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

第一节 敦煌学的基本概念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介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绵亙着一条由东南延向西北的长达千余公里形似走廊的地带，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条走廊由于其较之北部沙漠、南部高原优越得多的自然和通行条件，遂成为连接我国中东部腹地与西北地区的天然通道。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河西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镶嵌着一块如翡翠般的绿洲，这即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敦煌虽然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但格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她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她是著名的古丝绸路上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她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她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她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她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碛道等多条道路。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书文物的出土，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学遂应运而生。历经百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敦煌学有何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什么能受到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关注？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围如何？敦煌学对于我们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又有何重要作用？这些都将是本书所要论说的内容。 二、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学的发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发现为嚆失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的鸣沙山东麓。这里干燥少雨，风大沙多，流沙常常会堆积在底层洞窟的洞口和甬道，如不及时清理甚至整个洞门都会被积沙封埋起来。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忽然发现甬道北壁后面似乎是空的。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北壁土坯拆开，结果奇迹出现了：该墙后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小窟，里面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个白布包里都裹满了古代文书，并有不少佛帙绣像和其他文物。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4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三、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尽管于20世纪初即已发端，然而“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陈寅恪先生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敦煌学”的名字，并且指出了敦煌学为20世纪学术的新潮流，预言了其迅猛发展的趋势，可谓极具慧眼。 四、有关“敦煌学”概念的讨论 从上述陈寅恪的序言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画、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简牍的大量发现和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敦煌学”的概念遂得以扩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老一辈著名敦煌学者姜亮夫和周一良的观点。 姜亮夫1983年发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他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姜先生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一文（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4期）中更具体地说：“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从属品。”姜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周一良1984年为王重民所著《敦煌遗书论文集》一书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翌年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一文（《文史知识》1985年10期）中云：“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到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由于敦煌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具有共同性（同为文书、石窟等）、研究的时段具有一致性，研究方法又有近似性等方面原因，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各个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交融、渗透，相互促进，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之大家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事实上，在整个学科体系的分类框架中，“敦煌学”的位置并不好摆，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显然这是不够科学的，是无法涵盖敦煌学的广阔内涵的，但也可能是一种不得以的作法。 五、敦煌学的定义及其基本研究领域 那么，如何对敦煌学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呢？我们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这个定义有以下方面要点： 1、敦煌遗书，除包括1900年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5万余件文书外，还包括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文书（完整写本66件、碎片32块）、其它零星发现（如1965年秋发掘122窟窟前遗址时出土《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领物残帐》等）以及1988年以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批文书。 2、敦煌艺术，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绢画、纸本画、书法、石窟建筑等艺术品外，还涵盖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 3、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边一带（古瓜沙地区）保存的长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关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众多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4、敦煌简牍，早自20世纪初敦煌就陆续发现简牍。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1913-1915年第2、第3次中亚“考察”时，就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分别掘得汉简708枚、84枚。此后1920年周炳南、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以至1986-1988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采到过汉简。上述前后7次在敦煌境内共发现汉简2000余枚。此外在敦煌周围的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如安西、玉门等地亦有简牍出土。尤为令人振奋的是，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全面清理发掘中，发现简牍多达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7000余枚，同时还发现帛书10件。敦煌简牍的数量约占全国所出汉简总数的一半！敦煌简牍是敦煌学的又一笔巨量的价值无尽的宝藏和财富，它们的新发现把对敦煌出土的古文献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遗书上溯至西汉，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使其大大丰富和扩展，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亦由此得以延伸。 曾有学者认为，敦煌简牍的研究不属于敦煌学，而应属于简牍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敦煌学与简牍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领域，但就对于敦煌简牍（还应包括其周围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的简牍）的研究来说，它既属于简牍学，又毫无疑问地属于敦煌学。敦煌简牍是这两门学科的共有对象。众所周知，敦煌学本身即是以地名命名的学科，既然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敦煌保存的石窟、敦煌一带遗存的古城址、古遗址等都属于敦煌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是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简牍，又为何不属于敦煌学的范畴呢！ 以上4方面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敦煌学的领域还不限于这4方面，但主要是这4个方面。他如敦煌一带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文物的修复保护、敦煌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等，亦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