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百年祭

科举制百年祭 9  刘海峰 教授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人大复印”转载量62 篇 +关注 第一作者：刘海峰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厦门 361005） 人大复印：《教育学》2006 年 01 期 原发期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 年第 04 期 第 75-80 页 关键词：科举制/考试/ 摘要：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废科举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在不停奔逝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某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可能成为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是废科举100周年，又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对科举制这一重要的历史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一、“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4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晚唐八十年间，只有四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而这四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五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就是在这样动乱的年代，除了后梁有三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二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即使是在国运日危之时，南唐后主李煜犹留意于科第。据《十国春秋》卷17《南唐·后主纪》载：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兵已将南唐首都金陵城团团围住，南唐政权危在旦夕，却还照样举行科举考试。当时，“举国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张洎犹谓北师已老，将自循去，后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往往是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1] 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2]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3] 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惟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惟一避难所。”[4] 1866年，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5]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制，这是极为独特的。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历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6] 农民起义军如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古代朝鲜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7]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要请示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科举考试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鉅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8] 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9]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急剧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中国人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走到了尽头。 二、“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0] 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乱了套。虽然统治者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11] 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12] 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13]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14] 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奏请很快得到谕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15] 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度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预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6] 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也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7] 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其后不久他便于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与积极影响相当，其消极影响也极为“可骇”。 过去，科举年复一年地举行，士子年复一年地应考，周而复始，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人们都习以为常。一旦科举真的废弃，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很难适应，失落感和幻灭感是非常强烈的。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遭到颠覆，必将使这些人陷入困惑、彷徨和幻灭之中。由于经过一个阶段的舆论准备，到1905年真正废止科举时，整个社会表面上十分平和，没有激起什么反弹。掌握报刊等传播媒体的都是新学人士，人们听到的自然都是赞成的声音。而一批士人对废科举感到绝望、“心若死灰”的情形，后人只有从个别士人流传下来的日记中才能窥见一二。[18] 即使是主张废科举的人士，到后来才发现科举制的废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像。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19] 而袁世凯后来则在其复辟期间一度恢复过科举制度。[20]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终于无法避免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三、百年后的历史反思 废科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曰断裂点。其影响的长远程度和深刻程度，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易看清。 如今，废科举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严复无法预料废科举对中国的影响到底会如何，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呢？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时，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但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一百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才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21] 曾几何时，科举考试的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言：“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注：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8章第61页。转引自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ed.,China' 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Y.:ME.Sharp,Inc.,1987,p.24.） 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中，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22] 虽然后来梁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从考试制度的发展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虽然可能形式上或名称上已和先前的考试制度不同了。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19世纪末，丁韪良在谈到一些年前会试主考官因为作弊授予而被处死时说：“作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它的威胁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动摇人民对这唯一获得荣誉和入仕的途径以及对政府的信心。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数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而不引起剧烈的动荡，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23] 只要是稍微不太昏庸的皇帝，一般都犯不着为某一臣子个人而坏了科举制度的大法，进而危及其统治。 举例来说，唐玄宗时，玄宗身边的一个亲信希图将赏赐给其女婿的官位换成进士科名，玄宗答应后，通知礼部给其及第。主管科举的礼部侍郎将此事禀报宰相，宰相认为：“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结果只好作罢。[24] 宰相之所以敢将皇帝许诺的事情挡掉，其理由为：官职是一回事，天子可以一时兴起封官许愿，但科名是另一回事，作为“国家取才之地”，有其才学标准，不经考试未达标准，想找皇帝走后门也行不通。而玄宗虽贵为皇帝，对此也不再勉强。又如，清康熙时，文果和尚因“圣祖南巡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也”。[25] 这也说明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科第名位颇为神圣，不可造次。 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26] 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构架。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对规则进行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太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辄易？”这个事例典型地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又如，过去人们总是将贡院描述为可恨可憎的考试地狱，对其中的号舍，也多是指责其狭小，考生在里面无法伸展四肢舒服地躺下。其实，现代中国人对贡院了解甚少。影视作品中经常有明清乡试或会试的场景，但大多数从进场出场以及考试时间，到贡院的具体形制都与历史实际不符。明清贡院的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号舍是贡院存在的根本，贡院的本来意义就是考场，而每个考生一间的号舍是明清(或许也包括元代)贡院的特色所在。古今中外有形形色色的考试，但只有明清贡院才有那么奇特的独立的考试小空间。号舍是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少的材料，建出容纳一个考生最低需要的考试单间，它便于防止作弊，有利于举子独立静思答卷。虽然很多人都说举子在其中坐卧辛苦，但对一种需容纳成千上万人考试而又想兼顾每个人有独立空间的考场来说，三尺宽四尺深的号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号舍的形制，现代人不应有太多的嘲讽，它实在是中国科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有形标志。从贡院这一考试炼狱中煎熬出来走向仕途的人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中国古代“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沉泉”[27]，如果说贡院是“三场辛苦磨成鬼”的考试地狱的话，它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严复的预言会更为理解，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肯定比现在更客观更深刻。 参考文献： [1]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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