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肖普
半两无
毕肖普:大海和海滩
曾经,一个男人,被指派到我们的一个大公共海滩上,让沙滩上没有纸。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给了他一根棍,或一根杖,棍头有一根长长的圆头钉。
他只在夜晚工作,当海滩空无一人时,所以人们也给了他一盏灯带着。
他其余的设备还包括一个大大的铁丝筐,用来在里面烧纸,一盒燃火的火柴,还有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它是木头的,有着斜屋顶,大概4x4x6英尺[1.22x1.22x1.83米]大小,固定在扎到沙子里的钉子上。没有窗子,门框那儿也没有门,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一把扫帚,因此,时不时我们的朋友会跪下来,用双手扫出他脚上带进来的沙子
当海滩上的风太强或者太冷,或者当他累了,又或者他想阅读的时候,他就坐到房子里。他或是把腿架在门槛上,或盘腿坐在里面。
作为一个房子,它更像是一个”房子”的理念,而不是一个真的房子。在种种房子的理念里,它可以是极好的也可以是极坏的。它可以是一个孩子完美的游戏屋,或者一个成人理想的房子——因为让大多数房子讨厌的所有那些东西都被排除了。
它是一个隐蔽所,可不是为了在里面生活,而是为了在里面思考。对普通的房子来说,它就像郑重其事沉思的高帽和一顶普通帽子的区别。
当然,根据自然法则,海滩应当能够自我清洁,就像猫一样。我们都观察过:
“流水忙于牧师般净沐的使命
流绕过大地上人的海岸。”(1)
但是现代生活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的新闻界生产出太多印满字的纸张,有一些便来到我们的大海和它们的海岸,让自然都没法自己照顾自己。
因此,布摩尔先生,埃德温·布摩尔,也可以说是加入了神职。
每个晚上他来回走上一英里多,在黑暗中,带着他的灯和棍子,背上一个土豆袋子放纸用——好一幅画面,有点像伦勃朗。
埃德温·布摩尔过着最文学的一种生活。诗人、小说家、或批评家,甚至一天八小时低头在桌上工作的人,都不能想象他专注于字词生命的强度。
他的头,在他的灯造成的一小团光云中,不停地向前低下去,而他的眼睛在搜寻沙滩,或者研究他找到的纸页或碎片。
他不停地读。他驼背了,而且他干这活以后就不得不开始戴眼镜。
一打眼看起来没意思的纸他就扔到袋子里;他想要研究研究的就塞到口袋里。后来他会在屋子地板上弄平它们。
因为需要这样分别处理,他已经成了一个优秀的判断者。
有时他把一张张没用的或者没有印字的纸穿到钉子上,直到从尖儿到柄都满了。那时它看起来就像漫不经心的商人或医生桌子上以前能看到的一种办公用品。有时他会给这一堆纸点上根火柴,举着它像火炬一般走着,好像它们是他已经付过的账单,或者像俄罗斯或叙利亚餐馆里的一串火辣辣的烤肉串。
除了阅读和这种时不时的照亮之外,纸,特别是报纸,也有其他的用处。在冬天他可以把它们塞到外套下面,帮他抵挡海上来的寒风。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原因,他可以铺几层到屋子地板上。在他的广泛阅读里,他在什么地方了解到印刷报纸的墨会让它们很好地除去异味;但是这对他没什么用。
他对纸张不同湿度、干度的所有质地都很熟悉。湿报纸只会略微透明。它粘在他的脚上或手上,不会撕开,而是慢慢地以一种让他觉得恶心的方式散成碎片。
如果真的被海水浸透,它就可以被团成球或其他形状。偶尔醉酒的时候(布摩尔通常一周有几次那种状态下来工作,)他曾尝试过做简单的造型。可是一等到他做的胸像、动物干了,他就把它们也烧了。
报纸变黄得很快,哪怕就一天的功夫。有时他发现昨天之前的某一天的报纸随便丢着,半折着,半揉着。把它举到灯前,就算有战争和谋杀新闻,他也注意到白纸上出现的变黄的边角的效果,还有外面和里面的纸的对比。很旧的纸变得几乎是沙子的颜色。
布摩尔醉得最厉害的晚上,大海像汽油一般,非常危险。每读一行他都不停提心吊胆地看一眼它,并且在海滩极靠里面的地方生起了火。大海非常明亮,油汪汪,要爆炸般。那会儿他甚至犯傻地想它会点燃并毁了他唯一的生计。
在起风的夜晚,清理海滩就很困难,这样的时候,布摩尔就更像一个猎手而不是捡拾者。
可是看纸的飞舞是件很有趣的事。他把它们和偶尔飞进灯光的领域内的鸟儿做了仔细比较。
一只鸟,当然,由大脑、长久的传统和通常可以理解为要到达什么地方或者获得什么的欲望驱使,飞成一条线,或者是一系列的曲线-一条线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分辨它有规律的为获取什么和只是飞翔表演之间的不同。
可是纸没有什么可见的目的,没有大脑,没有种族或者集体的情感。它们飘飖而起,悠然落下,不能决定,犹豫着,力弱了,直直飞向大海上殒亡,或在半空中翻转过来落在沙滩上再也一动不动。
如果还有别的它们更喜欢的方式,似乎是隐晦的,那就是朝一边溜去。
它们更巧妙地利用气流,比通常顽固的鸟儿更古怪有趣地委身于气流。它们也不会自傲于它们的技巧,好像全然不知它们所展示的勇敢,也不知布摩尔先生在等着抓它们到尖尖的钉子上。
大张新闻纸中间的折缝就像一道脊柱,可是翅膀却不协调。小开页报纸比全大尺寸报纸飞得略微好一些。小得弄皱的纸片是最棒的。
有些晚上空中似乎满是它们。布摩尔醉酒的眼中字母看起来从纸上飞了出来。他举起自己的灯和棍子边跑边挥舞着胳膊,标题和句子在他身边游动,就像一个人在嘘嘘赶着鸽子。
当他用钉子穿过它们,他想起了古老的水手和信天翁,当然,因为他很多次读过那首危险的诗。(2)
无风的夜晚他的业绩最好,那时他会有凌晨的几个小时留给自己。他盘腿坐在房子里,把灯挂在一根钉子上,那钉子他早已定在合适的高度。开裂的墙滢滢闪亮,这个小小的地方变得很温暖。
他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是他自己从内心这样分类的。
第一类,也是最多的:所有看起来是关于他自己的,他生活中的职业,和任何与其有关的指导或警告。
第二类:让他有兴趣的其他人的故事,他一天天从报纸上、书的片段、信件中追踪的这些人的事业;他总是留意着他们进一步的探险。
第三类:他完全不懂的东西,让他彻底困惑但同时又让他极其感兴趣,所以他存下来这些东西来读。他几乎疯狂地试着把这一类归到第一类,然后是另外一类中。
每一类我们都举几个例子。
从第一类开始:“从事精神修炼的人会有更多益处,越是同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以及尘世的关怀隔绝,比如,从他住的房子搬走,住到另外一个房子或屋子,他可以居于完全的隐私中......(擦去了)在勤劬地寻找他无比渴望的东西时,他就开始更自由地发挥他自然的官能。”(3)
这个的意思当然明明白白了。
这是那种让他忧虑的警告:“‘细读期刊作品的习惯也许适合被列入阿威罗伊有损改善记忆、或减弱记忆的类别中。’还有吃’未熟透的水果;凝视云和悬在空中的移动的东西(符合);在一大群骆驼中间骑行;经常大笑(不);听一系列的笑话和轶事;在教堂读墓碑的习惯等等.’”(最后这些可能符合他。)(4)
第二类:“她大概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回到她洞里的地方,随身带着一面美国国旗,她把它插在身旁。她丈夫给她拿来了饭,而她宣布她准备一直坐在洞里,直到公共社会服务公司放弃在那儿立根杆子的决定。”
布摩尔对这位女士好奇了两个晚上。第三个晚上他找到了一本书里的一页,照他看事情的方式,这个,更好地做了说明。而先前提到的那个是报纸的一角。
“尊贵的夫人的假定是,她,在她生命的每一刻,都保有每一种优势——这让她特别温和,几乎接近慷慨了;因此她不分辨那些小点的社会性昆虫突出的小眼睛,通常它们被赋予了那么大的范围,从......”(5)
可能又有两个晚上,或两周,到他能找到这特别的序列的下一步。
第三类中,那让他好奇可又困惑的,布摩尔存着类似这样的一些什物:(一张小小的、没有撕破的粉色纸张)。
“移动眼睛开玩笑指南。带上眼镜并把吹口放到嘴里。间歇地往进吹气;眼睛和眉毛就会鼓起又低下。动作根据需要的玩笑效果可快可慢。假使一个大头使得眼镜弯曲的部分弯在耳朵后面,眼镜架就会太短。赛璐珞是不可燃的!因此不要把你的眼镜靠近一裸露的火苗!”
这似乎很适合归入给他自己的警告那一类。除非他能留意到最后的警告,要知道前面很多指南他根本就不明白。
还有这个,用铅笔写在信纸上,有些模糊了但还可以读:
“我的牙感觉不大舒服,我已经拔掉了三颗大牙,因为有时候它们让我紧张而且难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能交上我的作业虽然我想我能够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写作,因为我相信这个作业更多在我头脑里而不是像其他的作业,因为我专心致志在我的作业上,经常地、很多次地。
“马戈利斯先生,我在想这些作者怎么给这些杂志写出六万字或十万字的故事,他们哪儿来的想象和材料。
“我也很乐于像那些作家一样写这样的小说。”
尽管布摩尔没有这种孩子气的欲望,他觉得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生活方式有关;这话可以是对他说的正像对马戈利斯先生说的。可是答案是什么?他捡的报纸越多读得越多,感觉理解得就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依赖于“他们的想象,”甚至是它的奴隶,但同时他也觉得那是一种病。
我们应当再给出一个我们的朋友的自我谜语。是这样的,在非常旧的,发黄的老报纸的混浊字体中:(他没有区别散文和诗歌的令人困扰之处)。
“很像一个一只眼的屋子,挂满夜色,
只有那一边,与眼睛相背
仅仅留出一个狭窄的光的通道,
铺着某种白色耀眼的挂毯,
成百种形状透过飘飞的空气游荡,
莽撞地闯入,拥挤在那狭窄的道上;
并在那明亮的墙面上隐约舞蹈。”(6)
这听起来像他经历过的。首先他的房子对他来说就是那“一只眼的屋子,挂满夜色,”然后呢是他在夜晚在海滩上全部的生活。首先是吹动在空中的纸,然后是印在它们上面的东西,正是“成百种形状。”
我们应当解释在准备好开始阅读的时候布摩尔通常都不大醉了吗?酒劲已经过去。他仍然觉得孤立无系、自傲,却不自然地极为清醒。
可是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或者因为成群结队的昆虫不停地围攻他的眼睛,或者因为真的就是那样,世界,整个他看到的世界,在多年以前,似乎也都是印刷的。
布摩尔举起灯,看着一只滨鹬六神无主地来回乱冲。
在他倦而不怠的视力下,它看起来就像贴在“回绕,翻滚的浪涛”上的标点符号。它用脚留下纤细的足印。它的羽毛有斑点;尤其是在翅膀窄边那儿露出的痕迹像是字母,要是他能够靠近点去读就好了。(7)
有时候在白天常常来海滩的人们,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由自主要在沙子上写字。布摩尔觉得,抹去这些写下的东西或许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把灯放低,他仔细地擦去“弗朗西斯·泽维尔学校”、“莉莲安“、“去球。”
沙子自身,如果他捡起来一把举得靠近一只眼睛,看起来就像印刷的纸,磨碎了或咀嚼过。
可好学之夜最美好的部分是在他清理完分配给他的区域,准备烧起扔在铁丝筐里的报纸生火时。
他的前额已经因为喝酒或读了那么多书而感觉到热了,可他还是站得离燃烧的纸的灼热尽可能地近,并且关切燃烧的每个细节。
火苗均匀地行过一张纸,不匆忙,一会儿,黑色的纸便朝下翻或者翻过来。它落下去有时候扭转出像是美丽的铁艺作品的形状,可是之后它们就像一口气一般散落。
大片的变黑的纸,仍然在边缘上冒着红光,飞向空中。尽管他的眼睛跟随着他们,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灵巧,颤悠悠的奇伎。(8)
然后剩下了那些脆薄的灰烬的纸张,洁白如同最初的纸,温柔可触,或是一束几内亚母鸡的灰色羽毛。可是重要的是每样东西最终都要被烧了。所有的,都要被烧掉,甚至是那些他随身几周、几个月带着的令人困惑的碎片。烧纸是他的工作,靠它他得以谋生,可是除此之外,他也不能让他的口袋变得太满,或者让他的房子成为垃圾堆。
尽管他喜欢火,埃德温·布摩尔却不喜欢它的不可避免。让我把他留在他的房子吧,在一个清晨的四点钟,他要阅读的已经选出,大火已经燃尽,灯清楚地照亮着。那是一幅多么入画的景致,有点像伦勃朗,但是也很不像。
注释:
(1)
“流水忙于牧师般净沐的使命
流绕过大地上人的海岸。”
引用济慈的诗“明亮的星”
(2)
当他用钉子穿过它们,他想起了古老的水手和信天翁,当然,因为他很多次读过那首危险的诗
柯勒律治的《古水手谣》,信天翁指老水手乘坐的船被暴风雨吹到南极无人之地后,得见信天翁。
最后碰到一只信天翁,
它穿过雨雾而来;
好像是一个基督徒的灵魂,
我们以上帝之名呼唤它。
(3)
“从事精神修炼的人会有更多益处,越是同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以及尘世的关怀隔绝,比如,从他住的房子搬走,住到另外一个房子或屋子,他可以居于完全的隐私中......(擦去了)在勤劬地寻找他无比渴望的东西时,他就开始更自由地发挥他自然的官能。”
引用出自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著作《精神练习》第二十条详释。
(4)
“‘细读期刊作品的习惯也许适合被列入阿威罗伊有损改善记忆、或减弱记忆的类别中。’还有吃’未熟透的水果;凝视云和悬在空中的移动的东西(符合);在一大群骆驼中间骑行;经常大笑(不);听一系列的笑话和轶事;在教堂读墓碑的习惯等等.’”(最后这些可能符合他。)
这一段摘自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中讽刺媒体主导的阅读习惯。柯勒律治借用了十二世纪著名的博学家阿威罗伊(原名伊本·鲁西德)的医学著作和书中列举的奇怪不正常病症进行幽默反讽。毕肖普借用柯勒律治及他提及的阿威罗伊医学分类,意在描绘布摩尔的奇怪的习惯,和他隐隐对自己的奇怪的不安。
(5)
“尊贵的夫人的假定是,她,在她生命的每一刻,都保有每一种优势——这让她特别温和,几乎接近慷慨了;因此她不分辨那些小点的社会性昆虫突出的小眼睛,通常它们被赋予了那么大的范围,从......”
出自亨利·詹姆斯的《金碗》
(6)
“很像一个一只眼的屋子,挂满夜色,
只有那一边,与眼睛相背
仅仅留出一个狭窄的光的通道,
铺着某种白色耀眼的挂毯,
成百种形状透过飘飞的空气游荡,
莽撞地闯入,拥挤在那狭窄的道上;
并在那明亮的墙面上隐约舞蹈。”
出自菲尼亚斯·弗莱彻的长诗《紫色的岛屿》第三十六章。菲尼亚斯·弗莱彻(Phineas Fletcher,1582-1650),英国牧师、诗人。他终生写作,著述极丰,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其作品丰富性和质量堪于斯宾塞、弥尔顿等人媲美。他的代表作《紫色的岛屿》,或名《人之岛》,共十二诗章,以繁琐的寓言描述人的身体的生理结构和人的心灵。智力特征被拟人化,血管为河流,骨头为岛上山脉,寓言非常有独创性。这部长诗最迷人之处在于他的乡野风景描写。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对弥尔顿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注释节译自维基词条]
(7)
布摩尔举起灯,看着一只滨鹬六神无主地来回乱冲。
在他倦而不怠的视力下,它看起来就像贴在“回绕,翻滚的浪涛”上的标点符号。它用脚留下纤细的足印。它的羽毛有斑点;尤其是在翅膀窄边那儿露出的痕迹像是字母,要是他能够靠近点去读就好了。
也可参考毕肖普的诗《滨鹬》:
(8)
毕肖在1937年1月5日致玛丽安娜·摩尔的信中提到,她的这篇文章无意识用了摩尔的诗句:
He glides
a hundred feet or quivers about
as charred paper behaves——full
of feints;
from: The Frigate Pelican (1934) by Marianne Moore
附录:
[1]
1937年1月5日,毕肖普致玛丽安娜·摩尔的信中,再次谈到了这篇《大海和海滩》。开始,她为可能无意识套用了摩尔的《军舰鸟》一诗中的诗句道歉,她解释她后来才发现她的灵感来自摩尔,感觉自己犯了罪一般。同时,她也对摩尔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她说:
当我想到你和你母亲在那篇糟糕的故事上花费的心思和时间,我想你们俩都该对我失去耐心了。我只希望从现在起我能够更好地注意到我的粗疏和欠缺自然的正确。我已经吸收,或者说像一只军舰鸟一样,吞下你几乎所有的建议,只除了一处:“那是一幅多么入画的景致……”你说你觉得“来得太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想,我在拿对我想描述的景象来得很容易的反应开玩笑,而且,作为这个小说的唯一的“寓意”,我想尽可能不动声色地反驳那种人们会有的来得太容易、平庸的表达:“多么入画——他看起来像一个伦勃朗的人物!”那句话的结尾,“但是也很不像”,是想用一种不同声音的语调说。然而,如果我的过度微妙(而且,我恐怕是追求卓越)对你来说不是清楚易懂,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严重不对,我会试着改一改,让想法传达得更清楚一些。[One Art by Elizabeth Bishop,54页]
[2]
在论述毕肖普对监狱的喜欢时,Lorrie Goldensohn认为《大海与海滩》中描述的布摩尔的房子也是这样一个监狱。酗酒的布摩尔,在悲哀的自慰中,在海滩上裂缝的小破屋中度过单调而受限制的日子。布摩尔的姓正是和毕肖普母亲家里的姓同样的发音,他的首字母缩写EB和毕肖普的一样。[其实布摩尔确实可以说是毕肖普内心自我的代表。][参考:Elizabeth Bishop: The Biography of a Poetry,46-47页]
[3]
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在《五个角度看毕肖普》[Five Looks at Elizabeth Bishop]一书谈到这篇小说:“在30年代,她觉得能够比较自如地将抽象的理念转为爱伦坡和霍桑式的寓言。两篇出色而神秘的故事:《大海和海滩》(1937)以及《在监狱》(1938),闪耀着那种毕肖普描述的,她非常珍视的巴洛克诗歌中“理念得以表现”的特质。酗酒的布摩尔,在海滩上捡起’文学’阅读并在大洋边的破屋里烧掉它们,也可能是她的舅舅阿瑟,可是他更多是个理念而不是一个人。”史蒂文森认为,毕肖普的这样的人物,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对自己的情感的怀疑和不喜欢。为什么她年轻时候喜欢写这些与社会疏离的疯人,而且是男人不是女人?以及难道毕肖普不是在写人类处境自身的不可忍受?难道这些局外人不正像贝克特戏剧中的人物,被绑在时间中,但是因为他们对必然的知识的了解而获得自由,比那些对自己身在牢笼一无所知的人类同伴们过得更好吗?[54-55页]史蒂文森又提及毕肖普这些早期的寓言小说都反映了她的一些哲学态度,她描述为“深有感悟的,斯多葛式的,却没有反思过的不自在感-那种投向她自己的怪异的半是觉得有趣,半是恐怖的眼神。”[77页]同Lorrie Goldensohn一样,她也谈论了“房子”这个主题在毕肖普一生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个主题的不同方面、意义和表现。[史蒂文森对毕肖普自我身份认知的忧虑、不快、自责等方面的强调,我个人觉得需要慎重对待。身份认知可能只是毕肖普自我认识、性情、想象、记忆、世界观各个方面综合的整体中的一个局部。过分强调实际上对毕肖普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益处。]
[4]
Vidyan Ravinthiran在《毕肖普的散文化》[Elizabeth Bishop’s Prosaic]一书中带来了全新视角的研究。在分析《大海与海滩》这篇文章中,她着重讨论了毕肖普受霍普金斯时间观念与诗歌韵律影响,在散文体写作中,通过韵律安排思考诗歌形式的问题。[133-134页]同时,她也提到,毕肖普一系列写鸟的诗与散文体作品,描绘动物的行为是传统的,而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又有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社会构建的?这就是她为什么常常模糊自然与社会边界的原因——将动物人类学化。[168页]Ravinthiran的上述认识,可以说极有洞察力。毕肖普曾经说,在描绘事物/自然中,不由自主动物性就会冒出来。
毕肖普:在监狱里
我迫不及待等待我被监禁的那天。到那时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就像霍桑在“问询所”中说的,“我想要我的地方,我自己的地方,我在世界上真正的地方,我合适的领域,天性要我实现的专长......我一生徒劳地寻求的。”可我没有那么怀旧,也没有“在我的一生中”徒劳地寻找过。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我的才华在哪个方向和我“合适的领域”,我一直热切地渴望进入其中。一旦那天来到,循规蹈矩的日子终于结束,我会确切知道怎样履行“天性要我实现的”责任。
1. “问询所”("The Intelligence Office" )是霍桑1844年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收录到霍桑的短篇小说集《古宅青苔》中(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and Other Stories,1846)。故事描绘了到一个闻讯所寻求解决内心欲望的各种人们,是一个哲理寓言故事。
读者,或者我的朋友,特别是那些碰巧熟悉我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可能会反对,对我来说,任何真的拘禁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从和社会的关系来说,我已经活得就像住在一个监狱里。我不能否认这个,可是我只需要指出在选择与必然之间存在的哲学上的不同。我可能现在像生活在监狱里,我甚至可能会去寄宿在监狱附近,或就在一个监狱里,一丝不苟遵循监狱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可仍然我不过是“有名无实”。我相信,我现在的酒店生存模式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监狱生活类比:有走廊,一间间房子,大群没有关系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都在这儿,每个人都活灵活现;可它仍然表现出巨大的不同。当然在任何一个酒店,哪怕是最寒酸的酒店,你也不可能忽略“装饰”的情况,土耳其地毯、黄铜灭火器、气窗挂钩,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象自己在监狱里真荒唐!比如:我现在占用的这个房间贴着并非不迷人的墙纸,它的图案包括一英尺半宽的银色条纹,从顶到底,每条之间距离相等。它们压在随意设计的花枝藤蔓上,看起来像在它们里面,这些花枝藤蔓在褪色的棕色背景上布满了整个墙面。在夜晚,当灯点亮的时候,这些银色的条纹受光以后开始闪烁,似乎凸显了一些,或者更确切点说,藤蔓和花朵朝里面深入了一些,明显在回避我。我几乎可以想象我自己,要是这也有意思的话,在一个巨大的银色鸟笼子里!可那只是戏弄的模仿,是我自己真正的希望和野心的怪想。
2. 毕肖普此处提到的“选择与必然”的哲学考虑,和爱伦坡的“创作的哲学”一文直接相关。爱伦坡的这篇文章对毕肖普思考诗歌与散文体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影响。
在1938年5月2日毕肖普给弗兰尼・布劳(Frani Blough)的信中,毕肖普写道:
最近除了重新读了爱伦坡,我差不多什么都没做。并且从爱伦坡,以及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等等中发展出来——一种完全是我自己的讲故事的新理论。我相信那是“丰富的”风格(proliferal)。
1938年5月5日,毕肖普在回复玛丽安娜・摩尔对“在监狱里”这个故事的批评时写道:
[这个故事]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根据我在这儿[基韦斯特]想出的一个理论试着写的,它是结合爱伦坡和阅读十七世纪散文的成果!
在给摩尔的信中,毕肖普也提到了她在阅读17世纪的散文。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十七世纪博学广识的人文学者,他的散文是英语散文的杰作之一。在他的名作《医生的哲学》(Religio Medici)一书中,写道:“斯多葛学派决定性的必要性只不过是他的意志不可改变的律法而已。”
3 “有名无实”,英文原文是:“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原指政府大臣没有具体职责,或者并不真正主管一个部门。
你必须身在其中;这是首要条件。我知道在我们南方的州那些孤立的村子,或岛上的城镇,那里的囚犯根本不是真得被囚禁!他们穿着与众不同的囚服,通常是我们熟悉的别致的黑白横条套装,和同样材料的无檐帽,有时,但并不经常,还有脚镣。每个早上他们会被专门放出去,到城里去做指定的工作,或者尽其所能随便找点什么零活。我自己也曾见过他们,汲水、打扫街道、甚至帮助家庭主妇清洗窗户或者抖地毯。我见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当作色彩对比来看,是这样一群浪子罪犯,穿着他们的黑白条纹浇水,不然就是照料一个公共建筑草坪上的一大丛热带灌木。那儿布置着几种不同的灌木和花草树木,每个的叶子都色彩艳丽或有引人注目的图案。有一种灌木,我记得,有长长的刀子般的叶子,拧旋着长成松散的螺旋状,上半部份的叶子品红色,底下的叶面是赭黄色。另一种长着巨大、光滑、有光泽的深绿色叶子,上面有粉笔黄的线条涂鸦的漂亮阿拉伯藤蔓花纹。这些图纹,和监狱制服的粗条纹对比,形成一幅不同寻常,有些过于绚丽的图画。
可是囚犯,如果可以这样叫他们,——他们的生活中,一定笼罩着对所有的半途而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永远的恼恨。他们有一条规定:在酒店中,回到作为“总部”的监狱报到,好被锁起来过夜;我慢慢发现,有一两个人太晚了,迟到了几分钟,被关在外面一整夜是常事!——要是他们来自同一街区,有时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家里,或者躺下来睡在本应关在里面的监狱的外面的台阶上。可是这种对监狱的意义的短视并且得过且过的观念,永远不能让我满意;我永远不能赞同接受这样的监禁条件,——不,绝不!
也许在这个话题上我的想法会显得过于严格。我要以这样的方式制定我自己的监禁条款对你来说可能很荒唐。可听我说,这件事是这几年我想得最多最用心的事,而且我相信我并不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说这些。关于监禁的书可能我最喜欢的是文学类的,我读了许多;当然,就算这样的主题,你也常常会对这些书感到失望。拿《巨大的房间》举例。我多嫉妒这本书的作者!可是书里有点假,有什么一直让我困惑,直到我弄明白,那是因为在他的整个监禁期间,作者内心坚信他最终会被释放,——一个缺陷,或者不如说是一个气泡,因自己的本性所限最终浮出表面而破碎。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让我非常生气的不断出现的幽默感。我和任何人一样喜欢幽默,就像他们说的,可是很多知识分子现在觉得,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事必须有趣,我一直觉得这很糟糕。这种想法首先破坏了谈话和书写,让它们变得单调,然后渗透更深,败坏了我们的观察和理解的能力——我想大体是这样。
4. 《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是E.E.卡明斯的自传回忆录。1917年,卡明斯作为志愿者前往法国一战西线参加红十字救护组织。因为法国方面对他的怀疑、不信任和沟通问题,导致他被关进了设在诺曼底马塞堡的集中营。他被关了四个月,救他出来的过程颇为荒诞。这段经历犹如卡夫卡《城堡》的一个现实版本。这本书是卡明斯对这段经历的回忆,以及更重要的,是对“失去一切意味着自由和拯救”的朝圣者一般的领悟。
《基督山伯爵》我曾经非常喜欢,虽然现在我怀疑我还能把它读下去,它对“不义”的揭露,它浪漫的挖隧道、找财宝等等。然而,因为我觉得我受益于它良多,我不想忽略它,或者忽视任何它的影响,哪怕是孩子气的那种,我把书名在这儿写下来。在这个主题上,《瑞丁监狱之歌》是另一个我永远不能忍受的作品,——在我看来,尽管引入可能是关乎重大人类福祉的材料,却和切近的主题没有任何关系。“那小小的蓝色天幕,囚犯们称之天空,”让我觉得完全是胡说。我相信哪怕是钥匙孔大的天空都已足够,它令人难以目睹、蓝色的无限,会给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充足的关于天空的概念;而至于称之为“天空”,我们都叫它天空,不是吗;我看不见它有任何显然我应该看到的让人觉得悲惨的地方。还是给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或西伯利亚狱中生活》吧。虽然好像这本书里对囚犯状况的描述有些模糊,至少你在权威的手下,他意识到了他的主题的局限和可能性。至于说典狱官、刽子手、监狱看守等等常常发表的畅销书,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因为决意要坚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想在我未来的行为中引入任何我本来可以避免的自以为是的东西。
5. 《瑞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王尔德的长诗杰作。1895年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判两年苦役,他先被送去本顿维尔监狱,然后转移到旺兹沃思,最后到了瑞丁监狱。1897年王尔德释放以后,离开英国去了法国迪耶普附近居住,终身再没有返回英国和爱尔兰。王尔德在迪耶普写了两封信给《每日纪事报》,揭露并抗议瑞丁监狱对待儿童的非人性和监狱生活的残忍。同时,王尔德发表了《瑞丁监狱之歌》这首长诗。该长诗出版时,诗集署名C.3.3,那是王尔德在瑞丁监狱的囚号,C区三楼三号房。
王尔德的墓志铭亦出自这首诗:
陌生人的眼泪将会为他
注满同情早已破碎的瓮,
因他的哀悼者将是弃子,
而弃子总是哀悼。
毕肖普批评的“那小小的蓝色天幕,囚犯们称之天空”这两句在王尔德的《瑞丁监狱之歌》中反复出现。译者认为毕肖普的批评非常个人化。
6.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一个社会主义讨论团体活动被判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做苦役四年。出狱后,他根据自己偷偷送出去的笔记写了《死屋手记》。这本小说被视为俄国监狱写作传统的奠基作品。这本书中对人性有复杂而深刻的观察:”囚犯自己知道他是囚犯,但是没有任何烙印或镣铐可以让他忘掉他是一个人。”这样的对于人根本的自由的信念,比较符合毕肖普的观念。
我想要的狱室有大约十二到十五英寸长,六英寸宽。门应该在一头,窗子位置很高,在另一头,铁窗靠着一边,——我想它在左边,当然它在右边也完全没有问题。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张桌子,或是挨着墙刚好从窗户下面用绳子挂着的架子,在它旁边是把椅子。我希望天花板很高。我头脑中想象的墙很有趣地污迹斑斑,剥落,或者因其他原因让它不成样子;灰色或者刷成白色,淡蓝,淡黄,甚至是绿色——我只希望不是别的颜色。没有刷色的木板的设想和它们可能的各种木纹有时会让我喜欢,或者不规则形状的石板。很可怕的风险是我会有一个红砖狱室;不过,刷成白色的砖可能也很漂亮,特别是如果它们很久没有新刷一遍,到处都有掉落的漆,显露出不规则楔形的框架(之前一层粉刷造成的)和下面规则的砖作。
关于从窗户那儿看到的景致:我曾经去看过陵墓疯人院的一个屋子,画家V——曾在那儿困了一年,那个屋子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也给我自己关于这个主题的想法以启发的,是那儿的景致。我的旅伴和我在傍晚时到达疯人院,一个修女放我们进了院子,可有一家人,住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小房子里,好像是主管的。在我们拜访时,他们冲了出来,四个人,边吃晚饭边同时满嘴食物和我们说话。他们站成一行,末尾是他们的小黑白猫,忙着在泥地上蹭着。那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女儿八岁大,和一个小弟弟,每个拿着半根长面包吃着,他们带我们参观。我们首先经过几个长长的、幽暗的、地窖一般的大厅,刷成黄色,房间低矮的蓝色的门都在一边。地板相当凝重而漂亮。我们来去看的那间屋子在底层。要不是两个小孩跑来跑去,嚼着他们的白面包,并彼此争着要告诉我们每一样东西,那儿一定相当阴郁。我跑题了,回到从这间屋子的窗户看到的景致:它直接对着疯人院的果菜园,在园子之外它伸向开阔的田野。一行柏树立在右边。天黑得极快(我们站在那儿时天变得太黑,要不是孩子们我们都找不到出去的路),可是我仍然可以像在照片里一样清楚地看到从那窗户那儿望出去的美丽景致的完美:收割后的田野,黑色的柏树,一群燕子在灰色的天空掠过的姿态,——只有田野保留了它们黯淡的色彩。
7. 1937年10月,毕肖普和露易丝・克兰(Lousie Crane)在车祸之后,去阿尔勒散心。她们尽可能追寻梵高当年的行迹。她们去看了在圣雷米(Saint-Rémy) 梵高1889年呆过一年的疯人院,和梵高当年住的屋子。疯人院当时仍然有修女看护八十个疯女人。
1889年春末,梵高自己去了圣雷米的疯人院,在那里呆了一年,画了许多画。在他住进圣雷米以后给弟弟提奥写的信中(1889年5月9号,星期四,普罗旺斯圣雷米),他写道:
我想告诉你,我想我来这儿以后还不错,首先,在这动物园看到不同的疯人和精神失常的人们的生活,我隐约的恐惧和对事物的害怕消失了。一点一点,我能够开始把疯狂视为和其他疾病一样的病。我想环境的改变也对我有益。
那可能是完美的景致,可是你要考虑到所有的事情,以及那景致像以往一样给人抚慰和启发,我不觉得适合疯人院的也必然适合监狱。也就是说,因为我期望到监狱里完全掌握我的“能力”(faculties)——事实上,要等到我安全地安置在那儿,我才能期望完全实现它们,——我感觉不那么乡村的、不那么艰苦的可能对我来个人说更有用。可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可能最好,也当然必须,完全由际遇决定。
我会最喜欢的,我还是承认的好,将是一个石头铺的院子。我对石头院子的喜爱几乎可以说是狂热。要是我不被拘禁的话,我至少要努力让我这一部分的梦想成真;我想要住在一个像我在外国见过的农场房子里,一个农场房子连着绝对空旷的石头平台,石头以简单的正方形或钻石型图案铺设。另一个我喜欢的图案是互锁的扇形鹅卵石图案,大些的石块围绕边缘做边界。可是从我的囚室窗户我更想看到菱形设计,由长形石头勾画出轮廓,菱形内部是鹅卵石,从我的窗户那儿,这图案向监狱院子远处的院墙逐渐变窄。我剩下的风景则将完全由天气负责了,虽然我情愿朝东而不是面西,因为我更喜欢朝阳升起而不是日落。而且,在我看来,朝东看落日有最戏剧化的效果。我指的是重彩烁金的十五分钟或半小时,任何事物在其中看起来都会神奇地鲜明醒目。一个石头庭院,被斜光照亮,每个浅浅地磨圆的石头都投下一小片阴影,可是整体的表面却浓密地洒上金沙般的光线,而一根杆子投下一条长长、长长的影子,一条耷拉的电线则投下非尘世的一道影子,如果读者可以告诉我任何比这更美的地方,——我请求他告诉我是哪儿。
我明白大多监狱现在都设有图书馆,期望囚犯们去读“人人文库”和其他有教育意图的图书。在我说我的一个欲望是给我一本非常无聊的书去读,越无聊越好的时候,我并不是特意作对。更重要的是一本书的主题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也许给我第二卷,如果第一卷会让我对书的措辞和意图太过熟悉的话。然后,我想我将会自由地体验不按照其意图阐释的乖张的乐趣。因为我和瓦莱里的“头脑先生”看法一致,“我们的思想反馈给我们的知识,太多都是通过别人的表达”;我已经放任我自己,或者太直言无讳,从这段话中任性获取我所能用的信息和乐趣——可悲却无可挽救的状态。从我毫不相干石头一般枯燥的书中,我将能对最宏大、最富有启迪的东西,像寓言和诗,做无边无际的概括和抽象,而通过将它的片段置于我的监狱的环境和谈话中,我将能够形成我自己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范例!——我在外面永远不会知道怎么做的事,因为外面的消息太令人困惑。或许它会是一本关于治疗疾病的书,或一种工业技术,——可是不,哪怕仅仅是想象它的主题,都会破坏我希望收到而刚刚放到我手中的波浪一般清新的感知。
8. “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1906年2月15日随英国出版家约瑟夫・登特( Joseph Dent)出版50本“人人文库”图书系列而成立。登特决心要出版一先令可以买得起的漂亮的世界经典新书,让所有人都可以读到不朽的图书。一个人只需要花五英镑就能有几百卷图书,有智识上富有的一生。这是“一间小房子里无限的财富”。“人人文库”最初两个系列的图书,每本扉页上都印着弥尔顿的话:“一本好书是个一大师心灵珍贵的生命之血,为生命之外的世代生命保留而珍藏”。
9. 1896年,瓦莱里给纪徳的一封信中说:“我一直想创作一个关于一个思考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思考的年轻人就是“头脑先生”。这个人物最初在“和头脑先生在一起的夜晚”这个故事中出现。瓦莱里想把这个故事献给德加,但是德加拒绝了。瓦莱里对德加的敬慕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文字之外,也体现在瓦莱里后来为结集出版的《头脑先生》选集亲自创作的十幅蚀刻版画中。瓦莱里最初设想构思一本关于“头脑”的长篇小说,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1926年《头脑先生选集》出版,收录了一组零星发表的“头脑先生”的故事。1946年瓦莱里去世一年后出版了《头脑先生》,包括了五篇瓦莱里未发表过的笔记和草稿。“头脑先生”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古法语是“头”,而其拉丁语词源也指“证人”。“头脑先生”是自己的证人,他完全是由“自我意识”构成的。
墙上的书写:我已经对监狱生活的这个重要方面设计了非常明确的想法,并且已经构思了一些句子和段落(我现在还不能把它们拿出来),我希望把它们刻写到我狱室的墙上。然而,首先,就算在查看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书之前,我也应当非常仔细地阅读(或者试着阅读,因为它们部分是被抹去的,或者是用外语写的)已经在那儿的刻写。然后我会调整我自己的刻写,这样它们不会和在我之前的囚犯写下的那些冲突。一个新的狱友的声音会引人注意,但是不会有对之前留下的文字的否认和批评,而只是一个“评语”。我想过试着写一首很短而不朽的诗,可是我恐怕那超出了我的能力;然而,一旦面对那斑斑、污损、涂抹过的墙壁,感觉到手指间的铅笔头或锈铁钉,我可能也会随机应变。或许我应该用清晰的罗马字体整洁地刻写我的作品;或许我应该对角来写,斜跨一个角,也或者写到一面墙的底部,一半写到地上,用几乎无法辨认的涂鸦。它们将是简短的,暗示性的,苦痛的,但充满启示之光。想象后我而来的人,——我会留给他的遗产,就像毫不顾念扔到角落的一束过时的花,这些书写将给我莫大的快乐。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地狱。那是一个低地,像荷兰一样的国度,所有的沼泽水草都有一种简陋的人工的绿,被灿烂而几乎水平的阳光照耀着。我穿着一种不好看的灰色棉质衣服:裤子的长度尴尬,一件衬衫挂在裤子外面,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不断感觉到晕眩,因为地平线在四十五度角(这是我怎么知道我在地狱的)。尽管这似乎无用的故事好像和我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我把它包含在文章中,只是为了描绘我希望我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会神奇地改变的方式,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狱室的门在我身后锁上,我走到窗边,第一次朝外看。
我应当设法让穿着囚服的自己和其他囚犯看起来略微不同。我要把上衣最上面一个扣子留着不系,或者把长袖在半卷到手腕和胳膊肘中间,——就一点随便的样子,一点拜伦风。另外,如果那已经是监狱的统一风格,我也要施加一种严格的、呆板的整洁的影响。我的姿态和表情都会被同一动机影响。然而,这里不会有任何不真诚的东西;那是我对我在监狱中生活的角色的设想;也许不合常规、反叛,但却是在暗处和影子下。
通过这些开始的准备,这些许不同之处,以及祈求我审慎克制、有所保留的方式(不要以为我在这儿吹嘘,或者过度评价细节的力量,因为我看到过它一次次发挥作用),我将会为自己吸引来一个亲密的朋友,我将对其有深刻的影响。这个朋友,已经是监狱社会中一个重要人物,将会在我确立自己成为监狱生活行为的权威中给我很大帮助,被认可,但非官方。需要很多年我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而也许,——这正是我斗胆期望的,找到一个正在革命期间的一个监狱,我会不可避免被当作一个邪恶的影响......也许他们会笑我,就像他们嘲笑《威克菲德的牧师》;可当然,开始的话,我不会想要比这更好的了。
10. 《威克菲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是爱尔兰诗人、作家与医生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的小说,发表于1766年,是18世纪最流行的小说之一。
多年以前我发现我能在一个地方“成功”,但不是在所有地方,而且永远,永远不会“无限”成功。在世上,比如,我非常受服装的影响,这也许很荒谬。可是在一个地方如果服装都是相同的,我有能创造一种我自己的“风格”的才能,某种别人甚至都会喜欢和模仿的风格。我的刑期越长,尽管我不断发现自己在想,我的刑期是终身监禁,我将会越慢让自己立足,也就会对我的成功的机会更加确信。听起来挺可笑,也确实可笑,我期待着指挥监狱的戏剧团,或者参加棒球队!
可是同样地,我也要抗议那些在同一时期即在监狱又不在监狱的囚犯的模棱两可(我曾经看见他们的妻子洗他们的条纹裤子并挂在晾衣绳上!)我将会激烈地反对对我的生活方式的任何改变或打破。如果,比如说,我要是病了,不得不去监狱的医务室,或者我到了以后不久会被换到一个不同的狱室,——这样的情形都会严重让我烦恼,我将不得不重头再做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我经常想到加入我们的军队或者海军。有一次我在人行道站了一个小时,研究招兵办公室的海报:一个士兵或者海员椭圆形的肖像被代表他的“生活”的场景围绕着。可是这个海员,照我的理解,可能从一只船换岗到另一只船,没有多少休假期;还有,我也相信,对我这样心性的人来说,大海的景象有些从根本上不合我心的东西。在那无忧无虑的照片中,围绕着士兵们英勇的头颅,我瞥见他“在劳动”,修路、刮土豆,等等。除了积极效命的遥远的可能性,单是这些照片都足以打消我加入他的队伍的念头。
你会说,——人们都对我说——你在修道会繁盛的时代会更快乐,我想,这接近事实。可是就那样我也犹疑,选择和必然的不同又再次跳出来让我感到困扰。“自由是对必要性的知识”;我对此话信仰的热忱超过一切。我也向你保证依照这样的方式行事,是我应选择的唯一符合逻辑的道路。当然,我的意思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是我可以选择的唯一符合逻辑的道路。
11. “自由是对必要性的知识”,这句话应当是源自黑格尔的“自由是必要性的真理”,后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家发展运用。毕肖普在瓦萨学院期间和30年代,都是左翼同情者和自认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了解当时社会思想争辩的各种观念。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