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闯进公共视野的“莽汉”。

《三联生活周刊》602期 记者 苌苌 去年底，陈升开演唱会的时候，请左小祖咒做他的嘉宾。在台上介绍他时，陈升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左小祖咒，他在一个有框架的社会，写出了无框架的歌曲。”在文艺上，左小祖咒也呈现出一种无框架的状态。音乐使他成名，但他也跨足其他文艺领域。当年比他更为高瞻远瞩的摇滚乐圈的战友如今很多已销声匿迹；而当年蹭他的打口带听的搞艺术的朋友，如今成了家大业大的艺术名人。不乏两者精神特质和后者策略的左小祖咒，在今年呈现出全面的绽放姿态。而他却说自己是“以莽汉的身子骨闯进公共视野”。 左小祖咒刚刚出了他的第二本书《忧伤的老板》，他将其称之为“解释自己的把戏”。他的第一本书《狂犬吠墓》，是一本带有实验色彩的小说，有现实的根底，但是荒诞到无法用记叙文陈述，他的教育履历停留在初中水平，反倒在表达上很无畏。左小祖咒服过役，卖过打口带，他唱歌成名，但相比音乐圈的朋友，他似乎和艺术圈的朋友过从更密。他与前者建立相对机械性的合作，但从后者中间汲取精神养料。 中国摇滚是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影响了特定的人群，如今很多人进入人生的黄金年龄，成为文艺、商业领域的中坚，可以在8月末花上千元买“怒放英雄”的演唱会的场地票，过一个怀旧的晚上，又回到为稻粱谋的生活。左小祖咒在这个圈子里晃悠了20年。20年，我们知道了很多人，也遗忘了很多人。“回想起来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有些变化让人觉得悲哀，形式却很滑稽。”左小祖咒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初和他一起开始音乐梦想的人，很多来势凶猛，但到现在很多人都失去了创作的热情。而左小祖咒的专辑仍然一张接一张地出来，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你们爱听不听的姿态，反倒是在今年数个文化奖项接踵而来。 电话打给左小祖咒的时候，他正在顾长卫那里，为其新片《魔术师外传》做电影配乐。顾长卫问手下年轻的编剧们选谁的音乐好，他们向他推荐了左小祖咒，说左小祖咒的歌词独树一帜。左小祖咒的人生主轴仍然是个音乐人，迄今一共出过9张专辑。而这些唱片封面很多用是他的朋友的当代艺术作品，还有他自己做的装置摄影。像《大事》封面上，那头站在桃花树下的驴子。他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滚石》杂志采访他时给他拍的大片，他当时和杂志谈判要到了照片的版权，在这张照片上，他化身成警察、妓女、护士等等，极富表现力，又成为他手头的一件艺术商品。 很多人相信，只有用荒诞的态度才能玩好这场游戏，但观察左小祖咒，觉得他只是“貌似荒诞”。90年代，左小祖咒在接受香港报刊的采访时，说过“中国真正的摇滚乐从我开始”。自己说这样的话会令人侧目，在当年人们都懒得反驳。当时年轻人的偶像是在“怒放英雄”演唱会上唱着老歌的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没有左小祖咒什么事儿。事实上有很多年，左小诅咒在摇滚圈都是半红不紫的边缘状态。乐评人颜峻将左小祖咒的NO乐队和舌头乐队、苍蝇乐队等命名为“地下四大天王”。当时的主流摇滚乐都处在半地下的状态，“地下的地下”那是什么玩意儿？“当时很多人都还在可能性里做事情，而他却在不可能上下工夫。”颜峻对本刊记者说。 在很多年里，他是个被自己怪里怪气的音乐埋没了的音乐人。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终于看清（超过听清）他唱的是什么的时候，事态才变得不同。 左小祖咒出生在江苏建湖，1993年他来到北京，住在朝阳公园一带，那片地方在当代艺术史上有另外一个名字“东村”。左小祖咒被在卖打口带时认识的艺术家朋友张洹拉来这里，成为“东村”一员。“我那时很强势，说话大家都怕。”不过这事的重点是，他没有在寂寞的时候去打别人的呼机，而是打给了那个对他说“我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的搞艺术的朋友。实际上，左小祖咒这些年一直顺着自己的求知结构去结交朋友，一点一滴地接受这些朋友的影响，在生活中完成了自我教育。 与郝舫、孙孟晋等乐评人的认识也是这样，他们后来在左小祖咒的音乐之路上给了他很多指点。郝舫是最了解他的朋友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到他的方舟书店去买书，根本不像读书人的样子，却买冷僻的哲学著作和卡夫卡的小说，郝舫笑道：“我怀疑他真的会看吗？”其实，左小祖咒在《忧伤的老板》中提到了他读卡夫卡的体会，更多像是一个对自己充满疑惑的青年，在自我成长的渴望中，看到的都是可以安慰自己需要的角度。就像他说他听到大门乐队的《音乐》，觉得自己也能搞音乐，大门乐队的“粉丝”一定会大感惊讶的。 也是在东村，左小祖咒和他的搞艺术的朋友们缔造了一个美学纲领：“谁要是画画谁就是傻X，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不过，和美院毕业的朋友有一点不同，早期的左小祖咒在音乐美学上的选择——“噪音”，可能更多是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掩饰不足、独辟蹊径的方法论。最初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叫“祖咒”，他的朋友艾未未给前面加上了“左小”二字，像“化骨绵掌”一般解构了他妄图透露出的沉重气息。现在的他是朋友眼中的“左小”，歌迷口中的“左老板”，就好像他天生很“左”似的。 他早期的现场演出，把人烦得朝舞台上扔酒瓶的时刻也有过。但是在歌词上，左小祖咒已经流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他的创作思路和摇滚乐青春才子式的发泄有所不同，更接近现代艺术的构成模式，不在乎这个领域的主流审美观，概念化，可持续发展，并且和现实特别贴近。从第一张唱片构建，在第二张以及之后的唱片里延续，他刻画了一个家族，从得到勋章的爷爷，到失去了价值寄托的充满挫折感的孙子……后来成为左小祖咒歌曲中代表人物的“阿丝玛”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中就出现了，在《走失的主人》中，像醉狗一般的情人问阿丝玛，你可以带我去游泳吗，到了2005年的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中，左小祖咒讲了关于阿丝玛的一个完整而晦暗的故事。阿丝玛带着情人和儿子走在塔克拉玛干，最后阿丝玛孤身一人走在沙漠中，嘴角流着情人的血迹。这首歌曲名字叫《恩惠》。“我们离大漠有多远，阿丝玛的苦难和给我们的恩惠就有多深。”左小祖咒说。现在，在一些社会新闻里我们经常能看到阿丝玛的影子。 但在他早期的音乐模式下，他的歌曲难以流传。里程碑式的变化发生在2005年，当年他发行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他花了两年准备的专辑。其中有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在歌词写作上，左小祖咒摒弃了晦涩和神神叨叨的词，歌词写得更人性化，也更诗意；第二他回到了旋律和安静的配器，并且坚持了对录音质量的要求；第三是他绝地反攻式的发行策略。 “一个人应该能经得起误会的，能够忍受暂时的孤独。不管你性欲多么旺盛，那天晚上你不能乱搞的。”左小祖咒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发行方式本身在当年就制造了新闻。2005年，正是唱片工业遭到新一轮科技拆台的时候，盗版加上网络下载形成双面夹攻，唱片工业全面下滑，而左小祖咒却在自己的网站上给这张唱片定了150元的高价。“我当时就有把全部筹码押出去赌一把的心理。如果人家不认，我这个乡镇小厂就倒闭了。”“但你心里真的没一点谱吗？”本刊记者逼问他。左小祖咒说：“我当时做了一件事情，让专业人士张晓舟、颜峻、孙孟晋他们来听，但是专业人士讨厌这张唱片。他们认为有失我以前的美学水准，我就判断出来这张唱片是好的。可能年轻人会喜欢这张唱片。” 印了2000张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在刚开始销售没多久就卖掉一半，两年后销售一空，让左小祖咒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拥有足够分量的铁杆“粉丝”的小众歌手。这以后他的创作更加自信，发展也顺理成章。“我不是主流意义上名气很大的歌手，惨绝人寰的事是，盗版都没人买。我在扉页里号召我的乐迷，最好40天之内不要上传到网络。而他们真的做到了，这方面我觉得我走了些运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999年，左小祖咒就请人帮他建立了个人网站。“虽然我那时没什么钱，也不太喜欢这玩意儿，但我知道这玩意太狠了。现在喜欢我的人多了，10年前，无论摇滚青年还是文艺青年都不喜欢我。他们只是知道我，但不听我的音乐。作品不能帮我，媒体也不能帮我。我说的话也不能正确传播出来。最后还是互联网帮了我忙。”左小祖咒说，“事情做成这样都是和勇气有关系的。所有美学上的事情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的，今天的社会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郝舫对本刊记者说：“左小祖咒是很适合在网络化时代生存的音乐人。左小祖咒没看过几本书，他身上本能的力量没有被消化掉，没有被某一个语言叙述系统给清晰化，主谓宾的用法都没有规矩，他用这种语言写小说，大家觉得怪里怪气。但用来写歌词，恰好符合好歌词所需要的元素，似有似无，跳跃，充满玄机，每个人都以为是写给他自己的。” “艺术家是很难真正懂得政治的，我想鲍勃·迪伦也未必懂，但别人听了你的歌，看了你的歌词，会说你写得很政治。其实，我的音乐就是讲怎么致富，什么是友情，怎么去付出行动去干掉别人。但更多是怎么忍受，我有时暴躁，但我会对我的朋友做出忍让。一个不懂得忍受的人，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左小祖咒说，“曾经在东村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很文艺，但那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时的狠劲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想要有大的建树，你必须是一个智者，而智慧是需要人格来支撑。” 或许“莽汉”只是左小祖咒的一个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伪装，他歌中被认为是“我”的主人公的德性和状况其实总是比他本人更糟糕，至今他在与人打交道时仍保存着某种淳朴的气息，有点江湖也讲义气。“我把我的梦做出来，但我的梦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为了后一点，我做了很多努力。我是个艺术家，但我也是个乡镇企业的老板，我首先跟你谈钱。你做这个事情，我给你多少钱合适？我从来不跟他们许诺，‘你跟我干吧，我们将来会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