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荀子总结

儒家哲学、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研究重心，特别是对于孔、孟、荀的研究，更可以说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王杰先生的新著《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以早期儒家思想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不使人感到新颖，但是从人学视野，对早期儒家文化重新作出解释，以至重新给予检讨，不能不说作者具有独到的眼光。仔细想来也确实如此。虽然对于什么是人学，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儒家，特别是先秦之孔、孟、荀，其思想主要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其学都可以名之为“人学”，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 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初期，都曾经历过对于神的无上崇拜的阶段，中华民族也是如此。至殷代，神的绝对权威开始出现动摇，“民权”意识开始觉醒。到了周代，神人关系之中，人的地位更进一步增强，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明确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思想。周人之所谓“德”，泛指人的善行，德是联结神与人的纽带和中枢。春秋时期，更出现了“重人事、轻鬼神”、“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作者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详细论证了“人”怎样一步步摆脱神的束缚而走向独立，而越来越引起思想家们高度重视的历程。这既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也是孔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子对天命、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究其实，是为了模糊淡化人们对于天命、鬼神问题的关注，而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人事”方面。孔子于人性也少有论及，其讲得最多的还是人，讲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然而孔子之论人，是通过对于“仁”的论述而体现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孔子之“仁”的仔细辨析，认为孔子所讲的仁，是一种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境界。孔子提出仁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的自觉意识树立一个目标，使人们在人格修养上向着好的方向、向着完善人格的方向努力。在孔子人学思想中，仅次于仁的范畴是“礼”。作者认为，孔子之所谓“礼”，涵盖了从政治制度到个人道德修养，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仁与礼，在孔子思想中是互为表里的。如果说，孔子之人格理想在于实现仁，那么，礼则是孔子理想人格修养的重要手段之一。仁与礼，共同构成了孔子人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这些论述，都是非常之中肯的。 如果说孔子对性与天命有语焉不详之嫌，那么，孟子在这两个方面则说得清楚明白多了。孟子并不否定命，强调应当知命，但孟子更强调“立命”、“正命”，强调 “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强调应当“修身以候之”，也就是说，孟子并不否定自然，但却更强调人为。人性学说更是孟子人学思想的基本点，孟子人学思想的理论大厦就是建构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孟子把人性规定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规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从这一高度出发，孟子认为人性善。孟子人性善的理论是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其根本目的是为人的修身养性确立理论上的根据。所以孟子的人性论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与孔子一般地讲仁、一般地提倡仁不同，孟子更具体地讲“仁政”，大力提倡“仁政”。作者认为，儒家人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孔子提出的“仁”，另一个是孟子提出的“仁政”。这两个基本概念，从内在的道德修养到外在的社会理想目标，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从而为中国未来文化之发展指明了方向。 与孟子不同，荀子以“性恶论”作为自己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如果说，孟子主要发挥了孔子学说中“仁”的部分，那么，荀子则着重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礼”的部分：如果说，孟子人学的重点在于儒家的“内圣之学”，那么，荀子人学的重点则在于儒家的“外王之道”。他们共同构成了儒家的“双峰”。从学术史来讲，荀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使儒家人学思想的实践性大为增强。在天人问题上，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作者认为，荀子之天人论，并不是要将人与天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其目的是为了使人在认清“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达到与客观外界的协调发展，“知天”是为了更好地“用天”。这一结论可以说抓住了荀子天人论的本质。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用外在的道德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性中“恶”的成分，通过“化性起伪”的工夫，使人性得到彻底的改变。荀子于各家思想既有批判，亦有继承，是中国早期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