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眉湖】高彩懿《那棵果树开白花》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郊的一个村庄。村前一条铁路，每天早上、下午、晚上各有一趟火车踩着固定的时间点经过；村后一座山头，日本侵华时曾是一座产黑云母的矿山，现在山上有庄稼、草场、工厂，还有村子里祖祖辈辈的坟墓。内蒙古高原物产丰饶，就连我们这座矮小的山包上，每逢夏秋也能热热闹闹地长出一茬小麦、玉米和土豆。前几年人们还发现山上有一种叫“锁阳”的中药，家家户户都去挖，发了两三年的小财。

四伯院里的那棵果树就是从山上移植来的。小树长了几年就成了材，秀气地挺着树干、顶着几根标致的枝桠。四伯很喜欢它，因为每年夏天它就会结出满树橘红色的果子，味道像杏，又有点像苹果，咬一口唇齿留香。这棵树在院子里的一角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多年，它正对着的一扇窗户，属于奶奶的房间。

奶奶大半辈子都生活在老家，直到2000年左右，我爸妈结了婚、有了我，她才第一次坐上了火车，来到深圳，帮着他们照看孩子。那时她七十多岁，身体还硬朗，还能带我到处闲逛，用她一口山西方言给我讲我不大听得懂的故事。后来，岁月加快了侵蚀她肌理的速度，她开始生病。我记得有一天半夜她的房间突然亮起了昏暗的光，她病倒了。我爸妈特别着急，把她扶上轮椅，连夜送去了医院。然后，她的活动半径从小区方圆好几公里缩小到一栋楼里，再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最后到小小的一张床上。深圳这样的钢铁森林越来越不适合她生活，在她表示了几次落叶归根的意思之后，第二次坐上了火车，回到内蒙古，住进了四伯家窗外有一棵果树的房间。

她是在去年的暮春时候走的。那天是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了，然后听见房间外有压抑的哭声。老家来了电话，说她昨晚睡着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们买了第二天的机票，赶回了那个小村子。这是我第一次在春天回去，就像一次难得的春游。一路上大家都默契地没有说话，出了机场之后汽车载着我们在旷野上笔直的公路上飞驰，趁着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了熟悉的村门口。

奶奶的遗体还停在她的房间里，我们来不及放下行李，就奔向那个小院子去看她。由于尚在春季，还没有到作物最茂盛的时候，所以我的视线没有像平时暑假回去时被一大丛葵花遮挡，一眼就看到了那棵果树。它正在开花，满满一树花压在树冠上，绿色的树叶几乎都要看不见了。花朵白得没有一点杂色，像冬天的雪一样栖在枝头。不过它们比雪轻盈得多，风一吹花瓣就落一地，给小院子铺上一层白色的地毯。

从屋子里走出几个人，是我的姑姑和伯伯们，他们领着我们进屋去看奶奶。奶奶那张一年四季都铺着的厚褥子被换成了一块单薄的金色绸缎，炉子没有生起来，平时浮动在这个房间里的药味、牛奶味、老人体味混合而成的融融暖意都褪了色，取而代之的只有透骨的凉。奶奶保持着睡着时的表情，不知道正做着什么样的梦。

那是我第一次与死亡在如此近的距离对视。奶奶的几个儿子们——也就是我爸和伯伯们，把我们叫去看昨晚赶来做法事的和尚们拍的视频：一群和尚坐在地上喋喋不休地念着，用温度计测量奶奶头顶和脚底的温度，四伯上前抬起她的腿一下下地弯曲，来证明她的关节还像生前一样灵活。最后他们得出了结论——奶奶成了佛，去了西方极乐，不再是普通的凡人了。我在他们的啜泣和感叹声中抽出身来，回到奶奶的房间，把手伸进那一堆冰冷的绸缎，摸了摸她的手。她的皮肤还算柔软，只是那毫无温度的触感，使她摸上去如同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物体。我唤她，她一动不动，于是我确信她是真的走了。死亡是停止，是消失，是一个人再也不会说话、再也不会观察、再也不会思考、再也不会爱。我们憎恶死亡，或许就是在叹惋那些一身情感的鲜活的人突然就堕落成一堆和死蚂蚁差不多的亟待分解的有机物。时间用这种最干脆利落的方式打落我们作为人的高傲和尊严，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自己的主宰。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落了泪。

奶奶的孩子们都是孝子，安顿完我们之后，就张罗着准备葬礼。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身上披一匹粗麻布，用粗糙的麻绳系在腰间，还要戴一顶白布帽子。四伯那一畦菜地上支起了一个灵堂，里面摆上了一口棺材，几个人把奶奶抬出来，让她躺在里面。几个小时后，亲戚们陆续都赶来了，从镇上请来的厨师到了在院子外搭起灶炉，专门吹奏哀乐的乐队架起音响。院子里到处是来来往往的人，如果忽略掉刚到的亲戚的哀哭，那就比过年的时候还要热闹了。等到人们换齐了衣服，裹着一层尘土的太阳已经像个拄着锄头歇息的农民一样站在山头上。司仪穿着灰扑扑的皮夹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碾了碾，让我们按辈分排成列站在灵堂前。“跪！”司仪发了话，我们就都跪下，叩三个头之后，司仪下令说：“哭吧！”，于是所有人都发出了哭声。我爸和伯伯们给亲戚们一遍遍地放那段视频，女人们去厨房帮着做饭，小孩子们暂时没人看，招惹上几条看门狗到处笑着跑着。乐队唱完了几乎全曲都是哭腔的歌，改唱起了广场舞音乐。我抬起头正看到开着花的果树，它正在粗粝的风中轻轻微笑。

仪式要持续七八天，每天都有固定的流程，还要到固定的时间才能结束。每次跪着哭的时候乐队就要开始放音乐，如果时间太短，歌手就去跟司仪商量：“再哭会儿？”。厨师第一天来的时候忙得热火朝天，每一口大锅里的菜都够十几个人吃，这之后就不再做新菜，被热了几轮的土豆丝和肉丸经过几次装盘再回锅的轮回之后，终于在我嘴里转了一圈就被吞了下去。

我记得有一天午后，我骑上一辆电动车，把亲戚们关于要不要分开祭祀爷爷和奶奶以彰显奶奶作为某个菩萨的超人身份的争论声还有歌手、厨子、司仪们刷小视频时的嬉笑声抛在身后，顺着小路钻进了树林和田野里。田间尘土飞扬，有农妇正在劳作，准备着迎接夏收。这片平庸的土壤年复一年地呼吸吐纳，我想起奶奶也曾经站在这里，将一颗颗土豆苗深埋大地。那个手脚勤快的她、在桌前坐一下午为村人看诊的她、日本兵进村时把孩子们塞进大缸里的她，此时正如同一个婴孩躺在小船一样的棺里，她头顶白色的花枝温柔地垂下来，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冗长的仪式到了最后一天，一辆小面包车把她拉上村后的山包。我总算可以脱下那块把我皮肤磨得生疼的麻布，换上来时的衣服，回到了现代社会。我不曾梦见过奶奶，但我时常想起那棵开白花的果树，还有埋在树下的一缕香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