之傳統者，且歷時長久。下文針對此一議題，起漢迄清，擇重要者分項述之，純屬民間習俗或較枝節者不與焉。

一、論郊祀多擇辛日或柔日，亦有選用冬至者

近代以前，天子得兼祀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則唯天子能祀之。郊祀乃天子祭天之禮，周天子無論矣，其可行郊祀之禮者唯夏、殷之後杞與宋，即所謂「二代」，另魯國承周公勲勞之餘蔭，亦得使用天子禮樂，唯稍降等耳，即所謂「攝盛」也。周初郊祭，似用丁、己等吉日，故《尚書．召誥》云：「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唯查考春秋時代以來相關文獻，郊祀普遍擇用辛日，且多為上辛日。《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可見一般。《禮記．郊特牲》亦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凡郊祭，其前須有預備之事，其中最重要者乃須卜日與養牲，即卜郊祀之日期及其犧牲，其事見《春秋》及《左傳》者多起。〈郊特牲〉續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于禰宮，祖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祭之日……」下文敘述具體祭祀活動及其意涵。

至漢，郊祀仍多擇用辛日。《春秋繁露》〈郊語篇〉暨〈郊義篇〉並云：「郊必用正月上辛。」徵諸史傳，頗驗。《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辛卯夜有光，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顏師古注：「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又，《漢書．成帝紀〉：「二年春……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又，「建始二年……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帝）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又，「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以上亦均用辛日。「上帝」而有五，乃秦以來逐漸形成者，故後世郊祀有分季、分地行之者（詳下文）。

但漢代郊祀亦有用卯日者，蓋卯日古人亦多用之。《史記．孝景本紀》：「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封禪書〉，武帝「乙卯，……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射牛，為供郊祀之犧牲也。漢人郊祀亦有用冬至者，猶先秦以來迎春之意，非戰國日書之影響。《漢書．武帝紀》載：「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蓋朝廷更法，配合太初改曆，此後漢史多載「三年一郊」之事，唯多不記干支，未能證實漢代仍用柔日郊祀的論斷，但反過來說，亦無不用辛日或柔日之記載。《史記．封禪書》：「其秋，上幸雍，……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繼曰：「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舉行郊祭，時間或以冬至，地點或在明堂，蓋封禪時之特例也。

王莽攝政時，禮儀繁複，《漢書．王莽傳》云：「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東漢郊祀記載不多，有明確干支者尤少。《通典》卷四十四：「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文獻通考》卷六十九：「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蜀漢）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以上漢時郊祀，或用辛日，或以冬至不等。

曹魏享國既短，相關記載亦不多。《通典》卷四十二云：「明帝卽位，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十二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西晉時，上書同卷云：「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二月丁丑郊。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則當時郊祀多用丁日，冬至則於圜丘南郊。至東晉元帝既卽位於建康，制度復依漢及晉初儀注，上書同卷載：三月辛卯帝親郊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則東晉復用辛日。

南北朝時制度不一，據《通典》卷四十二，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又據《文獻通考》卷七十，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其後間歲而祀。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梁武帝卽位，南郊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壇，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則南朝以用上辛為多。至於北魏，據《文獻通考》卷七十，道武皇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另據《通典》卷四十二，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後諸儒定禮，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北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據上所述，南北朝時雖多以上辛日郊祀，但不甚穩定。

唐圜丘遗址

唐代之郊祀，《大唐開元禮》卷一云：「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祀黃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蓋合祈穀、郊祀為一事，規模似頗宏大。然據《舊唐書》各本紀及《唐會要》卷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十八帝，而親郊者僅三十三次，或以正月，或以十一月，或以二月，或以八月不等，且用日不固定，各種干支雜見，因知《大唐開元禮》修畢之後，並未真正據以實行。

宋代，《文獻通考》七十一云：「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至於南宋，《續文獻通考》卷六十八載：宋理宗、度宗、恭宗等凡十六次郊祀均用辛日。

遼、金、元族出塞北，文化習俗與中原不同，故無郊祀之禮，但有類似風俗，《續通典》卷四十六記遼、金、元三朝之俗云：「遼太祖神冊元年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七年，五月癸丑，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十一月祠木葉山，十二月戊子燔柴於蓮花濼。」「金初，因遼舊俗，有拜天之禮。太宗即位，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但似不擇固定日時行之。「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但祭天之日不依漢人傳統 。

明代郊祀，《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六云：「穆宗隆慶元年丙寅，禮部會議典禮：郊祀之禮，國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丘于鍾山之陰，用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仁祖淳皇帝配。又築朝日壇于城東，夕月壇于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制，每歲正月，擇日行于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蓋郊祭用冬至、夏至，但不擇固定干支，與唐、宋略同，漸失傳統。

清代，凡朝廷郊祀，因并迎春祈穀，與先秦郊祀、迎春、祈穀分別為之者不同，但仍依漢人傳統，擇用正月上辛日。《清史稿．志六十五．禮二》：「雍正八年上辛為正月二日，部臣因元旦宴，請展十日，不許。先期齋戒如故。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未立春，帝曰：『此非乘陽義也。』命禮臣集議，奏言：『《禮．月令》，立春日，天子迎春東郊，乃祈穀上帝。此禮本在立春後，請循例用辛或立春後上辛。』從之。」故《大清會典》卷三十七云：「歲以月正上辛祀上帝，為民祈穀。」卷八十三〈正月上辛祈穀祝文〉云：「維乾隆年，歲次正月朔，越日辛，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先穀於皇天上帝曰云云」，是清廷郊祀、迎春、祈穀仍用上辛日，恢復古來傳統。

蓋自漢代以迄清代，凡朝廷郊祀，用上辛日者最多。

二、論祭社稷承〈召誥〉仍沿用上戊日

社、稷，古人所重，天子有太社、太稷及帝社，至於鄉里，亦各有社，各以時祭之。《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此謂祭社用甲日。然《尚書．召誥》用戊日，其文曰：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其後歷朝社祭，不論朝廷或州縣，遂沿用上戊日。《通典》卷四十五言：「（後漢）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郡縣牲用羊豕……。」同卷又言：「後魏天興二年太社、太稷、帝社於廟之右，……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稷配稷。」又曰：「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立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黒。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大唐開元禮》卷三十三：「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配。若如卷三十四由有司攝事，則蜡禮司行之。宋代諸里社並同唐制，金、元同之。《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三：「金章宗四年二月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元世祖二十年二月，詔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仁宗延祐六年二月改用中戊。洪武元年二月定社稷禮，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各具沿革以進，遂定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親祀社稷，以句龍、后稷配。宣宗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直至清代，《大清會典則例》卷八十一猶言：「順治元年，定每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大清會典》卷八十三〈春秋上戊祈謝社稷壇祝文〉有云：「配以后土句龍氏、后稷氏。凡祭社稷之禮，崇建社稷壇於端門之右，……歲春祈、秋報，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龍氏、后稷氏配。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嚮。」以上均承周禮。

三、論祭先農多用亥日

祀先農之禮起於何時？漢代以前無考，漢文帝既躬耕藉田，又祠先農，蓋即沿續古代藉田之禮。杜佑《通典》卷四十六云：「漢文帝……春始東耕於藉田，祠先農。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是知漢代藉田用乙日，乃柔日也。

《通典》卷四十六云：「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於東郊。……太牢祀先農。」《南齊書》卷九云：「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助教何佟之議，……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參議奏用丁亥，詔可。」則晉代以來祠先農用丁亥日。

《續文獻通考》卷七十八：「元武宗大定三年四月從大司農請，建先農、先蠶二壇。……是歲命祀先農如社稷，禮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後或用上辛或甲日。」又一百六載穆宗隆慶元年禮部會議有云：「祈穀之禮，祖宗朝原無，惟郊外藉田有先農壇，每歲上戊日聖駕親祭先農，遂耕藉田。永樂後，惟遇列聖登極之始，僅一舉行，其他歲遣順天府官代。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十年，以啟蟄日改行于圜丘。十八年，又改行之于禁內之極寳殿，遂為定制。而先農之祭亦不廢，然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之禮，止於先農壇行事為當。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並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行。」明初祭先農用上戊日，其擇日與祭社相混，已有不當。其後祈穀而在禁中，祭先農而遣官代行，其無心於國計民生可知。蓋歷朝相關制度，以明代最為錯亂，皇帝之不勤慎，亦以明朝為最。

郎世宁绘《雍正祭先农台图》

清代恢復傳統，祭先農擇用正月亥日。《大清會典》卷八十三載〈仲春吉亥饗先農壇祝文〉，其文有「維乾隆年歲次二三月朔越日亥，皇帝致祭於先農之神曰」云云。卷四十六：「凡饗先農之禮，為壇一成於正陽門外，耤田之西，歲以仲春吉亥，皇帝躬耕，帝耤於南郊，迺親饗先農之神。」藉田雖係皇帝親為，但奉天府既位於帝京，府尹亦須率所屬配合，據《光緒順天府志》卷六十〈典禮〉，仲春吉亥，順天府須選耆老數十名，另農夫三十名參與。躬耕時，大要為：「順天府府尹一人在左，（戶部尚書一人在右）。時鳴贊，贊進鞭，順天府府尹奉鞭，北面跪進，（戶部尚書跪進），耆老二人牽牛，上農夫二人扶犁，順天府府尹執青箱，（戶部尚書隨播種），從行工歌三十六詞，唱和從行。……皇帝三推三返，歌畢，止。」然則此雖為朝廷禮典，實有皇帝、朝廷與地方官員、耆老、農夫參與。據上文引述清代藉田之禮，實亦祭祀先農。蓋凡朝廷祀典，多可作如是觀。

四、論祭風師仍用丑日、祭雨師仍用申日

《周禮．大宗伯》有祭風師、雨師之文，《通典》卷四十四載：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

此所謂「月令」當非《禮記．月令》，待考。《通典》同卷又曰：「後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唐以後則丑日祀風師，申日祀雨師。《文獻通考》卷八十云：「（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日宜祀風師。」宋制，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承唐制也。遼僅祭風伯，不祭雨師。金仍宋制。《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二云：「元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敕歲祀風雨雷師。大司農請於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於西南郊，其後仁宗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壝之制。」同卷，洪武六年「四月，命天下祀風雲雷雨諸神。……春秋祭以驚蟄、秋分後三日。後改春秋上旬擇日祭，設三神位，城隍與焉。其王國風雲雷雨山川神壇在社稷西，祭儀與社稷同。……九年正月，改建太歲者神壇壝殿。……二月，祀太歲風雲雷雨諸神於新壇。」同卷「嘉靖十年七月建天神地祗壇，九年更風雲雷雨之序曰雲雨風雷，以為天神，嶽鎮海瀆陵山京畿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以為地祇。每歲仲秋中旬擇吉行報祭禮，同日異時而祭城隍於其廟。」嘉靖八年所定，則有〈遣官祀太歲風雲雷雨師儀〉。至此，祭風師、雨師，不固定在丑日、申日。

但《大清會典》卷八十八云：「凡祀群神之禮，建凝和殿於紫禁城之東，以奉雲師之神，歲以秋分後三日致祭。建宣仁廟於紫禁城之東北隅，前殿奉風伯之神，後殿奉八風之神，歲以立春後丑日致祭。建昭顯廟紫禁城之西，以奉雷師之神，歲以立夏後申日致祭。建時應宮於紫禁城之西北隅，前殿奉四海四瀆龍神，中殿奉京畿龍神，後殿奉八方龍神，以季夏旬又三日致祭：均素羞香燭，遣內府官行禮。」則仍沿用嘉靖以前之舊制，丑日祭風伯，申日祭雷師。

五、論祭先蠶用巳日

古人祭先蠶，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后妃親蠶之事，見《通典》卷四十六所引兩漢傳記，當時多擇吉日為之。至隋，始見以季春上巳日祭先蠶。《通典》同卷云：「大唐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當時祭先蠶，三例中兩例擇用巳日。祭先蠶之禮，遼、金、元俱不行，故不列於祀典，故《元史》卷七十六：「先蠶之祀未聞。」明代有之，《明會要》卷八：「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婦蠶於北郊。……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三月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十年改築先蠶壇於西苑仁夀宮側，四月丁巳皇后行親蠶禮於西苑。十六年詔罷之……三十一年罷親蠶禮，四十一年並罷所司奏請。」清代亦用巳日，《大清會典》卷二十六：「仲春吉巳，皇后躬祀先蠶。」卷四十六：「凡饗先蠶之禮，為壇一成西苑之東北，歲以季春吉巳皇后躬親蠶事。」蓋三月陽氣已開，正可飼蠶也。

北京圜丘，即祭天坛，明清两代祭天场所

六、論地區性官府之祀典

除朝廷自行舉行之祀典外，地方官府亦有承朝廷詔令舉行祀典者，如祭先農壇、城隍廟等，其例至多，茲不暇多舉，舉二三例，以見一斑而止。

《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三：「洪武元年二月定社稷禮，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各具沿革以進，遂定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親祀社稷，以句龍、后稷配。」此朝廷之祭社稷也。《明集禮》卷十：「郡縣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此地方官府之祭社稷也。

近年民间恢复明代释奠礼场景

至於祭先聖先師，古雖有之，蓋無固定時日。《通典》卷五十三：「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又曰：「大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大清會典》卷八十三載有〈春秋上丁釋奠先師祝文〉。然則隋代以後若有祭周公、孔子者，例用上丁日，其舉行由國子學為之。後府州縣等學亦隨例用上丁日，《清通典》卷四十八：「順治二年，定直省府州縣釋奠於先師之禮，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釋奠禮，以地方正印官主祭，陳設禮儀均與國子監丁祭同。」

除此之外，朝廷詔令所及，各地仍有宗教性、區域性之祀典，如關帝廟、媽祖廟、龍王廟等，唯舉行之日，多係生卒日，其祀典擇日與朝廷祀典擇日之模式相同，並不依賴日書決定。

七、結論

古代唯天子得祭天，故郊祀除奉帝王詔參與者外，無人臣主之者。至於其餘祀典，重要者如祭社稷、先農、風師、雨師、先蠶等，亦多由帝、后親自主持，朝廷大臣參與，或擇官員攝位。唯自戰國日書興起之後，自冠、婚、喪、葬等禮俗活動，以迄修造、出行、沐浴、求醫等等日常生活，日書影響層面極為廣泛。且家各有說，說各不同，《史記．日者列傳》載褚少孫補傳曰：

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據此，漢初日者已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家、天人、太一七家，家各不同，其說之流傳過程及其演變之細節，後世雖有各種官私書籍流傳，今已無法一一細考，唯知其說必有雜入後世黃曆者。蓋中國以農立國，朝廷及官府必須密切關注天候節令，與農業措施配合，故朝廷若干祀典之擇日仍據經書及傳統所載行事，地方郡縣亦依朝廷詔令舉行地方祀典，其中亦自有考量天候節令之因素，故未全依日書所載訂定其禮制。

今民間所傳農民曆，雖與朝廷祀典無密切關係，但因地方官府須執行朝廷有關祀典之詔令，因而仍有部分干支所載行事能與祀典相印證。譬如（2015）今年歲在乙未，國曆九月十七日，即農曆八月初五，干支丙申，農民曆載「雷聲普化天尊聖誕」，蓋即祭雷神之日，與上述《大清會典》「建昭顯廟紫禁城之西，以奉雷師之神，歲以立夏後申日致祭」符合。國曆九月十九日，即農曆八月初七，干支戊戌，農民曆載「秋社」，蓋乃秋日祭社之日，與上述祀典「社用戊日」符合。顯示民間習俗有與朝廷或官府祀典之擇日相滲透者。但因近代農民曆，篇幅狹小，所載非無缺漏，如上文所舉之例，祀典有雷師而無雨師，社祭有秋社而無春社，此乃農民曆較《協紀辨方書》所載黃曆簡化所致，研究日書者均宜知之。

作者简介：葉國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