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恩斯特•贡布里希教授

范景中 恩斯特•贡布里希教授于2001年11月3日在伦敦去世。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代表着十九世纪后期传统美术史意义上的学者了。这不仅是一个人学术的终结，也是一代学术的终结，一个传统的终结，尽管这个传统的一些支脉仍将继续延绵下去。正像十九世纪传统中的伟大学者一样，贡布里希也绝不能用专家称呼，他是一位集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和音乐学等多种学科于一身的大师。因此，当我们看到，在悼念他的队伍中有钢琴家、有建筑家、有艺术家、有哲学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强烈感到，他的去世震动了学术共和国：这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在艺术史领域内，将感到学术生活的苍白，将感到我们有限视觉经验的停滞不前。 从某种意义上说，贡布里希是德语国家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的集大成者，他把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心理学方法提升到一种高超的境界，把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概念锤炼成一种更简洁、更概括的语言，把瓦尔堡的图像学改造为一种更谨慎、更客观的图像阐释学。他的艺术史观则像他的比喻那样，是一部三联画：两翼是象征和秩序，中间是再现。实际上，他提出了一种含融着西方古典学术、德国哲学传统和现在心理学的艺术史观，他用三部杰作《艺术与错觉》、《象征的图像》和《秩序感》阐述他的观念，这些著作连同他的其他著作，几乎论述了艺术史的整个领域，在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成为艺术史研究给人文学科赢得光荣的典范。《艺术与错觉》不但一直是关于视觉艺术的哲学、心理学和批评的讨论的中心，而且还引起科学哲学、文学研究的注意，他代表了艺术史研究标准的新高度。 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在公众中享誉甚巨，有艺术史的圣经之称。但他这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却重问题不重方法，立言说不立门派，毕生都在为捍卫古典价值奋战，这种价值的精髓可以简述为：承认我们的无知，甘愿用理性检验证据，而不顾权威的势力和群众运动的压力。这不仅是一种强调人的谦虚胸怀和坚强意志的公式，也是一种强调人必犯错误的公式。因此他用歌德的格言诗Sind eben alls Menschen gewesen [他们却原来都是人]来拒斥艺术史、观念史乃至一切文化史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尤其反对把自己和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正是他这位犹太人，毫不留情的批评了那种把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视为十分之九是维也纳的犹太人培养和促进的文化的神话。 有时，甚至连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也会受制于类似的有害的神话，这一事实促使他特别警觉德国哲学传统中流行的陈词滥调，即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了驱逐这种阴霾，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这不仅仅是他想用真正的历史方法来取代那种轻易而廉价的循环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常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的各种研究都会产生可能影响许多人生活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努力预见并防止我们的研究结果所造成的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是一种呼声，是一个正义的学者向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呼声。因此，如果我们仅仅重视贡布里希的学术成果对文明作出的贡献，而忘记他人格的伟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他的同情心，他的谦虚感，他那饱含智慧的幽默，他那发自内心的正直，这一切构成了他浩浩胸怀的一些侧面。而他对寻求一个美好社会的信念，也许比他纯粹知识启蒙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他对社会事务的严肃责任感，即使到了耄耋的高龄，也丝毫没有松懈。 我有幸同贡布里希教授有15年的真挚的友谊，我深深意识到，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将使我终身受益。我忘不了在我病重卧床的期间，他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全家的慷慨帮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担心我们无缘相见，特意为我拍摄的一些他和他家庭照片，现在，那成了我家珍贵的藏品。因此，在悼念他的时候，沉痛和感激的双重感情一齐涌来。除去个人的关系不谈，他的去世也令人感到十分悲凉：他在学术共和国所留下的空隙，将是无法填补的。 【本文载于《新美术》2002年第1期，亦见《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纪念贡布里希诞辰一百周年》P169-171】