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工作 The Abolition of Work by Bob Black 1985

沒有人應該工作。

工作，幾乎可說是全世界痛苦的起源。你能夠舉出來的任何罪惡，大概都源自工作，或是因為生活在一個為了工作而設計的世界之中。為了停止這折磨，我們必須停止工作。

這不代表我們必須停止做事，它的意思是創造一種以遊戲為基礎的新生活方式；換言之，一場頑皮的革命。藉著「玩樂」，我所指涉的也是慶典活動、創造力、歡樂交際、共棲（共同生活），甚至是藝術。值得玩樂的事物遠比孩童的遊戲更多，也都同樣具有價值。我呼籲進行一場集體的冒險，它將朝向廣義的歡愉，以及自由獨立的行動展現。玩樂不是被動的。無疑地，不管是哪一種職業與收入，我們全都需要比目前所享受到的，有遠遠更多地純粹的安逸與鬆弛；然而，一旦從受雇所產生的疲憊狀態中恢復，我們任何人幾乎都會想要活動一下做點事。奧勃洛莫夫式的無精打采，與蘇俄的勞動競賽制，其實是同一枚貶值貨幣的正反兩面。

調皮的生活與目前的現實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現實」是多麼地糟糕，它如同重力黑洞一般，將生活中僅存而足供區辨生活與存活的生命力都給吞噬了。說來奇怪——或許也不——所有古老的意識型態都是保守的，因為它們相信工作；其中有一些，例如馬克斯主義與大部分無政府主義的頭腦，更是極度地相信工作，因為它們幾乎不相信別的東西。

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們應該終止職業歧視；我說我們應該終止雇傭這回事。保守主義者支持工作權的法律；跟隨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他那位倔強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腳步，我支持懶散的權利。各種左派人士偏好充分就業；就像超現實主義者那樣——除了我不是在開玩笑——我偏好完全的未就業。托落茨基主義者激辯於不斷地發動革命；我要鼓吹永恆的狂歡作樂。但假如所有的理論思想家（如他們所做的）都倡議工作——而且不只是因為他們打算使別人去進行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就是怪異而勉強地提出這種主張。他們將無止盡地在工資、工時、工作條件、剝削、生產力、獲利能力......等方面持續努力；他們很高興地談論關於任何事物，卻不談到工作本身。對於我們全體生活中的各種特點，這些為我們進行思考的專家，很少分享他們關於工作的結論；在他們彼此之間卻對各種細節爭辯不休。

工會與管理人員同意我們應該出售我們生命的時間，以換取存活所需；雖然他們總是一直在討價還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我們的老闆應該由官僚作風者來擔任；古典自由派認為我們應該由商人來當頭家；女性主義者不在乎哪一種領袖的形式，只要是女性就好。很明顯地這些意識型態商人，對於應該如何分配權力的贓物，彼此之間有深刻而重大的差異；但同樣明顯的是，他們之中並沒有人對權力本身提出抗議，而他們全都希望我們繼續工作。

你可能會懷疑我是在開玩笑還是認真的。我既是開玩笑也是認真的。頑皮的意思並不是荒唐可笑的。玩耍並不一定是輕佻的，雖然輕佻也不等於是輕浮；很多時候我們應該要嚴肅地看待輕佻。我希望生命就像一場遊戲----但它一場高風險的遊戲，而我想要永遠都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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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作的另類出路，不只是無所事事；頑皮的意思並不是像夸克元素那樣的頑皮。雖然我很珍惜冬眠懶散時的歡樂，但當它打斷了其他歡愉與消遣，它也就變得沒那麼值得。我不是要提倡管理良好的時間計畫，及其中類似安全閥一般的「閒暇」，遠遠不是。閒暇是以工作為考量的不工作狀態。那些花在從工作中復原的時間，以及為了想要暫時拋開工作、而似乎瘋狂卻不帶希望的努力，才稱為閒暇。很多從假期中返回的人卻像是筋疲力盡似的，他們看起來反倒像是很期待返回工作崗位以便好好休息。工作與閒暇之間的主要差異點是：在工作中，你至少對於自己的異化與活力的衰退，獲得報酬。

我不是在與任何人玩關於定義的遊戲。當我說我要取消工作，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說的；但我想透過以不算古怪特異的方式，來定義我的用字，而表達我想呈現的意思。我對工作的最低度定義是強迫性的勞動，也就是強制性的生產；這兩個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是被經濟或政治手段所強制執行的生產，亦即由胡蘿蔔或棒子所驅動。（胡蘿蔔，只是經過不同方式的棒子）但並非所有的創造都是工作。工作，從來不是為了它本身而被完成，它是為了達成一些工人（或者，更常是，其他某些人）所逃避的生產與輸出，才被完成。

這是工作必然呈現的狀態。去界定它的同時，也就是去鄙視它；但工作通常又比它的定義所顯示的更糟糕。工作所固有的支配動力學，往往隨著時間而日益精巧。在工作遍佈的先進社會中，包括所有工業化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式或「共產主義」式的，工作都一律地吸納其他特性，而使它更加令人厭惡。

通常——而這往往在「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常發生，因為那裡的國家幾乎是唯一的雇主，而其他人全都是受雇者——工作就是雇用，也就是薪資勞動，這代表在某個就職計畫中將自己給出售。因此，95%在美國有工作的人，是為了另外的某人（或某事）而工作。在蘇聯、古巴、南斯拉夫或任何其他可能被引用的例證中，相對應的數字則接近100%。只有那些整軍備戰的第三世界農民堡壘——墨西哥、印度、巴西、土耳其——暫時收留了高度集中的農民，他們延續了傳統上在過去幾千年中，對於大多數勞動者的安排方式：繳給國家納稅的證明（=贖金），或給吸血地主的租金，以能夠存活下來當作是回報。即使是這樣不公正而苛刻的待遇也變得看起來不錯。所有工業（包括辦公室）的工人都是受僱者，並且處在某種確保奴性的監視方式底下。

但是現代的工作，有更糟糕的影響：人們不只是工作勞動，他們還擁有「工作/職業」。一個人花去所有的時間，在「要麼...否則...」/「不要就拉倒」的基礎上，從事一份具有生產力的苦差事。即使該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內在誘因（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職業並不具備），它所必然伴隨的排他性，卻單調地足以卻讓人喪失喜歡開玩笑的潛能。一份「工作」，可能因為一段合理而有限的時間、因為它帶來的樂趣，而激發出某些人的各種能量；但是，為了要達到那些對計畫毫無貢獻的事業主的利潤，沒機會散佈工作給其他確實須要做它的人，也沒機會分享工作任務；如此一來，對於那些必須要一星期做它40小時、無權過問此事該如何進行的人來說，工作就淪為一種負擔。這才是真正的工作世界：一個因為官僚作風而狀況百出、充滿性騷擾與歧視、由笨蛋老闆所剝削，並讓他們的下屬——依任何理性/技術的標準而言——應該發號施令卻成為代罪羔羊，......等各種缺陷所組成的世界。但在現實世界中的資本主義，它使得生產力和利潤的理性最大化，隸屬在組織控制的緊急情況之下。

大多數工人在工作中所經驗到的退化，其實是各式各樣名為「紀律」、卻實為輕蔑與屈辱的總和。傅柯（Foucault）曾經把這個現象加以複雜化，但實際上它很簡單。組成紀律的成分，是在工作場所中的各種極權控制——監視、機械化操作、強加於工作者的工作節奏、生產量的目標、上下班時的打卡......等等。紀律，是工廠、辦公室、商店，與監獄、學校、及精神病院所共有的特徵。這在歷史脈絡中是有根源的，也是恐佈的。它的影響能力超越了昔日魔鬼般的獨裁者，諸如：尼祿、成吉思汗、與恐怖伊凡。縱然他們有各種不良的意圖，但當時他們控制臣民的機構，並不像現代暴君所做的這樣徹底。紀律，是異常殘暴的現代化控制方式，它是一種創新型態的入侵，應該要在最初的時機便加以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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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是如此；遊戲則恰好相反，遊戲永遠是自願的。如果工作是被強迫的，那它就可能是遊戲的對立物；這是不言自明的。Bernie de Koven曾經將遊戲定義為「各種後果與推論的暫時中斷」。如果它暗示著遊戲是不合理或不重要的，這便令人無法接受。重點並不在於遊戲是沒有結果的，這樣的說法是在貶抑遊戲；重點在於那結果，假如有的話，那麼它是無償的。玩耍與給予兩者是關係密切的；它們是同一種衝動：遊戲本能，在行為上與交易上的兩個面向。它們同樣地對於結果感到不屑一顧。遊戲者在玩樂的過程中，獲得某些事物，那才是他進行遊戲的原因；而核心的獎勵是活動（不論哪一種）的經驗本身。另外有些仔細研究遊戲的學者，例如懷金格（Johan Huizinga，提出《遊戲的人Homo Ludens》），則定義它為進行遊戲或跟隨規則。我尊重Huizinga的博學，但要特別強調反對他的各種約束。有很多好玩的遊戲（如：西洋棋、棒球、大富翁、橋牌）是受到規則所規範；但在這些玩樂遊戲之外，還有更多好玩的東西。談話、性愛、舞蹈、旅行，這些慣習並沒有規則可循，但他們肯定值得一玩，就像任何事物那般。而各種規則也會被人玩弄，至少與其他任何事物同樣容易。

工作，嘲笑著自由。形式上的界線在於：我們都擁有權利，並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其他不幸的人，不像我們這麼自由，就必須生活在警察國家中。這些受害者服從著「要麼...否則...」式的命令，無論它有多武斷；有關當局對他們進行例行監控，國家官僚甚至控制著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瑣事。四處壓迫這些人的官員，不論在公部門或私部門，只對上級領導負有責任。無論是哪一種不同看法或反對意見，都會受罰；有密告者定期向當局進行報告。以上所述的種種應該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它確實糟糕，雖然它只是一個對於現代職場的描述。慨嘆極權主義的自由派、保守派，與古典自由論者，是騙子和偽君子。在任何一個經過適度地去史達林化的專政社會下，都比在美國普遍的工作場所中，有更大的自由度。在一間辦公室或工廠內，與在一座監獄或修道院中，你可以找到相同類型的階層與紀律。事實上，正如傅柯等人所表明的那樣：監獄和工廠，大約在同一個歷史時間點上出現；而其經營者，彼此自覺地向對方借來各種控制技術。一名工人也就是一位兼差中的奴隸；由老闆下令：什麼時候要出現、什麼時候要離開，以及在這段時間內要些什麼。他告訴大家，你們有多少工作要做，必須在多少時間之內完成。他自由地進行著他的各種控制：羞辱極端的表現，如果他高興，也可以規範你穿著的服裝，或者你去上廁所的次數與時間。除了少數例外，他可以用任何理由開除你，或者根本沒有理由。透過打小報告人與督察員，他監視著你，他累積著每一位員工的檔案。頂嘴與反駁也就等於「違抗命令」，彷彿一位工人就是一個頑皮的小孩，而它不僅可以讓你被開除，它也令你不具有領失業救濟金的資格。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沒有經過孩童的認可，他們在學校與在家中，也都接受到相同的對待方式；只因為推斷他們的不成熟，就將他們的狀況給合理化。這點對於他們正在工作中的家長與教師而言，反映著什麼呢？

以上我所描述的這種使人自我貶抑的支配系統，一直統治著大多數女性超過半數以上的清醒時間，以及大部分男性數十年的光陰，幾乎是他們的全部壽命。就某些目的而言，若將我們的制度稱為民主、或資本主義、或——更好的名稱——工業主義，並不算有誤導之嫌；但它真正的名字其實是工廠法西斯主義以及辦公室的寡頭政治。任何聲稱這些人群是「自由的」的人，他若不是在撒謊，那就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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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做的是枯燥、愚蠢而單調的工作，那最終你大概也會變成一位枯燥、愚蠢而單調的人。關於我們周遭那種阿諛奉承的自我矮化風氣，相較於使人明顯變笨的機制，例如電視與教育，工作其實是一個更好的解釋理由。終其一生受到嚴格控制的人們，從出生時接受家庭照護，經過學校之後被交付給工作，直到年邁時進入安養院，他們已經習慣了科層制度並且在心理上被奴役。他們自我治理的才智是如此萎縮，以致於他們對於自由的畏懼，成為一種少數以理性為基礎的恐懼症。他們的服從訓練，從工作場所延續到家庭，因此，繼而開始在許多方面複製這個系統，進入了政治、文化、與一切領域。一旦你搾乾了工作者的活力，他們很可能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屈服於科層制度與專業知識；他們已經習慣如此。

我們是如此靠近這個工作的世界，以致於我們無法看清楚它倒底對我們做了什麼。我們必須依賴來自其他時間與文化的外界觀察者，才能夠覺察到我們現在所處的絕境位置與病理狀態。在我們的歷史中曾經有一段時間，「工作倫理」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概念；當韋伯將它的出現與宗教：喀爾文教派，聯繫在一起時，這或許是個重大的洞見；喀爾文教若出現在今日而非四個世紀之前，它可能立刻而恰當地被定位為邪教異端。但即使如此，我們只能借著先人的智慧，來探究工作這回事；古人看透了工作的本質，而他們的觀點一度風行遍布（即使是那些古怪的喀爾文教徒），直到被工業主義所推翻——不過在此之前，要先獲得其先知的贊同。

暫且讓我們假裝工作並不會使人變得愚蠢而順從；讓我們假裝，挑戰或反抗任何狀似有理的心理學、與鼓舞意識型態的事物，對於性格的形成，不會有任何影響；讓我們假裝，工作並不像眾所周知地那麼沉悶、惹人厭、又羞辱人。即使如此，工作仍依然嘲弄著所有的人文和民主的願望，只因為它篡奪了我們這麼多的時間。蘇格拉底說，體力勞動者造就出不良的朋友與公民，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去履行友誼與公民身份的職責。他是正確的；正因為工作，不論我們做什麼，我們總是不停地盯著手錶。所謂的自由時間，它唯一「自由」的地方，是它不必花老闆任何成本。自由時間大多是被用於：準備去工作、進行工作、從工作中返回，與從工作中恢復。閒暇時間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奇怪地傳達著：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不僅在工作場所之間的運輸有其代價，並且假定了它對自身的維持與修復負有主要責任。煤炭和鋼鐵不會這樣做；車床和打字機也不這樣做；但工人是這樣做的。怪不得愛德華‧G‧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 ）在他的一部強盜電影中，呼喊著「工作是給笨蛋做的！」

柏拉圖（Plato）和瑟諾芬（Xenophon）兩人都對蘇格拉底的理論有所貢獻，也顯然都與他同樣地認試到：工作對於工人作為一位公民、一名人類成員，具有破壞性的影響。希羅多德（Herodotus）則指出了：在古典希臘鼎盛時期的文化，伴隨著一種對於工作的蔑視。再舉一個羅馬時期的例子：西塞羅（Cicero）說 「誰若是為了錢而提供他的勞動，便是在出售自己，並使自己加入奴隸之列。」如此的坦率直言，在現代是罕見的；然而，在被我們習慣忽視的當代原始社會中，卻出現了啟發西方人類學者的代言人。根據波斯皮西爾（Leopold Pospisil）的研究，在西依里安（新幾內亞島的西側，1963~1973年間的名稱）的卡保庫人（Kapauku），有一種對於生活平衡的觀念，因此工作只能每次間隔一天地進行，中間休息的日子是為了要「取回失去的能量與健康」而設計。甚至遲至十八世紀，當我們的祖先沿著歷史軌跡，遙遠地走向我們現今困境的時候，至少仍然意識到工業化的陰暗面，而如今我們卻已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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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宗教奉獻精神，表現在「聖週一」——因此事實上，早在它被法制化的150~200年前，就已經創造了一個五天一週的規律----它令最初始的工廠主的感到絕望。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屈從於鐘聲的暴政，它之後被時間和鐘錶所取代。事實上，必須經過整整一代或兩代的時間，才能讓成年男性和女性習慣於服從、以及具有可塑性的兒童，適應於各種工業的需要。即使是古代王朝中被剝削的農民，也從替他們的地主工作中，奪回了大量的時間。依據拉法格（Lafargue）的研究，法國農民有四分之一的曆程，奉獻給星期天和節假日；而根據查諾耶夫 (A. V. Chayanov）對於沙俄時期——一個幾乎沒有進步的社會——的農村調查，同樣顯示農民將四到五分之一的時間，專門用於歇息。為了生產力而進行控制，在這點上，這些過往的社會令我們望塵莫及；而受剝削俄國農民會覺得奇怪，我們之中的任何人究竟是為什麼在工作；我們也同樣應該懷疑。

無論如何，若要理解我們惡化墮落的深遠全貌，可考量最早的人類處境，當我們仍是授獵採集的游牧狀態，沒有政府或財產。霍布斯（Hobbes）推測當時的生活是惡劣、殘暴的，而生命是短促的；有些人認為生活是為了求生存而不斷進行的一場險惡掙扎、一場對於自然惡劣環境的戰爭：死亡與疾病等待著倒楣鬼、或任何無法從生存競爭的挑戰中存活的人。事實上，這些全都是源自依賴並習慣於政府威信的社會，對於政府的瓦解而產生恐懼感的一種投射作用，就像霍布斯所身處經歷內戰時期的英國。

霍布斯的同胞已經遇見了不同形式的社會，驗證了其他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在北美地區——但這些已經距離他們的經驗過於遙遠而無法理解（比較低的社會階層，類似印地安人的情形，更能理解此點，並發現它的吸引力。在整個17世紀，以叛逃者或戰俘的身份進入印地安部落的英語殖民者，大多拒絕返回英語社會；但印地安人卻不會向白人叛逃，就像過去的西德人不會想向東爬越柏林圍牆。）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最適者生存」版本——托馬斯赫胥黎版——相較於在的天擇理論的運用上，它對於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經濟條件，卻是一種的更佳解釋；如同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他的書中《互助，一個演化的因素》所顯示（克魯泡特金是一位科學家——地理學家——當他被流亡到西伯利亞，無意間有了充足的田野工作機會：他知道自己的論述在談什麼。）而霍布斯與他的後繼者所說的故事，就像大多數的社會和政治理論，真的是沒有經過充分認可的自傳。

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名為《原初富裕社會》的文章中，關於當代狩獵採集的調查資料，粉碎了霍布斯式的神話。他們的工作量，遠遠少於我們所做的；而他們的工作與我們認為是玩樂的事物，很難區別其間的界線。薩林斯的結論是「獵人和採集者的工作，比我們所做的少，那並非一種連續性的艱苦勞動。對於食物的渴求是時斷時續的，閒暇是豐富的；每個人在每年之中，都比在任何其他社會條件下，具有更大量的日間睡眠時間。」如果他們算得上是在「工作」，那麼平均大約一天工作四個小時。他們的「勞動」，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熟練的勞動力，其過程中行使了他們體能和理智的能力；如同薩林斯所描述的：除了在工業主義底下以外，任何大規模的非熟練勞動力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它符合了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定義之下的遊戲：「唯一的場合，在其中的人透過對於他的雙重天性，思想和感情，給予盡情的『玩樂』，而實現了他完整的人性。」正如他所說的「讓動物工作，是以剝奪來作牠的主要動力；而動物玩耍的動力，是當牠的力量獲得滿足，此時豐裕的生活將成為牠生活動力的激發物。」（一個現代版本——可能具有啟發性的——是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關於「匱乏」與「成長」動機的對位理論。）Play and freedom are, as regards production, coextensive.玩樂與自由，相對於生產來說，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甚至是馬克思，他屬於（基於他所有的良好意圖）生產主義者的神殿，也指出「只有當為了必需品而強制執行的勞動量被超越了，而外部效益成為必要的，自由王國才開始發生。」他從來不太能夠促使自己，去確認這種快樂情境：工作的廢除——畢竟，去支持工作者與反抗工作，都是相當違反常情的——將是何種的狀態；但是，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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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每一處莊嚴社會或文化歷史中，到處都可見到一種渴望，朝向無工作的生活去邁進或返回，其中包括德徽喬治（M. Dorothy George）的《轉型中的英格蘭》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初期近代歐洲的流行文化》。同樣相關的作品是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短文《工作，及其不滿（Work and its Discontents）》，我相信在浩瀚字海中，它是最早提出「反抗工作」的文本；它被收錄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當中，並且一直被理解為，對於這本書所感到自得意滿的一個重要修正。不論是評論人士或神職人員，都沒有注意到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此一主題所暗示的，並非社會動亂的結束，而是進入了一個不再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與教化、嶄新而未知的階段。並非貝爾，而是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在《政治人》一書）於同一時間提出：「工業革命的根本問題，已經被解決。」而僅僅在幾年之後，大學生對於後工業時期的怨憤，就驅使李普塞特從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轉往相對（只是暫時的）寧靜的哈佛大學。

貝爾指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由於他對市場與勞動分工的全部熱情，使得他比艾因蘭德（Ayn Rand）、或芝加哥經濟學派、或任何現代他的追隨者，對於工作的黑暗面都更保持警覺（也對此更誠實）。正如史密斯指出：「必須了解的是，大部份的人必然是由其日常的僱傭關係所型塑，這個人的壽命是用在進行一些簡單的操作上......沒有機會發揮他的理解力.....他大致上變得愚蠢而無知，到達一個人類作為受造物所有可能惡化的地步。」這幾句率直的話語，也是我對工作的批判。在1956年，正值艾森豪黃金時代的愚蠢言行，以及美國的自鳴得意，貝爾撰文指出1970年代之後，一種無組織、也無法組織化的莫名不安、一個沒有任何政治主張能夠駕馭、一個經由美國衛生教育社福部（HEW）報告《在美國工作》所確認、一個無法被剝削於是被忽視的不安跡象；這個問題就是反抗工作。它沒有出現在任何自由放任經濟學者——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莫瑞‧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理查波斯納（Richard Posner ）——的計算中，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就像星艦迷航記影集中常說到的「它無法計算」。

如果這些出自對於熱愛自由的反對意見，無法說服功利主義、甚或是家長主義的人道主義者轉向回頭；仍然還有一些他們不能漠視的理由，借用一本書的標題：「工作有害健康」。事實上，工作是一種大規模的謀殺或者種族滅絕。直接或間接地，工作將殺死大部分閱讀過這些文字的人。每一年在這個國家中，有14,000～25,000名工人於工作中死亡；超過2,000,000名工人成為殘疾者；每年有20~25,000,000的工人受傷；而對於如何判斷工作相關損傷的構成要件，這些數字的基礎是非常保守的；因此，他們並不將每年50萬名的職業病例個案納入計算。我看過一本醫學教科書上的職業病例數，它長達1200頁；即使這數字也只是冰山的一角。現有統計數據計中有顯著的案例，例如：每年有10萬礦工得到黑肺病（肺中積塵），其中有4000人死亡，這樣的死亡率遠比大受媒體關注的疾病如AIDS，要高出許多。 這反映了未被提及的假設，即受艾滋病折磨的異常者，能夠控制他們的墮落，而煤礦開採毫無疑問地是一項神聖活動。說到底，統計數字沒有顯示出來的內容就是：數以千萬計的人因為工作而縮短了他們壽命——這便是上述殺人兇手的意涵。想想那些未滿六十歲就工作至死的醫生；想想所有其他的工作狂。

即使你不是實際上在工作中死亡或殘廢，它卻也非常有可能發生在你前往工作、離開工作、尋找工作、或試圖忘卻工作的時候。絕大多數的汽車受害者，都是像這樣正在進行一個對工作帶有義務的活動，要不然就是與正在進行這些活動的人碰撞在一起。這一個逐步增加的傷亡統計，還必須要加上汽車工業污染、工作所引發的酗酒與藥物上癮所造成的受害者。癌症和心臟病這兩大現代文明病，通常直接或間接地，都是有跡可循、而源於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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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工作將兇殺給制度化了，它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當柬埔寨人消滅著自己，人們認為他們瘋了，但我們又有什麼不同呢？無論多麼含糊，波帕（Pol Pot）政權至少有一個關於平等社會的夢想。我們為了向倖存者兜售麥香堡與卡迪拉克而殺害了（至少）六位數字的人口。我們每年四萬或五萬的公路死亡人數，他們都是受害者，而不是烈士。他們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赴死——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是因為工作而死去。但是，工作並不值得我們為它獻出生命。

對於自由主義者的壞消息：在這生死攸關的脈絡下，對於各項管制的塗抹修補是沒有用的。美國聯邦職業安全健康局（OSHA）的設置目的，就是要監督這個問題的核心部分：職場安全。甚至在雷根和最高法院扼殺它之前，OSHA就是一場鬧劇：在過往而豐厚的（以現在的標準來看）卡特時代的基金水準下，一個工作場所只能預期每隔46年才接待一次從OSHA來訪的督察員。

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不是解決辦法。工作，假如存在的話，它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將比在這裡更加具有危險性。數以千計的俄羅斯工人在建設莫斯科地鐵的過程中死亡或受傷。這些故事一直迴盪到了被掩蓋的蘇聯核災難，它使得密蘇里洲時代灘鎮（Times Beach）的戴奧新撤鎮事件與賓夕維尼亞州的三哩島核災，相較之下倒像是小學校園中的防空演習。在另一方面，目前正在流行的去管制化，卻也無助而可能帶來傷害。尤其是從健康與安全的角度來看，一旦經濟與自由放任主義者的距離越來越靠近，工作所處的困境也就每況愈下。

歷史學家，例如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曾經有力地論述——就像美國內戰之前，支持奴隸制度者的主張——美國北方與歐洲的工廠薪資勞動者的處境，比南方農場墾地的奴隸還糟糕。沒有對官僚與商人之間的關係加以重新安徘，在生產的這件事情上，似乎頗為重要。即使是OSHA那理論上可以執行的模糊標準，若一旦經過嚴肅的實行之後，都可能使經濟陷入停滯。執法者顯然明白這一點，因為他們甚至不去嘗試對大部分的犯罪者進行掃黑制裁。

以上我述的種種，應該不致於引起爭議。許多工人都厭倦了工作。各種數字如：員工的缺席率、流動率、僱員盜竊率都越來越高，而陰謀破壞、未經工會批准的罷工或者群體怠工的事件，也越來越多；其中可能有一些是朝向自覺意識的運動，而不僅是非理性的抗拒工作。然而，在老闆與他們的代理人之間普遍存在、而在工人本身內部之間也很常見的感覺是，工作本身是既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我不同意。當工作在其範圍內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意圖，它伴隨了許多種新的自由活動；現在已經有可能去廢除它，並取代它。取消工作需要從兩個方向去進行：定量的與定性的。在一方面，對於量的部分，我們必須大量地減少正在進行的工作量；目前，大部分的工作是沒有用的、或者是具反效果的，我們根本就應該把它給終止。在另一方面——我覺得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革命性的新起點——我們要保留工作中有用的部分，並將它改造成為一種類似遊戲和手工藝、而各式各樣討人喜歡的消遣；它與其他快樂的娛樂活動將難分軒輊，除了它們碰巧可以產生有用的終端產品，這點當然不應該讓它們變得比較欠乏引誘力。於是，一切關於權力與財產的人為障礙物，就可以被撤除；創造可以變成為休閒；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不用再懼怕彼此。

我不認為大多數的工作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改變；但是大部分的工作並不值得我們嘗試去加以拯救。只有少部分而持續減少的工作片段，提供了獨立在工作體系的防衛與再生、及其政治與法律的附庸之外的有效用途。20年前，保羅和柏希瓦爾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估計，只需當時被從事的工作量的5%——如果準確，這數據如今想必是更低的——就可以滿足我們對於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最低需求。他們的論述雖然只是一個根據經驗的猜測，但其要點是很明確的：大部分的工作，直接或間接地，都是在替商業或社會控制的非生產性目的提供服務。我們立刻就可以解放數以千萬的推銷員、軍人、管理人員、警察、股票經理、神職人員、銀行家、律師、教師、房東地主、保全人員、廣告業者，以及每一個替他們工作的人。這兒將出現一種滾雪球效應，因為每一次當你讓某些重要人物閑蕩著，你也就解放了他的馬屁精與下屬。因此，經濟開始向內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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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四十的勞動力，是白領員工，其中大部分的職位是由史以來最繁瑣而愚蠢的策劃結果。例如保險業、銀行業和房地產業，其整個產業，只不過是由無用的文書批轉作業所構成。當「二級產業」（工業）停滯不前而「初級產業」（農業）幾乎消失的同時，「第三級產業」即服務業卻正在成長；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因為除了那些擁有被工作所確保的權力的人，對其他人而言，工作其實是不必要的；員工正從原本比較有用的職業，轉往相對無用的職業，這是一種確保公共秩序的辦法。正所謂聊勝於無。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你不能因為提前完成了工作，而比較早回家的原因。他們想要你的時間，直到它夠多了而使你成為對他們的人，即使其中大部分的時間對於他們一點用處也沒有。否則為什麼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的降低，不會比在過去五十年來所減少的幾分鐘，多得更多？

接下來，我們可以對於生產工作本身進行剖析。不要再有軍火工業生產、核能電業、垃圾食品、女性衛生除臭劑——以及最重要的，不再有汽車產業可言。偶爾出現些蒸汽汽車（Stanley Steamer）或者福特T型車的，還可能接受；但使得底特律與洛杉磯，這類易發生傳染病的場所，所依賴的汽車色情業，就不用考慮了。如此一來，甚至不用去試，我們已經大致上解決了能源危機、環境危機，和各類其他難解的社會問題。

最後，我們要停止那無疑是最大宗的職業，它伴隨著最長的工時、最低的工資，和一些最單調乏味的任務。我指的是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和子女養育。透過廢除薪資勞動與達成充分失業，我們逐漸破壞了勞動的生理性別分工體系。正如我們所知的，核心家庭，是對於現代薪資勞動所強制施加的勞動分化，而產生的一種必然調適結果。不論我們喜歡與否，由於這些事情已經進行一、兩個世紀之久，它成了經濟理性的行為：由男人負責帶培根豬肉回家；女人完成粗活而在這個無情世界中為他提供一處避風港；兒童被要求前往青年集中營即所謂的「學校」，主要是為了讓他們離開母親的視線之外，卻仍然受到控制，並且順便獲得作為工人所必備的、服從和嚴守時間的規矩習慣。試想你是否願意擺脫父權體制與核心家庭制；它們未支付的「隱性勞動」，就像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 ）所描述的：可能使得工作體系把自身變成必要而不可少的。與此去核心化的策略息息相關的結果是，童年的取消與學校的關閉。在這個國家中將出現比全職工人人數更多的全職學生。我們需要兒童來作為教師，而不是學生；他們對於頑皮革命將會貢獻良多，因為他們比大人更善於玩耍遊戲。成人和兒童仍是不相同的，但透過休戚與共的關係，他們將成為平等的；只有遊戲能夠彌合其間的世代鴻溝。

接著我想說明的部分是，我們甚至有可能透過自動化與電腦化，而對少數延續至今的工作進行大量地削減。一旦廢棄了戰爭研究與舊時規劃以後，所有從中解放出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員，想必將有充裕的時間來設想疇劃，找出方法去根除類似採礦業那種疲勞、單調而又危險的活動。毫無疑問地，他們將會找到其他計畫，以讓自己快樂；他們可能將會成立遍及全球而又全方位的多媒體通訊系統，或是建造太空殖民地。也許吧。我本身並不是對於小玩意兒著迷的怪胎；我不會想要生活在一個充滿各種按鍵的天堂；我不想要有機器人奴隸來做各種事情，我想要自己親手去做。我認為，節省勞動的技術將有會所發展的空間，並且是一種適度而有節制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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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與史前的紀錄並不令人感到鼓舞。隨著生產技術的逐步發展，從狩獵採集到農業、進而到工業；工作漸漸增加的同時，技能與自決權卻減弱了。工業主義的進一步演變，已經更加突顯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謂的「工作的退化」這回事。明智的觀察家們也始終意識到這一點。彌爾（John Stuart Mill ）寫道：「所有曾經為了節省力氣而被發明出來的設計，並沒有節省下任何一分鐘的勞動」；馬克思寫道：「從1830年以來，為了要提供武器給資本家，藉以防備工人階級的起義與造反，僅僅為了這個目的而出現的各種發明，可能就足以寫成一段歷史了。」熱情的科技狂熱者——聖西門（Saint-Simon）、孔德（Comte）、列寧（Lenin）、史金納（BF Skinner）——也總是泰然自若的權力主義者，也就是說：技術官僚。我們應該對於計算機神秘主義者的承諾抱持更高度的懷疑與警覺；他們像狗一樣地工作，一旦他們能夠如願以償，恐怕我們其餘的人也將像他們一樣。但是，如果他們有任何更欣然服從於人類目的、而勝過服從於高科技運作的特殊貢獻，就讓我們洗耳恭聽吧。

我真正期待看到的是工作變成了遊戲。第一個步驟是要摒棄「工作」和「職業」的概念。即使是充滿頑皮內容的活動，也因為它被簡化成為某些特定人士的工作，以致於失去大部份的歡樂成分；而也只有這些特定的人員，被迫去完成該工作其餘的部份。當農民工痛苦地在田裡勞碌耕作，而他們享受冷氣的主人卻每逢週末便回到家中在花園裡悠閒地進行園藝，這不是很奇怪嗎？在一種永恆狂歡的體系之下，我們將見證到業餘美術愛好者的黃金時代，它將讓文藝復興時期相形見絀。不會有再有任何的工作，只會有需要被做的事情，以及去做它們的人。

將工作轉變成遊戲的秘訣，首先，就像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所證明過的，在於安排各種有用的活動，而能充分利用那些不論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其實都喜歡做的各種事情。一旦我們能將各種活動被簡化為工作的過程中、所造成諸多痛苦的不合理與扭曲因素都加以根絕，那麼當人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有可能樂在其中。舉例來說，我本身喜歡從事一些（不是太多）的教學，但我不想要強迫學生，而且我也不想為了終身的教職、去向討人厭的學究們逢迎諂媚。

再者，有些事情，是每個人三不五時都喜歡做的，但不會是太長久、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時間。為了共享與孩童作伴的目的，您可能會享受照顧嬰兒的幾個鐘頭，但這不會是像他們父母所做的那樣長久。與此同時，這些父母深切地由衷感謝你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幫助，但若他們離開子女身邊太久，他們又會變得焦躁不安。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差異，正是讓自由玩樂的生活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許多其他活動的領域，尤其是原始的。因此，當烹飪活動，不是為了替人體添加燃料以備工作，而是在休閒時光中被認真執行的時候，它們往往會帶來許多的歡樂。

第三點，當其他情況沒有改變，有些事情如果是被單獨地進行、或者在不愉快的處境下、或在君皇的命令下，原本是無法令人滿足的；然而一旦這些情況改變了，它們卻可以成為一種享受，至少是持續一陣子。就某種程度來說，這一點可能對所有的工作而言都是千真萬確的。人們為了不浪費自己的各種才智，總是竭盡所能地調整它們，而將最不受歡迎的苦差事，轉變成一種遊戲。吸引某一些人的活動，並不總是吸引所有其他的人；但每個人都可能會有多樣的嗜好，或者至少一種興趣。正如俗語所說的「無論如何，嘗試一次」。

傅立葉擅長於推測如何將異常而有害的嗜好傾向，轉變為文明社會中（post-civilized society）的有用之途，此即他所謂的「和諧」。他認為，如果暴君尼祿在孩提時代，就有機會在屠宰場中工作，而放縱他嗜血的偏好，他日後可能不會變得這麼糟糕。對於喜愛在骯髒污物中打滾作樂的調皮小鬼，可能以「小野獸群」而予以組織化，使他們去打掃馬桶與清理垃圾，並且頒發獎牌給表現優異者。我不打算對於這些明確的個案進行細究，而是想要談些潛在的基本原則，我想它們將可作為一種特點，而使得一場整體革命性的轉變，變得非常容易理解。要緊記在心的是，我們沒有必要將今天的各種工作，直接以此刻我們所發現它的樣貌，來與適當的人選進行撮合配對；其中有些人與事，可能的確需要逆向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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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科技在所有這一切的轉變當中負有什麼任務的話，那麼它對於開拓一種創造/休閒的新境界，將比研發出尚未問世的自動化工作，更具有責任。在某些程度上，我們可能想要朝向手工藝的時代去歸返，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認為這可能是共產主義革命之後一個值得嚮往的結果。藝術，將從趾高氣昂的勢利鬼與收藏家手中被取回，不再是一個為了迎合菁英觀眾口味的專業部門；而它美麗與創造的本質，雖然一度被工作給竊占，但也將重新回到完整的生命之中。被我們展示在博物館中、並且賦歌讚頌的古希臘甕壺器皿，在過去的歲月中是被先人拿來存放橄欖油的，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我懷疑我們的日常器物，在未來是否也會被如此妥善對待；假如有其中任何一件被保留下來。問題的要點在於，在工作的世界中，並沒有進步發展這回事；假如有，它剛好會是相反的。我們對於竊用歷史所能提供的東西，不應該感到遲疑或猶豫；古人並沒有任何損失，而我們卻因此更豐富了。

對於日常生活的重塑再造，意思是要跨越出我們地圖的邊界之外。這確實是比大多數人所覺察到的，帶有更多暗示性的臆測。除了傅立葉和莫里斯——也零星散布在馬克斯作品中的一些線索——還有許多諸如：克魯泡特金、新的（布克欽Murray Bookchin）與舊的（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如帕陶德（Pataud）與波蓋（Pouget）......等人的著作。

古德曼兄弟所寫的《社場》（Communitas）一書，示範性地說明了在假定的功能（目的）之下，將會出現何種後續的類型；此外，一旦你揭開了某些作品令人迷矇的薄紗，也會看到值得尋覓的內容，它們常常出自於對另類的/適當的/中級的/聯歡的科技的預報者，例如舒馬赫（Schumacher）、特別是伊里奇（Illich）。對於廢除工作的主張，以及工人議會中相關規定的簽署，即使情境主義者——尤以范內哲姆（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以及《國際情境主義者文選》為代表——從來沒有做出任何協調使其一致的舉動；但他們的見解，是如此冷酷且清澈明晰的，而足以令人振奮。

儘管任何現存的左派，持續改進著他們的不協調之處，而其信徒們期待成為工作競賽中最終的冠軍；但如果沒有了工作也就不再有工人，而沒有工人，左派人士還有誰可以去組織呢？

於是，廢除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將只能一切依靠他們自己。受限於工作而變得愚蠢的創造力，如果它所受的束縛被解開了，會產生什麼結果，沒有人能說得準。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一旦對於使用價值的生產，以及對於歡樂遊戲活動的消費，兩者變得可以共存；那麼關於自由與必要性之間、使人疲憊的爭議問題，將伴隨著它神學的色彩，在實際上自我化解而消失。

生活將成為一場遊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許多場遊戲，而不是——像它現在的模樣——一場零和賽局。一次最理想的性行為，是關於具有生產力的遊戲的最佳範例：參與者使得彼此的歡樂成為可能，沒有人在計算分數，人人都是贏家。你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在頑皮的生活裡面，性愛中最美好的部份，將擴散至大半的日常生活。普遍化的遊戲，引領著生活朝向性慾化；於是，性愛，可以變得不再是那麼緊迫而絕望的，而是更好玩的。如果我們玩牌的方式正確，我們都可以從生活之中，相較於我們投入其中的，獲得更多的享受；但是只有當我們以永遠要玩樂作為前提。

再也沒有任何人應該工作。

全世界的工人，放鬆下來！

Anarchist Reading List - http://www.zpub.com/notes/aan-read.html

無政府主義者閱讀清單-h ttp://www.zpub.com/notes/aan-read.html

這是一個鮑勃布雷克在1985年短文「廢除工作」的打字版本，原刊於他的選集「廢除工作與其他散文」，由Loompanics Unlimited 出版，位在湯森港口，華盛頓洲 98368 [國際標準書號0-915179-4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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