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小鱼

(很多年前在读者上看过的一篇文章，情节记得很深但不记得标题，只记得母亲炸的那种小鱼，“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后我百度了这句话，真找到了，严歌苓的小说)

母亲与小鱼

那时这世界上还没有我，但已有那个人。那时十八岁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那个人。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据说那个人常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她就真嫁给了他。

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开始拉“哆、咪”。她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后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父亲的薪水没了。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涨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好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的说。带信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些，她心里的丈夫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是嗅嗅、看看，咽下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想不到这种猫食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许多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从北京寄来的信。他对我说：“是写给咱俩的，他要和妈妈离婚。”他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到我们大起来，好有写这封信的一天。我们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妈妈读完信，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她看看我们兄妹，看出我们决不会帮她死乞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

父亲从此没回家。

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去探你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说“叫她别弄了！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还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小鱼。

朦胧中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找到父亲住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无处追踪。我对妈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呆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想，让自己让所有的邻居、朋友都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部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它该是个最痛的提醒。抑或，她有意将它遗失在那个角落。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有一堆小鱼。我不阻止她，欣赏着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鳞，再以小刀一剜，去掉内脏。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样的“吱呀”。她说：“再有场劳改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叫的是谁啊。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