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对写作者而言，越自由越好

林贤治：对写作者而言，越自由越好 林贤治　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著有《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沉思与反抗》《漂泊者萧红》等。 　　“我乐于接受‘在场主义散文奖’。据我所知，除了这一奖项，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都不曾用某个概念标举其独立的价值取向。我欣赏这种独立性。”学者、散文家林贤治走上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厅舞台，从陈思和手上接过“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一刻，聚焦了所有在场者的目光。11月8日，林贤治凭着2009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选集《旷代的忧伤》，拔得该奖头筹，获颁奖金30万元，成为了国内文学界单项奖最高纪录的获奖者。 　　林贤治一直以批判精神著称，被文学界冠以“民间思想者”的称号。此次他以高票当选大奖得主，也是与这个纯民间的散文奖有关。今年5月初，散文家周闻道发起设立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他认为“在场主义”强调“去蔽、介入、揭示本真”，就是为了改变散文的特征不清的现状，要确立散文的真正价值。 　　该奖评委之一、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表示，林贤治获奖，是大家对这位“被边缘化”的作家的肯定。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具有批判精神和介入性的作品越来越少，林贤治的声音显得更为可贵，值得尊敬，“这个时代的主流舆论太强大了，把这个奖颁给边缘的学者，也是平衡这个时代舆论的一种行为。” 　　在颁奖过程中，另一评委、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则直言，林贤治以领先“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周晓枫一票，获得了头奖，但不代表他是完美的。更直指其“不是以文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文，文体没有创造力，散文的语言没有特别之处”。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有两位教授公开表示不同意孙绍振的看法，发言中强调文学的精神性和批判性。广东批评家郭小东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决定了他的文体形式。他会后说道，林贤治的获奖是“庶民的胜利”。 　　面对批评，林贤治深不以为然，“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但需要具有自由的、进步的政治社会观念，其精神状态也一定是自由的。”对于目前的现代散文状况，他认为，学者将散文分类过细，对散文写作没有好处，给文学编派不同种类，用逻辑严密的定义给这些文类套上紧身衣，“殊不知，自由观念永远大于文体观念。对写作者而言，越自由越好。”在奔波了一整天后，林贤治接受南都记者的采访，他略显疲态，但丝毫不影响激昂的表达，批判之声时而迸发。“一个写作者，不会因为外部力量的压制和诱惑，而失去自己的声音。” 　　获得大奖后，谈及奖金的使用。据透露，林贤治的奖金将用于购置房子。喜爱阅读的林贤治，家中藏书颇多，却苦于无处安放。自己一直没有一个书房，在三房两厅的家里，书堆得满地都是。“现在就停留在温饱的状态。目前，青菜都要八元一斤，还不知道添置一个书房的梦想能不能实现。”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道。 　　“在场首先是政治身份的感受” 　　南都：当时是怎么参与进这个奖的，得奖后有什么感受？ 　　林贤治：开始我不知道。前不久，一个《文学报》的记者在电话里说要采访我，说我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我听了不相信，还要她去重新核实。她过了好一会，才笑着说：“是啊，一个星期前结果就出来了。”据说他们在华文世界里最初选出140多部作品，然后从中选出10部给终审评委，由他们各自投票选出。这些都是事后看《文学报》才知道的。 　　南都：你是怎么看待“在场主义”这个概念？ 　　林贤治：作为写作者，我平时不太注意文坛的各种评论和争论，包括“在场主义”。我在答谢辞中说了，所以认同，是因为“在场”这个多少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外来语词，它所意含的现实性、个人性和介入性，与我一贯崇尚的文学观念颇为一致。我不喜欢加上“主义”，当然，纯然把它理解为一种主张，一种确信也未尝不可。 　　“在场”意味着写作者对作为存在者自身的境遇，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换言之，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命运具有实质性的了解和认识。在我眼里，最重要的是政治身份的感受。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包括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和责任的履践，都是“在场”的写作者所不能回避的。其中，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反人类、反人权、反人道的灾难性的现象，是“在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目标。 　　南都：孙绍振在颁奖的时候，评价你的作品“不是以文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文”，对于这种说法，你是怎么看待的？ 　　林贤治：孙绍振先生是用艺术至上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他认为我的文字不符合他的艺术观。眀褒实贬。我不在乎外面的人对我个人或对我的文字的批评。我从不考虑。作品一经发表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产品，受欢迎，受冷落，受攻击，这都很正常，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我的东西，说单调也单调。几十年写来写去都是“自由”二字。因为我感觉到我没有，所以我才渴望，才写，拼命写。 　　南都：你认为一个好的作家，最重要的是具备什么？ 　　林贤治：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但需要具有自由的、进步的政治社会观念，其精神状态也一定是自由的。就是说，尽管他生活在不自由的境地，他的心，仍然渴望飞翔，渴望自由地叫啸。是否获得这种自由的精神，我认为对一个写作者是重要的。 　　南都：你一直这样坚守这个信念吗？ 　　林贤治：是的。自由就是我尚未愈合的伤口。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疼痛，相当于暂时用手捂住伤口，其实疼痛仍然存在，只是好受一点罢了。该怎么进一步改革下去，我认为每个中人都得好好思考，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做一个基本判断。写作者不作这个判断，我认为，写作将失去方向。作家，不能没有批判意识，批判是一种观察眼光，有没有这种眼光，结果是不一样的。不但要有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政治社会，也得有日常生活批判，这样，哪怕就写柴米油盐，也都大不一样了。 　　“我肯定选民间的奖项” 　　南都：你怎么看待官方的奖项和民间的奖项？ 　　林贤治：不能说我很鄙视官方的奖项，但我会尽可能地与其分开。如果官方的奖项与民间的奖项给我选择，我肯定选民间的奖项。当然，总体上来说，文学立奖，大多数是弊大于利，尤其是中国目前设立的奖项。 　　无论怎样，一个人，总不能以自己个人的进退、安危作为对世界判断的标准。世界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打个比方，我得了这个奖，经济状况略有改善，但并不等于我的言说环境就有了改善。不是！我非常平静地看待获奖这件事。自然，我无须掩饰一笔可观的奖金带给我的快意。 　　南都：为什么？ 　　林贤治：奖，就是设立一个样板，摆在那里引诱大家仿制，先不说这个奖的评选机构质量如何，程序是否公正，这个奖是否代表文学的最高水准。 　　南都：你的意思是说散文不能用标准来确立？ 　　林贤治：不只是散文，任何文学奖，真正评得好的、有质量的奖，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的。这个质量是指作品本身。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议论“羊羔体”得奖，难道以前的“牛犊体”就好吗？车延高只是在这次评奖中，非常不幸地被网民发现而已，实际上，评选获奖作品的种种弊端可以说一开始就出现了。“羊羔体”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与其攻击车延高，倒不如攻击这个评审本身，机构本身，这个奖存在本身。现在大家一窝蜂攻击羊羔体，算什么呢？ 　　南都：你对好作品的定义里，除了自由外，很强调“悲剧感”这个字眼？ 　　林贤治：我个人认为悲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也是美的最高形态。 　　南都：你是乐观的人？ 　　林贤治：我是独生子，是一个生命脆弱的人，情感方面特别脆弱。 　　南都：为什么多年都坚持着散文的创作，而不是别的题材？ 　　林贤治：散文这种文体比较自由，更适合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写评论也是散文笔调。至于说到写评论，那是迫不得已；大家都不说，只好自己跳出来说，大约受了某种道义感的蛊惑吧？ 　　南都：能否详细谈谈对现在散文写作的看法？ 　　林贤治：从目前已发表的散文看，大家还是走老路，不敢标新立异，也没有标新立异的能力。在这里，一，要有解放的个性，也就是说要获得自由写作的状态；二是思想、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要有足够的写作资源。除了写作者自身的“素质”问题外，当然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出版体制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散文作者的视野要扩大，要有“主人性格”，其他是次要的。 　　南都：《旷代的忧伤》收录了你的39篇随笔，记述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时，你也撰文批评了当今很多名人，比如巴金。你是否觉得你很偏激？ 　　林贤治：文学是一种精神创造物，带有我个人的喜恶，极端就叫偏激，我还认为我偏激得不够呢。像李慎之，没有人批评他，我就对他有过两次批评。他去世后，我写了纪念文章。必须肯定他一生，尤其晚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是，他后来对革命的否定，对鲁迅的否定是错误的。再如巴金，作为一名老作家，他对于“文革”的反思以及自我批判，是值得肯定的。可对“文革”的回顾、思考，思想深度，我认为并不深入，很少碰产生“文革”的根子。与其说我批评巴金，不如说是批评我们，包括我自己。我 说 他 是 三 年 级 小 学生，我们都是文盲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素质和思想质量不高，不宜制造神话，特别是在今天。 　　南都：之前你曾说过有本书至今未能出版，是什么情况？ 　　林贤治：未出版的书是有关文学史方面的论著。据朋友周实说，审读员对这部书稿有一个结论是“十年以后才能出版”。至今为止，时间过去六年而已，还可以等。 　　南都：作为一个编辑，目前文学出版的情况是怎样的？目前中国鲜能产生好的作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林贤治：去年底，就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问题，我曾经公开发表过意见，认为是“处于前所未有的低度”。至于原因，旧作如《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近作如《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都有分析，有兴趣可以看看，这里不重复了。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