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卡尔：钻“孔”子

——伟大的先贤及其不太伟大的“新形象” 　　孔夫子大力倡导自尊的美德，而这恰恰是于丹的著作和胡玫的电影里所没有的。她俩都自称忠于孔子思想，但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却显然是不安。 　　[美]克里斯蒂安·卡尔 　　《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著 　　中华书局 　　2006年11月第一版 　　157页，20.00元 　　咱美国也有大哲人。我现在就想着那么一位。他的作品浅显上口，却能将尊重人权的复杂议题贯彻始终。他常能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用意义深刻的寓言故事来表现独裁者的罪恶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他的早期作品被视为极端激进。不过，读者们渐渐被他的热情和平易近人打动。诚如他所说：“有时，问题很复杂，答案却很简单。”难怪追捧者视其为美国文化的精髓。 　　今天你便是你， 　　比真实更真实。 　　这世上没有人， 　　能比你更加你。 　　除了我们美国人，谁还能写出这样的话来颂扬自我的至高无上？再看看下面这段哲言，讲的是支撑我们存在的和谐本质： 　　行事得要看准， 　　机敏而且谨慎。 　　另须谨记生活， 　　正为斡旋调和。 　　他万世流芳，无人企及。当然，他正是苏斯博士（Dr. Seuss，在美国家喻户晓且“老少通吃”的儿童文学家，其作品词汇简单、琅琅上口、充满童真、积极向上）。 　　 　　这位令人敬仰的《绿色鸡蛋和火腿》的作者，总是在我阅读《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频频浮现在脑海。我无意冒犯。我敬佩苏斯博士，更敬仰夫子。可我必须承认，将两者混为一谈让我反感。不过，大批迹象显示，于女士倒是没事人一样。她如此专注于拯救孔夫子，反驳说其已老掉牙的控诉。她甚至不惜笔墨证明：“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仰望他。”她还写道：“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她进而告诉我们说：“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她启示我们不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她让我们明白“该放下时且放下”。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于氏更运用寓意颇深的故事来进一步阐述自己对偶像的理解：一个佛教寓言、一个“西方寓言”、一个“对生活很不满的人的故事”、一个关于“三只小田鼠”的“有意思的小故事”（顺便提一句，最后那个故事在结构上很像美国某位伟大儿童书籍作家的一篇作品）。此类辅助教学内容所占的篇幅丝毫不亚于对孔夫子思想的直接描述。 　　她正尽力将古老智慧注入现世生活，并且显然没觉得亏欠了谁。她欠了谁？显而易见，她的书满足了某种需求，销量突破数百万册——这也许正是她盘算的。“《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在该书的开篇，于氏便解释道，《论语》（一旦正确理解）具有一眼“温泉”的疗伤效果。实在可惜，她怎么没想到用香熏的比喻呢？正像所有飞黄腾达的“新世纪”类书籍（新世纪: New Age。是包括书籍、音乐、温泉、香薰等一整套“疗伤”型现代生活方式的消费）的作者，她的目标即在于解脱那些被现代社会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 　　贯穿这类书籍的中心思想在于：存在本身并不难，也没什么可担忧的。于丹就这么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遭遇重大危机，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中寻找症结。天啊，与时俱进吧！她这样敦促我们。这正是精神追求的现世疗法，同时又避免了道德规则、责任或圣贤的繁文缛节。好吧，我只能认了。虽然孔子显然是相信“天”的，他却没明说。 　　 　　于氏有另一个“重释”圣贤的、更有力的动机——“中国”这个词贯穿了整本书。“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我大概不需要注明这个被孜孜不倦地引用的“和谐社会”的出处了。老天可是禁止大家自作主张的，那就有请孔老夫子吧。老先生的思想，一旦从其原本的背景里抽离出来，有着不可思议的弹性和无可厚非的中国烙印。因此，一切都理所当然：宣扬（部分）他所教授的内容，向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分发小册子解释他（被精心编排）的思想。 　　你大概不需要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士学位，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于氏著作大受草根欢迎后，她很快就被请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档黄金时间节目。正如于氏在书中某处即兴地写道：“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你或许会纳闷：这也算信仰？那可不么。 　　这还勉强算得上是对孔子思想的某种解读——他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当时现代民主尚未萌芽，除了君主制外，唯一的选择便是无政府主义和死路一条。但于氏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其他方面几乎充耳不闻。举个例子，我不记得在《〈论语〉心得》里读到“天命”这个词。想来，她大概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不该相信所谓的“天”。但也有这个可能：孔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违背道德，其“天命”即可被颠覆，这点让于氏心有戚戚。她对“苛政猛于虎”的警诫只字不提。黑啊，实在是黑。 　　她也没在古代礼节、社会等级的不可逾越、孝敬的重要性等等上花什么工夫。这些条目都在她孜孜不倦地筛选孔夫子的思想时，被疏漏了（她会不会是怀疑这些条目对现代读者没什么意义？比起守孝三年，他们很可能更关心怎么保住饭碗，怎么应付房贷）。但这一架构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若没有它，其整套伦理思想便失去了重心，而一条条原则也就脱离开去，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不过被捣成一团哲学的浆糊而已。 　　于氏的孔子好比没有了真主的伊斯兰教，没有了十字架的耶稣，没有了斧子的鲁班一样。不过，当你明白她并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探索而挪用中国辉煌的过去，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倒也自成一体。她要的是惬意和慰藉，急着将她的读者（和孔夫子）从现实生活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现实大概是导演胡玫在拍摄电影《孔子》时最少顾及的问题。该片为全国最大的国有电影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出品。他们舍得花钱。奢华的场景充斥银幕，电脑制作的场面绚烂夺目，周润发搞了部大胡子。整部电影很令人惊叹，有时甚至还挺美。不过，即使是最美的场景也被赵季平那喧宾夺主的配乐给破坏了，无一幸免。你可以听得出这位老兄真是热血沸腾。顺便说一句，这太符合这部令人匪夷所思的电影的基调了。 　　虽然这部电影是在歌颂孔夫子，但结果却把这位圣贤贬为大家司空见惯的功夫高手，而且也没提供任何通常都或多或少会有的交代。孔子出场时就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辅佐鲁定公，正处在事业巅峰。打一开始，他就有个完整的形象，但这个人物却从此丝毫也没有发展，除了变得比开头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他有一帮学徒，好像都很爱戴他。但为什么呢？我们只能瞎猜：他有正义感，将一个农民的小孩从残酷的殉葬中解救出来；他喜欢跟大伙儿一起喝某种古怪的酒。剧本蜻蜓点水地在一些地方暗示了孔子被视为古怪的人。他很怪异地执著于古代的礼节。看着他全神贯注地磕头行大礼，大臣们有的退缩、有的窃笑。可是，孔子思想对当时主流思想的挑战却完全没有被表现出来。 　　电影一早做了暗示，当我们发现这位迷雾一样的学者居然很懂兵法时，应该大吃一惊。他在射箭比赛中的表现，就让对手很惊异。他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这位老谋深算的学者还以机智战胜敌国，捍卫鲁国的地位。然而，当电影踉跄着从一个毫无缘由的情节到另一个毫无理由的情节时，我们只觉头晕目眩。当孔子眼睁睁看着人们在战争中牺牲，他脸上闪过一丝厌恶。被当庭罢官时，他就会像撒切尔夫人当年被解除高职一样，悄悄地回到自己当地的议会，以普通官员的身份继续默默为保守党效力。 　　哟，不好意思，我搞错了。这可不是胡导电影里的情节。电影里的孔夫子——那个宣扬平静、尊重和自律的人——抽起了风，发了一顿脾气后便离家出走。这实在太不符合电影先前呈现的那个游刃有余的高官了。这么说吧，他倒更像是思想怪异的托尔斯泰，抑或年轻的释迦牟尼。不过，就后者而言，神话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未来的佛祖是因为其对离苦之道之沉思而不得，才出了家。相反的，在《孔子》里，周润发却好像一个昔日的银幕枭雄，拿着合同跟剧组大干一架后，灰溜溜地回到化妆室。当他的弟子接二连三地出现，央求着要随师傅而行，这种怀疑有增无减（注意：在此出现的是徒弟，而不是妻儿——他们已和我们永别）。实在是太神秘了，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戏里甚至还有一段上气不接下气的爱情故事。出于某种原因，孔子受邀拜见卫国国君美丽的妻子——南子（周迅饰）。身为男人，他当然难以不为红颜动容。他们互视着，眼里闪烁着光芒。连他的胡子都颤抖起来。他的额头渗出汗来。不过，这一开始就摆明了是无疾而终的。孔夫子磕着头退了出去，就完事了。你几乎可以听到背景里剧组成员争执不下：一帮人吵着要以浪漫情节来增加票房，而另一帮人，则捍卫所谓的高尚境界。 　　而与此同时，孔夫子对待女性的真实态度却完全被忽略。他其实并不愿接近女人。他希望她们明白自己的位置：“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果能把这些搬上银幕，那就是冒时代之大不韪，引领我们以孔子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先哲，而不是接受一个消过毒的现代版孔子（大卫·里恩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里就做到了这点。在这部史诗电影中，女性只占用了短短十五秒的胶片。这合情合理——女人在贝督因社会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国军队不被重视）。可在这里呢，我们却深陷泥沼，看不懂啊。 　　我敢打赌，胡导担心在这点上多费工夫会流露出孔子思想中迂腐的部分。当今中国正急切地向全世界展示其务实、现代的风貌，要表现这些思想，分明就是在唱对台戏。通过《孔子》宣扬中国传统美德的动机在电影的结尾彰显无遗：好像是为了补偿电影的拙劣，银屏上冒出一段话，自认恰到好处地肯定孔子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国思想家，而且他对全世界的人们都有贡献。电影里的很多场景也都有类似的暗示。其中有个场景是一个徒弟在人仰马翻后，为了在冰封的湖里抢回大量书册而最终牺牲。你会觉得有人在扯你的衣袖：看见了吧？明白了吗？除了在中国，哪里还有人会为救书光荣牺牲的？ 　　 　　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让那些倒霉的外国人来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吧。清华大学研究孔子思想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就提出了一个虽不时尚却很恰当的建议。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关于《孔子》的访谈节目中，贝教授说：编导可以摈弃旁枝末节，集中精力在师徒关系上。毕竟孔子思想的传授都体现在其与子弟的对话中。贝教授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大概是觉得这种方式可以使电影免受好莱坞的侵害。这可是场无可避免的大战。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关于《孔子》和票房奇迹《阿凡达》是如何在中国的电影院里浴血奋战的故事。而后者即便别无是处，也至少实实在在地让大家看到大屏幕作品怎样生动地表现神话。在这个访谈节目中，当主播问到中国应该怎样打造自己的《阿凡达》时，可以看得出贝教授在叹息。 　　孔夫子应该也不会有异议——毕竟，他大力倡导自尊的美德。而这恰恰是于丹的著作和胡玫的电影里所没有的。她俩都自称忠于孔子思想，但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却显然是不安。现代中国产生了一批思路清晰的文学作品和一些非常出色的电影，但这两部作品决不在列。胡导完全可以向我们呈现一部有关孔夫子生平的电影，来表现他对那个王纲解纽的时代展开的道德批判和重建。结果呢，她搞了个绣花枕头一样的孔夫子，在一团数码迷雾里与老子对话。于氏就更让人头疼了。西方的“新世纪”派开发出一个产业，专门抽干速冻非西方的宗教，以便毫无鉴赏力的现代人囫囵吞枣。于氏的书恰似如此，且是我所见过的西方以外世界的第一例。 　　我猜你也许会说这何尝不是种进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在书的结尾处，于氏甚至援引了毛泽东。看来她不太清楚这位国家领袖曾经发动过一场清算孔子思想的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坏了大量儒家文献，整治了一批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不论他们实际上是不是）。毫无疑问，今天,飞速现代化的中国正急切需要新的价值和哲学思想。能否请真正的夫子站出来？ ■ 　　 　　（本文原以英文载于香港《瞄》杂志2010年三月期。翻译：语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